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化育·為(wei) 政：儒家廉潔思想的三重維度

作者：楊祖榮（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福建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冬月初十日壬申

          耶穌2025年12月29日

儒家廉潔思想內(nei) 涵豐(feng) 富，在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中有著重要地位。它並不局限於(yu) 物質層麵的不貪不取，而更指向一種深植於(yu) 心、外化於(yu) 行、落實於(yu) 政的道德完善與(yu) 精神傳(chuan) 承。儒家的“廉”與(yu) 辨義(yi) 、守節、律己等修身思想相輔相成，共同塑造儒士向內(nei) 求索、完善自我的道德自覺。這種道德自覺借助家訓、學規與(yu) 蒙書(shu) 等教化路徑，逐漸升華為(wei) 社會(hui) 普遍認同的文化基因，代代相傳(chuan) 。儒家重視將內(nei) 在的道德自覺外化為(wei) 成熟的廉政規範，深刻影響了曆代吏治風貌。重新審視儒家廉潔思想，或可為(wei) 當代廉政建設提供有益的曆史鏡鑒與(yu) 思想資源。

以“廉”修身

儒家將“修身”視為(wei) 實現治世明德理想的邏輯起點與(yu) 根本性前提，提倡“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儒士唯有修正自身的品德心性，才能踐行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誌向。儒家的“修身”本質上是一場向內(nei) 的道德求索，意在鍛造理想的道德品格，而“廉”正是其中的重要內(nei) 容。

儒家的以“廉”修身與(yu) 其對理想人格的追求息息相關(guan) 。就“利”而言，孔子倡導“見利思義(yi) ”，認為(wei) 應詳辨利益之來源是否合乎道義(yi) ，“不義(yi) 而富且貴”，則“於(yu) 我如浮雲(yun) ”，形成涇渭分明的道德邊界。孟子認為(wei)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shang) 廉”，在“取”與(yu) “無取”之間，通過“取傷(shang) 廉”間接表明儒士好廉惡取的價(jia) 值觀。孟子還將義(yi) 利之辨上升到“舍生取義(yi) ”的哲學高度，當耳目之欲、自然生命與(yu) 道義(yi) 衝(chong) 突時，君子應當舍棄物質層麵的“生”，堅守精神維度的“義(yi) ”。“廉”由不取不義(yi) 之財，升華為(wei) 一種根本性的道德抉擇。儒家批評唯利是圖的庸俗價(jia) 值觀與(yu) 不擇手段的牟利行徑，但卻不排斥利益本身。於(yu) 孔子而言，人欲的存在有其正當性與(yu) 合理性，故君子“欲而不貪”，求利應取之有道、取之有度。基於(yu) 此，儒家主張去奢就儉(jian) ，“奢則不遜，儉(jian) 則固，與(yu) 其不遜也，寧固”，推崇節製物欲、安於(yu) 儉(jian) 樸的生活方式。

律己內(nei) 省也是以“廉”修身的重要內(nei) 容。儒家重視“知恥”，個(ge) 體(ti) 能夠明辨是非、守廉知恥，即可自覺有所不取、有所不為(wei) ，達成律己修身的道德目標。與(yu) 此同時，儒家強調反省，尤其是自我反思。孔子認為(wei) “內(nei) 省不疾，夫何憂懼”，儒士能夠時時反求諸己，檢尋並修正過錯，則無懼立身於(yu) 世。孟子堅持仁義(yi) 內(nei) 在，將個(ge) 體(ti) 視作規範自我、踐行道德的能動主體(ti) 。真正的仁義(yi) 之行並非外力驅使，而是內(nei) 在德性的自然顯發，故個(ge) 體(ti) 應時時律己省身，形成道德自覺。

就此而言，儒家的“廉”並非孤立的道德要求，而始終貫穿於(yu) 辨義(yi) 、守節、律己等修身思想之中。以“廉”修身、嚴(yan) 於(yu) 律己逐漸成為(wei) 士大夫踐行道德與(yu) 良知的準繩。

以“廉”化育

儒家廉潔思想的生命力，植根於(yu) 個(ge) 體(ti) 以“廉”修身的道德自覺，而繁盛於(yu) 社會(hui) 以“廉”化育的教育體(ti) 係。在這一過程中，廉潔由道德規範升華為(wei) 社會(hui) 普遍認同的精神，並通過家庭、社會(hui) 教育薪火相傳(chuan) ，成為(wei) 中國代代賡續的文化基因。

“廉”是家風建設的重要命題，古代家訓常用廉潔治家育人，以維護家風清正。廉潔常以節儉(jian) 的生活方式為(wei) 表征，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治家》中提出“可儉(jian) 而不可吝也”的觀點，勉勵子孫“施而不奢，儉(jian) 而不吝”，不貪不占、守禮知節。賈昌朝作《戒子孫》批判官員苛剝百姓、窮奢極欲的行徑，訓誡子孫仕官應當守法奉公，以清廉為(wei) 最，切勿貪圖高官厚祿。清代朱用純的《朱子家訓》篇幅短小，卻反複申說儉(jian) 約務實、勿貪勿占的道理，將廉潔守身的觀念落實到日常生活。這些家訓殊途同歸，闡明了貪念可能傾(qing) 覆家族，唯有潔身自好、清廉自守才能延續家族的治家智慧與(yu) 生存哲學。

廉潔思想在中國古代社會(hui) 教育體(ti) 係中亦占據重要地位。且不說教學內(nei) 容中廣陳義(yi) 利之辨，甚至在學規校訓中也直接體(ti) 現出廉潔思想的教育。朱熹編修的《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將“正其義(yi)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作為(wei) 處事之要，勉勵學生摒棄單純的功利導向，追求道義(yi) 本身的價(jia) 值，與(yu) 儒家重義(yi) 輕利的思想相合。程钜夫鼓勵後生篤行朱熹等聖賢的體(ti) 用之學，“孝弟忠信以養(yang) 之，禮義(yi) 廉恥以維之”，塑造健全、清白的道德品格。陳壽祺在鼇峰書(shu) 院修撰的學規亦反複強調廉潔的重要性。他教導學生端正心術，明辨義(yi) 利是非，並將謀取非義(yi) 之利比作“飲酖毒”“聚盜贓”，雖能帶來一時之快，但終將招致毀滅性的後果。

蒙學讀物是廉潔教育的另一重要載體(ti) 。故事輯錄類蒙書(shu) 一般通過講說古人廉潔事跡，啟蒙學生清心守廉，如明代蕭良有編纂、楊臣諍增訂的《龍文鞭影》，以韻分類，以四言行文，言辭簡要而意蘊沉厚，收錄了“義(yi) 倫(lun) 清節”“敬叔受餉”“朱邑愛民”等廉潔故事，廣為(wei) 傳(chuan) 頌。諺語歌謠類蒙書(shu) 則采用對偶短句的形式傳(chuan) 播廉潔思想。成書(shu) 於(yu) 明清時期的《增廣賢文》，匯集了大量廉語格言，如“官清書(shu) 吏瘦，神靈廟祝肥”“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等，皆朗朗上口，便於(yu) 傳(chuan) 唱。這些讀本兼具教育性與(yu) 趣味性，在口耳相傳(chuan) 中將廉潔觀念深植於(yu) 孩童心田，使得“廉”成為(wei) 一代代中國人共同的文化記憶與(yu) 道德底色。

敦煌出土文獻的寫(xie) 本蒙書(shu) 中，也保留著大量廉潔教育的內(nei) 容。知識類蒙書(shu) 常以曆史典故的形式向讀者傳(chuan) 授廉潔思想，如P.2710的《蒙求》記載了楊震暮夜卻金的典故，以啟蒙學童效法前賢、一心向廉。德行類蒙書(shu) 則直接說明廉潔要求，比如S.1920所載《百行章·守行章》雲(yun) ：“守者，貧則守慎，勿共濫人同榮；窮須不虧(kui) 守誌，莫與(yu) 弊友交遊”，說明君子即使困頓貧窮，也應懷揣遠誌、堅守底線。《百行章》還專(zhuan) 辟“廉行章”訓廉，如S.1920所載：“臨(lin) 財不爭(zheng) ，則無恥辱之患；對食不貪，蓋是修身之本”，倡導不爭(zheng) 以免患、不貪以修身。

以“廉”為(wei) 政

以“廉”為(wei) 政是儒家廉潔思想最直觀的道德實踐。孔子提出“為(wei) 政以德”的核心原則，說明道德感召對治國的根本意義(yi) ，認為(wei) 踐行此道的關(guan) 鍵在於(yu) 正身垂範，強調為(wei) 政者正直清白、以身作則，臣民才能心悅誠服。孟子進一步將“廉”與(yu) “仁政”“民本”思想相聯係，提倡“民貴君輕”，反對統治者橫征暴斂、中飽私囊。荀子“性惡論”的哲學觀使其格外重視“禮”“法”的規範與(yu) 教化功能，提倡“隆禮至法則國有常”，以禮規訓、以法懲處，共同促成“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的治理興(xing) 象，為(wei) 廉政提供了製度層麵的參考。

事實上，製度層麵的保障，恰是儒家廉潔思想以廉自勉、勵行廉政的踐廉理路外的另一麵向。清廉常是人才選任之理據。如漢代推行“舉(ju) 孝廉”，將廉潔視作入仕的重要標準。《張家山漢簡·置吏律》進一步規定，若所薦之人因不廉或失職免官，舉(ju) 薦者亦須連坐受罰。以法懲貪、以製保廉是中國曆代律法的共同追求。如漢律規定受賄與(yu) 行賄皆“坐贓為(wei) 盜”，罪重於(yu) 盜竊，文帝增設“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wei) 吏”的律令，阻絕貪官再入仕途。至明代，律法對受財枉法者量刑極苛，贓至八十貫即處以絞刑，反映出統治者重典治貪的決(jue) 心。倡廉與(yu) 懲貪並行，統治者重視樹立廉潔典範以引導踐廉風氣。如漢文帝曾下詔表彰孝悌、力田、三老和廉吏四種嘉行，以“廉吏，民之表”勉勵士大夫篤行廉政。

儒家廉潔思想在演變中也化為(wei) 一係列精要可參的為(wei) 官箴言。真德秀列“四事”自勉，並以“律己以廉”為(wei) 首，其下自注：“凡名士夫者，萬(wan) 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汙，便為(wei) 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呂本中《官箴》開篇即言“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將清廉視作首要之務。清人葉玉屏所輯《六事箴言》專(zhuan) 辟“居官”章，多有勸廉之語。如錄賀時泰“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勉勵官員不取錙銖、潔清自矢；又錄周蓼“公生明，廉生威。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強調公正與(yu) 廉潔，勸誡士大夫摒棄小利、廉明守官。這些箴言將複雜的廉政理念轉化為(wei) 清晰易誦、便於(yu) 效法的行為(wei) 準則，促使廉政蔚然成風。

值得注意的是，為(wei) 官要“廉”但同樣強調“能”。《周禮》提出考核官員的“六廉”，其中就有“廉能”。藍鼎元反對“庸廉”，認為(wei) 不能將廉潔簡單等同於(yu) “空守清苦”。為(wei) 官要廉潔，同時也要有治政能力，“廉者不貪人財，能者實心辦事”。“廉”是為(wei) 政之本，“能”是為(wei) 官之要，兩(liang) 者結合才能治國平天下。

在儒家廉潔思想的熏陶下，中國曆史上也湧現出許多優(you) 秀典範。東(dong) 漢的楊震以“四知”暮夜卻金，明臣海瑞恪守“俸薪外絲(si) 毫不侵”，康熙稱許於(yu) 成龍為(wei) “天下廉吏第一”，這些士大夫以廉潔為(wei) 圭臬，推行廉政，漸成士林典範。其人其事在後世的傳(chuan) 頌中逐漸升華為(wei) 一種獨特的文化象征，既反哺豐(feng) 富了儒家廉潔思想，又成為(wei) 激勵士人恪守清廉的精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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