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與人心——與邵建教授商榷
    作者:King602
    
    2012年12月31日的《中國青年報》刊登了清華教授方朝暉的《反腐敗從正人心做起》一文（以下簡稱“方文”），在網絡和報紙上引發了很多評論，反對的意見不少，比如南京曉莊學院教授邵建在2013年1月7日的《中國經營報》上發表的《正人心以正製度，還是正製度以正人心》（以下簡稱“邵文”）。
    
    個人理解，方文的主要觀點是，光靠引進某一項製度來反腐是不全麵的，製度的有效運行依賴於人心和社會風氣，也要靠一係列社會體製機製的支撐，如分配、人才選拔、教育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方教授的觀點可以說是發人深省的。而邵文則提出了反對意見，中心觀點是“正人心無以正製度”，而“好製度卻能使人心正”。
    
    掩卷沉思，邵文的觀點也不可謂沒有道理，製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其實方文也並未否定製度建設，“不是說不需要製度”，而是“隻有從人心和風氣這個突破口出發，有些製度才能真正建立起來”。其實，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否要有製度，而在於怎樣去建立製度、又怎樣保證製度能夠長久有效地執行下去？
    
    就從邵文中舉的一個例子來說吧，大意是說一個美國人賣房子時不願意弄虛作假、通過低估交易價來避稅，原因是怕影響個人信用記錄。很清楚，美國人的行為是現代信用製度使然。眾所周知，美國具有高度發達的信用製度，正是多年發展起來的完善的信用體係，使得身處這一體係中的人習慣成自然地按照規則來行事，因為如果不這麽做，他就無法在這一社會中立足。當然，信用製度本身不足以產生這樣的效果，信用製度的有效，依賴於金融、法律、行政等一係列體係的配合。如果一個人不講信用，那麽他就無法獲取貸款，甚至被追究法律責任。問題是，這是因為美國信用製度發展到現在已經非常完善，人們在其中已經形成了習慣，否則就會被社會淘汰。那麽，這一係列的製度、體係是如何產生的並存在至今的？
    
    先讓我們看看美國開國元勳本傑明·富蘭克林（1706－1790）的話吧：
    
    “切記，信用就是金錢。如果有人把錢借給我，到期之後又不取回，那麽，他就是把利息給了我，或者說是把我在這段時間裏可用這筆錢獲得的利息給了我。假如一個人信用好，借貸得多並善於利用這些錢，那麽他就會由此得來相當數目的錢。
    
    “切記下麵的格言：善付錢者是別人錢袋的主人。誰若被公認是一貫準時付錢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聚集起他的朋友們所用不著的所有的錢。這一點時常大有裨益。除了勤奮和節儉，在與他人的往來中守時並奉行公正原則對年輕人立身處世最為有益；因此，借人的錢到該還的時候一小時也不要多留，否則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錢袋則會永遠向你關閉。
    
    “影響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瑣屑也得注意。如果債權人清早五點或晚上八點聽到你的錘聲，這會使他半年之內感到安心；反之，假如他看見你在該幹活的時候玩台球，或在酒館裏，他第二天就會派人前來討還債務，而且急於一次全部收清。”
    
    上述文字出自《給一個年輕商人的忠告》，寫於1748年，美國建國之前28年。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馬克斯·韋伯認為這段話反映了理性資本主義的獨特精神氣質，而這一氣質與法律和行政機關等理性結構是契合的。講究信用的理念正是一種經濟理性主義精神，而信用製度則可以理解為一種經濟理性結構。韋伯肯定了法律和行政機關等理性結構的重要性，同時，韋伯也明確指出：“雖然經濟理性主義的發展部分地依賴理性的技術和理性的法律，但與此同時，采取某些類型的實際的理性行為卻要取決於人的能力和氣質。如果這些理性行為的類型受到精神障礙的妨害，那麽，理性的經濟行為的發展勢必會遭到嚴重的、內在的阻滯。”韋伯的思想也不難理解，製度都是要靠人去執行的，所謂“製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任何一項製度是否運行良好，要看執行製度的人群的思想觀念是否與製度相互契合、相互一致。一項製度在美國運行順暢是這個原因，同一項製度生搬硬套到中國無法運行也是這個原因。
    
    《左傳·隱公三年》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鄭武公、莊公父子曾以諸侯身份兼掌周王室大權，周平王擔心莊公權力太大，想分一部分權給西虢公，導致“鄭伯怨王”，於是周、鄭互相交換人質。結果，周平王死後，周人還是給予了虢公政治權力，而鄭國則派兵取周地之麥以為報複，“周、鄭交惡”。周、鄭從“交質”到“交惡”並非由於製度的缺失，交換的都是王子級別的貴族，正如作者在後文評論的：“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信任應該是發自內心的，否則“交質”這項製度安排就形同虛設。任何一項製度失去其精神實質時，也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了一紙空文，因為再好的製度也是有空子可以鑽的。所以程顥說：“治天下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邵文肯定了信用製度約束個人行為的重要作用，這點我也讚成，但進一步說“當製度能夠有效地、剛性地、先在地遏製人性中惡的一麵和邪的一麵，那麽，人性中善的一麵和正的一麵自然而然就會顯現出來。”這點我實在不敢苟同，且不說製度是否能一直 “有效地、剛性地、先在地”束縛住製定並執行它的活生生的人，須知任何製度都要有一定的社會環境做支撐才能起作用，幻想製度“自然而然”地激發人性的善良無疑是把問題簡單化了，“周鄭交質”就是一個反例。而且，製度最初還是人製定出來的，體現的仍然是製定者的理念以及當時社會的觀念。強調製度建設本身並不錯，但是由此過分誇大製度的作用，忽視對人心、思想觀念和社會風氣的培育，可以說是本末倒置了，甚至陷入了對製度的迷信之中。
    
    邵文中又說，“除了少數誌士仁人，大部分人的道德水準無以突破製度環境所允許的限度。”此言不虛，但作者由此認為“再作道德鼓勵也沒用”，此言差矣！其實，對製度環境的突破正是要靠“少數誌士仁人”的奔走呼號，帶動更廣泛的大眾的覺醒，從而使舊製度得以打破、新製度得以建立。西方文藝複興、啟蒙運動之於資本主義製度建立不正是這樣的曆史進程？從中國來說，漢初打破諸侯割據、直至漢武盛世，不正是由於賈誼、晁錯、董仲舒等一代代儒生大興儒術、罷黜黃老學說，從而改變了社會風氣、建立了統一的士人政府？邵文中一句“從兩漢至清末，一千多年過去，它並沒有解決皇權專製的問題。”將中國兩千多年曆史統統都歸於專製黑暗，似有偏頗，須知中國曆史是有反複起伏的，有黑暗腐敗之時，也有漢唐盛世的輝煌。況且，從今人的視角來看，古人的任何一項製度當然都有其局限性，但也不能將古人製度中合理的因素一筆抹殺。
    
    曆史上強盛時期必有其先進的製度，先進的製度又必有其先進的思想為先導，而被稱為“中華帝國空前高峰”的漢武盛世則離不開漢初儒家思想的興盛。漢初中國雖然形成了統一的國家，但內有各地諸侯尾大不掉，外有匈奴屢犯邊境，有賈誼所言“厝火積薪”之危。而當時國內則是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占主流。封建貴族政治被打破後，軍人、商賈、遊俠等階層崛起，漢初“家資滿五百萬，得為常侍郎”，資選成為入仕途徑之一，當時的巨商富賈“下收編戶之民，而上抗政府之尊嚴”（錢穆《國史大綱》），而“任俠”階層更是收匿亡命之徒作奸犯科，商人和任俠階層都頗有權勢，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古代貴族的部分特權，成為了變相的貴族，因此司馬遷稱之為“素封”。賈誼、董仲舒等儒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提出“義利”、“均寡”等儒家思想，在當時來看，這無疑是先進的。而針對政府選拔人才上的“蔭任”等弊端，儒家又提出設立“五經博士”，從高層開始推廣教育，進而開辟了文人入仕的道路，逐步取代取決於財產多少的“資選”和變相的世襲製“蔭任”，這也不能不說是一項進步。由此可見，從賈誼到董仲舒，一批批的儒生敢於冒著生命危險（當時的保守勢力如竇太後等信奉黃老，不喜儒生，賈誼被貶不得誌而英年早逝、晁錯被殺）大興儒術、倡言改革，終於推動了製度的變革，而漢景帝、武帝早年均受儒家教育，社會上儒家思想也逐步活躍，這些不能不說是漢代製度得以最終建立的原因之一。
    
    過分誇大人心、道德的作用固不可取，中國曆史上空談誤國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明朝。但也不能說有了好的製度就萬事大吉，就能“自然而然”地“正人心”，我們身邊淪落為一紙空文的“好製度”也不少。製度和人心是相互契合的關係，製度建設和社會風氣的培養應該相得益彰，而現在我們應該思考的是，我們學習國外的製度已有百年曆史，學習了別人的製度，我們的人心跟上了嗎？社會風氣在多大程度上成為了製度難以推行的原因？從這點上來看，方文中引用的“正人心而後正天下。”確實在當今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