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廟祭孔“儀(yi) 式化”趨勢與(yu) 雙向形塑研究

作者：楊莉（天津社會(hui) 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世界宗教文化》2026年第1期

摘要:中國大陸地區自20世紀80年代恢複以祭孔為(wei) 主要形式的孔子紀念活動至今，已曆經多個(ge) 發展階段，不僅(jin) 成為(wei) 多地文廟的固定活動，還通過“全球聯合祭孔”“孔子文化節”等方式成為(wei) 一個(ge) 在社會(hui) 中越來越具有知名度和影響力的文化活動。然而，當代文廟祭孔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定位和文化屬性模糊等問題也隨之凸顯出來，成為(wei) 應進行學理回應的重點。於(yu) 此，本文基於(yu) 田野調研和統計數據分析，提出當代文廟祭孔在文化內(nei) 涵、祭孔標準形式、禮製屬性等三個(ge) 重要維度上體(ti) 現出“儀(yi) 式化”發展趨勢，並在此基礎上，分析其中所隱含的社會(hui) 認知和定位之間的張力與(yu) 形塑，以期能初步回應儒教傳(chuan) 統祭祀文化當代實踐的相關(guan) 問題。

關(guan) 鍵詞:當代文廟 祭孔 發展趨勢 雙向形塑

一、問題的提出

自唐貞觀年間“廟學合一”製初具之後，曆經各代補充完善，傳(chuan) 統的祭孔已經成為(wei) 國家祭祀體(ti) 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綿延至清末。之後，國家政治製度雖然改變，但在民國時期和當代都對祭孔傳(chuan) 統有一定程度的繼承和恢複。從(cong) 時間脈絡來看，文廟祭孔分為(wei) 各具特點的三個(ge) 時期：帝製時期、民國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文廟祭孔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儀(yi) 式或活動形式、功能、定位，以及特點。帝製時期文廟祭孔作為(wei) 國家禮製的組成、儒教的神聖空間，其發展演變體(ti) 現的是與(yu) 政權的關(guan) 係；民國時期，由於(yu) 政治製度的變革，祭孔需要找到新的定位和功能，這一時期文廟祭孔的發展既有文化符號的重新利用，也有對其不斷調適和諸多社會(hui) 功能的重建；而當代，文廟祭孔又經曆了一個(ge) 更為(wei) 複雜的恢複和發展過程，不僅(jin) 有祭祀活動形式、定位、認同的重建，還隱含著社會(hui) 對儒教傳(chuan) 統祭祀文化的認知與(yu) 認同。

關(guan) 於(yu) 當代文廟祭孔的研究(1)主要集中於(yu) 以下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對當代文廟祭孔活動形式與(yu) 變遷的關(guan) 注，也包括曲阜孔廟孔子紀念活動形式的沿革和分析。二是對文廟祭孔當代功能和屬性的研究，如認為(wei) 曲阜孔廟的祭孔活動是政治傳(chuan) 播的具體(ti) 載體(ti) ，體(ti) 現了教化功能；或認為(wei) 祭孔的公祭儀(yi) 式是政治儀(yi) 式的一種；西方學者也關(guan) 注到這一再次恢複的傳(chuan) 統，認為(wei) 祭孔是基於(yu) 經濟和文化資源上的建構和利用。關(guan) 注當代文廟祭孔活動整體(ti) 發展趨勢的研究還相對較少，多是專(zhuan) 注於(yu) 某一麵向的研究或是某一地方文廟祭孔的個(ge) 案研究。

因此，本文基於(yu) 田野調查和相關(guan) 資料，收集和統計當代文廟祭孔的相關(guan) 數據(2)，在厘清、分析當代祭孔活動主要維度的整體(ti) 發展趨向的同時，揭示其背後所隱含的屬性和定位的雙重形塑過程，以期能初步回應儒教傳(chuan) 統祭祀文化當代實踐的相關(guan) 問題。

二、當代文廟祭孔的發展概述與(yu) 定位分析

帝製時期的“祭孔”無論是作為(wei) 國家禮製還是祭禮儀(yi) 式，其含義(yi) 都很清晰和明確，當代文廟“祭孔”在指稱和使用上則更為(wei) 寬泛和模糊，一如當代文廟祭孔活動的恢複和發展，在定位和屬性上具有明顯的曲折性和模糊性。

早在1983年山東(dong) 曲阜孔廟就已經有海外孔氏後裔自發地、零散地前來祭祀祖先孔子，而這一行為(wei) 也拉開了當代祭孔的序幕。1984年，曲阜出現了更有組織性的民間孔子祭祀活動。1984年至1988年，曲阜市政府利用孔廟這一傳(chuan) 統文化資源，舉(ju) 辦了“孔子誕辰故裏遊”活動。“孔子誕辰故裏遊”其間設置了諸多經濟、文化活動環節，如孔子像複原揭幕、孔府珍藏書(shu) 畫展、經貿產(chan) 品展銷，同時還根據文獻資料複原了祭孔樂(le) 舞。“孔子誕辰故裏遊”期間，主辦方並沒有舉(ju) 辦統一的祭孔活動，而是多由民間自發組織。1989年，“孔子誕辰故裏遊”正式更名為(wei) “中國曲阜國際孔子文化節”(3)(以下簡稱“曲阜孔子文化節”)，一直舉(ju) 辦至今。“曲阜孔子文化節”的舉(ju) 辦時間約為(wei) 每年的9月26日至10月10日，其間仍舉(ju) 辦經貿、文化展演等多種活動，還將9月28日定為(wei) “孔子誕辰紀念日”——這一時間基本成為(wei) 多地文廟舉(ju) 行祭孔活動的“標準”日期。

從(cong) 活動的形式和流程來看，以祭孔為(wei) 主要形式的孔子紀念活動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1989—1995年，孔子誕辰紀念活動的程序為(wei) ：領導講話，然後演出大型廟堂藝術《仿古祭孔樂(le) 舞》，再由民間組織舉(ju) 行祭孔。民間祭孔的流程為(wei) “由主持人簡短致辭並宣布祭拜先師孔子活動開始。主祭官(在孔子後裔中推選)在孔廟大成殿前三跪九叩行‘三獻禮’”。(4)1996—1999年，祭孔雖然還是曲阜孔子文化節的一個(ge) 組成部分，但改由民間自行組織，其儀(yi) 式儀(yi) 程也更符合傳(chuan) 統的“三獻禮”，通常被認為(wei) 是當代最為(wei) 規範的祭孔儀(yi) 式(5)之一。之後，又由政府參與(yu) 舉(ju) 辦祭孔活動。2002年，曲阜孔廟采用清朝服飾和禮製舉(ju) 行祭孔活動，但在祭孔典禮的流程上也有所簡化和創新(6)，如將祭孔典禮擴展為(wei) 開廟儀(yi) 式、祭孔遊行、祭孔儀(yi) 式等多個(ge) 環節，這次祭孔引發了社會(hui) 的廣泛關(guan) 注和爭(zheng) 論。此後，曲阜孔廟不僅(jin) 持續舉(ju) 辦祭孔大典，還於(yu) 2004年舉(ju) 行了之前沒有明確提出的公祭孔子。可見，曲阜一係列孔子紀念活動，不僅(jin) 開當代祭孔之先河，同時也體(ti) 現了這一傳(chuan) 統文化活動進入新的社會(hui) 時出現的新動向。

縱觀當代曲阜孔子紀念活動的發展階段和發展脈絡，即可發現曲阜孔子紀念活動屬性的遊移，就以將祭孔時間定於(yu) 9月28日為(wei) 例，雖有製定的依據但也一直存在較大的爭(zheng) 議，甚至有學者認為(wei) ，這一時間的確定更多地考慮了商業(ye) 活動的方便，而不是傳(chuan) 統。(7)因此，也有文廟將祭孔時間選在更為(wei) 傳(chuan) 統的上丁日。

綜上可知，曲阜孔子紀念活動屬性的模糊和定位的遊移主要來自以下三個(ge) 方麵。第一，就紀念活動本身而言，難以撕掉“文旅”活動的標簽；就祭孔而言，難以擺脫表演的定位。第二，祭孔活動形式和流程反複修改和變化，使社會(hui) 難以形成穩定的認知。第三，受對祭孔乃至儒家文化兩(liang) 極分化態度的影響，一方麵認為(wei) 祭祀活動乃是儒家文化甚至是儒教複興(xing) 的表現，另一方麵則認為(wei) 應該慎重考慮是否應該舉(ju) 行傳(chuan) 統的祭孔活動，甚至還有將“祭孔”說成是一場儒家封建思想複辟的鬧劇。(8)

即便在這樣的背景下，多地文廟仍然紛紛響應2005年的首次“全球聯合祭孔”活動，舉(ju) 辦了形式更為(wei) 多樣的孔子紀念活動。之後，多地文廟參與(yu) “全球聯合祭孔”活動，已成定例。2014年之後“全球聯合祭孔”幾乎年年舉(ju) 行，在“新冠疫情”防控時期，則采用“雲(yun) 祭孔”的形式。

概言之，當代文廟祭孔就其定位而言，以2004—2005年為(wei) 節點，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段：第一階段2004—2005年之前，以曲阜孔廟為(wei) 代表的祭孔活動的定位是複古表演；第二階段是2004—2005年之後，由於(yu) 政府明確舉(ju) 辦公祭孔子活動和“全球聯合祭孔”，公祭孔子的定位明確為(wei) 先賢紀念活動。而其間舉(ju) 行的祭孔釋奠禮的定位更為(wei) 複雜，一方麵，與(yu) 公祭儀(yi) 式並列作為(wei) 先賢紀念活動的另一種傳(chuan) 統形式，更具“儀(yi) 式”屬性；另一方麵，仍被作為(wei) 孔子紀念活動中的傳(chuan) 統文化的表演展示環節。

三、當代文廟祭孔“儀(yi) 式化”趨勢分析

(一)從(cong) “孔子文化節”到“祭孔大典”——文廟“祭孔”文化內(nei) 涵的凸顯

曲阜孔子紀念活動為(wei) 當代文廟恢複祭孔提供合法性的同時，也為(wei) 各地文廟提供了“標準”模板，這必然會(hui) 對各地文廟的祭孔活動產(chan) 生影響。例如，由於(yu) “孔子文化節”通常被認為(wei) 是曲阜孔子紀念活動恢複之初的一種既具有合法性又有廣泛認知的活動形式，因而成為(wei) 各地文廟首先選擇的形式。究其本質，孔子紀念活動采用何種形式本身既是對其定位的體(ti) 現，也是一種認知和認同的體(ti) 現。雖然“文化節”等節慶活動誕生於(yu) 人們(men) 對精神活動的追求，是一種文化傳(chuan) 統(9)，但當代“文化節”的主要功能和社會(hui) 共識是打造文化品牌、促進文化產(chan) 業(ye) ，其文化和精神的屬性已經被弱化。因而，“孔子文化節”自曲阜時就被認為(wei) 是“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當時多有“利用曆史人物來為(wei) 現代經濟服務”“活人花死人的錢”的輿論。(10)雖然在2000年之後，“曲阜孔子文化節”較之以往更加注重孔子乃至儒家文化內(nei) 涵的凸顯，也更加弱化了文化節的經濟屬性，但不可否認，在人們(men) 的普遍認知中祭孔仍然隻是“曲阜孔子文化節”的一個(ge) 表演環節。基於(yu) 這一背景，各地文廟活動的形式選擇既是對原有定位的繼承，也是自身文化認同的表達，或可言孔子紀念活動的形式選擇本身就表明了定位和屬性的變化。

從(cong) 實地調研和統計數據來看，當代采用“文化節”作為(wei) 孔子紀念活動形式的文廟呈現減少的趨勢，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屬性更為(wei) 明確的“祭孔大典”，甚至出現了兩(liang) 者結合的形式，即“祭孔大典暨X文化節”。據不完全統計在2016年約有54座文廟舉(ju) 行過祭孔活動，在這54座文廟中，以“文化節”形式舉(ju) 行的祭孔活動占80%，而在統計到的2018年舉(ju) 行過祭孔活動的72座文廟中，隻占29%，至2019年，這一數據隻占到總樣本數64座的20%。

而且，孔子紀念活動即便仍采用“文化節”的形式，也在弱化“文旅”活動的經濟屬性，而更加著重凸顯“儒學和傳(chuan) 統文化”。由此，當代文廟孔子紀念活動在形式選擇上具有明顯的指向性，即呈現出“孔子文化節”→“孔子文化節”暨“祭孔大典”→“祭孔大典”的發展階段和路徑。所以，從(cong) 社會(hui) 輿論和認知的角度來看當代文廟孔子紀念活動在形式上的兩(liang) 個(ge) 主要選擇——祭孔大典和文化節，就會(hui) 發現其中存在的張力與(yu) 文化認知認同上的差異。從(cong) 當下的發展趨勢來看，這兩(liang) 個(ge) 具有典型表征意義(yi) 的形式一直在不斷調適和互動，處於(yu) 從(cong) 文娛表演向紀念活動的過渡與(yu) 轉型中。因此，在過渡和轉型的過程中，“孔子文化節”暨“祭孔大典”是一個(ge) 兼具合法性、正當性，又有自身文化認知認同表達的一種折中形式，但隨著文廟祭孔活動屬性和定位的愈發清晰和明確，這種邊界和表征明顯模糊的組合形式，必然會(hui) 進行調整，而成為(wei) 一種新的更具社會(hui) 認同和文化需求的新形式。

另外，這一帶有折中取向的發展階段和路徑還有以下兩(liang) 點值得關(guan) 注。其一，這一發展趨勢隱含了一種儒家文化或者泛言之的傳(chuan) 統文化認同的建構過程。正如有學者提出，孔子文化節的發展趨勢本身呈現為(wei) 一種逐漸尊重曆史的發展傾(qing) 向，相當於(yu) “經濟、文化”兩(liang) 個(ge) 元素的調適。(11)因此，“祭孔”文化屬性的明確，雖然可能在短時間內(nei) 沒有導致具體(ti) 形式和內(nei) 容出現斷崖式的變化，但其背後的文化訴求和認同已經在發生轉變，即不再是作為(wei) 一個(ge) 節事文娛活動如何能更具文化內(nei) 涵和屬性的問題，而是在新的社會(hui) 形態和製度下作為(wei) 儒教傳(chuan) 統祭祀文化的一種“新形式”的回歸，其體(ti) 現的是“儒教現代實踐方式和表現形式”。(12)其二，這一發展路徑體(ti) 現的是儒教傳(chuan) 統祭祀重構的實踐邏輯。如2023年多座文廟舉(ju) 辦了首次祭孔活動，這一現象導致“文化節”的占比有所增長。而這一數據的波動恰恰說明剛開始舉(ju) 辦祭孔活動的文廟，更願意采用相對更具有合法性、正當性，以及經濟效益的“文化節”，或進一步說明主辦方在當地缺乏對於(yu) 祭孔活動認同的信心。如果將經濟效益成為(wei) 曲阜祭孔活動的合法性保障的觀點(13)深化，即可以認為(wei) 這種合法性或者說這種定位和屬性為(wei) 儒教祭祀文化的當代實踐提供了生存空間和實踐的可行性。

(二)從(cong) “複古展演”到“紀念儀(yi) 式”——當代文廟祭孔形式的摸索

曆史上的“孔子祭祀”有明確的禮製和儀(yi) 式儀(yi) 程，曆代雖有損益，但唐《開元禮》時釋奠禮已基本定型。然而，隨著帝製時代的結束，采用何種形式則成為(wei) 文廟祭孔時代化的關(guan) 鍵。民國時期一直有關(guan) 於(yu) 應采用何種儀(yi) 式祭孔的討論，主要集中於(yu) 既要有對傳(chuan) 統的延續，又要符合時代的精神和需要。而在當代，曲阜祭孔的形式也一直是調適的重點和輿論的焦點。早在“孔子誕辰故裏遊”時期就有海外僑(qiao) 胞，認為(wei) 政府已經舉(ju) 辦了六屆的祭孔活動太過單調，隻能觀賞不能參與(yu) ，而且活動本身的設計給人以虛假的感覺，缺乏真實感、曆史感，於(yu) 是，當時的解決(jue) 方案是“開放合適的時間讓有需要的海內(nei) 外人士按個(ge) 人意願自行舉(ju) 行祭孔儀(yi) 式，並提供有償(chang) 的祭品、祭器、服裝、禮儀(yi) 樂(le) 舞等服務”。(14)

事實上，每年都有對祭孔活動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調整，如從(cong) 取消領導講話環節，到在民間祭孔儀(yi) 式中加入領導講話和領導向孔子像鞠躬，等等。到2004年，政府公祭孔子時對流程進行了相對明確的規定：(1)宣布公祭開始；(2)宣讀祭文；(3)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協領導及社會(hui) 各界嘉賓依次向孔子像敬獻花籃，並行鞠躬禮；(4)聖裔族人家祭：由主祭官鳴讚、引讚就位；古樸典雅的祭孔樂(le) 舞表演開始；在祭孔樂(le) 舞的伴隨下，孔子後裔、顏子後裔、孟子後裔、曾子後裔祭拜先師孔子；(5)禮畢。(15)公祭孔子的活動流程雖然包含當代的建構，但就“公祭”這一形式而言，可追溯至民國時期。而其中將政府公祭孔子和孔孟顏曾等四姓後裔采用明朝服飾禮製的釋奠禮結合起來的創新形式，也成為(wei) 日後文廟祭孔的重要儀(yi) 式選擇。

文廟孔子祭祀在探索階段采用過多種形式，如表演活動、複古的“釋奠禮”展演、現代的公祭儀(yi) 式等。從(cong) 曲阜祭孔活動的恢複和創新中，亦可看出在形式選擇上的遊移。作為(wei) 當代祭孔儀(yi) 式的代表，公祭孔子典禮需要有一個(ge) 明確的程序規範，因為(wei) “作為(wei) 一種社會(hui) 的表達方式，儀(yi) 式的程序顯得尤其重要。這便是程序的權威性。儀(yi) 式的權力性和權威性來自程序性”(16)，也隻有如此才能按其紀念儀(yi) 式的定位持續發展。因此，曲阜孔廟經過多次調整，基本形成了當代祭孔的公祭儀(yi) 式，基本保留了“釋奠禮”的核心“三獻禮”的結構步驟，即(1)典禮開始；(2)全體(ti) 肅立；(3)主祭者就位；(4)陪祭者就位(奏樂(le) )；(5)上香；(6)獻花、獻果；(7)向至聖先師遺像行三鞠躬禮；(8)宣讀祭文；(9)奏樂(le) ；(10)禮成。

由此，以曲阜孔廟為(wei) 代表的當代祭孔活動已經趨於(yu) 成熟，似乎也可以成為(wei) 直接采用的標準“模板”，但事實上依然出現了多種祭孔形式。

當代文廟祭孔按其核心元素和結構大致可以分為(wei) 以下六種類型。第一，古裝釋奠禮(17)，是釋奠禮的當代簡化形式，其核心結構是三獻禮，即“迎神、初獻、亞(ya) 獻、終獻、撤饌、送神”。第二，公祭儀(yi) 式，以曲阜孔廟的公祭儀(yi) 式為(wei) 標準，穿著現代服飾，其核心流程是全體(ti) 肅立、主祭者就位、陪祭者就位(奏樂(le) )、獻貢品(鮮花等)、向至聖先師遺像行三鞠躬禮。第三，自定義(yi) 古禮，即指古裝釋奠禮之外其他穿著古裝、國民禮服等舉(ju) 行的沒有統一流程的紀念形式。第四，自定義(yi) 現代禮儀(yi) ，指穿著現代服裝進行的除公祭儀(yi) 式之外的其他紀念形式。第五，釋奠禮結合公祭儀(yi) 式，這種形式是指祭孔大典由兩(liang) 部分構成，一是公祭孔子，二是釋奠禮。在現實中，有些文廟的公祭是由政府舉(ju) 辦，古裝釋奠禮部分則由孔氏等四姓後裔主持。就某種意義(yi) 而言，早期曲阜孔廟也采取過這種形式。第六，自定義(yi) 古禮結合自定義(yi) 現代禮儀(yi) ，這種形式一般比較鬆散，其中既有身著古裝的活動參與(yu) 者(不是觀禮者，而是禮儀(yi) 的參與(yu) 者)，也有現代服飾的活動參與(yu) 者，又非上述“釋奠禮結合公祭儀(yi) 式”的形式。比較典型的如“自定義(yi) 現代禮儀(yi) ”中夾雜古裝佾舞，或者身著古裝的“讚引”。(18)需要說明的是，各地文廟各有曆史傳(chuan) 承和社會(hui) 文化背景，其所用的形式也依據地方特色不斷調整和完善。由於(yu) 實地調研和資料所限，故此處的分類並非嚴(yan) 格劃分，而隻是根據“祭孔”所呈現出的核心元素和結構進行一個(ge) 大致的分類，以便能清晰地看出當代文廟祭孔形式的多樣性。

據不完全統計，2017年采用古裝釋奠禮占總樣本數68座的43%，“自定義(yi) 現代禮儀(yi) ”占19%，“自定義(yi) 古禮”占14%，“自定義(yi) 古禮結合自定義(yi) 現代禮儀(yi) ”為(wei) 12%，“釋奠禮結合公祭儀(yi) 式”占7%，“公祭儀(yi) 式”僅(jin) 占5%；2019年“古裝釋奠禮”占總樣本數64座的43%，“自定義(yi) 現代禮儀(yi) ”占18%，“自定義(yi) 古禮”占13%，“自定義(yi) 古禮結合自定義(yi) 現代禮儀(yi) ”占9%，“公祭儀(yi) 式”占10%；而2023年，“古裝釋奠禮”占當年總樣本數86座的37%，“自定義(yi) 現代禮儀(yi) ”占22%，“自定義(yi) 古禮”占11%，“自定義(yi) 古禮結合自定義(yi) 現代禮儀(yi) ”占總數的2%，“釋奠禮結合公祭儀(yi) 式”占9%，“公祭儀(yi) 式”占總樣本數的19%。

從(cong) 上述統計數據的對比來看，更具確定性的形式即廣義(yi) 的儀(yi) 式，如古裝釋奠禮、公祭儀(yi) 式呈現增加趨勢，而程序較為(wei) 鬆散的自定義(yi) 古禮等則在減少。需要說明的是，縱觀多年數據，“自定義(yi) 現代禮儀(yi) ”的變化趨勢一直有所波動，這很可能與(yu) 對曲阜公祭模式的調整有關(guan) ，因為(wei) 曲阜公祭模式也常被社會(hui) 詬病(19)。由上述趨勢可見，確定的活動形式和流程本身即可視為(wei) 一種“儀(yi) 式化”過程，是社會(hui) 形成狹義(yi) 祭孔“儀(yi) 式”認知的體(ti) 現。相較於(yu) 現代的活動形式，釋奠禮乃至其他自定義(yi) 古禮體(ti) 現了社會(hui) 對於(yu) 儒家傳(chuan) 統文化的認同和訴求。雖然“釋奠禮結合公祭儀(yi) 式”這種權宜的結合方式具有較低的“儀(yi) 式性”(20)，但其非但不會(hui) 逐漸消失甚至在某些時候有增加的可能，因為(wei) 這種“中間態”的形式更具“合法性”。而且作為(wei) 兩(liang) 個(ge) 更具儀(yi) 式性的組合，無論是象征傳(chuan) 統的釋奠禮，還是可溯源至民國時期的公祭儀(yi) 式，其體(ti) 現的都是社會(hui) 對於(yu) 祭孔活動“儀(yi) 式化”的認同和訴求。

(三)從(cong) “歌舞表演”到“佾舞複原”——文廟祭孔禮製屬性的清晰

對於(yu) 舞樂(le) 的定位是祭孔活動從(cong) 複古(文娛)表演向紀念(祭祀)儀(yi) 式轉變較為(wei) 直接地體(ti) 現。最初曲阜舉(ju) 辦“孔子誕辰故裏遊”時，就表演過新挖掘編排的仿古樂(le) 舞。(21)“1984年和1985年，兩(liang) 次在曲阜紀念孔子誕辰之日，再現表演了清代曲阜孔廟祭祀樂(le) 舞”，“由於(yu) 經費原因，當時隻能縮減編製再現表演”，並對外宣稱仿古樂(le) 舞“闕裏舞”樂(le) 舞衣帽等服飾、舞具、古代樂(le) 器，都是按照曆史資料製作和複原的。(22)1986年，為(wei) 紀念孔子誕辰，配合每年一度的祭孔活動，曲阜市政府成立專(zhuan) 門團隊，依據《聖門禮誌》《聖門樂(le) 誌》《闕裏誌》《闕裏文獻考》及1957年中國舞蹈研究會(hui) 拍攝的《祭孔大典》紀錄片等資料，進一步研究、發掘和整理祭孔樂(le) 舞，以曲阜市劇團為(wei) 主，分別由專(zhuan) 人負責編訂祭孔舞蹈、禮儀(yi) 程序及整編樂(le) 曲，將樂(le) 、舞、歌、禮融為(wei) 一體(ti) ，成功編排了仿古祭孔樂(le) 舞。(23)當時雖然極力地複原，也對整套儀(yi) 式進行反複排練，但對於(yu) 複原的包括佾舞在內(nei) 的儀(yi) 式活動的屬性持猶疑和焦慮態度，“那時不敢稱是祭孔活動，隻說是仿古祭孔樂(le) 舞表演，是一個(ge) 旅遊項目，不是真祭孔”(24)。可見，就時人想法，對於(yu) 這一儒教傳(chuan) 統祭祀儀(yi) 式的複原排演在形式上可以是盡可能的還原和重現，但在定位上必須也必然是一個(ge) “表演”，因為(wei) “表演”的屬性雖然削弱了祭孔大典還原的真實性，但也使其擁有了在“表演”屬性下可以“無限還原、再現”的合法性和可能性。

然而，早期“孔子誕辰故裏遊”期間不止複原過“祭孔大典”，還有其他樂(le) 舞和祭祀表演，如“1900年孔子文化節開幕式上，首次創作推出產(chan) 生於(yu) 4000多年前的虞舜時期的大型仿古《簫韶樂(le) 舞》”，以及“失傳(chuan) 2000餘(yu) 年的祭祀軒轅黃帝的樂(le) 舞《雲(yun) 門大典》”。(25)這些與(yu) “孔子紀念活動”不直接相關(guan) 的傳(chuan) 統祭祀儀(yi) 式的複原表演，模糊了“祭孔大典”的屬性，使這一原本作為(wei) 祭孔核心的儀(yi) 式成為(wei) “文化節”中可以混同於(yu) 其他各類歌舞表演的一個(ge) 環節。時至2000年以後，古裝的“釋奠禮”成為(wei) 曲阜孔子紀念活動中一個(ge) 具有標誌性的組成部分之後，“釋奠禮”的表演屬性逐漸減弱，但其他文廟在以“文化節”的形式舉(ju) 行孔子紀念活動之時，也一直安排各類樂(le) 舞的文娛表演，而有些文廟直接將仿古的“佾舞”作為(wei) 表演環節，一如某些時期的“曲阜孔子文化節”也有仿古佾舞表演。隨著關(guan) 於(yu) “祭孔”活動紀念屬性認知的增強，有些文廟舉(ju) 行釋奠禮儀(yi) 式時，必然包含佾舞的部分，而有些文廟采用公祭儀(yi) 式，或舉(ju) 行其他形式的孔子紀念活動時，也會(hui) 將佾舞作為(wei) “祭孔”的一個(ge) 必要環節。

這就導致了一個(ge) 有趣的現象，佾舞作為(wei) 祭孔禮製的重要組成部分，卻先於(yu) 祭孔釋奠禮被複原和廣泛采用，作為(wei) 當代祭孔的典型文化表征。可見，這一“門檻”較高的典型象征，出現了在定位和屬性上的兩(liang) 極分化，既象征著祭孔傳(chuan) 統儀(yi) 式，又因其而使祭孔成為(wei) “表演”。

以2018年文廟祭孔為(wei) 例，有歌舞表演的占總樣本數72座的59%，而有佾舞的占歌舞表演的82%。而2019年有佾舞環節的占總數64座的64%，超過2018年的16%，而2023年已經占到總樣本數86座的74%，其增長趨勢顯著。通過調研發現，人們(men) 對“佾舞”的態度與(yu) 祭孔活動上的其他古裝樂(le) 舞表演截然不同。一般認為(wei) 祭孔活動中的其他舞樂(le) 是文娛表演，更像文化節的開幕式；而佾舞表演雖然在有些文廟祭孔活動中仍處於(yu) 形式的摸索階段，但民眾(zhong) 卻普遍將其作為(wei) 祭祀孔子的一部分，而不僅(jin) 為(wei) 表演。甚至可以認為(wei) ，即便有些佾舞在定位上是表演，但作為(wei) 傳(chuan) 統祭祀孔子的重要表征，而在普遍的認知中被賦予了意義(yi) 。

之所以認為(wei) 佾舞是祭孔“儀(yi) 式化”的典型表征和重要維度，是因為(wei) 在當代也出現了祭孔活動應采用六佾舞還是八佾舞的爭(zheng) 論。帝製時期，祭孔多為(wei) 中祀，所以用六佾舞，而清光緒年間曾升祭孔為(wei) 大祀，“佾舞”作為(wei) 重要的禮製組成也由六佾舞升至八佾舞。雖不知是否受這次“升祀”傳(chuan) 統的影響，當代曲阜孔廟也曾多次采用八佾舞，因此還引發過關(guan) 於(yu) 是否“合禮”的社會(hui) 討論。而這些討論的結果使當代文廟不論曾經等級，非表演性的祭孔樂(le) 舞基本普遍采用六佾舞，也有個(ge) 別文廟或是依據自身傳(chuan) 統或是對於(yu) 祭孔文化的理解而采用八佾舞。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大部分文廟的佾舞參照了曲阜孔子藝術團編排的《新編祭孔樂(le) 舞》，但也有越來越多的文廟采用了更為(wei) 傳(chuan) 統的佾舞舞譜來恢複。

綜上所述，佾舞不僅(jin) 是“儀(yi) 式化”的重要維度，也是對其作為(wei) 祭孔禮製象征的認知也更加清晰化，即在當代“佾舞”不再作為(wei) 文娛表演出現，而是需要討論且被確定下來的祭孔“禮製”。

四、當代文廟祭孔“儀(yi) 式化”的雙向形塑

如前所述，以祭孔為(wei) 主要代表形式的當代文廟孔子紀念活動的恢複，一方麵，體(ti) 現為(wei) 重新定位，是時代對這一儒家文化或傳(chuan) 統文化象征符號的利用；另一方麵，則是祭孔的諸多功能的當代重建，其背後是價(jia) 值屬性的重塑。

當代孔子紀念活動在恢複之初的定位，必然影響這一文化活動在新的時代和社會(hui) 形態下的屬性形成，同時新的屬性也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曆史屬性的影響，這就使得文廟祭孔在當代的重建和發展中呈現出複雜的“雙重性”。以曾為(wei) 爭(zheng) 論焦點的“祭孔儀(yi) 式”的屬性而言，當祭孔脫離“文娛表演”的定位，以明確的具有紀念屬性的“公祭”儀(yi) 式出現之後，“釋奠禮”依然表現出這種複雜的“雙麵性”：一方麵，接續傳(chuan) 統就必然要明確儀(yi) 式屬性，以及與(yu) 公祭之間的關(guan) 係；另一方麵，文娛表演和紀念活動，以及祭孔傳(chuan) 統完整性之間的張力。所以，可以說，這一複雜“雙重性”的解決(jue) 必須也必然訴諸一個(ge) 不斷形塑、不斷調適的動態過程之中，而不僅(jin) 由恢複之初的人為(wei) 定位和曆史屬性所簡單決(jue) 定。

一如曲阜孔廟對祭典儀(yi) 程的重新設計一樣，“不是對傳(chuan) 統文化的簡單回歸和完全複古，而是著眼於(yu) 展現當代人對孔子、對儒家文化的認識和解讀。在傳(chuan) 承傳(chuan) 統祭孔大典內(nei) 核的前提下，按現代人的理解加以組織和表述”(26)。事實上，現代人的理解正是從(cong) 曲阜恢複孔子紀念活動開始的，即在社會(hui) 中逐漸形成的關(guan) 於(yu) “祭祀孔子”的認知和認同。事實上，這種逐漸形成的與(yu) 定位存在張力的認知，不僅(jin) 體(ti) 現在對祭孔活動的爭(zheng) 議和輿論上，也體(ti) 現在由祭孔活動形式選擇所體(ti) 現的發展趨勢上。

如前所述，當代文廟祭孔活動形式有兩(liang) 個(ge) 核心元素，一是象征傳(chuan) 統的釋奠禮，二是更具紀念屬性和現代性的公祭。前者需要創新和時代化，後者則需要一個(ge) 淵源明確的“傳(chuan) 統”，對於(yu) 這種具有政治文化屬性的現象，學界多用“傳(chuan) 統的發明”來加以解釋，認為(wei) “‘傳(chuan) 統的發明’並不依憑於(yu) 發明者的心血來潮，而是取決(jue) 於(yu) 傳(chuan) 統文化生長的現實土壤，人們(men) 發明新的文化傳(chuan) 統，需要取材於(yu) 已有的象征‘材料庫’”(27)。由此可見，之所以這一理論對於(yu) 解釋當代乃至民國時期的祭孔具有有效性和啟發性，即在於(yu) 發明者所給出的定位必須依據已有的具有象征意義(yi) 和普遍共識的“材料庫”來形成。然而，正如前所分析，“祭孔傳(chuan) 統”的“材料庫”在某種程度上缺乏充分的認同，因此，祭孔活動呈現出的“儀(yi) 式化”本身正是“材料庫”時代重建的體(ti) 現。

從(cong) “定位”所具有的人為(wei) 規定和設計等含義(yi) 來看，其中包含了一個(ge) 主體(ti) ，即不同層級、組織、部門的祭孔活動的主辦者和活動形式的“設計者”，而多種活動形式的並存正是他們(men) 認知的表達。事實上，這裏存在一個(ge) 疑問，即由這一群體(ti) 的認知和選擇而導致的當代文廟祭孔的現狀是否具有共性和普遍性。之所以認為(wei) 定位具有共識而非僅(jin) 是主辦者有限認知的表達，即在於(yu) 社會(hui) 普遍共識和不斷建構的“材料庫”起到了製約作用。例如，在曲阜“祭孔大典”就出現過清製還是明製服飾的爭(zheng) 論。在多數文廟都采用明製服飾或現代服飾進行祭孔活動之時，吉林文廟依然在負麵輿論中采用清製服飾。(28)對於(yu) 這一問題，當時的負責人表示：“吉林文廟為(wei) 乾隆皇帝禦批的清代建築，吉林市又是滿族發祥地，同時清代祭孔禮製也是曆史上祭孔活動最完備、最鼎盛時期，吉林文廟沿用清代禮製祭孔有別於(yu) 其他文廟，具有其特殊含義(yi) 。”(29)然而，2019年吉林文廟“在祭孔大典上首次采用漢民族服飾，祭孔大典的程序、禮儀(yi) 、樂(le) 舞等，均參照中國孔廟保護協會(hui) 論證推出的公祭孔子大典的禮製進行”(30)。這本身就體(ti) 現了“儀(yi) 式所具有的自身的完整性，這個(ge) 完整性不僅(jin) 包括規定了構成要件的內(nei) 容，諸如人群、製度、觀念、時間、空間、場所、器物、程序等，同時也具有特殊的規定性，這些公認的規定性保證了儀(yi) 式在社會(hui) 中能夠起到其他社會(hui) 活動所不能取代的作用”(31)。

可見，當代文廟祭孔呈現出的“儀(yi) 式化”發展趨勢，其最終目標並非指向某一既定屬性的、符合某種現有定義(yi) 的祭祀或宗教儀(yi) 式，而是由定位呈現的規定性和由社會(hui) 認知、認同所賦予的屬性之間互動形塑出的某種更為(wei) 本質，也更為(wei) 符合這個(ge) 時代和社會(hui) 需求的一種“儀(yi) 式性”的紀念活動。據前述的三個(ge) 維度可見，當代文廟祭孔“儀(yi) 式化”實際上隱含了社會(hui) 認同對於(yu) 傳(chuan) 統文化和紀念屬性的訴求，同時也對活動本身的完整性有所期待。由於(yu) 現在主導文廟祭孔活動的主要是民間組織和地方政府(主要承擔者是“文旅”等部門)，而且呈現民間組織不斷增加的趨勢(32)，因此，“儀(yi) 式化”趨勢可能更能夠代表社會(hui) 的基本認同和訴求。所以，文廟祭孔活動的核心不僅(jin) 是儀(yi) 式紀念屬性的重構，更是傳(chuan) 統祭祀儀(yi) 式價(jia) 值符號的植入，也就是在與(yu) 當代社會(hui) 相適應的同時，形成關(guan) 於(yu) 原有價(jia) 值屬性的社會(hui) 認同，這也是當代文廟祭孔活動定位的關(guan) 鍵。

注釋
(1)王闖：《政治傳播視野下的祭孔大典與認同建構》，《新聞愛好者》2017年第2期；賈宏偉、駱文偉：《當代大學生傳統禮儀教育的反思有重構——以祭孔大典為例》，《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李桂民：《論祭孔的傳統與孔子祭孔禮儀的變遷》，《東嶽論叢》2019年第1期；James A. Flath，Traces of the Sag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6等相關研究成果。
(2)數據說明：(1)本文數據是根據互聯網關於各地文廟祭孔活動的報道和筆者實地調研收集的資料整理、統計而成。因存在舉行過活動但未有報道見諸互聯網的可能，故統計數據難免有疏漏；(2)2020年以後受“新冠疫情”影響，文廟祭孔出現了停辦或網絡舉行等特殊情況和發展新動向，但本文關注的是當代文廟祭孔整體的發展趨勢及其背後原因，而非一兩年間的現狀，雖在有些維度上使用2023年數據，但還是盡量選取了更能說明發展脈絡的長時間線的數據。
(3)1994—2006年均為“中國曲阜國際孔子文化節”，2007年開始為“中國(曲阜)國際孔子文化節”，名稱略有區別，其活動本質相似，故行文時無須細分名稱。參見曲阜市孔子文化節辦公室、曲阜市政府史誌辦公室編：《中國(曲阜)國際孔子文化節誌》，方誌出版社2018年，第221頁。
(4)《東方聖誕節》編委會：《東方聖誕節》，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年，第142頁。
(5)本文所使用的“儀式化”是就當代文廟祭孔活動的整體趨勢而言，而非否定當代有些文廟舉行的祭孔活動具有儀式屬性。
(6)關於“祭孔”，在帝製時期有嚴格而繁複的規定，相關研究參見董喜寧：《孔廟祭祀研究》(湖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民國時期傳承和創新祭孔儀式之時，既有對傳統儀式儀程的簡化，也有公祭儀式等的創新，相關研究參見李俊領：《中國近代國家祭祀的曆史考察》(山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郭輝《傳統的發明：抗戰時期孔子誕辰紀念日研究》(《學術研究》2014年第7期)等，此處祭孔典禮所言之簡化和創新，是綜合帝製和民國時期的祭孔儀式而言。
(7)James A. Flath, Traces of the Sage: Monument, Materiality, and the First Temple of Confucius.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p.186.
(8)當時關於“祭孔”的討論很多，如趙士林：《“祭孔”的憂思》，《粵海風》，2005年第6期；宋誌堅：《公祭孔子的新聞解讀(眾議)》，《南方周末》，第1079期，2004年10月14日；等等。
(9)範建華：《論節慶文化與節慶產業》，《學術探索》2011年第2期。
(10)王懷棠：《亙古的鍾聲——新聞記者看“祭孔”》，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26頁。
(11)James A. Flath. Traces of the Sage: Monument, Materiality, and the First Temple of Confucius.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p.186.
(12)白欲曉：《朝向儒教自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第388頁。
(13)馬天宇、王海洲：《儀式變革與合法性建構——以曲阜祭孔儀式的恢複(1978—1988)為例》，《學海》2023年第5期。
(14)《東方聖誕節》編委會主編：《東方聖誕節》，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年，第142—144頁。
(15)《東方聖誕節》編委會主編：《東方聖誕節》，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年，第142—144頁。
(16)彭兆榮：《人類學儀式理論與實踐》，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19年，第62頁。
(17)此處的“釋奠禮”是依據流程界定，而非本文所言的定位，因此既包括儀式，也包括仿古表演。
(18)分類說明：以核心結構和服飾作為分類標準，還應有“自定義現代禮儀結合釋奠禮”及“現代公祭儀式結合古裝自定義”兩種形式，由於古裝儀式的核心是釋奠禮的“三獻禮”，所以如果選用古禮基本都是釋奠禮，而之所以有“自定義古裝禮儀”的分類，是針對民間祭祀的古裝跪拜禮，上香三跪拜或是四跪拜等。以上統計以文廟舉辦祭孔大典為主要統計對象，或有組織的祭孔，基本不涉及個人自發的“拜孔子”行為；“自定義現代禮儀結合釋奠禮”因差異不大，又所見極少，故歸入“現代公祭結合釋奠禮”的分類。
(19)關於這一問題已經有學者指出，“從整體來看，曲阜祭孔大典的儀節設置很難說有什麽內在的層次性和關聯性，給人以有始無終，虎頭蛇尾的感覺。一開始就來了九次獻花儀式，有悖於‘禮不欲數’的精神，幾乎成了官員人等的走台儀式”(參見彭林、張德付《關於“祭孔大典”的幾點建議》，《光明日報》2011年10月31日轉引自中國文明網，http: //www.wenming.cn/wenshi/c/201110/t20111031＿370392.shtml，閱讀時間：2024年10月1日)。
(20)參見彭兆榮《人類學儀式理論與實踐》，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19年，第62頁。
(21)《東方聖誕節》編委會：《東方聖誕節》，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年，第32頁。
(22)江帆、艾春華：《中國曆代孔廟雅樂》，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1年，第431頁。
(23)楊朝明：《禮製“損益”與“百世可知”——孔廟釋奠禮儀時代性問題省察》，《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
(24)濟寧新聞網：《時代丹墀 全球同祭——近幾年的祭孔大典》，http: //www.jnnews.tv/p/28414.html? page=2。(閱讀時間：2023年4月23日)
(25)曲阜市孔子文化節辦公室、曲阜市政府史誌辦公室編：《中國(曲阜)國際孔子文化節誌》，方誌出版社2018年，第5頁。
(26)曲阜市孔子文化節辦公室：《中國(曲阜)國際孔子文化節誌》，方誌出版社2018年，第292頁。
(27)張淑芳：《傳統文化傳承創新的儀式化傳播機製研究》，《寧夏社會科學》2021年第2期；何秀麗：《曲阜祭孔大典傳統的傳承與發明》，山東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15年；車延芬：《在發明中延續傳統——以祭孔樂舞的當代複興為個案》，《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等等。
(28)高衛華、孟萌萌：《祭孔大典儀式的網絡傳播意義解讀》，《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29)《吉林文廟舉行丙申年祭孔大典》，2016年9月28日，https: //mp.weixin.qq.eom/s/ffoN6RnBbF85SWd6R-o＿yw。(閱讀時間：2024年10月26日)
(30)《震撼!吉林文廟舉行2019年公祭孔子大典》，https: //baijiahao.baidu***.com/s?id=1645920831802721126。(閱讀時間：2024年9月19日)
(31)彭兆榮：《人類學儀式理論與實踐》，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19年，第59頁。
(32)楊莉：《當代文廟祭孔儀式的文化認同研究》，《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