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荀子》“五經”到“六藝”體(ti) 係的定型——論戰國晚期到漢初《周易》躋身“六藝”體(ti) 係的過程

作者：王培峰

來源：《周易研究》2026年第1期

摘要:六藝經典體(ti) 係的形成是早期經學史上的重要學術問題。20世紀前期，疑古派提出六經體(ti) 係形成較晚，六經本是各不相幹的。近幾十年來，郭店楚簡《六德》篇等為(wei) 這個(ge) 問題的討論提供了新的證據。荀子“五經”“在天地之間者畢矣”的說法，應當視為(wei) 六藝經典體(ti) 係形成過程中的關(guan) 鍵節點。荀子將四教發展為(wei) “五經”，並對“五經”各自的特點進行了總結，為(wei) 儒家經典的體(ti) 係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而郭店楚簡《六德》等篇將六經並舉(ju) ，是易學在楚地較為(wei) 發達的結果，具有地域化的特點。秦並六國之後，一方麵《易》為(wei) 卜筮之書(shu) ，不在禁焚之列，遂得以廣大其學；另一方麵“數以六為(wei) 紀”，與(yu) 楚地的“用六”文化相融匯，為(wei) 六藝經典體(ti) 係的形成並推向全國提供了條件。而生活於(yu) 秦漢之交的陸賈、賈誼等人，在楚文化北遷的時代背景之下，在學緣上與(yu) 荀子之學密切相關(guan) ，而在地緣上又與(yu) 楚地有過較多的聯係，遂使荀子之學與(yu) 楚地之學相融合，最終促成了六藝經典體(ti) 係成為(wei) 當時社會(hui) 的公共知識。

關(guan) 鍵詞:《荀子》五經六藝《周易》秦朝楚文化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會(hui) 科學研究青年項目：“《四庫全書(shu) 總目》經學思想研究”（19YJCZH164） 

作者簡介:王培峰（1979—），山東(dong) 臨(lin) 沂人，文學博士，山東(dong) 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古典文獻學。

一、問題的提出

在中國經學史上，“六藝”作為(wei) 經典體(ti) 係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關(guan) 於(yu) 六藝經典體(ti) 係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及其成立的時間，學界聚訟紛紜，爭(zheng) 議較大，迄今尚無定論。[1]而爭(zheng) 論的焦點，就是《易》何時被納入六藝經典體(ti) 係的問題。[2]

按照傳(chuan) 統的看法，六藝（六經）之名或六經並列，最早出現於(yu) 《莊子·天運》《莊子·天下》《禮記·經解》等傳(chuan) 世文獻之中。早在清代中期，章學誠就提出“六經之名，起於(yu) 後世”的說法，不過他尚認為(wei) 《莊子》《禮記》中有關(guan) 六經的記載是時代較早的。[3]進入20世紀20年代後，疑古之風盛行，錢玄同明確地提出“‘六經’底配成，當在戰國之末”，甚至認為(wei) 六藝經典體(ti) 係是“把各不相幹的五部書(shu) 配成一部而名為(wei) ‘六經’”，“《莊子》中可信為(wei) 莊周自作者，惟‘內(nei) 篇’七篇而已。《天運》在‘外篇’，《天下》在‘雜篇’，皆非莊周自作，當出於(yu) 戰國之末”[4]。後來馬敘倫(lun) 又認為(wei) 《天下》篇“《詩》以道誌”等與(yu) 六藝有關(guan) 的數句“是注文誤入”[5]，楊柳橋、陳鼓應等人皆認可這種觀點。至於(yu) 《禮記·經解》的作年，或認為(wei) 出自孔子或孔門弟子，或認為(wei) 作於(yu) 戰國中期[6]，或以為(wei) 作於(yu) 戰國晚期[7]，或以為(wei) 作於(yu) 漢初[8]，或以為(wei) 出於(yu) 漢儒所記[9]，可謂是言人人殊。繼承疑古派思想的學者大都認為(wei) 六藝經典體(ti) 係的形成要晚至戰國末期到漢初，這種觀點至今還有較大的影響力。

近年來，研究者發現郭店楚簡《六德》《語叢(cong) 一》中有將六經並列的現象。學界認為(wei) 郭店一號楚墓的下葬時間在公元前4世紀末，[10]而郭店楚簡文獻的寫(xie) 作年代肯定又早於(yu) 下葬時間。有的學者以此為(wei) 依據，認為(wei) 六經經典體(ti) 係形成可能是在春秋晚期到戰國前中期。[11]這一觀點也有一定的影響。

但是，究竟該如何彌合這種出土文獻與(yu) 傳(chuan) 世文獻在同一學術問題上出現的衝(chong) 突和對立，目前似乎尚無獲得普遍認可的方案。正如揚之水所說：“在上古史中，不論文獻還是實物，都已被時間的水流衝(chong) 刷得支離破碎；若能從(cong) 中發現二者間的矛盾，進而揭櫫其中的深層原因，當然最好。”[12]而在這個(ge) 問題上，出土文獻與(yu) 傳(chuan) 世文獻之間的矛盾，正是有待“揭櫫其中的深層原因”。尤其是楚地出土文獻較早出現了將六經並列的情況，而在秦代之前，作為(wei) 北方儒家重要學者的孟子、荀子都沒有將六經並列，章學誠所謂的“故經之有六，著於(yu) 《禮記》，標於(yu) 《莊子》，損為(wei) 五而不可，增為(wei) 七而不能，所以為(wei) 常道也”[13]的說法，其實是難以成立的。荀子認為(wei) 《禮》《樂(le) 》《詩》《書(shu) 》《春秋》五部經書(shu) 是一個(ge) 完整的係統，完全沒有給《易》的加入留下空間。這明確顯示出在荀子的知識視野中，六藝作為(wei) 一個(ge) 經典體(ti) 係是不存在的。就此而言，六藝晚出說證據確鑿，不存在所謂論證方法的問題。[14]

那麽(me) ，該如何化解《荀子》“五經”說不包含《易》與(yu) 郭店楚簡《六德》《語叢(cong) 一》將六經並列的矛盾？從(cong) 《荀子》“五經”說過渡到六藝經典體(ti) 係，經曆了怎樣的過程？其背後的驅動力又是什麽(me) ？這些問題都需要逐一進行回答。

二、《荀子》“五經”體(ti) 係的形成及其不收《易》的原因

所謂《荀子》“五經”體(ti) 係，是指《荀子》一書(shu) 多次將《詩》《書(shu) 》《禮》《樂(le) 》《春秋》五部經典並舉(ju) ，並對各部經書(shu) 的內(nei) 容和特質做了精要的概括，如：

《禮》之敬文也，《樂(le) 》之中和也，《詩》《書(shu) 》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荀子·勸學》）

《詩》言是，其誌也；《書(shu) 》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le) 》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畢是矣。（《荀子·儒效》）

在這兩(liang) 條材料中，《詩》《書(shu) 》《禮》《樂(le) 》《春秋》的次序雖然不同，但五部經典的名目是固定的。《勸學》篇說“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儒效》篇也說“天下之道畢是矣”，這是將《禮》《樂(le) 》《詩》《書(shu) 》《春秋》作為(wei) 一個(ge) 完整的體(ti) 係，且這個(ge) 體(ti) 係蘊含了天地間的一切道理。這也充分說明，在荀子看來，《易》是無法與(yu) 《詩》《書(shu) 》《禮》《樂(le) 》《春秋》五部經書(shu) 並舉(ju) 的。

《荀子》“五經”體(ti) 係的形成有一個(ge) 過程。西周春秋時期，僅(jin) 有《詩》《書(shu) 》《禮》《樂(le) 》四教之學。如《禮記·王製》雲(yun) ：“樂(le) 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shu) 》《禮》《樂(le) 》以造士。”《左傳(chuan) ·僖公二十七年》雲(yun) ：“說禮樂(le) 而敦《詩》《書(shu) 》。《詩》《書(shu) 》，義(yi) 之府也。禮樂(le) ，德之則也。”而《春秋》自被孔子纂著成書(shu) 之後，很少被人提及，更沒有成為(wei) 貴族的公共經典。譬如孟子見齊宣王之時，齊宣王想了解一下“齊桓晉文之事”，孟子就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chuan) 焉，臣未之聞也”（《孟子·梁惠王上》）。“齊桓晉文之事”盡在《春秋》之中，如果齊宣王君臣有可能讀過《春秋》，孟子是斷然不敢如此回答的。所以可以肯定，直到孟子遊說齊宣王之時，《春秋》尚非當時士人普遍通曉的經典。

不過，孟子卻是熟悉《春秋》的，他之所以不願意和齊宣王講齊桓晉文之事，乃是不想言霸道，而想講王道。而且在《春秋》一書(shu) 地位上升的過程中，孟子所起的作用是至關(guan) 重要的，他曾提出：“‘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婁下》）孟子認為(wei) 《春秋》是孔子續《詩》之作，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春秋》作為(wei) 經書(shu) 續作的神聖地位。

而荀子將《春秋》與(yu) 《詩》《書(shu) 》《禮》《樂(le) 》相並列，則是《春秋》正式進入後來儒家六藝經典體(ti) 係的標誌性事件。那麽(me) ，荀子為(wei) 什麽(me) 將《易》排除在這個(ge) 體(ti) 係之外呢？難道是荀子不精通《易》的緣故嗎？實際上，與(yu) 孟子完全不言及《易》相比，《荀子》一書(shu) 與(yu) 《易》的關(guan) 係是較為(wei) 密切的，而且“戰國時期的儒家易說，保存下來最多的是荀子一係”[15]。《荀子》一書(shu) 多次引用《易經》，還曾引用《易傳(chuan) 》，而且在思想上還對《易傳(chuan) 》有所承襲。[16]劉向校理《荀子》時說：“孫卿善為(wei) 《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為(wei) 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為(wei) 祭酒焉。”[17]這說明至少在齊襄王（前283年—前265年在位）之時，荀子就已經以善《易》著稱了。

比較合理的一種推測是，在荀子之前，尚沒有將六經並列的先例，或者將六經並列的相關(guan) 現象，沒能進入荀子的知識視野。誠然，傳(chuan) 世先秦文獻中《莊子·天下》《莊子·天運》《禮記·經解》有數處六經並列的情況，但前人認為(wei) 其成書(shu) 時代要晚於(yu) 荀子，故不足采信。但是，出土的郭店楚簡《六德》《語叢(cong) 一》中已經出現了將六經並列的現象，其時代不晚於(yu) 公元前300年。此雖為(wei) 孤例，但確實無法否認這種現象的存在。所以，這個(ge) 問題有必要做更為(wei) 深入的探討。

三、戰國時期楚地易學及其與(yu) 荀子之學的關(guan) 係

地域間隔造成的學術文化差異，是古今都存在的文化現象。就經學而言，漢代有齊學、魯學之別，南北朝有南學、北學之分。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田疇異畝(mu) ，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製，言語異聲，文字異形”[18]，在學術文化上有所不同，也是合乎常理之事。《史記·儒林列傳(chuan) 序》雲(yun) ：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wei) 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yu) 齊……後陵遲以至於(yu) 始皇，天下並爭(zheng) 於(yu) 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19]

孔門弟子對孔子學問的繼承，或得其一體(ti) ，或具體(ti) 而微，他們(men) 在孔子去世之後更是風流雲(yun) 散到不同的諸侯國，在學術上自然也會(hui) 有不同的發展。正如《韓非子·顯學》所說：“孔、墨之後，儒分為(wei) 八，墨離為(wei) 三，取舍相反不同。”而孔門儒學的分裂，必然會(hui) 導致經學發展在地域上的不均衡。

就易學的發展而言，孔子以後，楚地就表現出與(yu) 北方不同的地域性特點。楚地易學的流傳(chuan)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chuan) 》中有明確的記載：“孔子傳(chuan) 《易》於(yu) 瞿，瞿傳(chuan) 楚人馯臂子弘，弘傳(chuan) 江東(dong) 人矯子庸疵……”（《史記》，第2686頁）《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亦雲(yun)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dong) 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chou) 子家……”[20]《史記》和《漢書(shu) 》的記載內(nei) 容略有差異，但都證實了楚地（江東(dong) ）在孔子之後有易學的流傳(chuan) 。而具有濃鬱楚文化色彩的文學作品楚辭之中，如《離騷》《卜居》《招魂》等篇，都反映出楚地卜筮文化是非常活躍的。

易學與(yu) 楚文化的密切關(guan) 係，上個(ge) 世紀以來學界已經反複論證過。蒙文通認為(wei) ：“諒《易》學別為(wei) 儒學之行於(yu) 南方者。諸子征《易》辭始於(yu) 荀卿，荀氏亦征《道經》，當為(wei) 荀卿所受於(yu) 楚人之傳(chuan) 。”[21]郭沫若也認為(wei) 《彖傳(chuan) 》《係辭》《文言傳(chuan) 》“多帶南方的色彩”[22]。高亨則從(cong) 用韻的角度指出，“《彖傳(chuan) 》多有韻語，《象傳(chuan) 》中之爻象傳(chuan) 皆是韻語。我對此曾加以研究，知其韻字……與(yu) 南方詩歌如《楚辭》中之屈、宋賦及老莊書(shu) 中之韻語之界畔相合……然則《彖傳(chuan) 》《象傳(chuan) 》之作者必皆是南方人”[23]。李學勤也說：“《說卦》三篇（包括《說卦》《序卦》《雜卦》——引者注）漢初在南方流傳(chuan) ，宣帝初年才為(wei) 居正宗地位的田何係統學者所知。”[24]綜合以上諸家之說，則《易傳(chuan) 》的《彖傳(chuan) 》《係辭》《文言傳(chuan) 》《象傳(chuan) 》《說卦》《序卦》《雜卦》七篇，皆與(yu) 楚人有一定的關(guan) 係。以上說法雖未必全然成立，但《易傳(chuan) 》的部分內(nei) 容源自楚地，是毋庸置疑的。

而這一結論也被近年的出土文獻所證實。尤其是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shu) 《易》，除了經文六十四卦之外，還有《係辭》上下篇（或稱上篇為(wei) 《係辭》、下篇為(wei) 《易之義(yi) 》）及今本《周易》中沒有的《二三子問》《要》《繆和》《昭力》，內(nei) 容較為(wei) 完整。李學勤認為(wei) ，這些出土的《易》類文獻“是一部有自己體(ti) 係的完整書(shu) 籍”[25]。而這部有自己體(ti) 係的完整的《易》類書(shu) 籍，顯然帶有較為(wei) 明顯的楚地文化的色彩，很可能沒有最終傳(chuan) 入北方。

其中，《要》篇引用孔子的話說：

《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yi) 耳也。幽讚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者而義(yi) 行之耳。讚而不達於(yu) 數，則其為(wei) 之巫；數而不達於(yu) 德，則其為(wei) 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始（恃）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yu) 史巫同塗（途）而殊歸者也。[26]

在這裏，孔子明確提出，史巫之《易》在於(yu) “幽讚”“明數”，而君子之《易》在於(yu) “達德”，二者具有明顯的差別。有人認為(wei) ：“‘君子《易》’區別於(yu) 史巫之筮的關(guan) 鍵在於(yu) 將陰陽觀念引入《周易》之中，使得《周易》固有的卦爻象占被注入了新的內(nei) 涵。”[27]而與(yu) 《荀子》的“五經”之說相比，《莊子·天下》篇多出了“《易》以道陰陽”[28]，《史記·太史公自序》多出了“《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yu) 變”“《易》以道化”（《史記》，第4003頁）。而這些思想，正是《荀子》所沒有涉及的，荀子隻是因襲《論語》中的“善《易》者不卜”，在義(yi) 理上沒有較為(wei) 係統的闡發。這可能也是荀子未將《易》納入其經典體(ti) 係的重要原因。

而郭店竹簡《六德》《語叢(cong) 一》中則首次出現了“六經”並舉(ju) 的情況。[29]尤其是《六德》，其體(ti) 係較為(wei) 完整：“故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職而亡由作也。觀諸《詩》《書(shu) 》則亦在矣，觀諸禮樂(le) 則亦在矣，觀諸《易》《春秋》則亦在矣。”[30]郭店竹簡的埋藏時間是戰國中期，而其中文獻的成書(shu) 年代要遠早於(yu) 埋藏時間。所以，大多數學者傾(qing) 向於(yu) ，在楚地，戰國前中期就已經出現了將“六經”並列的情況。這種情況的出現，將討論六藝經典體(ti) 係形成年代的學者推向了一個(ge) 兩(liang) 難的境地：認為(wei) 六藝經典體(ti) 係形成較晚的學者，很難解釋《六德》篇中為(wei) 何出現了“六經並稱”的情況；而認為(wei) 六藝經典體(ti) 係早在孔子之時就已經形成的學者，則無法“‘調和’出土文獻與(yu) 傳(chuan) 世文獻的矛盾，對傳(chuan) 世文獻已載、未載《周易》相關(guan) 信息作出實事求是的、讓人信服的解釋”[31]，更無法解釋為(wei) 何荀子認為(wei) 《詩》《書(shu) 》《禮》《樂(le) 》《春秋》“在天地之間者畢矣”。楚地易學強烈的地域性特點，則為(wei) 徹底擺脫這一兩(liang) 難處境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就是說，由於(yu) 楚地易學較為(wei) 發達，且獨立於(yu) 北方易學而自有流傳(chuan) 係統，所以《六德》篇中“六經”並列的學術現象首先出現在了楚地，而且即便在楚地，可能也並不是那麽(me) 普及，不然近年發現了那麽(me) 多出土簡帛文獻，這種學術現象就不會(hui) 作為(wei) 孤例而存在。這樣一來，六藝經典體(ti) 係形成問題中的一些矛盾之處，便迎刃而解。

荀子及其部分後學與(yu) 楚地的關(guan) 係是較為(wei) 密切的。荀子本是趙人，後遊學於(yu) 齊國，《史記》本傳(chuan) 記載：

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wei) 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wei) 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wei) 蘭(lan) 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lan) 陵。（《史記》，第2852頁）

蘭(lan) 陵是魯國舊地，公元前255年魯國被楚國吞並。據錢穆先生考證，春申君見殺在公元前238年[32]，此時蘭(lan) 陵已經被楚國兼並近二十年，所以荀子晚年對楚文化應該有所接觸。但是，由於(yu) 此時荀子年事已高，而且蘭(lan) 陵也遠離楚文化的核心區域，他未必像有些學者說的那樣會(hui) 受楚文化太多的影響。相反，荀子晚年的仕宦經曆，使他晚期的弟子及再傳(chuan) 弟子中有較多的楚國人，這擴大了荀子之學在楚地的影響。如楚人陸賈是秦末漢初著名的儒生[33]，他的易學傳(chuan) 自荀子[34]。而賈誼的《春秋》左氏學，則傳(chuan) 自荀子的學生張蒼[35]，他雖不是楚人，但曾謫居長沙三年，對楚文化也是較為(wei) 熟悉的。這些確實為(wei) 荀子之學與(yu) 楚地之學的交流與(yu) 融合提供了客觀的條件，也為(wei) 六藝經典體(ti) 係的最終形成並在全國範圍內(nei) 得以推廣做出了貢獻。

四、秦朝文化政策對《易》最終躋身於(yu) 六藝經典體(ti) 係的影響

荀子對《易》的引用，以及荀子之學與(yu) 楚地之學的融合，隻是為(wei) 六藝經典體(ti) 係在全國範圍內(nei) 被接受做了準備工作。而《易》躋身於(yu) 六藝經典體(ti) 係，並最終成為(wei) 全國範圍內(nei) 的公共知識，可能與(yu) 秦朝的文化政策是分不開的。

在荀子去世後不久，秦統一天下，采用了一係列革新的“秦製”。其中，有兩(liang) 項製度可能與(yu) 六藝經典係統的最終形成和全國推廣有較為(wei) 密切的關(guan) 係。

一是李斯提出焚書(shu) 之策。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shu) 》、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shu) 》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ju) 者與(yu) 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wei) 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shu)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wei) 師”（《史記》，第325—326頁）。這項臭名昭著的焚書(shu) 之策，對《詩》《書(shu) 》及諸子百家的流傳(chuan) 有較大的負麵影響，以致《尚書(shu) 》從(cong) 此無複全本，晚出古文《尚書(shu) 》之爭(zheng) 綿延數百年。但對《易》而言，因為(wei) 在“所不去者”之列[36]，反而是擴大流傳(chuan) 範圍的絕佳時機。所以，有人認為(wei) 正是焚書(shu) 之策，讓未被禁毀的《易》為(wei) 儒者所接受和闡發，進而成為(wei) 社會(hui) 普遍接受的經典，這是有一定道理的。[37]

另一個(ge) 是秦初“數以六為(wei) 紀”的改革。《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朝建立之後，“數以六為(wei) 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wei) 步，乘六馬”（《史記》，第306頁）。《史記·封禪書(shu) 》亦載：“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wei) 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wei) 名。”（《史記》，第1643頁）其實，用“六”其來有自，《左傳(chuan) 》中就有“六府”“六物”“六道”“六順”，《逸周書(shu) 》有“六極”“六問”，《莊子》則有“六合”“六極”，而楚文化中也多有用六之處。所以有人認為(wei) “數以六為(wei) 紀”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以“六”“十二”為(wei) 天數的思想。[38]但是，作為(wei) 一種在全國範圍內(nei) 有影響的政策，秦朝“數以六為(wei) 紀”“度以六為(wei) 名”對於(yu) “用六”文化的推廣，肯定有較大的促進作用。六藝經典體(ti) 係被推廣到全國範圍，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實現的。

被認為(wei) 是將“六種儒家典籍稱作‘六藝’……最早而又最可靠的記載”[39]的賈誼（前200─前168）《新書(shu) ·六術》中說道：

是以先王為(wei) 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為(wei) 訓；道人之情，以之為(wei) 真。是故內(nei) 法六法，外體(ti) 六行，以與(yu) 《書(shu) 》《詩》《易》《春秋》《禮》《樂(le) 》六者之術以為(wei) 大義(yi) ，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修，修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體(ti) 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40]

此處首次明確提出“《書(shu) 》《詩》《易》《春秋》《禮》《樂(le) 》……謂之六藝”，並認為(wei) “藝之所以六者”的依據是“法六法而體(ti) 六行故也”。值得注意的是，《六術》篇“以六為(wei) 度”的提法，其實是本於(yu) 前文所引的“數以六為(wei) 紀”“度以六為(wei) 名”等秦製，後來“賈生以為(wei) 漢興(xing) 至孝文二十餘(yu) 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製度，定官名，興(xing) 禮樂(le) ，乃悉草具其事儀(yi) 法，色尚黃，數用五，為(wei) 官名，悉更秦之法”（《史記》，第3021頁）。所以，《六術》篇的成書(shu) 應該在賈誼準備“悉更秦之法”“數用五”[41]之前。

強調秦製在六藝經典體(ti) 係形成過程中的作用，並非否認楚文化的影響。秦亡至漢初是一個(ge) 大動蕩的時期，項羽集團、劉邦集團多為(wei) 楚人，尤其是劉邦定都長安之後，楚人及楚文化也必然會(hui) 在政治中心產(chan) 生較大的影響。如上文提到的陸賈，他的《新語》多處引用《周易》經傳(chuan) 文字，並出現了“六藝”“五經”等專(zhuan) 名[42]。如《道基》篇曰：“禮義(yi) 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yu) 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王利器注雲(yun) “孔子而後，稱說《五經》者，當以陸氏此文為(wei) 最先”，又雲(yun) “《六藝》即《六經》也。自秦火後，《樂(le) 》失其傳(chuan) ，故《六藝》遂為(wei) 《五經》”。[43]《道基》篇中還有“六藝”之經目並舉(ju) 的情形：“《春秋》以仁義(yi) 貶絕，《詩》以仁義(yi) 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yi) 相承，《書(shu) 》以仁敘九族，君臣以義(yi) 製忠，《禮》以仁盡節，樂(le) 以禮升降。”[44]此雖不如後世六藝經目排列整飭，但明顯是將六藝經典作為(wei) 一個(ge) 體(ti) 係的。此外，《新語》其他篇目中還零星出現過“六藝”“五經”等專(zhuan) 名。《史記》陸賈本傳(chuan) 載，劉邦不喜《詩》《書(shu) 》，陸賈勸諫他不能馬上治天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wei)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嚐不稱善，左右呼萬(wan) 歲，號其書(shu) 曰‘新語’”（《史記》，第3270頁），可見《新語》諸篇是陸賈專(zhuan) 門寫(xie) 給劉邦的諫議類文章。那麽(me) ，其中“六藝”“五經”之類的專(zhuan) 名，至少在陸賈的預設中是具有楚文化背景的劉邦所能明白的。所以，至少到秦亡漢興(xing) 之際，六藝經典體(ti) 係已經變成當時知識分子的公共知識，這可能是包括荀子後學在內(nei) 的學者整合秦製與(yu) 楚文化的結果。

綜上所述，戰國時期楚地易學發展出了獨具特色的學術體(ti) 係，並最早將《易》與(yu) 其他五經相並列。入秦以後，楚地的“用六”文化與(yu) 秦“數以六為(wei) 紀”“度以六為(wei) 名”的製度相融合，易學更是借秦焚《詩》《書(shu) 》之機，獲取了一枝獨秀的發展。而秦亡漢興(xing) 之際，楚文化北傳(chuan) ，南方學術與(yu) 北方學術相融合，其代表人物就是陸賈和賈誼。所以，在代表著南北文化融合的陸賈、賈誼的著作之中，首先出現作為(wei) 經典體(ti) 係的“六藝”一詞，也就非常合理了。

結語

六藝經典體(ti) 係形成較晚，是清儒及20世紀前期古史辨派學者經過深入探討後的結論。近幾十年來，出土簡帛文獻為(wei) 這個(ge) 問題的討論提供了新的證據，尤其是郭店楚簡《六德》篇等將六經並舉(ju) ，說明六藝經典體(ti) 係的出現，可能要往前推數百年。於(yu) 是，如何彌合出土文獻與(yu) 傳(chuan) 世文獻記載的矛盾之處，成了討論六藝經典體(ti) 係形成的核心問題。

通過上文的討論，我們(men) 認為(wei) 應該將荀子作為(wei) 討論這個(ge) 問題的重點，尤其是荀子“五經”“在天地之間者畢矣”的說法，是六藝經傳(chuan) 體(ti) 係形成過程中的關(guan) 鍵節點。荀子在《詩》、《書(shu) 》、禮、樂(le) 四教之學的基礎之上，繼承孟子“《詩》亡然後《春秋》作”的說法，從(cong) 四教發展到“五經”，並對《詩》、《書(shu) 》、禮、樂(le) 、《春秋》五學各自的特點進行了總結，為(wei) 儒家經典的體(ti) 係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而《荀子》在孔子之後最早引《易》、論《易》，為(wei) 《易》在北方地區的經典化也做出了較大的貢獻。這是六藝經典體(ti) 係形成過程中的主幹脈絡。至於(yu) 郭店楚簡《六德》等篇將六經並舉(ju) ，顯然在戰國時期尚未能影響到北方儒者，且僅(jin) 是孤例，所以可能當時在楚地也未必是非常普遍的觀點，而是具有地域化特點的學術現象。這是六藝經典體(ti) 係形成過程中的偏枝旁脈。

秦並六國之後，一方麵有挾書(shu) 之律，《易》為(wei) 卜筮之書(shu) ，不在禁焚之列，遂得廣大其學；另一方麵“數以六為(wei) 紀”“度以六為(wei) 名”，與(yu) 楚地的“用六”文化相融匯，為(wei) 六藝經典體(ti) 係的最終形成並推向全國提供了條件。而生活於(yu) 秦漢之交的陸賈、賈誼等人，在楚文化北遷的時代背景之下，在學緣上與(yu) 荀子之學密切相關(guan) ，而在地緣上與(yu) 楚地有過較多的聯係，遂使荀子之學與(yu) 楚地之學相融合，最終促成了六藝經典體(ti) 係成為(wei) 當時社會(hui) 的公共知識。

注釋
[1]近些年討論這個問題的成果很多，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四家：王葆玹認為《周易》成為儒家經典是在秦代，即六藝形成於秦代，參見王葆玹《儒家學院派〈易〉學的起源和演變--兼論中國文化傳統的問題》，載《哲學研究》1996年第3期，第56頁；廖名春認為“六經的形成，源自孔子”，參見廖名春《論六經並稱的時代兼及疑古說的方法論問題》，載《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第65頁；郝明朝認為“‘六（五）經並稱’成為常態乃是入漢以後的事情”，參見郝明朝《論荀子與〈周易〉的關係兼及“六經並稱”的時代問題》，載《周易研究》2009年第5期，第60頁；程蘇東認為“六藝”為楚儒所倡，“楚地儒學崇尚‘通義’的學風使得士人致力於構建一種新的‘經目’理論”，參見程蘇東《從六藝到十三經：以經目演變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14頁。其中，王葆玹的觀點發表於郭店楚簡整理出版之前，故未能討論《六德》等將六經並列的問題。
[2]錢玄同說：“惟何以配入《易經》，我現在還沒有明白。”（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載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0頁）
[3]參見[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021頁。
[4]參見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載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一冊，第69-70頁。
[5]馬敘倫《莊子天下篇述義附莊子年表》，上海：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第12頁。
[6]參見王鍔《〈禮記〉成書考》，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09頁。
[7]參見陳桐生《〈禮記·經解〉寫作年代考》，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第8頁。
[8]參見楊天宇《禮記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49頁。
[9]參見王雲五主編，王夢鷗注譯《禮記今注今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434頁。
[10]李學勤說：“由考古學的證據看，郭店一號墓是戰國中期後段的，其具體年代，可估計為公元前四世紀末，不晚於公元前三〇〇年。”（李學勤《郭店楚簡與儒家經籍》，載《中國哲學》編輯部、國際儒聯學術委員會編《中國哲學》第20輯《郭店楚簡研究》，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頁）
[11]參見廖名春《論六經並稱的時代兼及疑古說的方法論問題》，載《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第47-58、65頁。
[12]揚之水《詩經名物新證》，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第6頁。
[13][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第1022頁。
[14]張祥龍在討論孔子作《春秋》與西狩獲麟的關係時，也對疑古派的論證方法提出了質疑：“以前的疑古派經常用的邏輯，我們把它用形式化方式表達出來就是：[（A⊃B）·¬A]⊃¬B。A蘊含B（如果先秦文獻說了，那麽可以承認獲麟與作《春秋》有關），現在‘非A’（我們發現先秦文獻沒說），所以結論是‘非B’（作《春秋》跟獲麟無關）。這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不是一個重言式。但疑古派無數的論證都是基於這麽個邏輯。而且，‘我們[依據現存材料]發現先秦文獻沒說’，與‘先秦文獻沒說’差距也相當大。”（張祥龍《先秦儒家哲學九講：從〈春秋〉到荀子》，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5頁）
[15]賈連翔《出土數字卦文獻輯釋》，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第46頁。
[16]參見郝明朝《論荀子與〈周易〉的關係兼及“六經並稱”的時代問題》，載《周易研究》2009年第5期，第48-60頁。
[17][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557頁，標點有改動。
[18][漢]許慎撰，[宋]徐鉉等校定《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16頁。
[19][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786頁。下引該書，僅隨文標注書名與頁碼。
[20][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597頁。
[21]蒙文通《儒家哲學思想之發展》，載《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學甄微》，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第86頁。
[22]郭沫若《周易製作之時代》，載《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02頁。
[23]高亨《周易大傳今注》，濟南：齊魯書社，1979年，第7頁，標點有改動。
[24]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長春：長春出版社，1992年，第208頁。
[25]李學勤《帛書〈周易〉的幾點研究》，載《文物》1994年第1期，第46頁。
[26]湖南省博物館、複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參）》，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18頁。
[27]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10頁。
[28]《莊子·天下》雲：“《詩》以道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按：陳鼓應接受前人的說法，認為此數句為注文衍入，故於正文中刪刈之，收入注釋之中。（參見陳鼓應注譯《莊子今譯今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859頁）
[29]參見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94-195頁。
[30]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第188頁，標點有改動。
[31]郝明朝《論荀子與〈周易〉的關係兼及“六經並稱”的時代問題》，載《周易研究》2009年第5期，第58頁。
[32]參見錢穆《先秦諸子係年》，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590頁。
[33]《史記》陸賈本傳雲：“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史記》，第3267頁）按：《史記索隱》引《陸氏譜》：“齊宣公支子達食菜於陸。達生發，發生皋，適楚。賈其孫也。”（《史記》，第3267頁）可知陸賈自幼生長於楚地。
[34]參見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第104頁。
[35]陸德明雲：“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吳承仕《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21頁，標點有改動）按：錢穆則認為：“漢儒亦未必傳荀子之學，特口說心測，而引荀子為門麵耳。”（錢穆《先秦諸子係年》，第90頁）
[36]程蘇東認為，李斯焚書《易》在“所不去者”之列，恰好證明了“對於荀門弟子而言，他們所認定的儒家經典隻有《詩》、《書》、禮、樂、《春秋》，《易》學尚不足與列”（參見程蘇東《從六藝到十三經：以經目演變為中心》，第99頁）。
[37]參見王葆玹《儒家學院派〈易〉學的起源和演變--兼論中國文化傳統的問題》，載《哲學研究》1996年第3期，第56頁。
[38]參見安子毓《秦“數以六為紀”淵源考》，載《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4期，第5頁。
[39]楊天宇《禮記譯注》，第849頁。
[40][漢]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316頁。
[41][漢]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第318頁。
[42]南宋黃震《黃氏日抄》、清永2)等《四庫全書總目》等認為《新語》是偽書，但偽書說可能並不成立。（參見餘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524頁）審慎起見，此處以賈誼《新書·六術》作為核心論據，僅以陸賈《新語》參證之。
[43]王利器《新語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8、19頁。
[44]王利器《新語校注》，第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