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梁》學史開新篇

——《穀梁善於(yu) 經：穀梁釋經學及其建構史研究》序

作者：李紀祥

來源：《春秋學研究》第四輯，2024年，第291—300頁

李紀祥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

許博士超傑君大作《穀梁善於(yu) 經：〈穀梁〉釋經學及其建構史研究》即將問世，問序於(yu) 餘(yu) ，餘(yu) 與(yu) 許博士相交逾十餘(yu) 載，於(yu) 學問性情皆相契，且序者緣情起意，述義(yi) 道學，雖學不逮，有不容辭者。許博士之大作蓋專(zhuan) 門之學也，其書(shu) 分上、下編，上編《穀梁詮釋學史與(yu) 詮釋體(ti) 係》，凡四章；下編《穀梁釋經新銓》，凡三章；全書(shu) 共七章，若計總義(yi) 之緒論、結論，則凡九篇。近世以來，治《左氏》與(yu) 《公羊》者多，治《穀梁》者絶少，許君此書(shu) 之問世，正可爲海內(nei) 《春秋》學界增添一采。若然，則是書(shu) 所以述、作者，不可不定其學史位階。一部《春秋》長河千年，《穀梁》獨稱絶學，因學絶而絶學，固已道盡《穀梁》學難治辛苦矣。前賢雖有東(dong) 晉名家範甯集解全本之注，後又有楊士勛疏，今皆並傳(chuan) ；然較於(yu) 《公》《左》二家，其實頗爲中落；至清代漢學興(xing) ，《穀梁春秋》亦在其中，遂有許桂林、柳興(xing) 恩、鍾文烝、柯邵忞等，對範甯《集解》頗微詞，故清儒《穀梁》解《春秋》皆欲另辟路徑，與(yu) 六朝背景殊致。範甯於(yu) 南方著《集解》，以爲漢世先師多采二傳(chuan) ，不能專(zhuan) 宗《穀梁》，自成體(ti) 係，亦不能使“穀梁善於(yu) 經”；然範甯又自名其書(shu) 《集解》，雖曰集講共讀之長，實則深采《左氏》與(yu) 杜預，甚或《公羊》說，又有自違者。

《穀梁善於(yu) 經：〈穀梁〉釋經學及其建構史研究》

昔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chuan) 》載孔子論次詩書(shu) ，修起禮樂(le) ，適齊聞韶；自衛反魯後，則“雅頌各得其所”；又載“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故後世學者多録焉”。未言夫子身後傳(chuan) 學係譜。《史記》述“秦之季世，焚詩書(shu) 坑術士，六藝從(cong) 此闕焉。”故司馬遷所載皆自漢傳(chuan) 而録，言《春秋》於(yu) 齊魯自胡毋生、趙自董仲舒；《儒林》則記稱董仲舒“以治春秋”，又雲(yun) “故漢興(xing) 至於(yu) 五世之間，唯董仲舒明於(yu) 春秋，其傳(chuan) 公羊氏也”，胡毋生傳(chuan) 則記“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儒林》雖有瑕丘江生小傳(chuan) ，稱其“爲《穀梁春秋》”，爲漢初傳(chuan) 《穀梁》之始，然其學不顯，須逮宣帝時，《穀梁》始興(xing) 立。故本書(shu) 言《穀梁》學史首章，即自宣帝朝始，蓋探欲其學顯之要。據司馬遷所載，知公孫弘以儒興(xing) ，顯達後複議請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yi) 貌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員，得“受業(ye) 如弟子”。堪注意者，司馬遷所述漢傳(chuan) 《春秋》敘事，此時並無《左氏》傳(chuan) 《春秋》之言說。則迄於(yu) 漢武，《史記》中所載漢傳(chuan) 《春秋》之述，實僅(jin) 二家而已，傳(chuan) 《公羊》者顯，立於(yu) 學官，史公皆稱其爲“授《春秋》”“治《春秋》”；而江生傳(chuan) 僅(jin) 稱“爲《穀梁春秋》”，則漢代前期兩(liang) 傳(chuan) 之顯晦消息，已在司馬遷筆下曆史成形。若《穀梁春秋》之成顯學，立於(yu) 漢廷學官，其事已在司馬遷後，而進入《漢書(shu) 》世界。

宣帝爲武帝時衛太子後，親(qin) 臨(lin) 石渠之會(hui) ，從(cong) 而促成《穀梁》學興(xing) ，蓋此實關(guan) 涉《穀梁》何以興(xing) 立。許君自石渠閣會(hui) 議切入，提出《穀梁》釋《春秋》經文末字“麟”與(yu) 漢家政權關(guan) 係，確是一個(ge) 特殊角度，彼並未追隨爲漢製法的開國性立言，或是具有變化性的“漢製”指向。依許君所雲(yun) ，石渠會(hui) 後，《穀梁》作爲《公羊》挑戰者，係被宣帝推上曆史政治舞台；故石渠會(hui) 議所反映者，正係以漢宣爲核心而展開的《春秋》學政治。石渠會(hui) 後黃龍元年宣帝設立十二博士，《穀梁》正式成爲博士官學。毫無疑問，因宣帝之推動，《穀梁》獲得前所未有之重視與(yu) 地位；一如《公羊》，因武帝崇儒策問，方有《公羊春秋》之大顯；廟堂與(yu) 學術間，誠有深切可言者。

班固《漢書(shu) ·藝文誌》載“昔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sang) 而大義(yi) 乖。故《春秋》分爲五”，又曰“《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yu) 傳(chuan) ，是以隱其書(shu) 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chuan) 。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yu) 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shu) ”。其所記載較諸《史記》已有增詳，雲(yun) 《春秋》之傳(chuan) 增爲五家，唯存三家，此《春秋》左氏、公羊、穀梁並稱三傳(chuan) 之起。《藝文誌》又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chuan) 》三十卷。《公羊傳(chuan) 》十一卷。《穀梁傳(chuan) 》十一卷。《鄒氏傳(chuan) 》十一卷。《夾氏傳(chuan) 》十一卷”，可知除《左氏傳(chuan) 》三十卷外，其餘(yu) 四家之傳(chuan) 本皆爲十一卷，此即經文閔公、僖公合爲一卷，爲《漢》史言經十一、十二卷張本。依《藝文誌》所述，則可見司馬遷未曾言之三傳(chuan) 並立，已在《藝文誌》中並稱。蓋《藝文誌》所述孔子後《春秋》傳(chuan) 衍，讀之則貌似三傳(chuan) 自古即並存，同解孔子之經，故稱“三傳(chuan) 五家”；然實非如此。班書(shu) 載“《左氏傳(chuan) 》三十卷”，知班固當時的《左氏傳(chuan) 》文本，已然麵向解經而“章句化”，方有三十卷之言，蓋解《春秋》爲經而章句也。班固所處時代已在東(dong) 漢，其所見記《左氏傳(chuan) 》傳(chuan) 經背景，實源自劉歆。《漢書(shu) ·楚元王傳(chuan) 》載宣帝時詔劉向“受《穀梁春秋》十餘(yu) 年”，又載成帝時劉歆受詔“與(yu) 父劉向領校秘書(shu) ，雲(yun) ：

及歆校秘書(shu) ，見古文《春秋左氏傳(chuan) 》，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鹹以能治《左氏》，與(yu) 歆共校經傳(chuan) ；歆略從(cong) 鹹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yi) 。初，《左氏傳(chuan) 》多古字古言，學者傳(chuan) 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傳(chuan) 》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yi) 理備焉。

此即《左氏傳(chuan) 》麵向解《春秋經》章句化背景。此前《左氏傳(chuan) 》實爲單傳(chuan) ，未以解經而稱傳(chuan) ，故傳(chuan) 習(xi) 者但訓詁其古文古字而已。劉歆因大好《左氏》，有倡議《左氏》傳(chuan) 《春秋》之論，此事則在哀帝時，故“哀帝令歆與(yu) 五經博士講論其義(yi) ，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遂作書(shu) 《讓太常博士》，移書(shu) 太常博士責讓之，謂太常學博士以爲《左氏》不傳(chuan) 《春秋》經，“豈不哀哉！”故此時學術主流仍不以《左氏》爲傳(chuan) 《春秋》之傳(chuan) ，劉歆所以得罪名儒複遭大司空師丹問罪，奏歆“改亂(luan) 舊章，非毀先帝所立”，故歆既“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遂遭貶外；直至歆、莽再起，方於(yu) 王莽主政下，《左氏》得立學官。故歆所以爭(zheng) 立《左氏》，亦與(yu) 其解經並進行章句化有關(guan) 。班固《藝文誌》所載，本有古文經立場，以其學本屬古文家，故其所録“《左氏傳(chuan) 》三十卷”，正可反映班氏對劉歆《左氏傳(chuan) 》章句化行爲之支持態度。

《漢書(shu) 》

如是，由劉歆至班固是一層經學史背景，此時《漢書(shu) 》已録傳(chuan) 《春秋》者爲“三傳(chuan) 並立”；而自班固迄漢季鄭玄，又是另一層經學史背景，東(dong) 漢《春秋》今學與(yu) 古學並競，鄭玄此時言說三傳(chuan) 特色之比較：“《左氏》善於(yu) 禮，《公羊》善於(yu) 讖，《穀梁》善於(yu) 經。”許君於(yu) 書(shu) 中命名鄭玄此三傳(chuan) 較論爲“三善說”。三善說中“穀梁善於(yu) 經”者，即許君所以命名其書(shu) 之意，其緒論言課題開篇發端，與(yu) 所以旨趣之軸，皆在於(yu) 是。吾人若取劉歆《讓太常博士》與(yu) 鄭玄“三善說”相較，則可發現一種攸關(guan) 《左氏傳(chuan) 》的曆史變化，正在此二事件坐標時間中顯示。劉歆移書(shu) 太常諸博士，太常博士亦讓劉歆，而太常觀點是朝廷主流認知，並不認可《左氏》之傳(chuan) 《春秋》，亦適反映官方主流實未有《左氏》傳(chuan) 經之論；此移書(shu) 不僅(jin) 反映劉歆所倡爲新觀新說，亦可證哀帝時漢傳(chuan) 《春秋》僅(jin) 有“二”傳(chuan) 。則由“二傳(chuan) ”至於(yu) “三傳(chuan) ”，鄭玄之三善說，其實正與(yu) 何休之《三闕》相同，皆已充分幫助漢季經學史變化與(yu) 態勢：《左氏》進入“春秋學史”範疇，“三傳(chuan) ”並列，並被鄭玄提出比較。知此，方可考察東(dong) 晉時的範甯《春秋穀梁傳(chuan) 集解》之經學背景，範甯麵對的《春秋》學史，已不再止於(yu) 漢哀帝前的《公》《穀》之爭(zheng) ，而毋寧更是三傳(chuan) 間的競合；蓋範甯作注兼采二傳(chuan) ，尤親(qin) 鄭玄、杜預，必《左氏》已同屬《春秋》學範疇方可。

本書(shu) 上編第二章便係許君專(zhuan) 門討論範甯《集解》並楊士勛《疏》之研究，透過作者深入考察，認爲範甯的立場並非僅(jin) 是親(qin) 《左氏》、敵《公羊》而已，對於(yu) 公羊家向來采取不同立場的穀梁家，範甯雖然批判了《穀梁》先師不能“善於(yu) 經”的立場，用作者的論點來說，即範甯雖意圖重建一個(ge) 有體(ti) 係的“穀梁學”，卻仍須援引鄭玄說與(yu) 杜預注，援引他傳(chuan) 立己說；透過作者詳細論證，範甯在許多經傳(chuan) 釋義(yi) 上，仍與(yu) 彼所批判的先師一樣，采擇《公羊》與(yu) 何注，俾以自圓通說之理。此點論述，不啻是使我們(men) 對範甯《序》中所言“據理以通經”“經以必當惟理”，有了不同的體(ti) 會(hui) ；同時也對範甯序所自言“集解”之義(yi) ，有了更多的認知，非僅(jin) 於(yu) 書(shu) 會(hui) 共講輩而已。範甯《序》中多用“三傳(chuan) ”辭，如雲(yun) ：“《春秋》之傳(chuan) 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又曰：“凡傳(chuan) 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chuan) 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cong) 乎！”蓋其序稱“春秋三傳(chuan) ”，此正緣於(yu) 劉歆、班固、鄭玄以來之曆史脈絡背景。不僅(jin) 此也，鄭玄的“三善說”也在範甯筆下繼承，範《序》雲(yun) ：“《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東(dong) 晉時的範甯，顯然繼承了鄭玄的“三善說”，並帶出新的修辭論述，成爲三家長短得失論。故本書(shu) 中麵對範甯之態度，實可自經學史立場入，非僅(jin) 《穀梁》學醇度的體(ti) 係化立場，則《春秋》學史上的鄭玄《春秋》學，亦適可見兼采今、古，若作者自此發論，言鄭玄綰合《左氏》《穀梁》傳(chuan) 義(yi) ，並影響了範甯麵對二傳(chuan) 的態度，或不失爲一有意義(yi) 的探討。蓋唐劉知幾《史通》外篇雲(yun) ：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chuan) 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之初，專(zhuan) 用《公羊》；宣皇以降，《穀梁》又立於(yu) 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liang) 傳(chuan) 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譏兩(liang) 傳(chuan) 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用朋黨(dang) ，哤聒紛競，是非莫分。

蓋子玄雖宗《左氏》，然其雲(yun) “三傳(chuan) ”紛競，自必同疇《春秋》方可。

作爲曆史，範甯兼采《左氏》與(yu) 《公羊》及親(qin) 《左》敵《公》的例子，與(yu) 本書(shu) 上編作爲末章的晚清柯劭忞《春秋穀梁傳(chuan) 補注》類似。晚清民初之時，麵對異文化東(dong) 來之西潮，而有康有爲與(yu) 廖平對《公羊春秋》進行曆史激蕩下之經學新建與(yu) 古今再融；同樣的，柯劭忞的《穀梁補注》也可以置於(yu) 此曆史視域背景，進行《穀梁》柯氏學的探討。《穀梁補注》中，柯劭忞著實提出不少新說，尤其是他將“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進行“穀梁化”以用於(yu) 內(nei) 、外辭，正透顯柯劭忞對《穀梁》的解經重詮，有麵對傳(chuan) 統之當代化意圖。柯劭忞的《穀梁》學，誠如作者所言，甚值治《春秋》學者關(guan) 注，雖然近世學者頗未留意。許君之書(shu) 則矚目柯劭忞，不僅(jin) 對柯劭忞“古九旨說”進行分析，且留心彼書(shu) 中所提出之“三臨(lin) 之言”與(yu) “君子”論義(yi) ，以爲二說實與(yu) 柯序中“古九旨說”共同構成《穀梁補注》一書(shu) 大體(ti) ，並爲柯氏《穀梁》學核心。許君書(shu) 中專(zhuan) 論柯氏學不可謂不深入，甚至堪稱近代對柯氏《穀梁》學的一次重要“再發現”；揆諸梁啓超、錢穆兩(liang) 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的對《穀梁》的闕頁，晚近以來猶是，則許君對柯氏穀梁學的探討，可在近代學術史留一位置，其並將柯氏學作爲清代《穀梁》學史之殿軍(jun) 篇章，亦深刻矣。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由鄭玄所提出的“穀梁善於(yu) 經”，此五字不僅(jin) 爲許君大作書(shu) 名，同時是貫穿全書(shu) 的主軸與(yu) 要旨。不論是上編的《穀梁》學史，還是下編的《穀梁》釋經體(ti) 係建構的發論抉微，許君所關(guan) 切者，皆始終環繞此五字：“穀梁善於(yu) 經”。蓋有此主意主軸，方有清代諸儒對六朝範甯《穀梁》學之檢論，以及許君對清代諸儒著作再分析與(yu) 再深究。蓋《穀梁》所以釋經與(yu) 如何釋經，曆經清代諸家之努力建構後，究竟阮元、許桂林、鍾文烝、柳興(xing) 恩，乃至於(yu) 柯劭忞，他們(men) 的努力與(yu) 貢獻對《穀梁》學與(yu) 《春秋》學而言，是否已然達到了這一作爲書(shu) 名的層次與(yu) 名實呢？顯然這樣的思考也存於(yu) 本書(shu) 作者心念。於(yu) 是，由宣帝之《穀梁》中興(xing) 與(yu) 劉向學《穀梁》，迄於(yu) 範甯之集解、楊士勛之疏，乃至有清一代諸儒，《穀梁》是否通達經義(yi) ，自成《穀梁》一家言，這一層的思考，乃是《穀梁》傳(chuan) 史中必須麵對《春秋》者，亦是《穀梁傳(chuan) 》所以存在之本；此議題自鄭玄提出“穀梁善於(yu) 經”後，迄於(yu) 今日，依據許君大作所析論，確然仍是一個(ge) 可續之核心議題。

本書(shu) 下編之三章，皆爲《穀梁》大義(yi) 發論之作，造詣深湛，甚達宏旨。蓋此三章乃分別就《春秋》之文本開端、中間、與(yu) 結尾而《穀》義(yi) 新銓。開端與(yu) 結尾各言《春秋》始乎隱元、終於(yu) 哀十四，中間敘事則論齊桓、晉文事，言何以爲“伯”義(yi) ；孟子雖言《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然究竟齊晉何以有此權而行此事？此問則有“霸”與(yu) “伯”二義(yi) ，兩(liang) 解不同，褒貶亦異；《穀梁》主後者，故稱齊、晉爲伯，爲伯則周尊，周尊則道尊；齊桓有九合諸侯會(hui) 盟之功，然在尊周視野下，《穀梁》發傳(chuan) 文仍持貶義(yi) ，蓋齊桓、晉文行事合法性，來源仍在天子之所賦。作者嚐試在本章詮釋《穀梁》成家的立言道途上，引進柯劭忞的“三臨(lin) ”之言以爲詮釋《穀梁》體(ti) 係的嚐試，不啻是拋出了一個(ge) 近世《穀梁》學的議題，值得當代學界關(guan) 注。

古今三傳(chuan) 家皆必麵對《春秋》何以“始”與(yu) 何以“終”，亦即“隱公”與(yu) “獲麟”問題。本書(shu) 並未缺席。《春秋》首條自隱元年始，則何以始乎隱，正爲《春秋》學研究之大課題。對本書(shu) 作者而言，《穀梁》所釋的隱元年義(yi) ，便在於(yu) 隱桓之際的正與(yu) 不正，蓋此乃“《春秋》開端賦義(yi) ，亦是其建構的《春秋》世界之源起。”《穀梁》之隱元解讀，特別是“即位”之不言，當自追索經文“正隱”爲的。如其所述：《春秋》“隱公”與(yu) “元年春王正月”，此八字雖簡，卻是作爲首條而構成《春秋》開篇。曆來治《春秋穀梁傳(chuan) 》者既少，故專(zhuan) 論《穀梁》“何以始乎隱”、何以書(shu) “元年春王正月”者更少。清初明儒顧炎武《日知録》中撰有《隱十年無正》條，專(zhuan) 門針對《穀梁》“治隱而正隱”而發，其謂“隱十年無正者，以無其月之事而不書(shu) ，非有意削之也。穀梁以爲隱不自正者，鑿矣。”吾人皆知顧氏主《左傳(chuan) 》而評杜注，尤其批判《公》《穀》之時間例，以爲此乃國史書(shu) 法，非是夫子削文；隱十年不書(shu) 月乃是國史闕文。許君遵傳(chuan) 文“謹始”與(yu) “無事”義(yi) 入手，則不啻與(yu) 顧氏進行了一場傳(chuan) 釋對話，抉“正隱以治隱”義(yi) ；蓋《穀梁》於(yu) 隱公，實持貶義(yi) ，其立場尤與(yu) 《公羊》家以隱公爲賢持褒相異；《公》《穀》傳(chuan) 文皆雲(yun) “成公意也”“成公誌也”，然一旦進入何以成隱公之誌、意層剖析時，兩(liang) 家在褒、貶持論上完全顯出殊異。《穀梁》之貶，建立在成隱之誌上，惟“成公誌”方能作爲經文貶隱之“不言即位”之底蘊；是故必彰“隱讓桓”意，方能解釋何以“讓桓”爲非是，並進至褒貶層次，言其“貶”義(yi) 。正隱與(yu) 治隱，此義(yi) 自元年春正月至隱公十一年冬十一月壬辰，實貫穿隱公全篇終始，故曰“謹始”，故曰“終隱之篇”，皆貶隱公也；蓋《穀梁》貶義(yi) 甚深故辭亦切，雲(yun) “已廢天倫(lun) 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雲(yun) “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又傳(chuan) 文非僅(jin) 於(yu) 首條發義(yi) 而已，於(yu) 卷二末條經文“隱公十一年薨”，猶發傳(chuan) 雲(yun) “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許君抉發《穀梁》正隱治隱之義(yi) ，實甚深微，我們(men) 透過其闡釋，清晰理解《春秋》首條隱公元年不言即位大義(yi) ，也大與(yu) 《公羊》傳(chuan) 認可其賢義(yi) 異。

其下編終章所討論者，爲《春秋》之終，言問《春秋》末條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一部《春秋》，終乎獲麟，終於(yu) 麟；“麟”之一字，其位置所居，實爲整部《春秋》之末，則其義(yi) 實大矣。一如《春秋》之末，仍爲治《春秋》者所必麵對議題，則《穀梁》傳(chuan) 如何發傳(chuan) ，如何闡釋此絶筆之義(yi) ，則必本書(shu) 當麵對。許君以爲，傳(chuan) 文對於(yu) “西狩獲麟”的解讀，其所麵向者乃“中國”而非“魯”。《穀梁》發傳(chuan) “大獲麟”“大其適”“不外麟於(yu) 中國”“不使麟不恒於(yu) 中國”義(yi) ，作者於(yu) 此自設問雲(yun) ：《穀梁》提出“大獲麟”三字，究竟乃“大”“獲麟”事，抑或“大”“麟”此物？蓋“大問”也。許君深道其底蘊，以“大其適”爲據，解所大者爲“麟”，故“麟之來”而不言“來”，“不言有”則麟恒常居中國，故曰“不外麟於(yu) 中國”，又曰“不使麟不恒於(yu) 中國”，傳(chuan) 文兩(liang) 言中國，則中國孰解？作者此處引入範甯之注：“中國者，蓋禮義(yi) 之鄉(xiang) 、聖賢之宅，軌儀(yi) 表於(yu) 遐荒，道風扇於(yu) 不朽。”深刻挖掘了文化性上的“麟與(yu) 中國”在《春秋》文本上關(guan) 聯的重大意含。

本書(shu) 既論“麟”之主體(ti) 常在恒有而爲著作終篇，亦符於(yu) 《春秋》之末以“麟”字絶筆。全書(shu) 九篇章，上編詮釋之史，下編始隱、終麟。但凡寫(xie) 作，如道途行遠，必曆艱辛，乃見登高之豁。學術世界立言之事，則俟後世，惟恐名山見棄，君子所哂；此所以憑案而書(shu) ，擱筆至要。予讀許君行文，往往重重思又重重斟酌，所以故爲何？蓋所書(shu) 世界將停墨也，筆墨凝時，即篇終之日。書(shu) 寫(xie) 之責在己而文本在世，故君子所懼，末辭末字，忖之再三，故有終篇之義(yi) ，以殿全書(shu) 。

許君此書(shu) 積累經年，以博士論文爲基礎，曩昔曾至華師參與(yu) 其博士論文畢業(ye) 答辯，故甚稔其成書(shu) 歲月。許君此書(shu) 專(zhuan) 宗《穀梁》，傳(chuan) 學《春秋》，故以“穀梁善於(yu) 經”爲題，貫穿全書(shu) 者盡在此五字，旨趣皎然；謂此書(shu) 將必爲治《穀梁》者所重，符名實也。予則尤愛此書(shu) 緒論與(yu) 鄭玄、楊士勛、學海堂諸儒、柯劭忞等《穀梁》學諸篇；下編始末正隱、論麟、言伯三章深義(yi) 再銓，尤其專(zhuan) 門《穀梁》者之言。

予之與(yu) 超傑博士相識，始於(yu) 予至滬上華東(dong) 師範大學思勉學院客座，授課史學，許君則爲博士生，亦來聽課，課後問學，情懷頗契。逾年，許君已申請獎學金並來函雲(yun) 欲赴台我處共學，蓋予於(yu) 研究所開設《春秋》與(yu) 《史記》課程也；敝學校在山海之間，許君則於(yu) 礁溪租房而居，整一學期間惟學而已，惟《春秋穀梁注疏》與(yu) 清儒穀梁學而已；閑時或海邊、洋畔、山徑，或書(shu) 、或茶，或自蘭(lan) 陽往返台北國圖、中研院傅圖、文哲所。許君與(yu) 予或聚於(yu) 其所居處，或於(yu) 予之研究室，每每砌茶啜品間，多有談笑問學白雲(yun) 僻巷居築歲月可共，迄今猶能憶之。後予至曲阜孔子研究院任職，寒暑間帶領曲阜諸君子共讀《春秋》與(yu) 三傳(chuan) ，許君亦來相伴，商量課程與(yu) 會(hui) 議；曲阜入冬頗雪，予猶憶某次大雪，予偕許君共往孔林遊，道途徑中古木參天，白靄吹雪紛飛，倆(lia) 人步往子貢築廬夫子墓旁故處舊址，徜徉良久；許君之論“麟”篇章，即在此時完成也。許君獲博士後，受聘湘湖嶽麓授學上庠，睿思沉潛，多年後學術造詣，又非昔日書(shu) 卷等第，而更望江樓之遠矣。今許君大作即將問世，付梓在即，予因述其學與(yu) 此書(shu) 閱記，並許君之性情懷抱與(yu) 讀書(shu) 樂(le) 學之情，宋明儒所謂孔顏樂(le) 處者，許君蓋其世界中人歟！於(yu) 是乃述其學，道其人，並誌予憶。是爲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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