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四時宇宙與(yu) “時中”精神

作者：王雲(yun) 飛（河北大學哲學與(yu) 社會(hui) 學學院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七年歲次丙午三月初六日丙寅

          耶穌2026年4月22日

傳(chuan) 統儒家思想中的時間哲學呈現出多維度的精神圖景，它以獨特的宇宙論與(yu) 人生觀為(wei) 基底，構建起貫通天人的時序智慧。儒家對“時”的體(ti) 認發端於(yu) 對四時更迭的宇宙秩序的觀察。《周易·係辭》所言“變通配四時”奠定了天人相參的思維範式，這種對自然節律的樸素認知並非停留於(yu) 物候層麵，而是經由“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的格物工夫，升華為(wei) 對生命律動的深刻把握，並孕育出儒者反身內(nei) 求、日新新民的精神追求和社會(hui) 責任。概括來講，儒家的“時中”精神建立在對四時秩序的體(ti) 悟之上，具有隨時取義(yi) 、待時而動的思想特點。

四時宇宙

古人從(cong) 混沌迷茫中發現宇宙秩序之時，就形成了對宇宙空間的垂直劃分和水平劃分。垂直層次的劃分即天上與(yu) 地下，作為(wei) 觀測者的人處於(yu) 天地之間；水平方位的劃分即對四方四隅的確定，作為(wei) 觀測者的人處於(yu) 中央，這種空間劃分同時也是時間劃分。星象流轉，季節變遷，這些大自然的變化無疑是上古先民進行農(nong) 業(ye) 耕作的重要參考。“‘七月流火’，農(nong) 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於(yu) 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辰’，兒(er) 童之謠也”，說的就是這種原始樸素的天象觀測及其應用。

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與(yu) 文明的發展，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天象變化、四時更迭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自然現象，而是被賦予濃厚的文化內(nei) 涵。傳(chuan) 統儒家對“時”的強調，根源於(yu) 其對四時秩序的理解，但“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感歎，已經超出了自然流轉的四時秩序，而成為(wei) 儒家思想中生生不息之天人精神的表達。孟子稱孔子為(wei) “聖之時者也”，即稱讚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的“時中”精神。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儒家要求君子具有隨時取義(yi) 、待時而動的“時中”精神。

隨時取義(yi)

傳(chuan) 統儒家在四時宇宙秩序的基礎上，形成了隨時取義(yi) 的思維特點。如《周易·係辭上》：“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周易·隨·彖傳(chuan) 》：“隨。大亨貞無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yi) 大矣哉。”可見，“隨時”是《周易》的一條重要思想原則，《周易》講究變通，而變通的法則就在於(yu) “隨時”。抽象的天經由“時”的轉換成為(wei) 一種具體(ti) 可操作的行為(wei) 規範，《周易》主張“隨時”，即強調“時”的重要性和權威性。

“時”對人的日常生活構成一種時間性的規範。《尚書(shu) ·堯典》中的“食哉唯時”以及各種“禮”在時間向度上的規定（如《左傳(chuan) 》所雲(yun) “禮以順時”），都是這種規範的具體(ti) 表達。在四時秩序的自然基礎上，從(cong) 個(ge) 體(ti) 生活到共同體(ti) 生活，人類社會(hui) 的方方麵麵都不乏“時”的指導，而朝代的更迭與(yu) 曆史的演進，也以“時”作為(wei) 一種曆史思考和文化解釋的模式。

在“禮”之規定中的“時”，或許還是一種物理上的時間概念，但“禮”的發生是一種非刻意的主動性的呈現，更多包含了一種德性意義(yi) 的“時”。“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庸”之德當然包含著時間性的一麵，隨時取義(yi) ，依時而行。但當依時而行發自真正的君子人格之時，“依”的意義(yi) 便逐漸隱去，體(ti) 現為(wei) 一種帶有主動性又自然符合規定的行為(wei) 選擇。“時中”的君子超越了“禮”的外在性規定，可以自然相時而動，與(yu) 時偕行。正如朱子弟子所問：“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辭皆是隨時取義(yi) ，然非聖人見識卓絕，盡得義(yi) 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yi) ，安得不差？”朱子回答：“古人作《易》，隻是為(wei) 卜筮；今說《周易》者，乃是硬去安排。聖人隨時取義(yi) ，隻是事到麵前，審驗個(ge) 是非，難為(wei) 如此安排下也。”可見，隨時取義(yi) 的思維方式和行為(wei) 選擇是內(nei) 在發生的，外在的禮的規定固然是一種約束，但這種約束無論從(cong) 曆史上還是邏輯上來說，都後於(yu) 隨時取義(yi) 的聖人之道，是對聖人之道的一種反思和總結。“禮雲(yun) 禮雲(yun) ，玉帛雲(yun) 乎哉？”孔子的反問恰好證明，禮的規定除了器物與(yu) 行為(wei) ，還有更深層麵的思想內(nei) 涵。這種更深的思想內(nei) 涵在不同的語境下或許有著不同的內(nei) 容，但在形式上，它們(men) 定然都是隨時取義(yi) 、符合“時中”之德的。

待時而動

要實現隨時取義(yi) ，就要做到順應天時，待時而動。順應天時即要認識到“時”的重要性和不可抗拒性，充分認識“時”之存在的客觀意義(yi) 。儒家一直強調內(nei) 聖外王之道，而成就聖人之道並非毫無條件，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順應天時。“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當天時未到的時候，隻有內(nei) 省自修，以待天時。例如，《周易·係辭下》雲(yun) ：“君子藏器於(yu) 身，待時而動。” 《荀子·宥坐》雲(yun) ：“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伺其時。” 《孟子·盡心上》雲(yun) ：“得誌與(yu) 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這種待時而動的時命哲學，恰恰是古代士大夫與(yu) 天地參讚化育的精神投射，他們(men) 在“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進退中，將“君子居易以俟命”的從(cong) 容，升華為(wei) “與(yu) 四時合其序”的智慧。所以，當時運到來之際，要果斷及時，珍惜機遇，實現抱負。《周易·乾·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ye) ，欲及時也。”《國語·越語下》範蠡曰：“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之為(wei) 災。”如果不能把握時機，不僅(jin) 會(hui) 喪(sang) 失機遇，還可能受到天命的責罰。

總之，孔子雖然發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慨歎，但仍然要求士人君子“壹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藏器於(yu) 身，待時而動。從(cong) 對待“時”的態度轉化為(wei) 一種對待“時”的行為(wei) ，儒家要求的是一種麵對當下時正麵的、積極的甚至英雄式的態度和行為(wei) 。這種“時中”精神同時是具有“界限”意義(yi) 的，儒家要求君子“素其位而行”，“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自然符合中道。儒家對“界限”的強調，要求個(ge) 人在界限之內(nei) 行動，“禮崩樂(le) 壞”是儒家倫(lun) 理的直接對立麵，而恢複禮樂(le) 的重要途徑——正名，其重要意義(yi) 就在於(yu) 糾名責實，通過規範人的日常行為(wei) ，使之符合社會(hui) 共同體(ti) 生活的共同準則。這些公共生活的共同準則中，必然包含著各種有關(guan) 時間的規定。相應地，在理論定位上，儒家對“時中”精神的強調，最終要形成的是一種社會(hui) 倫(lun) 理，所以無論是四時宇宙的時空結構還是禮樂(le) 規範的價(jia) 值定位，都需要確定下來，並滲透到日用常行之中。隻有這樣，儒家的“時中”精神才能最終達到心不逾矩的內(nei) 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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