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文氣”說與(yu) 宋詩“氣本論”文學觀

作者：文晨熹 多洛肯（分別係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西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七年歲次丙午正月十二日癸酉

          耶穌2026年2月28日

宋人論詩，慣以“氣”為(wei) 核心樞紐。劉克莊在《劉圻父詩序》中明言秉承曹丕《典論·論文》“文以氣為(wei) 主”之旨，衛宗武亦繼其說，強調“詩亦然”，將“氣”確立為(wei) 詩文創作的根本內(nei) 核。宋人結合宋代詩學的獨特語境與(yu) 理學思想的時代浸潤，為(wei) 傳(chuan) 統“氣”論賦予了全新的理論內(nei) 涵與(yu) 批評實踐價(jia) 值，“氣韻”“氣骨”“氣格”等衍生範疇隨之成為(wei) 宋代詩學批評體(ti) 係中的核心要義(yi) 。陳善《捫虱新話》更是直截了當地將詩文工拙係於(yu) “氣”之盛衰：“文章以氣韻為(wei) 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其所言“文章”，兼括詩與(yu) 文，在他看來，詩文能否躋身佳作之列，關(guan) 鍵在於(yu) 內(nei) 在“氣”的充盈與(yu) 否，外在辭藻不過是次要點綴，這一認知，終成有宋一代詩學的共識。

宋人以“氣”論詩的傳(chuan) 統，根植於(yu) 其對世界本體(ti) 的哲學認知。在宋代哲學語境中，“氣”是構成天地萬(wan) 物的基本要素，不同學派雖對“氣”與(yu) “理”的關(guan) 係認知各異，卻均認可“氣”的本源意義(yi) 。在宋人看來，人之性情、賢愚、善惡，皆由稟賦之氣的差異所決(jue) 定，“凡人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為(wei) 皆氣也”（《朱子語類》）。氣的稟賦偏正、盛衰，直接影響文人的為(wei) 文作詩之道，是以宋人多將詩文視為(wei) “氣”的外在物化產(chan) 物。北宋蘇轍率先明言“以為(wei) 文者，氣之所形”（《上樞密韓太尉書(shu) 》），明確詩文乃氣的具象化呈現；南宋衛宗武直接呼應其說，進一步強化“氣”對文之高下的決(jue) 定性作用；張元幹則將氣的來源上溯至天地自然，指出詩文乃天地之氣聚於(yu) 胸中、激蕩而出的產(chan) 物；真德秀更以“元氣”釋聖人之文，將氣與(yu) 道德本體(ti) 相連。四人之說，雖各有側(ce) 重，卻內(nei) 在理路貫通，共同夯實了宋代“氣本論文學觀”的理論根基。在此基礎上，宋代詩論逐漸形成兩(liang) 大鮮明傾(qing) 向：其一，將詩歌創作技法與(yu) “氣”的運化緊密關(guan) 聯；其二，以作者之“氣”為(wei) 核心，評判詩文的格調與(yu) 價(jia) 值。

宋人論詩，雖不乏對創作技法的細致探討，卻始終未陷入“技法本位”的桎梏，而是以“氣”為(wei) 綱，統攝各類創作技巧。江西詩派標舉(ju) “奪胎換骨”“點鐵成金”的詩學主張，從(cong) 其詩學批評與(yu) 創作實踐來看，其核心要義(yi) 實則指向“煉字”，而“煉字”的深層本質，正是“煉氣”。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白鷗沒浩蕩，萬(wan) 裏誰能馴”一聯，江西詩派代表文論家吳可在《藏海詩話》中評曰：“‘沒’若作‘波’字，則失一篇之意。如鷗之出沒萬(wan) 裏，浩蕩而去，其氣可知。”吳氏以杜詩為(wei) 證，揭示了“煉字”之所以能達成“奪胎換骨”的藝術效果，核心正在於(yu) 一字之煉可收聚、運化文氣，此即“煉氣”的本質所在。南宋胡仔《苕溪漁隱叢(cong) 話前集》（卷四十七）引釋惠洪《天廚禁臠》論黃庭堅作詩，亦循此理。胡氏認為(wei) ，黃庭堅作詩，常刻意以仄聲字替代律詩中本該用平聲的字，打破常規平仄的圓熟之態，其目的絕非刻意求奇，而是為(wei) 了“煉氣”——通過平仄的拗折變化，矯正詩文氣脈的柔靡之弊，造就剛健峭拔、挺然不群的氣格。可見，以“氣”統攝詩歌技法，並非個(ge) 別人的見解，而是宋代詩學的流行共識，黃庭堅所概括的“進技以道”，正是對這一共識的精準提煉。而這種“技法為(wei) 煉氣服務”的詩學主張，無疑是曹丕《典論·論文》“文以氣為(wei) 主”核心觀點在宋代詩論中的重要理論轉化與(yu) 實踐延伸。

蘇轍在《上樞密韓太尉書(shu) 》中亦言：“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yang) 而致。”這並非否定後天學習(xi) 的意義(yi) ，而是強調：詩文的精妙並非單純依靠技法習(xi) 得所能達成，而內(nei) 在之氣的充盈，卻可通過後天涵養(yang) 實現，且氣的涵養(yang) ，在創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決(jue) 定性作用。李石進一步以孟子與(yu) 司馬遷為(wei) 例，否定單純的文學技法對創作的主導意義(yi) ，強調養(yang) 氣乃是詩文創作的根本。陸遊所言“工夫在詩外”，實則與(yu) 蘇轍、李石之論一脈相承，明確表達了詩作的工巧與(yu) 否，根本依賴於(yu) 作者內(nei) 在之氣的涵養(yang) ，而非外在技法的雕琢。呂本中評論曾幾之詩時亦雲(yun) ：“治擇工夫已勝，而波瀾尚未闊；欲波瀾之闊，須令規模宏放，以涵養(yang) 吾氣而後可。”在呂本中看來，曾幾之詩雖在文辭修飾、字句錘煉上已臻純熟，卻缺乏雄渾壯闊的氣象，其根本原因在於(yu) 氣的不足，唯有通過涵養(yang) 自身之氣，方能拓寬詩的格局，造就波瀾壯闊的藝術境界。

宋人的這些論點，共同促成了唐宋詩學的根本性轉變，改變了文學評判的價(jia) 值尺度。自魏晉文學自覺直至唐代，工巧的形式、高華的氣象與(yu) 渾融的意境，始終是衡量文學價(jia) 值的核心標準；而隨著宋代以氣論詩傳(chuan) 統的盛行，這一審美標準被逐漸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文以載道”的全新價(jia) 值準繩——這一轉變，正是曹丕“氣”論在宋代詩學中理論轉化的深層體(ti) 現。

周敦頤標舉(ju) 的“文以載道”，乃是宋儒論詩的核心綱領。他在《通書(shu) ·文辭》中言：“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在周敦頤看來，修辭藻飾如同車輪車轅的裝飾，若不能承載“道”的內(nei) 涵，再多的修飾也隻是無用的點綴，更遑論那些毫無內(nei) 涵的“虛車”之作。他雖承認修辭的輔助意義(yi) ，卻明確將“載道”視為(wei) 詩文的根本目的，這一主張迅速得到後世理學家的廣泛響應。相較於(yu) 周敦頤的溫和，朱熹認為(wei) ，唯有“誌之所向”——即“道”的內(nei) 涵，才是文學批評的唯一標準。朱熹所言的“誌”，在葉適那裏得到了更為(wei) 明確的闡釋，即“關(guan) 政教”：葉適主張，詩文若不能關(guan) 乎政教、裨益世道，即便藝術上再工巧，也“雖工無益”。至此，宋代詩學的評判標準徹底從(cong) 審美轉向政教，魏晉至唐代一直備受重視的文學形式之美被逐漸拋棄，反映政教倫(lun) 理、承載道德內(nei) 涵的詩歌內(nei) 容，成為(wei) 宋人最為(wei) 看重的核心價(jia) 值。

宋人堅信，詩歌的好壞取決(jue) 於(yu) 作者之氣，而這一“氣”的內(nei) 涵，首先指向詩人的人格情操與(yu) 道德修養(yang) 。李綱在《道鄉(xiang) 鄒公文集序》中曰：“士之養(yang) 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則發為(wei) 文章，自其胸襟流出。”李綱所言“氣”，與(yu) 孟子所言“浩然之氣”一脈相承，特指個(ge) 體(ti) 所秉持的剛正貞烈、超然物外的人格品格。他以韓愈文章為(wei) 例，直言韓愈之文之所以千古傳(chuan) 誦，雖與(yu) “務去陳言”的語言錘煉有關(guan) ，但最根本的原因，在於(yu) 其“操履堅正，以養(yang) 氣為(wei) 之本”——韓愈文章中充盈的仁義(yi) 之氣，正是其剛正人格的自然流露，也是其文章感人至深的核心所在。陸遊在《方德亨詩集序》中亦持相近見解：“詩豈易言哉……有才矣，氣不足以禦之，淫於(yu) 富貴，移於(yu) 貧賤，得不償(chang) 失，榮不蓋愧，詩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駕，詎可得哉？”在陸遊看來，詩的創作固然需要才學，但更受製於(yu) 作者之氣：唯有人格光大、品行端正，氣脈充盈且不為(wei) 外物所移，方能駕馭才學，寫(xie) 出可追步古人的佳作；若氣格卑弱，即便有才，其詩作也終將流於(yu) 俗弊，難以達到高遠境界。

除此之外，宋代詩論中的“氣”，還蘊含著儒家詩教傳(chuan) 統中“誌”的內(nei) 涵——宋人論詩，始終遠紹《詩經》風雅傳(chuan) 統，援引儒家詩教理念，以矯正晚唐詩風的柔靡流弊。範仲淹在《唐異詩序》中批評五代以來的詩風：“五代已還，斯文大剝……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在範仲淹看來，晚唐五代詩文之所以“氣韻甚卑”“氣弱格卑”，核心在於(yu) 其背離了儒家詩教的“規諫”“勸誡”之旨，淪為(wei) 無病呻吟的靡靡之音。他主張詩歌應回歸政教功能，並將這一理念貫徹於(yu) 自身創作之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的崇高誌向，正是《毛詩序》以來儒家重政教、重諷喻的詩學精神的生動延續。黃庭堅亦十分重視詩歌的“載道”功能，在他看來，詩歌不僅(jin) 是抒情言誌的載體(ti) ，更是探求儒家之道的重要方式，作詩的根本，在於(yu) 深耕儒家經術、踐行儒家倫(lun) 理，這與(yu) 儒家詩教“文以載道”的一貫主張高度契合。

宋代儒學複興(xing) ，士人階層普遍重視道德修養(yang) 與(yu) 心性涵養(yang) ，“養(yang) 氣”隨之成為(wei) 士人精神生活的核心話題之一。加之宋代文論家普遍認可詩人之“氣”對作品優(you) 劣的決(jue) 定性作用，“養(yang) 氣”自然成為(wei) 詩歌創作的核心工夫。宋人“養(yang) 氣”的工夫論，主要取資於(yu) 思孟學派，尤其推崇孟子的“養(yang) 氣說”。《孟子·公孫醜(chou) 上》提出“誌者，氣之帥也”，明確主張“誌”為(wei) “氣”的統帥，“誌”立則“氣”存。宋人繼承這一觀點並進一步豐(feng) 富了“誌”與(yu) “氣”的關(guan) 係內(nei) 涵。朱熹言：“誌正而氣自完，氣完而誌益正”，明確揭示了“誌”與(yu) “氣”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辯證關(guan) 係：心中之誌端正，方能涵養(yang) 充盈之“氣”；而氣脈充盈，又能進一步護持心誌、堅定誌向。這一認知，直接促成了詩歌創作中“持誌養(yang) 氣”說的提出與(yu) 發展。

“氣”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元範疇，始終是後世闡釋世界本體(ti) 、探尋事物規律的重要理論資源。宋人立足時代語境，取資於(yu) 傳(chuan) 統“氣”論，構建起自身的世界觀，並將這一認知延伸至文學領域，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氣本論文學觀”。他們(men) 強調“氣”所蘊含的人格道德內(nei) 涵，重視其政教倫(lun) 理指向，將詩文的價(jia) 值高下與(yu) 作者之“氣”的盛衰、偏正緊密相連，進而引出“持誌養(yang) 氣”的創作工夫論。宋代詩學對曹丕《典論·論文》“氣”論的繼承與(yu) 轉化，不僅(jin) 促成了唐宋詩學的根本性轉變，更打破了前代詩學的審美格局，最終構建起別開生麵、獨具特質的宋代詩學體(ti) 係，為(wei) 中國古代文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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