書(shu) 儀(yi) 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書(shu) 信文化

作者：白謙慎（浙江大學藝術與(yu) 考古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七年歲次丙午四月十三日癸卯

          耶穌2026年5月29日

吳大澂《行書(shu) 手劄》 上海博物館藏

民國年間的僑(qiao) 批、銀信 廣東(dong) 省博物館藏

陸遊《致仲躬侍郎尺牘》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為(wei) 1582年，意大利傳(chuan) 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此後在華生活了近30年，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他對中國的文化風俗有很多有趣的觀察，例如，他發現中國的文人特別喜歡寫(xie) 信，即便是住在同一個(ge) 城市甚至住處很近的朋友，也依賴書(shu) 信交流，而不常見麵談話。300年後的晚清文人日記，也能印證利瑪竇的觀察。我們(men) 讀晚清楊葆光和吳大澂等人的日記，可以獲悉他們(men) 每天都給誰寫(xie) 信，給誰複信，收到了誰的信……往複之頻繁，令人印象深刻。

為(wei) 中國人寫(xie) 信由來已久，《詩經》中就已經有書(shu) 信的記載。在漫長的曆史中，中國人發展出獨特的書(shu) 信文化，其中規範書(shu) 信寫(xie) 作的書(shu) 儀(yi) 格外引人注目。

一

為(wei) 中國是禮儀(yi) 之邦，和寫(xie) 信相關(guan) 的規矩也很多，這在古代的書(shu) 儀(yi) 中多有體(ti) 現。書(shu) 儀(yi) 是指導人們(men) 學習(xi) 寫(xie) 信的文本，提供了模仿和套用的模板。就用途而言，書(shu) 儀(yi) 大致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類是專(zhuan) 門性的，另一類是綜合性的。

為(wei) 提供每個(ge) 月份寫(xie) 信範式的月儀(yi) ，屬於(yu) 專(zhuan) 門性的書(shu) 儀(yi) 。傳(chuan) 世最早的月儀(yi) ，是傳(chuan) 為(wei) 西晉書(shu) 法家索靖書(shu) 寫(xie) 的《月儀(yi) 帖》。20世紀初，在敦煌發現了很多書(shu) 儀(yi) 原件，為(wei) 學者研究古代書(shu) 儀(yi) 提供了豐(feng) 富的文獻資料。我們(men) 不妨從(cong) 唐代的《月儀(yi) 》來了解月儀(yi) 的一些套語。三月的套語為(wei) ：“方今啼鶯轉樹，戲鳥縈林，柳絮驚飄，花飛亂(luan) 影。”這明顯和三月的氣候景象有關(guan) 。六月則為(wei) ：“自從(cong) 分袂，各處遐方。既阻關(guan) 山，音書(shu) 斷絕。”這當然不是說一定到六月份才可以用“自從(cong) 分袂”這幾句，三月同樣可以寫(xie) ，因為(wei) 書(shu) 儀(yi) 提供的套語，本可以靈活運用。但像“炎光漸熱”這些和氣候相關(guan) 的語詞，隻能在特定的季節使用。

為(wei) 一個(ge) 和季節相關(guan) 的現象，是中國人的節日和時令氣節的關(guan) 係特別密切，過節時要送禮，不同季節的各種蔬果特產(chan) 也常是時令禮品。而送禮常要寫(xie) 信。實際上，和送禮相關(guan) 的書(shu) 信是古代尺牘的一大宗。較早的例子便是書(shu) 聖王羲之的《奉橘帖》：“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宋代米芾有《惠柑帖》存世，帖雲(yun) ：“芾皇恐。蒙惠柑，珍感、珍感！長茂者適用水煮起，甜甚，幸便試之。餘(yu) 卜麵謝。不具。芾頓首。司諫台坐。”這些都是因送禮和收禮而寫(xie) 的短劄。更能全麵反映出送禮和書(shu) 信關(guan) 係的是哈佛燕京圖書(shu) 館所藏明代中晚期數百位文人寫(xie) 給徽州文人方用彬的700餘(yu) 通信劄，其中很多都和送禮有關(guan) 。古代書(shu) 儀(yi) 中關(guan) 於(yu) 送禮時要寫(xie) 的書(shu) 信範本不但量多，而且很具體(ti) 。譬如，元代出版的日用類書(shu) 《新編事文類要啟劄青錢》中，送各種不同的水果時怎樣寫(xie) 信，收到水果的人怎樣寫(xie) 回信，都有成例。我們(men) 不妨看看贈送荔枝的附信和答謝信怎樣寫(xie) 。送禮者：“朋舊歸自莆陽，有以側(ce) 生為(wei) 惠，絳囊綠葉，渾如新摘，輒分小合，以為(wei) 從(cong) 者獻。”答謝者：“丹荔極感分貺，剝之凝如水晶，食之如風雪，乃譜中第一品也。何感如之。”

為(wei) 綜合性書(shu) 儀(yi) 涉及的社會(hui) 麵非常廣。正如周一良、趙和平在《唐五代書(shu) 儀(yi) 研究》一書(shu) 中所指出的，唐代的凶吉書(shu) 儀(yi) “幾乎涉及唐代士庶社會(hui) 生活的各個(ge) 方麵……簡直可以說是唐代士大夫的生活指南，抑或行動準則”。這種綜合性的書(shu) 儀(yi) 日後就逐漸發展成為(wei) 涉及生活各方麵、指導人們(men) 日常實踐的工具書(shu) ——日用類書(shu) ，人們(men) 有時仍然將這種日用類書(shu) 稱為(wei) 書(shu) 儀(yi) 。這裏有兩(liang) 點值得思考：其一，為(wei) 什麽(me) 書(shu) 儀(yi) 能夠演變為(wei) 日用類書(shu) ？其二，為(wei) 什麽(me) 有些日用類書(shu) 仍然稱書(shu) 儀(yi) ？在各種形式的書(shu) 寫(xie) 中，書(shu) 信和社會(hui) 各階層、生活各方麵都有密切的關(guan) 係，適用範圍最廣，所以由教人寫(xie) 信的書(shu) 儀(yi) 而不是其他的文體(ti) ，發展為(wei) 日用類書(shu) ，是極其自然的事。而一些日用類書(shu) 之所以使用和書(shu) 儀(yi) 相關(guan) 的書(shu) 名，除了點明其淵源所自，也說明書(shu) 儀(yi) 依然是日用類書(shu) 極為(wei) 重要的組成部分。

二

為(wei) 書(shu) 儀(yi) 提供書(shu) 信的模板和例句，不僅(jin) 僅(jin) 是要教人寫(xie) 信的程序和辭章，更重要的是要以此來規範人們(men) 的行為(wei) 方式。通信起碼涉及寫(xie) 信者和收信者兩(liang) 個(ge) 人，這便涉及社會(hui) 關(guan) 係，還涉及如何冠以稱謂。在古代中國，稱謂最不能馬虎，如何稱呼長官、前輩、老師、親(qin) 友，規矩森嚴(yan) 。尊卑、長幼、親(qin) 疏，亦即人的社會(hui) 關(guan) 係，都要在稱謂當中適當地體(ti) 現出來。行為(wei) 方式也和稱謂相關(guan) 。中國古人的稱謂十分複雜，故而清代梁章钜編纂了《稱謂錄》這樣的工具書(shu) 來供人查用。而寫(xie) 信用的是書(shu) 麵語，更要注意稱謂的問題。例如在清代，在日常生活中稱母親(qin) 可以用“娘”“阿娘”（各地方言用語不同），在正式的書(shu) 信中則通常稱“母親(qin) 大人”。

為(wei) 我們(men) 不妨再以官紳給地方官寫(xie) 信時的自稱為(wei) 例。古代的士人不能在自己家鄉(xiang) 所屬的省份當官，一位政府官員回家度假或守喪(sang) ，居於(yu) 鄉(xiang) 裏時，就是官紳。官紳在鄉(xiang) 裏寫(xie) 信給州縣官時，自稱“治愚弟”；舉(ju) 人給州縣官寫(xie) 信自稱“治教弟”，正途貢生自稱“治晚生”。收信人看到這樣的押署，就能迅速判定寫(xie) 信人的社會(hui) 身份。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藏有一封吳大澂寫(xie) 給丁日昌的信。在寫(xie) 該信時，為(wei) 官的吳大澂正在家鄉(xiang) 蘇州，他是官紳，丁日昌則是江蘇巡撫。所以，吳大澂稱丁日昌為(wei) “大公祖”（明清士紳對府以上官員的尊稱），自稱“治愚弟”。

為(wei) 稱謂的複雜性在於(yu) ，它會(hui) 隨著人物關(guan) 係的變化而變化。吳大澂是同治七年（1868）的進士，他的同鄉(xiang) 潘祖蔭是那年會(hui) 試的閱卷官，吳大澂因此對潘祖蔭執弟子禮，寫(xie) 信時稱對方為(wei) “夫子大人函丈”，署款時加敬語“大澂謹叩”，顯得十分恭敬。1887年，吳大澂的三女兒(er) 嫁給了潘祖蔭堂叔的兒(er) 子後，兩(liang) 者的輩分關(guan) 係發生了變化。潘祖蔭寫(xie) 信給吳大澂不再稱他為(wei) “清卿弟”（“清卿”為(wei) 吳大澂表字），而是“愙齋姻叔大人”（“愙齋”為(wei) 吳大澂齋號），自稱“侄蔭”。不過，吳大澂在此後給潘祖蔭信中依然稱潘為(wei) “夫子大人”，自稱“受業(ye) 吳大澂”。潘、吳各盡自己的禮數，這也是古人格外重視稱謂的一個(ge) 例證。

為(wei) 我們(men) 可以進一步以《新編事文類要啟劄青錢》中的書(shu) 儀(yi) 部分為(wei) 例，看看古代書(shu) 信中的具禮和稱謂的重要性。在此書(shu) 的第二卷，有“具禮事要”“具禮事目”的章節。“具禮”即信的開始，寫(xie) 信人表示對受書(shu) 人尊敬之語，如“惶恐”“頓首”“稽首”“再拜”等。在“具禮事目”這節裏，寫(xie) 明了對官員、尊長、輩分稍尊者、平交、卑下者、僧家、道家以及守喪(sang) 期間者的不同具禮用語。也就是說，寫(xie) 信時怎樣具禮，有嚴(yan) 格規矩，不能隨便措辭，否則極易失禮。在“稱呼事要”和“稱呼事目”的章節中，為(wei) 如何稱呼不同社會(hui) 身份的人，提供了稱謂的例子。因此可以說，寫(xie) 信是一個(ge) 具有指標性的社會(hui) 行為(wei) ，體(ti) 現出很多文化習(xi) 俗，而指導書(shu) 信寫(xie) 作的書(shu) 儀(yi) ，正是為(wei) 了強化社會(hui) 規範。

為(wei) 正如周一良所言：“書(shu) 儀(yi) 實際是《儀(yi) 禮》的通俗形式的延續，所以唐以後書(shu) 儀(yi) 成為(wei) 居家日用的百科全書(shu) 。”人們(men) 可能會(hui) 問，古人寫(xie) 信時難道都參考書(shu) 儀(yi) 才下筆嗎？在魏晉時期，書(shu) 儀(yi) 是士族的必修課，很多書(shu) 儀(yi) 的作者即出自士家大族。據記載，書(shu) 聖王羲之就曾撰寫(xie) 過月儀(yi) 。但在後世，書(shu) 儀(yi) 不斷地世俗化。即使有書(shu) 儀(yi) 可看，人們(men) 也有學習(xi) 書(shu) 信寫(xie) 作的其他渠道，如長輩的指授、他人書(shu) 信的模範等。

三

為(wei) 朱惠良在《宋代冊(ce) 頁中之尺牘書(shu) 法》一文中，通過分析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南宋詩人陸遊的一封信《致仲躬侍郎尺牘》來說明，一封形式比較完備的宋代信劄，通常包括以下9個(ge) 部分：具禮、稱謂、題稱、前介、本事、祝頌、結束、署押、日期。

為(wei) 具禮，即陸遊在信中說的“遊頓首再拜上啟”。稱謂，即寫(xie) 信人根據自己和收信人之間的關(guan) 係來稱呼對方，如“老伯”“尊親(qin) ”“賢弟”等，表示致書(shu) 人與(yu) 受書(shu) 人之間的關(guan) 係。陸遊的信中稱“仲躬侍郎”，用的是官名。題稱，即表示對受書(shu) 人尊敬的辭令，如“閣下”“大人”“台座”等。陸遊信中為(wei) “台座”。前介，即本事前的開場白，多敘間闊、瞻仰、起居、恭維、時令等，就像引子一樣。陸遊說“時仰”，亦即沒有時間見到您。本事，即信的主要內(nei) 容。陸遊在信中談到，遇到災荒，罹難者眾(zhong) ，這是寫(xie) 此信希望解決(jue) 的問題。祝頌，即對受書(shu) 人的祝福之詞，像秋安、夏安。陸遊所用為(wei) “崇護。即慶延登”。結束，即結束信函之詞，如“匆匆不宣”。陸遊用“不宣”。署押，即署名、押字。陸遊寫(xie) “遊，頓首再拜，上啟”。日期，陸遊寫(xie) 信的日期為(wei) “正月十六日”。

為(wei) 古人寫(xie) 信，並不見得要完全覆蓋上述9個(ge) 部分。例如有的書(shu) 信很短，僅(jin) 一兩(liang) 行，顯然無法一一寫(xie) 出。但是再短，通常也會(hui) 具備最基本的禮數。這和現在發微信不同，後者常常是沒頭沒尾地來一句：“在嗎？”“你好！”即直入“本事”，沒有具禮和稱謂。而古人講話、行事時，絕不會(hui) 忘記禮數和輩分、地位，這就是禮儀(yi) 的社會(hui) 功能。簡言之，書(shu) 信因要付諸書(shu) 麵文字，就更要通過一些用語來體(ti) 現“敬”。

為(wei) 寫(xie) 信過程中，另有平闕製度與(yu) “敬”有關(guan) 。“平”，是指每次遇到收信人的名字或與(yu) 其直接相關(guan) 的事件時，需要另起一行，即使前一行仍可寫(xie) 更多的字。“闕”，是指在收信人名字的前麵空出一或兩(liang) 格，而不另起一行。平、闕均表示尊敬。王國維在《秦陽陵虎符跋》中指出，秦以前的金文沒有平闕之製，秦代“《琅邪台殘石》則遇‘始皇帝’‘成功盛德’及‘製曰可’等字，皆頂格書(shu) ，此為(wei) 平闕之始。此符左右各十二字，分為(wei) 二行，‘皇帝’二字適在第二行首，可知平闕之製，自秦以來然矣”。王國維指出的平闕，是通過書(shu) 寫(xie) 格式來展示對國家最高權威的尊崇。該製度後來也延伸至非官方的書(shu) 信中。

為(wei) 在存世的兩(liang) 宋以降書(shu) 劄中，平闕的例子不勝枚舉(ju) 。遲至晚清，親(qin) 兄弟之間通信，也都用平闕。譬如，吳大澂寫(xie) 給長兄吳大根的信，就用了平；給弟弟吳大衡寫(xie) 信時，凡是遇到和後者相關(guan) 的事，必另起一行。他在給比自己地位低的下屬寫(xie) 信時，也會(hui) 使用平闕。如他在寫(xie) 信給比自己小一輩、又是自己的幕僚的尹元鼐時，用平來表示尊敬。可見平闕的使用非常普遍。但是，古人在給自己的妻子和兒(er) 孫輩寫(xie) 信時，很多時候無須平闕。翁萬(wan) 戈舊藏明代文徵明家書(shu) 9通，除第一通是寫(xie) 給妻子的以外，其餘(yu) 都是寫(xie) 給兒(er) 子文彭、文嘉的。在信中，文徵明呼妻子為(wei) “三小姐”，二兒(er) 為(wei) “彭、嘉”，而非他們(men) 的字號，也沒有用平闕。從(cong) 上麵所舉(ju) 的例子不難看出，中國古人寫(xie) 信，規矩很多且都指向“毋不敬”，使用的情況也很複雜。

為(wei) 平闕的主要功能是表示“敬”，但從(cong) 文言閱讀的角度來看，有助於(yu) 明確指稱的對象。古代文人寫(xie) 信用語簡潔，又無標點符號，有了平闕之後，其中提到的人和事的指向性就非常明確。今人為(wei) 古代書(shu) 信做釋文，通常將平闕等去掉，把文字整齊地連貫排列後再標點。但有時，這樣安排容易引起歧義(yi) 。例如一位已故的著名鑒定家在解讀一通古代尺牘時，因為(wei) 忽略了平闕製度暗含的指向，便把收信人的活動誤認為(wei) 他人的事情。

四

為(wei) 古人對寫(xie) 信的書(shu) 體(ti) 選擇也有講究。選擇哪種書(shu) 體(ti) 寫(xie) 信，取決(jue) 於(yu) 寫(xie) 信時的場合、信的內(nei) 容以及寫(xie) 信者與(yu) 收信人之間的關(guan) 係。楷書(shu) 多用於(yu) 嚴(yan) 肅、正式的場合。《新編事文類要啟劄青錢》援引司馬光書(shu) 儀(yi) ：“上祖父母書(shu) ，須用好紙楷書(shu) 。”如吳寫(xie) 給母親(qin) 的信，都是規矩的楷書(shu) ，而寫(xie) 給哥哥的信，就可以用行書(shu) 。

為(wei) 私人書(shu) 信的一個(ge) 重要功能就是報平安，所以稱為(wei) “平安家書(shu) ”。古代醫療條件不及現代，死亡率很高。家人出遠門，令人掛念。加之異地書(shu) 信傳(chuan) 遞困難，盼望遠方親(qin) 友的來信，最主要的就是想知道他們(men) 是否平安。為(wei) 了將“平安”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告知收信者，古人常把“平安”二字寫(xie) 在信封上。

為(wei) 《新編事文類要啟劄青錢》引用了司馬光的一段話：“凡人得家書(shu) ，喜懼相半，故‘平安’字不可缺，使見之則喜。”這段記載與(yu) 存世的一些信劄相合。元代趙孟頫的妻子管道升在家書(shu) 的封緘處，寫(xie) 上“安書(shu) 拜上。道升謹封”。前述文徵明9通家書(shu) 中，有兩(liang) 通的信封保存了下來，上麵分別寫(xie) 著：“閏四月八日平安信寄彭、嘉二兒(er) 。徵明。”“閏四月廿五日平安信付彭、嘉。徵明。”1969年，考古工作者在上海麗(li) 園路朱氏家族墓中發現了9方印章，其中一方是“平安家信”，即專(zhuan) 門用來封緘信劄時用的，使收信人即便未拆封，見到此印就可放心。

為(wei) 杜甫的名句“烽火連三月，家書(shu) 抵萬(wan) 金”，當然也與(yu) 家書(shu) 有關(guan) 。其實，由於(yu) 交通不便，承平年代傳(chuan) 遞書(shu) 信也不容易。中國古代驛站發達，但不是用來傳(chuan) 遞民間書(shu) 信的。宋代以降，朝廷允許官員的私信通過官驛遞送，顯然，官員（包括退休官員）在通信方麵要比一般士紳方便多了。前述文徵明9通家書(shu) ，是1523年春夏間文徵明赴京就職翰林院的途中和抵京後寄往蘇州家中的，這些信全係托人帶回蘇州。他在北上途中寫(xie) 道：“書(shu) 寄故鄉(xiang) 何日到？寒兼羈思一時生。”“封題欲寄家人信，何處南帆有便舟？”文徵明在旅途中的感慨如此真切：想家時，沒有人可以馬上把家書(shu) 交付，隻能等；即使等到了可以托付的人，家書(shu) 何時才能送到親(qin) 人手中也不得而知。文徵明的家鄉(xiang) 蘇州處於(yu) 京杭大運河經過之地，經濟繁榮，交通便利，他又是知名文士，友朋眾(zhong) 多，即便如此，他寄送家信還如此之難，更不用說那些身在經濟落後、交通不便之地的普通人了。雖然有學者認為(wei) ，民間信局始於(yu) 明代永樂(le) 年間（1403-1424），即早於(yu) 文徵明出生幾十年，但此時的信局顯然力有未逮。

為(wei) 光緒年間，山東(dong) 濰縣收藏家陳介祺由於(yu) 經濟實力雄厚，他和北京友人通信時，會(hui) 派專(zhuan) 足遞送，費用和在京的友人分攤。上海圖書(shu) 館藏有陳介祺致王懿榮信劄20餘(yu) 通，信封也幸存。從(cong) 書(shu) 信的日期和信封所記收信時間來推算，一封信送抵北京大約要8至10天。另一位晚清收藏家顧文彬在任寧紹台道台時，用輪船給蘇州的家人寄信，信件往返隻需4天。

為(wei) 因為(wei) 民間郵政在晚清有長足發展，陳介祺晚年開始用信局和北京的友人通信。這應該歸結於(yu) 三點：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長。在人口稠密地區，交往頻繁，有建立民間郵政的需求。二是西方的郵政體(ti) 係和觀念入華。三是交通工具改進。在道光以後，送信的機構數量大大增加，除了輪船局的信局，一些有跨地業(ye) 務的錢莊、票號、洋行也兼辦書(shu) 信傳(chuan) 遞。1878年，海關(guan) 也開始試辦郵政。陸胤在《“實用”與(yu) “虛文”之間——清季民初新編尺牘教本源流考》一文中指出，1903年出版的竇警凡編撰的《普通應用尺牘教本》，“卷首插有一張銅板印製的‘郵便交通’圖，展示輪船、火車等近代交通工具帶來的郵政便利”。這說明了新式書(shu) 儀(yi) 與(yu) 時俱進的特色。

為(wei) 這些變化也引出下列問題：作為(wei) 書(shu) 籍的書(shu) 儀(yi) 和實際的寫(xie) 信實踐之間是否有別？不同社會(hui) 階層的寫(xie) 信實踐是否一致？中國的書(shu) 信文化是否與(yu) 時而變？要回答上述問題，並不容易。

為(wei) 祁小春的研究指出，存世的一些六朝書(shu) 信（如王羲之《十七帖》）多經刪削，雖多少保留了一些真容，但不完整，難以作為(wei) 研究彼時書(shu) 儀(yi) 的“原物”。敦煌文獻中有不少書(shu) 儀(yi) ，但存世的完整唐代信劄極少，難以進行有效比較。趙孟頫一家的存世書(shu) 信，在書(shu) 寫(xie) 格式、稱謂、具禮、封緘方麵和元代書(shu) 儀(yi) 基本吻合。

為(wei) 書(shu) 儀(yi) 作為(wei) 一種教人寫(xie) 信的規範文本，雖然為(wei) 設想的種種場景創作了不同的套語，但現實生活往往更為(wei) 複雜，所以，書(shu) 儀(yi) 和書(shu) 信實踐幾乎不可能完全符合。書(shu) 信實踐中呈現的書(shu) 信規範，應該被視為(wei) “實踐中的書(shu) 儀(yi) ”。

為(wei) 明清書(shu) 信中流行的“抬”的格式，就是書(shu) 信文化發生曆史性變化的結果。晚清光緒年間出版的書(shu) 儀(yi) 《尺牘初桄》，在書(shu) 信的格式中專(zhuan) 門講到了“抬”，係要求寫(xie) 信人在提到收信人或長輩等時，不但要另起一行，而且視情況比其他行高出一字、二字甚至三字（稱為(wei) 一抬、二抬、三抬），以示尊崇。在宋代的信劄中，這一習(xi) 俗似尚未出現。元代趙孟頫的書(shu) 信中，隻有在寫(xie) 到和皇帝相關(guan) 的事時（如“聖旨”二字），才會(hui) 抬高一格。到了明清時期，“抬”已經廣泛出現在書(shu) 信中，以表達對收信人或長輩的尊崇。但這一規範的具體(ti) 使用卻因人而異。晚清潘祖蔭給晚輩寫(xie) 信經常用抬。相比而言，他的門生吳大澂和王懿榮則多用平、少用抬。按照《尺牘初桄》，給母親(qin) 和兄長寫(xie) 信時，應用抬。而現存吳大澂寫(xie) 給母親(qin) 和哥哥的信並沒有用抬，但在給哥哥的信中提到母親(qin) 時會(hui) 用抬。這便反映了理想規範與(yu) 日常實踐之間的差別。

為(wei) 文人士大夫之間的通信，尚無法在禮數的繁簡上一概而論，不同社會(hui) 階層之間的書(shu) 信就更可能出現差異。

為(wei) 近來，一部廣受好評的電影《給阿嬤的情書(shu) 》引起人們(men) 對“僑(qiao) 批”（僑(qiao) 匯加家書(shu) 或簡單附言）的關(guan) 注。由於(yu) 過去的識字率不高，至20世紀60年代，中國還有“代人寫(xie) 信”的營生，許多早期的僑(qiao) 批正是由讀書(shu) 識字者代寫(xie) 的。傳(chuan) 世僑(qiao) 批數量眾(zhong) 多，形式多樣，內(nei) 容和前述文人士大夫的書(shu) 劄也有一定差別。

為(wei) 即便如此，很多早期的僑(qiao) 批遵循著清代書(shu) 儀(yi) 的一些基本規定：信的抬頭高於(yu) 正文，提到父母或長輩時用闕以示尊敬，自稱或提到自己的名字會(hui) “側(ce) 書(shu) ”（即寫(xie) 得比上下的字小且靠右側(ce) ）以示謙卑。存世僑(qiao) 批多書(shu) 於(yu) 晚清至20世紀80年代，這一百年來，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革，通信手段也不斷更新，而聯係著海外華人、華僑(qiao) 和故鄉(xiang) 的僑(qiao) 批，竟仍遵循著行之千年以上的書(shu) 儀(yi) 傳(chuan) 統，講人倫(lun) ，重親(qin) 情，殊為(wei) 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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