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與(yu) 儒學複興(xing)

作者：梁丹丹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七年歲次丙午二月廿六日丁巳

          耶穌2026年4月13日

在中國經學史的長河中，北宋慶曆年間（1041年—1048年）是一個(ge) 重要的曆史轉折點。南宋陸遊言，“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清代學者皮錫瑞在《經學曆史》中援引南宋王應麟“經學自漢至宋初未嚐大變，至慶曆始一大變也”之論，將慶曆開啟的時代稱為(wei) “經學變古時代”。在這一前所未有的詮釋學變革中，宋儒以“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胸懷、“致廣大而盡精微”的精神返本開新，立足儒家之本位，融會(hui) 佛道之優(you) 長，賡續中華文化命脈，彰顯出宋代經學詮釋學深遠的曆史價(jia) 值與(yu) 現實意義(yi) 。

“求諸吾心”：詮釋主體(ti) 與(yu) “經”之關(guan) 係的重塑

宋代經學詮釋學的變古以開新首先體(ti) 現於(yu) ，詮釋主體(ti) 與(yu) 儒家經典的關(guan) 係由對外在意義(yi) 的固守因循轉向直達聖人之心的內(nei) 在體(ti) 解，突破了漢唐經學將“經傳(chuan) ”視為(wei) 一體(ti) 的注疏傳(chuan) 統，從(cong) 經世致用的現實關(guan) 懷出發，抉發儒家經典的實踐價(jia) 值。

自唐代至宋初，經學處於(yu) 皮錫瑞所稱的“統一時代”。隋末唐初經學家陸德明匯集漢魏六朝二百三十餘(yu) 家的音切與(yu) 訓詁資料撰成《經典釋文》。唐太宗命顏師古考定五經，又詔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yi) 》，作為(wei) 取士之範本。這一經學統一化進程雖解決(jue) 了魏晉以來南學與(yu) 北學之分立，但其中多抵牾矛盾、雜引讖緯，未能真正自成一家。唐代取士製度以詩賦為(wei) 重，明經不為(wei) 重視，“九經”按經文多少分大中小三等，采用貼經課試之法。宋初學風仍承襲唐學之弊，“然篤守古義(yi) ，無取新奇，各承師傳(chuan) ，不憑胸臆，猶漢、唐注疏之遺也”。北宋理學家孫複也寫(xie) 道，“國家踵隋、唐之製，專(zhuan) 以辭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於(yu) 聲病對偶之間，探索聖賢之閫奧者，百無一二”。總體(ti) 而言，唐代至宋初，雖然其經學集前代注疏之大成，卻是相對缺乏原創性釋經家與(yu) 思想家的時代。

在皮錫瑞看來，“惟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六藝乃孔子所手定，得稱為(wei) 經”，而曆代經學家的“記”“傳(chuan) ”“箋”“注”“疏”等是附著於(yu) “經”的副文本，應當與(yu) “經”相分別，然而在後世的經學流傳(chuan) 中，“經”的具體(ti) 內(nei) 容卻囊括了釋經之書(shu) ，如唐代立為(wei) 官學的“九經”中《春秋》分三傳(chuan) ，《禮經》分三禮，將“記”“傳(chuan) ”升格為(wei) “經”，《五經正義(yi) 》的頒布更是使原本作為(wei) “經”之意義(yi) 輔佐的“注疏”被奉為(wei) 圭臬。

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慶曆時期經學家們(men) 麵臨(lin) 的核心任務，即是擺脫漢唐注疏的窠臼，重塑注疏與(yu) “經”之間的關(guan) 係。孫複在《寄範天章書(shu) 》中有言：“漢魏而下，諸儒紛然四出，爭(zheng) 為(wei) 注解，俾我六經之旨益亂(luan) ，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歐陽修痛感眾(zhong) 說蔽虧(kui) 聖經，其在《答徐無黨(dang) 第一書(shu) 》中指出：“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wei) 諸儒以自出之說汩之也。今於(yu) 經外又自為(wei) 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

宋儒以“經之本義(yi) 在”“聖人可學”的自信重構“經”之意義(yi) ，注經風格走向議論化，產(chan) 生了如洛學、關(guan) 學、新學、蜀學等自有師承的學說派別，在直承先儒的“傳(chuan) ”“義(yi) ”“說”“注”等釋經體(ti) 例的同時，又形成了“口義(yi) ”“精義(yi) ”“語錄”等新的解經形式。由此，儒家經典意義(yi) 的生產(chan) 方式發生了變化，即轉向學者與(yu) 儒家經典文本的直接對話的心解，回歸探求聖人之誌意與(yu) “學以至聖”的原始經學理想。程頤言：“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wei) 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yi) 也。”陸九淵也稱：“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學者以經為(wei) 正，不惑傳(chuan) 注的“去中介化”詮釋姿態，從(cong) 深層上看，則源於(yu) 儒家經典之“文”與(yu) 聖人之“道”一體(ti) 化的儒學詮釋信仰，“經”不僅(jin) 是文字載體(ti) ，更是聖人心意的直接呈現。隻有去除漢唐注疏的層層中介，學者才能在通經致用的現實觀照中，與(yu) 聖人之經實現心靈對話，從(cong) 而創獲新義(yi) 。

“理與(yu) 己一”：經學理學化的詮釋自覺意識

宋儒在突破漢唐經學、建構新經學的詮釋實踐中，通過對儒家經典意義(yi) 的重釋與(yu) 反思，形成了以“理”為(wei) 核心的詮釋學新原則，建構了獨特的理學詮釋方法論與(yu) 本體(ti) 論，標誌著中國本土詮釋學在自覺性與(yu) 原創性層麵達到了新的高度。

西漢經學重大義(yi) 微言，東(dong) 漢後期今古文兼通，魏晉玄學則玄言思辨，皆是詮釋學思想繁盛的時代，相比較而言，宋代經學家不僅(jin) 不惑傳(chuan) 注，而且疑經、刪經、移易經文，呈現了與(yu) 前代經學頗為(wei) 不同的新麵貌。究其深層原因，則是宋代經學的詮釋學標準原則發生了深刻變化，“理”成為(wei) 普遍經學詮釋學原則，這源於(yu) 詮釋主體(ti) 構建自身哲學思想體(ti) 係的詮釋需要，體(ti) 現了理性思辨的人文精神與(yu) 普遍性的法則意識。

在經學研究中，曆來對文獻文字的改易持極為(wei) 審慎的態度。即使朱熹這樣重視古注體(ti) 例的學者，其《論語集注》對於(yu) 重出之章保留原貌，不加刪節，《詩集傳(chuan) 》也多據古本，不輕易改字，但《大學章句》卻遵從(cong) 二程之說多處移易經文，並補作傳(chuan) 文，《孝經》則依據胡宏、汪應辰等說刪改原文，至於(yu) 王柏《書(shu) 疑》《詩疑》的改易更為(wei) 大膽，四庫館臣斥其“奮筆而進退孔子”。宋儒的這些詮釋行為(wei) 對於(yu) 自身理學體(ti) 係建構有重要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這些看似無所憑據的改易其實是在理學詮釋學循環中以“理”為(wei) 普遍標準的意義(yi) 權衡。

宋代的理學詮釋學將“理”提升為(wei) 經學詮釋學的普遍法則與(yu) 哲學原則，內(nei) 化為(wei) 主體(ti) 的內(nei) 心尺度與(yu) 存在方式。“義(yi) 理”“文理”“事理”“人情”“理勢”“天理”等成為(wei) 普遍經學詮釋學範疇。如歐陽修以“文意相屬以成章”“以人情求之”為(wei) 普遍解經原則論辯《毛詩傳(chuan) 箋》對《詩經》的詮釋之失；蘇軾有“幽居默處而觀萬(wan) 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yu) 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之觀念，並提出“理勢”“以類求之”等普遍解經原則；王安石援引《周禮》為(wei) 變法的理論依據，提出“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為(wei) 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嚐不同”的普遍解經原則，“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為(wei) 之節，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師乎”；二程確立了以“四書(shu) ”為(wei) 門徑的“先識義(yi) 理”的普遍解經原則，“後之學者，卻先須識義(yi) 理，方始看得經”。

宋儒以“理”為(wei) 核心的詮釋學不僅(jin) 是方法論詮釋學，也是本體(ti) 論詮釋學，推動了宋代經學向哲學化的轉型。朱熹將《大學》的綱領所統歸於(yu) 的“至善”釋義(yi) 為(wei) “事理當然之極也”；將“格物致知”詮釋為(wei) “窮至事物之理”的“心”之全體(ti) 通明，“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zhong)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ti) 大用無不明矣”。陸九淵據於(yu) 孟子“先立乎其大者”的詮釋立場，提出“此理在宇宙間，未嚐有所隱遁……人與(yu) 天地並立而為(wei) 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朱熹與(yu) 陸九淵鵝湖之會(hui) （1175年）的公開論辯則是在經學理學化的詮釋學思想進程中，開啟了後世的“程朱理學”與(yu) “陸王心學”這兩(liang) 條殊途同歸的哲學詮釋學路徑。

“窮理盡性”：基於(yu) 儒學本位的創造性詮釋

宋代是中國經學思想史上繼魏晉玄學之後，又一次文化融合的高峰。與(yu) 魏晉玄學不同的是，宋學以複興(xing) 儒學為(wei) 使命，更具有立足於(yu) 中華文化、主動吸納融會(hui) 佛道學說的本位意識，展現了高度的文化自覺與(yu) 理論主體(ti) 性。正如陳寅恪所言，宋儒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又“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最終實現了一種“新儒學”的體(ti) 係性創獲。在這一過程中，宋代經學采取了“援佛入儒”“援道入儒”的詮釋策略，不僅(jin) 回應了佛老在哲學思辨層麵的挑戰，更是在三教思想的深度融合中使儒學重獲生機。

回顧經學思想史，在漢末至魏晉的中衰時期以及南北朝的分立時期，由於(yu) 道教思想的發展及佛教的本土傳(chuan) 播，儒學漸失獨尊的地位，但因佛道二教在競爭(zheng) 中常援引儒學攻擊彼此，反而維持了儒學地位；然而，在佛教禪宗化的本土傳(chuan) 播進程中，較之本土儒學，其富於(yu) 哲理思辨、係統精微的心性之說，日益走進了士人的信仰領域與(yu) 精神世界。在此種思想交鋒的場域中，如何通過創造性的詮釋激活儒家經典的當代意義(yi) ，以挽救儒家文化麵臨(lin) 的挑戰，成為(wei) 自中唐以來經學詮釋學必須回應的重要課題。

宋代理學家將宇宙的本原追溯至“誠”“氣”“天理”“太極”等最高範疇，在本體(ti) 論架構上與(yu) 佛老學說形成對照，同時以儒家政治哲學的終極視域統攝其宇宙觀，創造性地發展了原始經學中的“理”“心”“性”“誠”等範疇的哲學內(nei) 涵。宋儒通過對佛老由“入乎其內(nei) ”到“出乎其外”的批判性吸收，摒棄其“虛空”“無為(wei) ”的精神內(nei) 核，而代之以儒家“成己成物”的終極價(jia) 值。

借助“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即事盡天理”“性即理”“心即理”等結合原始經學的命題闡釋，宋儒將人之“心性”的哲學探討提升到了“讚天地之化育”的高度，使個(ge) 體(ti) 的現世生命在茫茫宇宙中獲得意義(yi) 的安放，既涵納宇宙本原的宏闊，又不離人倫(lun) 日用的細微，將天道與(yu) 人事相貫通，詮解主體(ti) 安身立命之依據，矯正佛老本體(ti) 之虛空，複歸儒家入世哲學之根本。如張載所稱，“乾稱父，坤稱母；予茲(zi) 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ti) ；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yu) 也”。這一經學理學化詮釋學範式是中國經學詮釋學的獨特貢獻，是基於(yu) 詮釋自覺將他者學說有選擇地吸納而實現的體(ti) 係性創獲。

《宋史·道學傳(chuan) 》言：“凡詩書(shu) 六藝之文，與(yu) 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yu) 秦火，支離於(yu) 漢儒，幽沉於(yu) 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這種融會(hui) 諸說、立本開新的自主詮釋意識不僅(jin) 在中國經學思想演進中具有特殊的意義(yi) ，也可為(wei) 新時代構建立足自身、融通中外的中國哲學社會(hui) 科學自主知識體(ti) 係提供寶貴鏡鑒。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