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淡寧的“縮胸手術”
    作者：吳冠軍（複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東方早報》2009年12月20日
    
    
    
    在今天這個時代，聽到“隆胸手術”，不會有很多人會當成稀奇事，但聽到“縮胸手術”，相信不少人還是會睜大眼睛，懷疑自己是否聽錯。其實這個手術真的存在——既存在於直接在女性身體上操作的手術台，也存在於對思想概念進行操作的學術界。很多一流學者，皆是操刀能手。
    
    
    讓我們先來介紹一下貝淡寧（Daniel A. Bell）教授。這位生於加拿大的政治理論家，現任教於清華大學。自從成名作《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於1993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後，貝淡寧便躋身有世界性聲譽的政治理論家行列。貝淡寧的治學風格很有個性——他是一個把個人日常生命放入學術中的學者。他以“自成一體的儒學教育家”身份自居，但強調“儒者不一定就老邁、保守和嚴肅”。貝淡寧的學術著作裏會充滿他自己的生活體驗，他自己和學生、朋友的互動，他同其中國太太的日常爭論，等等。貝氏對東亞價值的認同與捍衛，正是同他在新加坡香港大陸的生活緊密關聯。
    
    
    在2008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新儒家》（上海三聯書店即將出版中譯本）一書中，生活學術一體的貝氏用儒家道德來討論自己家保姆的勞動條件，從當下中國流行唱卡拉OK而聯係到孔子對音樂之道德功能的倡導，甚至在書中不忘表達卡拉OK時發現賣淫的學術體會。如果說貝淡寧的論點是“儒家”的，那也實在真的是很“新”：在他看來，流行於中國大陸的K房性交易，經由唱歌這種禮樂活動而越出了西方資本主義的那種粗俗簡單的金錢-皮肉買賣，並將婚外性行為遏製在有限的K歌時間之內，因而比那種與同事或他人的“婚外情”危害要小很多。貝淡寧把他的這個學術體會概括為“卡拉OK式賣淫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Karaoke-style prostitution），它包含“西式賣淫”（Western-style prostitution）所沒有的“禮節規範和尊重”。
    
    
    包括他的第一本書也是博士論文《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在內（該書采用柏拉圖風格的對話體），貝淡寧的寫作完全不是西方現代學科規範式的，那種一本正經板起臉來在抽象的概念迷宮中穿梭。他的社群主義立場，不是停留在理論紙麵上，而是貫穿在他的日常生命實踐中。貝教授深信：你是怎麽活的，在哪個社群裏活，整天和什麽樣的人在一起，就會實質性地影響到你會做出怎樣的學問，采取怎樣的規範性立場等等。“私人性的東西，就是政治性的東西。”因此，不能小看和太太的吵架、在K房唱歌與遭遇性服務等等生活實踐，正是這些生活細節，決定了學者的理論取向乃至政治立場。比方說，要理解康有為的儒學教義，在貝淡寧看來，不妨從其“年度婚姻”主張開始（即兩個男人和兩個女人間製訂年度婚姻合同）。在貝淡寧看來，盡管這個特定建議存在種種問題（如這種流動的家庭不易建立起來以信任為基礎的家人關係），但讓性衝動“文明化”以避免“婚外情”的方式之一，就是讓涉及兩人以上的婚姻形式合法化。儒教中國，就一直延續著那種長期穩定的“one husband, many wives”家庭模式（貝教授似乎沒有區分“一夫多妻”與“一夫一妻多妾”），為什麽這就是不好的呢？貝教授還進一步提出，現代的婚姻實踐，為什麽不嚐試一下“一妻多夫”？貝淡寧為他的這個石破天驚的說法，提供了一個學理的正當性證明：一夫一妻製的婚姻起源於猶太-基督教價值觀，因此，具有其它文化傳統的社會不一定要受這種“西式婚姻安排”的束縛。在這個意義上，鑽研儒學的南海康聖人提出兩男兩女搞年度婚姻，不失為是“東亞價值觀”獨特性的一種表述。
    
    
    關於“東亞價值觀”，貝淡寧專門寫了一本書來進行論述，那就是2006年出版的《超越自由民主》（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已被翻譯成中文，年初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在這本書裏麵，貝淡寧設定了一個巨大的抱負或者說野心。他聲稱：“東亞的傳統價值為有關社會和政治改革的思考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中譯本頁10）我們知道，被稱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牟宗三徐複觀唐君毅等，在“外王”方麵都是認同自由民主製，而沒有準備去“超越”它（他們沿著內聖良知的進路“超越”）。兩相比較可見，貝淡寧這位來自加拿大的當代新儒家，雄心何其大也。但“超越自由民主”如果不流於口號，那麽貝氏必須拿出一個替代性的規範方案出來，把那些“豐富的資源”落到實處——究竟“東亞的傳統價值”為有關社會和政治改革的思考提供出了怎樣的資源？然而，貝淡寧這本書從頭到末，充其量，隻能說是運用了《孟子》、《韓非子》等一係列說法，論述了所謂“東亞語境”的特殊性。這，是否就夠了呢？
    
    
    《荀子》有句名言，被後人反複引用：“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群也。”問題就在於，人不是魯濱遜在荒島獨居就可以了，人要生活在一起，這也就是亞裏斯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之本意，因為政治，就是處理人和人之間形成共同體、共同活在一起的問題。人如何生活在一起（而不是死在一起，如康德那墳場意義上的“永久和平”），便成為了需要大智慧去解決的問題。對此《荀子》是提出一套論述的：“人能群，彼[禽獸]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這就是《荀子》的政治哲學。你可以不同意它，如譚嗣同把兩千年專製都稱作為“荀學”，但《荀子》畢竟提供出了一套使人能異於禽獸、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像狼與狼一樣互相廝殺的規範性方案。
    
    
    嚴複當年在移譯西方自由主義名著時，就把這個學問叫作“群學”，他還特地把密爾的《論自由》翻譯成《群己權界論》，把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取名為《群學肄言》。在他看來，這些自由主義論述，就是處理人和人如何生活在一起的學說。梁啟超在《說群》一文中還曾提出“獨術”與“群術”兩個概念，“以群術治群，群乃成，以獨術治群，群乃敗”。“群學”與“群術”都是要尋找處理共同體秩序的大智慧。貝淡寧提出要超越自由民主當然可以，但是首先，必須要拿出一個對自由民主的診斷，更進一步地，拿出一個批判性的診斷，如同馬克思或施特勞斯（Leo Strauss）那樣。隻有基於這樣的分析，才能去進而談論“超越”，以及哪些要超越。然而，在《超越自由民主》中，貝淡寧對自由民主本身完全沒有分析，甚至都沒有對它進行過基本的界定。
    
    
    要超越自由民主製，在給出批判性的診斷後，還需要正麵給出規範性的論述，闡述另一種人與人生活的規範性方式，而這種新的群學，比自由民主更好，或者更可欲。但貝淡寧這本書通篇卻是在闡述“適宜東亞的人權”、“適宜東亞的民主”與“適宜東亞的資本主義”，努力告訴人們：某些對於人權的限製實際上是那些地方性的知識與價值（而非政府的高壓）使然，民主的公民參與不發達乃是和賢人統治的科舉製傳統相關，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受限製是為了維護更根本的價值，比如家庭的價值（甚至《孟子》書裏描述的井田製，都被認為是影響鄧小平土地改革的實際力量）。但這樣的論述，較為精準的或十分粗糙甚至離譜的，真的已經有太多了。實際上貝淡寧所做的，是一個描述性的觀察（descriptive observation），進而提供一個解釋性的論述（explanatory account），來說明為什麽在東亞政治實踐的形式會有這些不同。也就是說，貝淡寧隻是在解釋東亞政治形態的特殊主義，“文化會有利於說明政策和製度構架的來源”，“還有助於解釋政策和製度構架的穩定性”，以及“有助於解釋政策為何失敗”。（中譯本頁10以下）貝氏的工作，一言蔽之，就是旨在解釋傳統文化對政治政策的無形的框束。而在這種對東亞政治現實狀態的解釋之外，作者沒有提出任何規範性的方案；於是問題是，拿什麽來超越自由民主？
    
    
    超越自由民主，就意味著這樣的製度有問題，至少是還不夠好，而貝淡寧充其量隻是對東亞那邊為什麽不一樣給出了一種解釋。馬克思嚐言，一個真正的哲學，不隻是增加對世界的多一種闡釋，而正是改變我們當下關聯到世界的這種既有方式。尼采亦曾強調，我們要創造新的視野，因為正是通過視野，整個世界被理解，生命得到組織。貝淡寧沒有拿出任何真正的哲學視野，來超越自由民主、重新組織我們同世界的關聯。貝淡寧說德沃金不理解東亞文化所以不同情在那邊人權受到限製的狀況，“完全沒有認真地試圖對中國哲學有所了解，試圖去認識哪些是值得為之辯護與學習的。”（中譯本頁4）但情況是：即使德沃金了解後，他仍然可以不認同那些“東亞價值”下的做法，除非這樣的價值能夠形成一個在規範層麵上比自由民主製更好更妥善的製度。德氏的名著《至高的德性》就是以價值一元論作為基礎來論證一個基於權利的平等主義製度。貝淡寧主張要超越自由民主，超越德沃金式的權利本位的自由主義，那就必須要指出那套論述為什麽是不可欲的或者哪些方麵是不可欲的，做了哪些改變後，就會更好。
    
    
    此處我們便看到，“社群主義”的邏輯，恰恰在學術層麵上製造出最偷懶的思想：它不是去挑戰，去超越，甚至不是去正視，而是滿足於特殊主義的現實視野，利用“地方性知識”來為現實既有的共同體狀態提供正當性說明——所謂“東亞語境的政治思維”。於是，作為地理學名詞的“東亞”，成了一塊奇異的“土地”：大家在其它“土地”上出事了，侵犯人權了，逃到新加坡香港大陸來生活，這裏有所謂的“東亞價值”、“東亞思維”保護你。著名的張五常教授就是這麽幹的，被美國稅務局通緝，逃回香港繼續做老大。於是，這樣的“社群主義”邏輯，哪裏是超越自由民主，而是我在“東亞”我怕誰，何懼四麵大棒槌：你用人權的規範性砸我，我就告訴你，你不懂東亞，不懂中國哲學，回去慢慢修行吧。貝教授既是東亞哲學的專家，那麽何妨去正麵地告訴對方，東亞思想或文化價值中有哪些東西，“是值得為之辯護與學習的”，確實是提供出了超越自由民主的大智慧。而與之相反，貝淡寧的根本態度卻是：東亞有東亞自己的價值，即使和西方產生價值上的衝突，“西方的自由民主主義應該容忍——如果做不到尊重——合理的差異。”（中譯本頁9）
    
    
    相對於德沃金講“在北京認真對待權利”，貝淡寧談在北京認真對待“卡拉OK式賣淫”，這也沒什麽不可以。但認為這種東亞語境裏“禮樂賣淫的道德性”便是超越了自由民主，那超越自由民主的東西多著呢，如非洲食人部落的吃人傳統，納粹的“銷解身體式洗澡”，等等，全都徹底越出自由民主的製度性框架。若以人權的規範性質疑對方，他們也完全可以如同貝淡寧一樣，用“地方性知識”告訴你，吃人是如何符合當地生活價值，猶太人滅絕計劃是如何符合日爾曼精神……但這裏，都恰恰涉及到群的問題，人和人如何生活在一起。超越自由民主，光是一個口號沒用，關鍵看你拿什麽來超越。
    
    
    若一個古典思想真的能對當下現代性的狀況提供洞見與思想資源，那它必然就不隻是“東亞的”。在其北大講座中，德沃金要求中國聽眾用建立在“亞洲價值觀”之上的相應原則來挑戰他，正是期待看到這樣的東西。換言之，一個思想偉不偉大，關鍵看它內在有沒有普遍性，可以回應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問題，對於人類實踐世界——人因生活在一起而產生的問題——提供深刻的智慧。現在許多著名學者，如汪暉、貝淡寧等，都特別喜歡用“亞洲”、“東亞”這樣的符號來談論思想。如果仔細去想一下的話，這本身根本是不通的：“亞洲”隻是我們給地理大陸板塊所設定的一個名稱，這跟思想或者價值有什麽關係？它怎能作為定語，加在思想或者價值之上？你要說儒家就說儒家，說佛家就說佛家，它們跟“東亞”有什麽關係？儒家和佛家，本身都是普遍性的思想。“天下”本身就是一個universe，哪裏是隻處理“東亞”的問題？孔子針對周文疲弊而奔走於各國，他哪裏隻是捍衛“東亞”或者“齊魯價值”？“仁”或者說墨家的“兼愛”，又什麽時候成為一種“區域性價值”過？即使佛家主張出世，不解決人間群的問題，但它卻正是以否定性的方式，來應對這個問題；這本身，就是一個普遍性的應對。《老子》也對群的問題貢獻過他獨特的智慧（“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以及前文所提到的《荀子》，等等。這些都是包含普遍性規範方案的古典智慧。
    
    
    而今天我們身邊的這些學者，一開口就是“亞洲”、“東亞”，恰恰正是野蠻地把內在包含普遍主義指向的古典思想變成一種特殊主義的東西，強行對應到某個大陸板塊上。被強加此等操作的思想文本，真的是冤：它們怎麽就一下子全變成了“地方性知識”（以及那些由此推出的隻適合“東亞”的所謂“賢士院”等論述）？對一個文本可以形成多元的解讀，但對它本身作出如此野蠻的切割壓縮，此等“解讀操作”實是異常血腥與暴力的。在這個意義上，思想所遭受的野蠻“壓縮”操作，不亞於手術台上的“縮胸手術”：“D cup”的身材硬是被縮切成“A cup”，然後施術者還拿著標記為“東亞A罩杯”的“中國哲學”跑出去和德沃金這些西方一流學者炫耀，隻有我才懂中國思想……
    
    
    因此，關鍵不在於那些古典思想的發生學“地址”，而是我們能否以及如何去激活那“豐富的資源”，以之回應當下自由民主（或者說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中的各種實踐性困境。這就是德勒茲對思想文本的解讀方式：盡管古典文本埋藏在地層學的底層，但是它們卻以疊置的方式同樣存在於當下；激活思想文本，首先就是要將它去語境化，把它從發生學上的曆史框架中拉出來，讓其直接刺入當下。在這個意義上，要借助“中國哲學”的思想資源來超越自由民主，就先需要對自由民主作出一個批判性的診斷，然後去激活古代的思想文本，讓它切入當下，給我們提供新的視野。這同該思想文本在發生學上是否隸屬“東亞”毫無關係。如果南極洲曾有先哲寫過包含大智慧的文本，那麽它當下被人們閱讀並用來思考群學的問題，同南極洲抑或北冰洋大洋洲又有什麽關係？把應對人和人如何生活在一起的大智慧，野蠻地壓縮成為南極洲價值，隻能解決南極洲語境的問題，這就是貝淡寧等學者所擅長的“縮胸手術”。
    
    
    最後，盡管批評了貝淡寧的“超越自由民主”論說，我仍然很讚同貝氏的看法，學者“不一定就老邁、保守和嚴肅”，諸如“卡拉OK式賣淫”當然可以成為學術分析的對象。我同意貝教授的追問，“我認為學術思想常常與人們的生活經曆有很大的關係，所以為什麽不試圖對生活經曆進行反思？”（中譯本頁329）其實，很多當代哲學家（如齊澤克）的文本，就包含很多日常生活實踐的分析。然而，正如貝氏隨後所說的，“我確實承認，我們應當首要關注論點的實質。”恰恰是貝氏論點的實質，往往使我們無法由衷發出“高，實在是高”的讚歎，而隻能說，怪，實在是怪。諸如井田製與鄧小平、K歌與禮樂等等論述，均是完全憑感覺“聯係”過去的，而非學術論證。
    讀貝淡寧的著作，使我們腦海中時時被填滿這樣的畫麵：一個老外新儒家，在對K房暗娼進行考察後卻大聲感歎“鬱鬱乎文哉！”“哇塞，這裏都有東亞價值！”這種從K房性交易聯係到儒家禮樂教導的道德性，恐怕讓最忠實的本土儒教徒，都隻能哭笑不得。
    
    
    （《東方早報》，2009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