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我們的影子、榜樣和創新泉源
    作者：邵耀成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西曆2012年2月4日
     
    
    
    讀了《究竟如何看待傳統文化——杜維明VS袁偉時》的訪問記錄，易中天先生的《我們從儒家那裏繼承了什麽，又該怎樣繼承》與《這樣的“孔子”不離奇嗎》，筆者也來趕熱鬧，以多層次的角度來看現代價值觀和孔子所代表的傳統文化。這種以多層次的角度來分析所謂有機性的哲理概念，例如孔子仁的概念，是杜維明先生在1985年所提出的。筆者去年在台灣商務出版的《孔子這個人》提出一個補充條件，認為應把一個哲學流派的從事者的行為帶進研究範疇之中，因為，德行哲學需要一個實踐者，把死的概念用行動演活起來。像一條繩子那樣，能把一個一個多層次的範疇連接起來成為一個整體，再把生命力灌注進去。否則，自由、平等、公正、仁愛都是太抽象的名詞，我們需要道德實踐行為去體會德行哲學的真實生命性。以這個分析方法，我們嚐試解釋我們的觀點。
    
    現代價值觀中的人權、容忍、自由、民主、社會福利、市場經濟、男女平等、環保等等，我看兩岸三地的人都是認可的，我們是不必去宣揚或灌輸這種理念的。但認可不代表我們已經做到了，所以問題不在接受而在實踐，那就是，在實現某一個普適理念時，我們實際上做到了幾分。而且，不是我們自己說了算，還得與別人比較一下，是否還需要改進自己，這是孔子的教導，這也是傳統道德文化的脊梁，這種做人的道理怎麽能不維護呢？
    
    若果我們把問題放到一個形式，問：應如何去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男女平等呢？那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因為傳統上中國人是男尊女卑的。但我們若果這樣問：我們今天能接受男女平等這個理念，是我們文化中哪些因素導致（或不阻擋）我們去接受它的呢？在易中天先生《南方周末》文章（2011.1.20）的左麵就有德國記者花久誌（Georg Blume）先生的文章《中國龍如何對話印度虎》，他看到這一點，文中指出：“那些有能力到中國旅行的印度富人，則對中國社會中人人平等的原則毫無概念。在印度從事簡單勞動的人（空姐當然也包括在內），大多屬於下等人；對於出身社會高等級的上層人來說，這些人無異於賤民。”因此，在印度傳統文化中有些因素是妨礙他們接受“生而平等”(包括男女平等)的理念的，而中國則沒有這種障礙。如此，我們就必須去認識：是中國文化中哪些因素使我們順順利利地就把一個新思想接受過來。這是“接軌”：把嶄新的理念與原來的文化素質接軌起來，而不是一個“繼承”的觀念。
    
    杜維明先生指出中國有纏足，外國也有束胸，我們不必太美化西方文明。而“三綱(臣、子、妻必須絕對服從君、父、夫)”這樣的觀念，在任何父氏傳統宗族社會都是存有過的，埃及是這樣，希臘是這樣，一百年前的美國也是這樣的。若我記憶不錯的話，在我所居住的美國維州（Virginia），一百五十年前，一個男人是可以當街鞭打他自己的女人的。所以，從維護三綱，到反對三綱，那是人類進化所必須經曆的一個階段。但是，有一點是應該強調的，正如袁偉時先生所強調，這些理念是西方摸索出來的，我們隻是學步模仿而已，所以，他們比我們先進。但比起印度來，我們傳統文化阻力少一點，能讓我們快一點接受例如“生而平等”這個思想，我們傳統文化在這一點上可能比印度略為進步些。
    
    有了這個概念，讓我們看看“打倒孔家店”這段曆史吧！在網上存有大量翻案文章，認為陳獨秀先生或胡適先生被冤枉了，他倆其實並沒有這個意思，自然，在曆史求真上，我們有發掘真相的必要。但在思想運動推理上，打倒孔家店是理所當然的事，若果孔家店支持男女不平等，而革新者卻要提倡男女平等，就不能不打到孔家店；科學與民主也是那樣的。到了今天，在價值觀上，孔家店有很多東西被打倒了，因為它們不合時代的需求。但是，孔家店是否有些貨物，對我們來說，還是很珍貴的呢？或者甚至是人之所以為道德人的最基本的價值呢？那就是，誠實、正直、人的最基本需求、知錯能改、寬容、自我更新、學習別人的好處。這些都應該是孔子的價值觀，也為後來的儒家所接受。(至於像“朋黨”這個觀念，孔子反對，宋儒是否也反對，是待考的，餘英時先生就有所論述)。正因為孔孟認識到我們應該保障人的基本需求(孔子比較含糊，孟子是非常明確的：有飯吃、有衣穿、還得有一個配偶)，中國人很快就認為“自由平等民主”是好東西，是大家所應該追求的理想。二十世紀的前半個世紀，由於國家積弱，在強權的瓜分之下，有民主主義與軍國主義之爭。但是，支持軍國專製的丁文江先生，我看，也是讚成民主的，隻是，他認為：以民主來強國太慢，必須用軍國主義才能很快地把國家強盛起來。之後，才進行民主。原則上，他也是認同民主的。
    
    我們可能認為我們現在的民主進行得太慢了，但那是一個實踐問題，不是一個認知上的問題。在新中國開國先哲所通過的1982年的憲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內容與法國大革命所宣揚的理念是沒有很大的不同的。憲法是一個國家立國的理念與基本原則，因此，新中國在 “法治民主自由”方麵是絕對讚同認可的，在實踐中，可能有差距。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實踐問題，不是認同問題。實踐和理念總是有差距的，民主先鋒如美國，也要在立國240年之後，當奧巴馬被當選為美國總統而完成她憲法上所宣告的理念的，《華盛頓郵報》在他宣誓就位的那天宣稱：“美國再不說謊了！”也就是，憲法的諾言被實現了。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努力去實現憲法的責任，我們自己作為公民的行為越接近中國的憲法，中國國家就越向憲法上的理念邁近了一小步。筆者極為欣賞袁先生在《南方周末》（2011.2.17）的文章，題為《給人以自由的是思想》，文中他表達了尊重別人（徐晉如先生）應有不同思想權利的修養和信念，那是建立民主自由體製的基石。若果中國有一億人像袁先生那樣，中國想不民主自由也是不太可能的。
    
    以同樣的敬意和民主態度與袁先生討論他以下的見解：“仁、義、禮、智、信[五常]，應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礎上。否則，它隻能為宗法專製服務。”這是值得商榷的，我們先以“信”為例子，作“誠信”解，則這個價值觀是要比“自由民主等”更具基本性以及永恒性的；它更基本，那是因為任何人類組織，不管是部落、家族、王朝、帝國都需要它的；與利益一樣，是人與人建立關係最原始性的一種粘合物。永恒的意思乃指：有人類文明存在，就有這種關係的存有，遠遠早於文字發明之前；而近代民主製度則必須有一本厚厚的法典去界定的。因為，近代的“自由平等民主”最多隻有350年的曆史(始自啟蒙運動)，初始型的古式民主在希臘與羅馬都存有過，但其曆史不超過150年。如此，怎可以要求前者建立在後者的基礎上呢？引申而來的推論：“五常”隻能為民主自由政體服務，是一個非常成問題的大前題。下麵試論述之。
    
    假如我們生活在男女不平等的宗法專製社會，按袁先生“不服務”原則的話，是不是說：我們要對自己的母親妻子女兒“不仁愛、不公正、不禮貌、不理智、不誠信”呢？袁先生恐怕不是這個意思吧！聽袁先生談論民主自由製度，我認為袁先生太理想化或美化這種製度。撇開部落時代的民主選舉形式不說，單說在有了國家體製後所產生的民主吧！希臘雅典是這個製度的創始者，建立了公平有序的投票方式；但也是這個民主投票判決了蘇格拉底的死刑。令做學生的柏拉圖憤怒不已，寫《共和國》時，揚棄民主程序而推崇精英專製治國。近代的希特勒很心儀這個說法，成為他軍國獨裁的理論基礎；可以這樣說，2400年前雅典人愚昧錯誤的投票，替近代德國造就了一個殺人魔王。民主不一定製造出天堂，有的時候還會製造地獄的。最少有一二百年的時間裏，美國民主製度對美國黑人來說，是一個地獄。且讓我們來看一個像天堂那樣的人間例子啊！
    
    那就是不丹，一個幸福指數最高的喜馬拉雅山麓的一個小國家，這個國家有一個英明的國王，叫“旺楚克”，他在1998年前就想還政於民，把不丹變成一個民主國家，但他的人民不同意，要求他繼續做他們的君主，也就是，民意要維持袁先生所否定的宗法專製製度。這位旺楚克國王是個了不起的人，也是一個現代人，1998年6月單方麵以國王宗法的專權解散內閣，把行政權移交給大臣委員會；在2001年9月，“專製地”下令起草共和民主憲法，結束君主製。不丹人民是幸福的，在宗法專製和民主自由製度下享受同樣的幸福；因為他們有一個有“國民幸福總值”觀念和能實踐這觀念的領袖。所以在行政製度之外，還有一個“國民幸福”的人道理想，在人民幸福上它比民主和宗法的政製分歧更重要。至於，這個國民幸福的人道理想是否與儒家人道思想互為吻合，還有待我們專家學者進一步的比較討論，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杜先生大概認為儒家人道思想與這種國民幸福理念是相同的，是應該提倡的，這還有待他的分析和演繹。還有一點可以說一下，人道思想與民主或宗法製度的關係，是製衡、監督、影響而不單是服務。
    
    一個統治者自然可以把五常當做美麗的謊言來欺騙人民，如此，五常就變成一種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工具而服務於統治者。相信袁先生用“服務”一詞，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一個有五常修養的人，是否應該服務於一個宗法獨裁政權呢？且讓我們把袁先生放回50年前，當他還是30英年的時候，又假設他不任教於開明的中山大學，而進了一所信奉並實行三綱宗法專製主義的大學，反對三綱的袁先生是服務呢？還是還鄉讀書種田呢？這是人作為人的一個關鍵性選擇，也是中國傳統哲學其中一個最核心性的問題之一。孔子就曾批評他的弟子子路、冉有缺乏“大臣”的氣度，未能在“以道[而不能]事君”的時候，辭官退隱做逸民[《11.24》]。他曾討論過那個時代的六位逸民，把他們分成三類，伯夷和叔齊一類，是“不降其誌，不辱其身”；柳下惠和少連是一類，這二人“降誌辱身”；虞仲和夷逸是一類，他們“隱居放言”。孔子自己則非常開明不固執，認為這三種處事態度都是能接受的。因此他說自己“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18.8》]，並不一定要按三類中，某一類方法去“服務或不服務”一個君主。袁先生自然是不讚同柳下惠的做法的。但是，容我們假想一個例子，在某暴君的統治下，黃河泛濫，若不治理，幾十萬人就要傾家蕩產，甚至失去生命，而袁先生是一個治水高手，袁先生是為這個暴君治水呢？還是看著十萬戶人家沒頂而亡呢？不管袁先生的答案是然是否，這中間存在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那就是，袁先生這種道德情懷是從西方而來的呢？還是從傳統士人精神而來呢？若果是後者的話，那就是說，袁先生的基本人與社會的道德情懷來自孔子，孔孟儒家道德情懷像影子那樣附在袁先生身上，要躲也躲不開，這是為什麽我們的標題說：“孔子是我們的影子”。下麵我們舉一個例子說明在言行舉止方麵，孔子的禮教文化也像影子那樣地追隨著我們。
    
    1980年春，史丹福大學校長室派我去機場接大陸的紅樓夢學界代表第一次來美參加國際會議，他們是周汝昌先生、馮其庸先生和陳毓羆先生。當我在候機室等三位先生出閘的時候很緊張，不知道紅色中國的學者會是一個怎樣的模樣兒；一照麵，我發現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因為三位先生和我一樣，也是神經繃緊的，不知道我這個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中國人會是怎樣一個模樣兒。我們雖然在言行舉止上不完全一樣，但基本上是共通的，都是孔老夫子塑造出來的人，彼此間因而有一種親切感。孔子的禮文化塑造了一個人的言行舉止，好像一個人的衣飾服裝那樣，這個言行舉止的特征把他與其他禮文化熏陶出來的人一下子就分別了出來，那是騙不了人的。孔子在我們身上的烙印那是要怎樣洗滌也是洗滌不去的；就像影子一樣，又有誰能擺脫得掉我們的影子呢？
    
    若果我們上述所說，孔子思想是中國文化DNA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話，則易中天先生俏皮生動的主張：“看來，也許得把儒學放進洗衣機，再加漂白粉，衝了又衝，洗了又洗，一直洗成‘灰色’為止。”是一件不可實行的事，要衝淡DNA，就隻有不住地交配，像把鯉魚交配成金魚那樣，那是一種蓄意性的雜交。那麽，我們也就是雜交之民了，鯉魚在配種後由灰黑色變得五彩繽紛，我們在淡化儒家DNA配種後，會是一個什麽顏色，連想也不敢想！
    
    自從讀了野夫先生2009年的《江上的母親》，他在後記中對易先生的介紹，我對易先生是欽佩有加的，認為先生能在文化藝人的舞台上大紅大紫後，卻又能靜居潛心為中國的文化前途深思熟慮，探討一個出路，實在是一個難得的兩棲文化工作者。但易先生論說中有一個假設，那就是，我們可以有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那是不切實的空幻之思，就筆者所能看到的，有文字記錄的人類文明史中，沒有這樣的一個社會存在過。甚至在動物與昆蟲世界，若果他們有群居生活的話，也是一個有等級的社會。因此，易先生的見解若希望有一個實質上的意義的話，那易先生必須列舉出一個例子，在人類或生物界，存在著一種沒有階級的社會。我們說：“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社會，那是指，在一個有階級的社會中，公民有一定的法律保障，保護他的基本的自由，擁有平等的改變他命運的機會，有投票權來選舉自己的統治者。但公民必須服從統治者所通過的法律，例如當兵，假若法律規定18—25歲男子必須服役，則逃兵役就是犯法，要坐牢的，同時會被褫奪一切公民權益的。還可以提出一點，男女在這件事上，是不平等的，很少有文明國家要求女子去服兵役的。男女平等隻指男女在公民權益和機會上的平等，而不是把男女在社會上所有的義務和權利都劃上一個等號。有了這個概念，且讓我們討論“三綱”這個問題，特別是其中男女平等這個問題。
    
    易先生說得太漂亮太有趣了，三綱是“餿了的飯菜”，因此要揚棄，我完全讚成。但是，三綱為什麽“要不得”，易先生說得不很明白，似乎（若我理解錯了，先在這裏道歉），易先生認為因為“君臣、父子、夫婦”是封建階級的觀念，因此要不得。可是，英國無疑是一個民主先進國家，英女王與英國平民確實存在著君臣的關係。至於父子夫婦關係，除了雲南瀘沽湖邊的摩梭女兒國之外，世界上是無國無之，那又如何可以說是要不得呢？三綱要不得那是因為“綱”有“絕對服從（這點易先生沒有解說）”的意思。英女王雖然有平民沒有的特權，例如不付稅，但絕對沒有要平民絕對服從的權力。現代社會雖然不要求子女絕對服從父母，但總不會像易先生所說的那樣，父母對子女毫無權威性，實行絕對的平等(易先生似乎在說，父子應當平等相待)，難道易先生的子女要做壞事，易先生也不管嗎？至於夫婦之間，彼此是否平等，那應該不是政府的事，也不是我們社會評論家的事，那是夫婦他們倆的事。
    
    中國社會中的男女平等是不同時代有不同的關係的，在上古母氏社會的時候，那自然是女尊男卑，沒有婚姻製度，因此“子[是]不知其父”的；這個社會最大的特征，照《道德經》的說法，那就是，沒有私有的概念，沒有財產的概念，也因此沒有遺產承傳的概念。在畜牧與農耕時期，婚姻製度被發明了，子女知道父親是誰了，恐怕有二三千年的時間，從《易經》所記載的一些跡象來看，還是女尊男卑的，直到國家宗法製度成立，階級社會進入成熟期，男女才開始男尊女卑的。孔子時，無疑已是男尊女卑的了，但到達什麽程度我們是完全不清楚的。春秋時，妻子是否要完全服從丈夫也是我們還未弄清楚的事，相信那時對婦女的壓抑是不會像宋朝時那樣缺乏人道的，但恐怕也不會像南北朝時的宋朝那樣地開放的，有這樣一個故事，在公元465年，宋前廢帝劉子業的姐姐山陰公主淫恣，很不平地對她的皇帝弟弟說：“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開明的劉皇帝替公主安排了麵首三十人。[《宋書.前廢帝紀》] 這，恐怕連現代人也會膛乎其後的。孔子在《論語》中從來沒有討論過夫婦之道，或者男女應該是怎樣相處的，雖然他說了一句名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17.25》]，近代成為一個最熱門的討論題目。事實上，孔子這句話並不是在評論男女關係，而是他在與女子打交道上自己的一點受挫後的牢騷罷了，不能作為他對男女交往的一個倫理觀來看。易先生對孔子這句名言有獨出心裁的解釋，很有別致的味道。但其確鑿性能否成立則還有待在文獻中找到“小人乃指小宗之人”的記載；以及能在《左傳》或《國語》中找到實例，在進行五世分宗之後，“分到最後，最小的小宗，已經做不成貴族，隻能做庶民”。也就是說，再沒有資格享用貴族的“姓”，例如，孔子的“氏”是“孔”，姓則是殷貴族的“子”姓。（這與孔子的“子”無關，那是一種尊稱）。
    
    杜維明先生是一位筆者敬重的師長，30年前，筆者決定由數學係轉入人文係，很受先生的影響。也因此很了解先生對儒家執著的情懷；而筆者個人則對孔子著迷祟敬，對儒家友善而不執著，那是因為筆者在人生最困難黑暗的時候，是挨靠著孔子的脊梁站起來的。對杜先生的見解筆者大體上是認同的，唯一有分歧的乃是對“五四”的評價和擁抱。杜先生認為應該超越五四，筆者則認為應該擁抱五四，因為，五四所引發而起的中國文化革新中的最崇高目標還沒有被實現，也就是袁偉時先生所說的“將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的精華吸收過來，創造新的思想”。但這個說法需要二個限定性的條件，其一，“吸收”這個概念已假設了一個主體文化，乃是憑借主體文化去吸收外來優秀文化。正如法國啟蒙文化沒法揚棄希臘與羅馬化的希伯來文化一樣，中國二十一世紀新文化是沒法揚棄儒家、道家和佛家文化的。其二，這個嶄新的中國文化是整體性的，包括衣服、建築、文學、文法、生活方式、做學問的方法，凡是可以包含進文化中的東西，都必須有所創新，不單單是思想方麵。筆者最響往的天安門銅塑像是孔子和老子二人聯袂張開雙手歡迎托缽作胡僧打扮的佛祖、手裏拿著《美國獨立宣言》的傳統法國自由女神（與美國的造型不一樣）、手裏握著《共產黨宣言》的馬克思、另加牛頓和愛因斯坦，歡迎他們一起加進中國的文化洪流之中。因為沒有他們，中國21世紀的文化將不會橫空出世，締造人類所能創造的文化高峰的。
    
    筆者認為我們所要超越的是傳統與西化之爭，那已是陳腐得不能再陳腐的題目，雖然它確是五四的一個主題。但五四的主題太多了，很多主題恐怕要比這種意氣之爭重要得多，例如，文字的口語化，那是驚天動地的大革新，因為五四我們得以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也因為五四我們的科學，特別是科技，與西方已是有亦步亦趨的味道；就是因為五四我們統治者已不能做土皇帝做到死而後已。我們能不對五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嗎！
    
    我們不妨把產生五四的卅年(那就是從1905年取消科舉到1935年)與改革開放卅年(1980-2010年)比一比。我們大家都在說中國改革開放卅年，沒有產生出一個大師來，也就是說，在中國這三十年的教育製度和文化氛圍下沒有產生出大知識分子來。比之廢千年封建科舉之後的卅年，那時，初創性的學堂要教什麽樣的書都還未弄清楚，政治上喪權辱國，經濟上窮得連飯都吃不飽，大學連一個像樣的圖書館都匱乏，但我們最厲害的大知識分子與大科學家就出身在這樣的一個年代。我們今天什麽都有了，生產出來的卻大部份都是小知識分子，而且很多是蠹蟲一樣的小知識分子：造假、抄襲、搬字過紙、說不經大腦思維的套話。
    
    自然，我們這三十年來也有彪炳的成就的。那就是經濟的繁榮，民生上有極大幅度的改進，包括醫療和教育的普及性，那都是教人豎起大拇指要稱讚的事。所以，袁偉時先生所說的我們在“蹣跚學步”，筆者認為有補充的必要，我們在民族自主、科學水平、民生經濟上已是不能再用這個形容詞的了；民主嗎，可能；但最適合應用這個形容詞的是我們文史哲的狀況，在創新和做學問的方法上，真是慘不堪言，不單是筆者有這個看法，中國文化部長蔡武先生如是認為：中國缺乏現代經典力作，缺文藝創作運動潮，缺學術創新，缺權威性的大師，目前流行的文化包含著大量低俗、偽劣、淺薄的貨色。（《中國新聞網》轉載8月份《學習時報》）。我們自己的文化這樣低劣缺乏生氣，哪又能敢去超越充滿創新活力的五四文化呢？五四是真正地繼承了中國最具生命力的文化精神，從根本上，改造了中國文化，創造了一個嶄新的中國文化。我們嗎，這三十年創造了一個嶄新的經濟世界，但暫時性地喪失了我們的文化靈魂。因此，我們是沒有資格去超越五四的，隻能重歸五四懷抱去尋找我們失去的文化靈魂。
    
    諸子百家是中國第一個“中軸時期（指文明發展最具塑形的關鍵性時期，最初特指世界宗教道德的塑形期，後來卻泛指一個文化最具創造力的關鍵階段）”，五四是第二個。我們必須接軌到這二個中軸時期，才能與中國文化創造性的命脈連接在一起，我們文化的生命洪流才能從我們文化的冰封時期蘇醒過來，澎湃前進，融匯世界最優秀的文化，百川匯流，創造一個二十一世紀嶄新的汪洋大海文化。
    
    若果這是我們的理想的話，那我們必須以諸子百家的領軍人物孔子為榜樣，學習他的誠信、愛民、愛才、啟發、兼容、和隻有學習追求而沒有成見的精神，締造一個有永恒價值的中國文化，一個能在創新中恒久性地自我更生的文化。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