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國錢氏對儒家文化的持守

作者：陳兆肆（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暨吳越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七年歲次丙午二月十二日癸卯

          耶穌2026年3月30日

吳越國（907—978）是五代十國時期南方政權之一，由臨(lin) 安錢鏐所建，定都杭城，曆經三代五王，享國72年。吳越國全盛之時，曾統轄兩(liang) 浙，包括今之浙江、上海及江蘇東(dong) 南部、福建東(dong) 北部。是時，天下擾攘，世衰道微，如《新五代史》所論：“禮樂(le) 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製度文章，掃地而盡於(yu) 是矣。”延續1400餘(yu) 年的中國儒家文化，至此幾有斷絕之虞。然當此亂(luan) 世，起自行伍而偏安東(dong) 南之錢氏，卻能持守儒學，紹續斯文，使吳越之地久沐儒風，為(wei) 日後納入同樣崇文之趙宋奠定文化根基。

奉《春秋》大一統之義(yi)

錢鏐出身貧寒，早年讀書(shu) 未廣，不過稍有餘(yu) 暇，則“溫理《春秋》，兼讀《武經》”。性喜兵事的錢鏐讀《武經》不足為(wei) 怪，但於(yu) 儒家經典《春秋》反複研味，其意深長。《春秋》開篇道：“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chuan) 》對此釋曰：“元年”乃君主即位之年，“春”為(wei) 一年之始，而“王正月”則係周天子所定之曆法正月。何以強調使用周王朝的正月？《公羊傳(chuan) 》答曰：“大一統也。”孟子承繼《春秋》一統之義(yi) ，接續指出：天下要穩定，就必須統一，而統一之主須是“不嗜殺”之“厚德好生者”。顯然，“大一統”不僅(jin) 是領土的並合，更須曆法一源，製度共貫，德教同風。

幾度“溫理《春秋》”的錢鏐，深受“大一統”義(yi) 理的影響。錢鏐初未嚐無一統之心。其在位既久，年號屢更；國儀(yi) 所行，僭越頗多。其改貫休獻詩中“十四州”為(wei) “四十州”，凡此皆能顯其個(ge) 人誌向。不過，錢鏐臨(lin) 終之前，知其子孫柔弱，不足以與(yu) 強鄰及中原爭(zheng) 衡，故在臨(lin) 終前留下“善事中原大國”“如遇真君主，宜速歸附”等遺囑。所謂“中原大國”之“大”，突出的是“勢”；而“真君主”之“真”，則彰顯的是“德”。錢氏遺訓並非僅(jin) 僅(jin) 是審時度勢下的權宜之計，也根植於(yu) 對儒家“大一統”和“正統”觀念之深切認同。繼位後的錢元瓘“好儒學”，接受父親(qin) 遺訓，改用中原年號，納貢稱藩，與(yu) 中原王朝達成遠交近守的共識，寓“護全東(dong) 南”於(yu) “尊奉中國”之中。末代君主錢弘俶更是“納土歸宋”，最終踐行錢鏐遺訓。978年，錢弘俶赴汴梁朝見宋太宗，呈獻十三州版籍，蘇軾讚其“有功於(yu) 朝廷甚大”。此舉(ju) 使百姓免受兵燹之苦，避免南北分裂，加速統一進程，深契《春秋》“大一統”之精義(yi) 。

行《孟子》民本之道

唐中期韓愈提出儒家“道統論”，明確孟子是孔子的再傳(chuan) 之人。自此，孟子地位日隆，影響日甚。在孟子“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思想的影響下，吳越國錢鏐確立了“保境安民”的國是，並為(wei) 後續諸王相沿不改。

錢鏐麵對術士“填西湖、廣牙城以延千年國祚”的建議，斷然拒絕道：“百姓資湖水以生久矣，無湖是無民也，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真主者乎？”這一抉擇顯然是將民生置於(yu) 首要位置。此後，他又修築石塘、疏浚西湖、置撩湖兵、鑿九十九眼井，使杭州“沮洳斥鹵，化為(wei) 樂(le) 土”。錢弘佐繼位後，詢問倉(cang) 吏糧食蓄積之事，得知能用十年後，便下令：“軍(jun) 食足矣，可以寬吾民。”隨即蠲免境內(nei) 三年之稅。十三歲少年君主，以仁政治國，史載“勤理政務”。錢弘俶納土歸宋，固因形格勢禁使然，然歐陽修讚其因此而“民幸富完安樂(le) ”，亦可見民生實為(wei) 其一大關(guan) 切。孟子言“惟智者能以小事大”，吳越曆經五王，保境安民九十載，正得力於(yu) “以小事大”之智。又《孟子》開篇辨義(yi) 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錢鏐《家訓》中“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必謀之；利在一時固謀也，利在萬(wan) 世者更謀之”，與(yu) 孟子“何必曰利”之旨遙相呼應。明初錢唐（鏐十六世孫）抗疏入諫，力保孟子配享孔廟，稱“為(wei) 孟軻而死，死有餘(yu) 榮”，亦可見孟子之教深入錢氏血脈。

承《禮記》修齊治平之誌

《禮記》為(wei) 儒家要典，其《大學》一篇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明內(nei) 聖外王之道。修齊治平的理念深刻影響了錢氏家族教育。《錢氏家訓》由錢鏐初創“八訓”，臨(lin) 終又作“遺訓”十條，後經錢弘俶整理補充，最終由錢氏後裔錢文選定型為(wei) 個(ge) 人、家庭、國家、社會(hui) 四部分。這一框架與(yu) 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功德理想一一對應，更將儒家的倫(lun) 理道德轉化為(wei) 日常生活準則。

自宋以後，錢氏家族雖簪纓不絕，但總體(ti) 上漸由政治型家族向文人學者型家族轉變。但即便如此，修身、齊家之風一直謹守不怠。可舉(ju) 一例，稍加說明。唐後期，朝廷鑒於(yu) 錢鏐平叛浙東(dong) 董昌叛亂(luan) 有功，曾賜予“金書(shu) 鐵券”，給予“卿恕九死，子孫三死”等司法特權，後世王朝一般也對此承認。然而，此後漫長的一千餘(yu) 年，除明初動用一次特權外，錢氏後嗣悉能恪守家訓，勤儉(jian) 廉介，未嚐輕罹法網。與(yu) 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明中期錢塘勢族嘉靖皇帝祖母一族邵氏。邵氏亦曾獲賜“金書(shu) 鐵券”，但其家教不興(xing) ，家風陵替，最終淪落到子嗣拆毀祖墳磚石以換取錢財的地步。兩(liang) 相比較，高下立判。對待禮樂(le) 之祖周公，吳越錢鏐在初政之時即視其為(wei) 楷模。其建“握發殿”，即取周公“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求賢之意。此時天下紛亂(luan) ，如同戰國之際，“諸侯方欲力爭(zheng) ，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史書(shu) 記載，錢鏐效仿周公，廣納賢才，如對待恃才傲物的名士羅隱，即便其常常出言不遜，錢鏐也能“怡然不怒”，予以包容。

吳越錢氏亦深受《周易》影響，其變通之道、憂患意識、利天下情懷，皆可在《周易》中找到原型。而後世錢氏研《易》者，亦代不乏人。吳越錢氏頗重詩教，養(yang) 成了溫柔敦厚的品行。錢鏐“好吟詠”，有空則命子孫諷誦詩賦，或以所製之詩，賜予丞相將吏等。吳越之國，以儒為(wei) 底色，崇尚和而不同，故能融釋納道，兼容並包，蔚為(wei) 東(dong) 南佛國。此時，儒、釋、道三者輝映，相得益彰。客觀而言，錢氏踐行儒家等理念，未能盡善盡美，亦有苛征為(wei) 時人所譏，然較之彼時大多邦國，尚屬寬厚之政。曆史地理學家譚其驤曾言：“唐宋五代是一個(ge) 幹戈擾攘、四方鼎沸的時代，獨兩(liang) 浙在錢氏的保據之下晏然無事者垂90年”，此與(yu) 錢氏持守“一統”“民本”“家國”“變通”等儒家文化密切相關(guan) 。正是這份對儒家理想的持守，構成了介於(yu) 唐宋之間這一地方政治勢力維係中國認同的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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