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五經》，為(wei) 置博士”與(yu) 漢代經學詮釋學的繁盛

作者：薑哲（沈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冬月廿四日丙戌

          耶穌2026年1月12日

漢代是中國經學詮釋學的“繁盛時代”，也是儒家思想發展的“轉型時期”。清代經學家皮錫瑞在《經學曆史》中有言，“經學至漢武始昌明”，“自漢元、成至後漢，為(wei) 極盛時代”。經學之昌明始於(yu) 漢武帝，當因其“建立《五經》，為(wei) 置博士”的政教舉(ju) 措與(yu) 製度構設。職是之故，儒家學說遂由王官失守後的諸子之學再度回歸王朝一統的官學，而經學詮釋學亦成為(wei) 漢代以來的國家詮釋學。

《五經》博士與(yu) “師法”“家法”的分立

漢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經》博士，《漢書(shu) 》載曰：“初，《書(shu) 》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蓋因《詩》之魯、齊、韓三家在漢初已為(wei) 博士，非武帝所立，故未言及。考之《史記·秦始皇本紀》，秦時已有博士七十人，但“備員弗用”。及至漢景帝時代，儒者仍不受任，“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博士“掌通古今”卻隻能“具官待問”，這一局麵的打破仍然要仰賴漢武帝的決(jue) 策，其在立《五經》博士之後又采納了公孫弘的奏議，“……為(wei) 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複其身……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為(wei) 郎中者，太常籍奏”。自此，博士由“顧問官”轉變為(wei) “教育官”，並掌有候補官員的選拔權，實已躍遷至位卑而權重的“清要之職”。同時，漢代經師和儒生重獲“官師合一”的身份，這也推動了中國經學詮釋學的重大轉折。

因此，皮錫瑞有言：“漢人最重師法。師之所傳(chuan) ，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師說即不用。”這一特點實為(wei) 漢代經學詮釋學在詮釋觀念、詮釋原則與(yu) 詮釋方法上所凸顯的具有學術宗法血緣關(guan) 係的官師傳(chuan) 承與(yu) 思維慣性。如前所述，《書(shu) 》《禮》《易》《春秋》四經，因其僅(jin) 一家師傳(chuan) ，遂各止一家博士。而《詩》在漢初已分三家，學非一師，故不得不分。後者既體(ti) 現出維係國家政教一統的經學詮釋學在具體(ti) 經文詮解上所秉持的適度包容性與(yu) 開放性，又為(wei) 日後今文經學內(nei) 部其他四經之“師法”“家法”的分裂與(yu) 分立埋下了伏筆。甚至劉歆爭(zheng) 立“古文經學”，亦可被視作另尋“師法”“家法”之傳(chuan) 承譜係以謀求解經話語權的詮釋學策略。

就博士官製的發展而言，漢代《五經》博士雖已占據官師一體(ti) 的“清要之職”，但其員數卻較之前大為(wei) 減少，直至漢宣帝時才有所增加。宣帝複立大、小夏侯《尚書(shu) 》，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公羊《春秋》又有顏、嚴(yan) 之學。而漢元帝時，又增立京氏《易》，加之魯、齊、韓三家《詩》和歐陽《尚書(shu) 》，至此方有“今文十四博士”之謂。然而，皮錫瑞卻稱：“師法之嚴(yan) 如此。而考其分立博士，則有不可解者。”其實，由五經博士分為(wei) 十四博士，深蘊著漢代經學詮釋學以學術宗法血緣關(guan) 係為(wei) 紐帶的“師法”“家法”之傳(chuan) 承與(yu) 新變。在傳(chuan) 統經學史的敘述之中，或如近代經史學家馬宗霍所言，渾而統之，則師法、家法“名可互施”；析而分之，則二者之間“微有不同”。而“師法”和“家法”的微異之處在於(yu) ，漢武帝初立之博士及漢初三家《詩》均可稱之為(wei) “師法”，漢宣帝、元帝所複立則宜名之曰“家法”。但是，若就詮釋學之動變關(guan) 係而論，“師法”實為(wei) 漢代經學維係其政教一統的解經“常數”；而分立博士的“家法”即是這一思維慣性中不可或缺的“變量”。皮錫瑞所謂“背師說即不用”，當為(wei) 《漢書(shu) 》所載孟喜因改“師法”而不見用一事。但其後仍被立為(wei) 博士，即“施、孟、梁丘《易》”中的“孟氏《易》”。在其“純正”的今文經學立場中，皮錫瑞無法包容同一師法之下任何一點差異性的詮釋“變量”。在其看來，除《詩經》之外，其他各經本“同師共學”，何以“顓門教授”？

“顓門”一詞出自《漢書(shu) 》，唐代顏師古注曰：“顓與(yu) 專(zhuan) 同。專(zhuan) 門者，自別為(wei) 一家之學。”而這一點正是皮錫瑞所“不可解者”：若“別為(wei) 一家之學”，則必有背師之處，法當嚴(yan) 禁，卻反而為(wei) 之分立博士。可若跳出“純正”的今文經學立場，其又變得“粲然可解”：漢代經學詮釋學恰是在“尊師”與(yu) “背師”的夾縫中尋求適度的平衡以曲折前行，且隻有分立為(wei) 博士，或為(wei) 背師的“家法”方可融入學術宗法血緣關(guan) 係驅策下的詮釋慣性以實現“師法”。

西漢今文經學的嬗變：從(cong) “訓詁”到“章句”

漢代經學的師法、家法之裂變，即如《後漢書(shu) 》所言，“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唐代李賢等人注曰：“言雖承一師之業(ye) ，其後觸類而長，更為(wei) 章句，則別為(wei) 一家之學。”注中所言之“章句”，正是漢代經學詮釋學中最具標誌性的釋經體(ti) 例與(yu) 釋經方法。而與(yu) “章句之學”相表裏的“雖曰承師，亦別名家”，不僅(jin) 為(wei) 漢代經師儒生對《五經》的解經釋義(yi) 提供了內(nei) 在的詮釋學動力，而且促成了漢代經學詮釋體(ti) 例、詮釋方法的發展與(yu) 嬗變。東(dong) 漢儒者徐防更是在儒家崇聖思維的慣性下，將“發明章句”者追溯至聖人孔子的嫡傳(chuan) 弟子“子夏”。其實，“章句”在漢代經學詮釋學中的出場時間相對較晚，近代曆史學家錢穆指出，“直捷言之，則‘家法’即‘章句’也。漢儒經傳(chuan) 有章句，其事亦晚起，蓋在昭、宣以下”。

既然“章句”晚出，那麽(me) 西漢前期經學詮釋學的釋經體(ti) 例與(yu) 釋經方法實以“訓詁”為(wei) 主。“訓詁”亦可作“訓故”“解故”“訓傳(chuan) ”等解。東(dong) 漢經學家許慎《說文解字》曰：“訓，說教也。”清代經學家段玉裁注曰：“說教者，說釋而教之，必順其理，引申之凡順皆曰訓。”《說文解字》對“詁”的解釋為(wei) “訓故言也”。段注亦曰：“訓故言者，說釋故言以教人，是之謂詁。分之則如《爾雅》析詁、訓、言為(wei) 三，三而實一也。漢人傳(chuan) 注多稱故者，故即詁也。《毛詩》雲(yun) 故訓傳(chuan) 者，故訓猶故言也，謂取故言為(wei) 傳(chuan) 也。取故言為(wei) 傳(chuan) ，是亦詁也。賈誼為(wei) 左氏傳(chuan) 訓故。訓故者，順釋其故言也。”按照段玉裁的解釋，“詁”實際上是“訓”的一種特殊形式，即通過“說釋故言”以“教人”。

由此可見，漢代的“訓詁之學”並非現代語言學意義(yi) 上的“訓詁學”，其本為(wei) 經學詮釋學的早期樣態之一，並且承襲了先秦原始經學“口傳(chuan) 注經”之餘(yu) 緒。《漢書(shu) 》載曰：“申公獨以《詩經》為(wei) 訓故以教，亡傳(chuan) ，疑者則闕弗傳(chuan) 。”顏師古對“亡傳(chuan) ”的注釋即為(wei) “口說其指，不為(wei) 解說之傳(chuan) ”。而隨著《五經》“章句”的大規模湧現，“訓詁以教”這種實踐技藝型詮釋學，終被“離章辨句”的經文注疏型詮釋學所取代。加之後世儒者爭(zheng) 相“別是一家”以立學官，遂使“章句繁多”而不知自省，反以深明“微言大義(yi) ”為(wei) 辭。以後視前，則申公之“多聞闕疑”，遂成釋經嚴(yan) 守“師法”之美談。《漢書(shu) 》中也記載了大、小夏侯在釋經體(ti) 例與(yu) 釋經方法上的一段著名爭(zheng) 論：“（夏侯）勝從(cong) 父子（夏侯）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cong) 《五經》諸儒問與(yu) 《尚書(shu) 》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wei) 學疏略，難以應敵。”然考之《漢書(shu) 》，大、小夏侯對《尚書(shu) 》均有《章句》及《解故》。由此可知，在爭(zheng) 立博士、成家名學的詮釋學處境之下，原有的“訓詁之學”已顯得疏略難當。盡管夏侯勝譏諷夏侯建為(wei) “章句小儒”，其本人亦無法自外於(yu) 漢代經學之“學、術糾葛”，隻有次序章句以立學官，方能確保其釋經話語的合法性與(yu) 權威性。

“繁瑣與(yu) 破碎”是漢代“章句之學”為(wei) 人詬病的主要原因。《新論》曰：“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liang) 字之說至十餘(yu) 萬(wan) 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wan) 言。”幾個(ge) 字的說解竟達幾萬(wan) 言或十幾萬(wan) 言，若為(wei) 實錄則其繁瑣程度已是無可複加。《文心雕龍》亦有相似的記述：“若秦君延之注《堯典》，十餘(yu) 萬(wan) 字；朱普之解《尚書(shu) 》，三十萬(wan) 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漢書(shu) 》則曰：“後世經傳(chuan) 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yi) ，而務碎義(yi) 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ti) ；說五字之文，至於(yu) 二三萬(wan) 言。”然而，“章句之學”的“繁瑣與(yu) 破碎”隻是其極端的釋經形態而已。“多聞闕疑”固然是一種嚴(yan) 謹的學風，但也可被視作“因循守舊”的托詞，而中國經學詮釋學的曆史既不應該也不可能總是在“闕疑”中自我重複或停滯不前。

不可否認，說經遠較“訓詁”細密的“章句之學”，是漢代經學詮釋學繁盛的重要表征。不過，對於(yu) 中國經學詮釋學及儒學思想史研究而言，令人深感遺憾的是，漢代五經章句均已亡佚，於(yu) 今隻能在《孟子章句》《楚辭章句》中得窺一斑。清代經學家焦循曾對東(dong) 漢經學家趙岐的《孟子章句》給出過極高評價(jia) ，“趙氏於(yu) 《孟子》，既分其章，又依句敷衍而發明之，所謂‘章句’也。章有其指，則總括於(yu) 每章之末，是為(wei) ‘章指’也。疊詁訓於(yu) 語句之中，繪本義(yi) 於(yu) 錯綜之內(nei) ，於(yu) 當時諸家，實為(wei) 精密而條暢”。所以，就《孟子章句》而論，其與(yu) 後世《五經正義(yi) 》或《十三經注疏》在釋經體(ti) 例上並無本質不同，甚至於(yu) “精密條暢”之處還可能啟示著後者。而且，通過比較詮釋學的互鑒與(yu) 反觀，漢代章句之學的“條疊繪錯”之功，在同一時期的世界詮釋學史上亦可謂絕無僅(jin) 有。

東(dong) 漢古文經學的蔚起：從(cong) “繁瑣章句”到“訓詁大義(yi) ”

因此，漢代“章句之學”的“繁瑣與(yu) 破碎”，實際上與(yu) 作為(wei) 釋經體(ti) 例與(yu) 釋經方法的“章句”本身並無必然關(guan) 聯。但西漢早期以董仲舒為(wei) 代表的公羊學，其配合王朝憲政的《春秋》為(wei) 漢製法、《春秋》當新王、《春秋》大一統等“目的論詮釋學”的“大義(yi) ”，卻在具文飾說的“繁言”中耗散殆盡而淪為(wei) 另一種“疏略之學”。然物極則必反，《論衡》有言：“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wei) 二十萬(wan) 。”及至東(dong) 漢，章句亦不斷減省。《後漢書(shu) 》載：“初，（桓）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wan) 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wei) 二十三萬(wan) 言。（桓）鬱複刪省定成十二萬(wan) 言。”又曰：“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wan) 餘(yu) 言，（張）奐減為(wei) 九萬(wan) 言。”實際上，由班固執筆的《白虎通》就是為(wei) 了減省章句而形成的國家經學會(hui) 議紀要。

《白虎通》又稱《白虎通義(yi) 》，即以“疏通大義(yi) ”的形式從(cong) 國家詮釋學的層麵講議《五經》異同等思想。而回歸“訓詁”以“疏通大義(yi) ”，似乎已成為(wei) 一種與(yu) “繁瑣章句”相抗衡的經學詮釋學實踐。《漢書(shu) 》稱揚雄“少而好學，不為(wei) 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後漢書(shu) 》亦稱桓譚“博學多通，遍習(xi) 《五經》，皆詁訓大義(yi) ，不為(wei) 章句”，又稱班固“所學無常師，不為(wei) 章句，舉(ju) 大義(yi) 而已”。其實，漢代“章句之學”已將“訓詁”條疊於(yu) 其中，上述將“訓詁”與(yu) “章句”對峙甚至對立的表述，並非要回到“多聞闕疑”的釋經老路之上。“繁瑣章句”之後的“訓詁大義(yi) ”，實是去其繁辭而存其精義(yi) ，可謂漢代經學詮釋學的“複返式更新運動”。隨著“訓詁大義(yi) ”而崛起的，正是東(dong) 漢古文經學之大興(xing) 。

在《魏晉玄學論稿》一書(shu) 中，哲學家湯用彤將漢代今、古文經學置於(yu) 世界詮釋學史“複返式更新”的宏闊語脈中，指出：“大凡世界聖教演進，如至於(yu) 繁瑣失真，則常生複古之要求……均斥後世經師失教祖之原旨，而重尋求其最初之根據也……漢初經學，繁於(yu) 傳(chuan) 記，略於(yu) 訓說。其後罷傳(chuan) 記博士，而章句蔚起……劉歆斥博士為(wei) 信口說而背傳(chuan) 記。許慎詬俗儒鄙夫為(wei) 怪舊藝而善野言。古文之學遂乘之而起。”學界一般將“古文經學的肇始”追溯至西漢末年劉歆的《移書(shu) 讓太常博士》，其欲以廣道術、複往古之名“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shu) 》”。

劉歆所謂之“古文經傳(chuan) ”主要是“中秘古文”和“孔壁古文”，均由戰國文字寫(xie) 成，必依“訓詁”方可識讀。而今文經學之經傳(chuan) 則以漢代通行的“隸書(shu) ”寫(xie) 定。然今文、古文經學之間，“非惟文字不同，而說解亦異矣”。其最為(wei) 重要的不同，即在於(yu) “六經”與(yu) 孔子的關(guan) 係。今文經學斷言“六經”皆孔子手訂，孔子為(wei) “至聖”；而古文經學則以“六經”為(wei) 周公之舊典，周公為(wei) “先聖”，孔子為(wei) “先師”。劉歆推崇“古文”，實為(wei) 繞開“今文”，另辟蹊徑以爭(zheng) 立博士。《漢書(shu) 》曰：“初，《左氏傳(chuan) 》多古字古言，學者傳(chuan) 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chuan) 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yi) 理備焉。”《左傳(chuan) 》是否傳(chuan) 《春秋》，亦是今文、古文經學聚訟不已的焦點，孰是孰非，姑且不論。而劉歆在“訓故”的基礎之上，引《左傳(chuan) 》以解《春秋》並發明“章句”，顯然是為(wei) 求說經之密以應“今文”之敵而立於(yu) 學官。

然而，由於(yu) 古文經學在其根本上動搖了今文經學，所以遭到今文經學博士的極力抗阻。漢平帝時，《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shu) 》僅(jin) 短暫得立。終東(dong) 漢一世，古文經學雖未置博士，但章帝時“已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shu) 》《毛詩》《穀梁》《左氏春秋》”。此亦反映出今文經學由“訓詁”“解故”之疏略，進而發明“章句”之詳備，然終衰落於(yu) 太過浮華與(yu) 虛妄。繼之而起的古文經學，則再次以其“訓詁”“考證”之豐(feng) 贍，成就為(wei) 一種具有考索型詮釋學特質的“求是之學”。但就中國經學詮釋學之整體(ti) 而言，許慎“以字解經”的釋經方法與(yu) 詮經理路，既無法也不可能從(cong) 根本上平息《五經》異義(yi) ，且同樣具有“繁瑣破碎”之可能。而東(dong) 漢經學家鄭玄亦無從(cong) “述先聖之元意”以“整百家之不齊”，然其“以經解經”（以禮注經）、合通今古的釋經立場與(yu) 釋經實踐，不僅(jin) 在中國思想史上完成了漢代經學詮釋學的自我中和，更在世界文明史中彰顯了儒家文化的弘毅與(yu) 包容。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