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為(wei) 何尋芳泗水濱

作者：盧昱

來源：“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冬月初五日丁卯

          耶穌2025年12月24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dong) 風麵，萬(wan) 紫千紅總是春。”這首《春日》是朱熹最為(wei) 膾炙人口的詩作之一。

1127年靖康之變後，淮河以北盡屬金國，山東(dong) 早已不在南宋版圖內(nei) 。朱熹一生居江南，足跡最北不過至建康、婺源一帶，從(cong) 未逾淮。他為(wei) 何能寫(xie) 出如此真切如臨(lin) 其境的“泗水尋芳”？

這要從(cong) 朱熹自視為(wei) 孔孟道統的繼承者尋蹤，他的精神始終“遊於(yu) 洙泗之間”。身不能至，心向往之；跡雖南渡，神已北歸——這正是朱熹與(yu) 齊魯文脈之間深刻而動人的聯係。

直與(yu) 天地萬(wan) 物上下同流

在朱熹筆下，“泗水”並非單純地理概念，而是儒家道統的象征性空間。

北魏時，酈道元輾轉奔波，記錄自己發現泗水之源的欣喜：“水出卞縣故城東(dong) 南，桃墟西北……岡(gang) 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也……石穴吐水，五泉俱導，泉穴各徑尺餘(yu) ”。這裏的“岡(gang) ”即陪尾山，“岡(gang) 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也”，確認泗水之源就在陪尾山西邊。“石穴吐水，五泉俱導，泉穴各徑尺餘(yu) ”所描述的，正是幾個(ge) 由石穴噴湧而出的大泉的景象。

泗水從(cong) 源頭奔湧向西，流經的曲阜，是孔子講學、洙泗之間“弦歌不輟”的聖地。自漢代以來，“洙泗”即成為(wei) 儒學發源地的代稱。

朱熹未至“泗水濱”的現場，卻一直在文化想象中完成精神返鄉(xiang) 。他並非在寫(xie) 一次真實的春遊，而是在描繪通過格物致知、體(ti) 認天理後，內(nei) 心豁然開朗的境界。

朱熹由“尋”而“識”，步步深化，統率全詩的則在“新”字。

泗水尋芳就是到孔子那裏去尋找真理，這就是詩的主題。“東(dong) 風”暗喻教化，“春”暗喻孔子倡導的“仁”。這些意思如果用哲學講義(yi) 式的語言寫(xie) 出來，難免枯燥乏味。朱熹便把哲理融化在生動的形象中，不露說理的痕跡，這便是他的高明之處。

詩的後兩(liang) 句意在啟發、引導人們(men) 認識到孔子儒學的要義(yi) ，一旦這些要義(yi) 廣為(wei) 普及，被大家欣然接受，並取得新的認識，人們(men) 便會(hui) 領略“聞道”的樂(le) 趣，給社會(hui) 的各個(ge) 方麵帶來蓬勃的生機和嶄新的氣象。正如後人評論朱熹的詩作所說：“因他胸中先有許多道理，然後尋詩家言語襯托出來，此卻別是一路。”

在文化地理上，洙泗之間，還有一條沂水，也頗有地位。清乾隆間孔繼汾編纂《闕裏文獻考》即確指：“洙水源在城東(dong) 北五裏地，名‘五泉莊’，西流入林東(dong) 牆水關(guan) ，經聖墓而出西牆水關(guan) ，又西流折而繞城西南，入於(yu) 沂，以達泗。”

這條吸納了洙水的沂水，便是孔子暮春時所浴之地。正如《論語·先進》所載：“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朱熹對這幾句的解釋是“有以見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乃至“胸次悠然，直與(yu) 天地萬(wan) 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yu) 言外”。

四川美術學院教授李為(wei) 學認為(wei) ，在朱熹這裏，這種天、地、人、神結構的差異造就出來的是不同的思想世界，進而衍生出不同的審美世界和生活世界。

朱熹用“生的哲學”把人道與(yu) 天道貫通，將人道之仁擴展為(wei) 天道之仁，將早期儒家仁的倫(lun) 理思想往深處推進。他認為(wei) ，達到仁者精神境界的人，就能得到“至樂(le) ”。而這種“至樂(le) ”的獲得，不像佛教所說，到“彼岸”中去尋找，它就在我們(men) 這個(ge) 現實的世界，即“此岸”中。

所以，朱熹特別強調在平常生活中，不斷積累道德行為(wei) ，不斷去除非道德行為(wei) ，以達到“直與(yu) 天地萬(wan) 物上下同流”的精神境界。這種精神境界就是理學家尋求的所謂“孔顏樂(le) 處”。

貧者士之常，惟當益堅所守

除了在思想上靠近孔孟，朱熹對山東(dong) 還有另外一種情愫。他的祖先，源自山東(dong) 。

朱熹字元晦，亦字仲晦，別號晦庵、晦翁、雲(yun) 穀老人、滄州病叟、遯翁等。在封建社會(hui) 中，文人有眾(zhong) 多別號，並不稀奇。奇怪的是，朱熹的著述文章有許多不同的署名，或是鄒縣朱熹、婺源朱熹、新安朱熹、紫陽朱熹、丹陽朱熹、平陵朱熹、吳郡朱熹，此外還有一個(ge) 特殊的署名“鄒訢”。

這一現象使人們(men) 產(chan) 生疑問，朱熹怎麽(me) 有那麽(me) 多籍貫？尤其是鄒縣、吳郡、丹陽、平陵等地，在宋代以前已經撤置，朱熹為(wei) 何將這些地方作為(wei) 祖籍呢？學者詳考朱熹的家世，為(wei) 他眾(zhong) 多的署名尋找答案。

據考證，朱熹的始祖居住於(yu) 魯西南的鄒縣（今鄒城），而“訢”通“熹”。因此，朱熹化名鄒訢即鄒縣朱熹。訢為(wei) 融合，《禮記·樂(le) 記》中的“天地訢合”之後，緊接一句是“陰陽相得”，可見鄒訢還有哲學的意義(yi) 。

這說明，祖籍的演變，對朱熹思想的成長和發展有一定影響。戰國末年，朱熹的先人從(cong) 山東(dong) 移居江蘇徐州。兩(liang) 漢時期，朱氏顯赫。東(dong) 漢朱寓任青州刺史，朱氏又從(cong) 今江蘇徐州以西附近徙居青州。朱氏這次返回山東(dong) 青州，比原籍更靠北一些。

青州朱氏，有一支出自朱熹遠祖洪基，在東(dong) 漢靈帝時，過江南遷吳郡。過江是因“國為(wei) 楚所滅，乃奔吳”。另一支從(cong) 朱寓的子孫開始，過江居丹陽。過江原因是漢靈帝時，朱寓“坐黨(dang) 錮誅”，子孫避難丹陽，遂以為(wei) 家。此後，吳郡、丹陽、平陵等都是朱熹祖先的遷移居住之地。到了唐朝天佑年間（約904年），朱熹的祖先才定居婺源。

朱熹屢署祖籍，而且還署在南宋時早已撤置的縣名，這反映了他的懷祖思想，是和他遵循孔孟之道的哲學思想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朱熹標榜自己與(yu) 孔、孟同鄉(xiang) 。孔、孟及其門人也確實多為(wei) 今山東(dong) 曲阜、鄒城人。孔門高徒子遊的故鄉(xiang) 雖不屬山東(dong) ，卻是漢代的吳郡，因此又和朱熹的遠祖同鄉(xiang) 。此外，朱熹遠祖於(yu) 漢代徙居，是由於(yu) 當時宦官擅政，朝廷腐敗，而黨(dang) 錮被誅者多為(wei) 正直的讀書(shu) 人和廉潔清官。這也是朱熹引以自豪的。

反觀朱熹一生，一個(ge) “貧”字貫穿始終。他在文集中每每稱窮，諸如“賤貧應舉(ju) ”“窮居奉養(yang) ”“家貧累重”“迫於(yu) 養(yang) 親(qin) ”“貧病”“窮居”“貧病日侵”“貧悴日甚”“貧病殊迫”“貧病支離”“杜門竊食，貧病不足言”“貧家舉(ju) 動費力”等，言之屢屢。

《宋史·朱熹傳(chuan) 》說：“（熹）家故貧，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yu) 之共。往往稱貸於(yu) 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yi) ，則一介不取也。其為(wei) 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在儒家的理論中，貧窮是一種生活常態，並不可恥。顏回簞食壺漿，不改其樂(le) ，被後人引為(wei) 千古楷模。正如朱熹回答呂侁說：“貧者士之常，惟當益堅所守，庶不墜先訓為(wei) 佳耳。”

在朱熹，身貧心不貧。他身處慶元黨(dang) 禁、禁毀理學的迫害形勢下，仍講學不輟，學術研究不斷，臨(lin) 去世前三天，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真正做到鞠躬盡瘁。正如著名國學家錢穆所說：“在中國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曠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堪與(yu) 倫(lun) 比。自有朱子，而後孔子以下之儒學，乃重獲新生機，發揮新精神，直迄於(yu) 今。”這背後的動力，是朱熹對孔孟精神的認同與(yu) 追尋。他畢生致力整理、詮釋儒家經典，尤重《論語》《孟子》。他將孔子奉為(wei) “萬(wan) 世師表”，視曲阜為(wei) “道之所在”，其《四書(shu) 章句集注》成為(wei) 後世科舉(ju) 標準，實為(wei) 在思想上“重建洙泗”。

華山為(wei) 虎，泰山為(wei) 龍

除了對孔孟的追尋，朱熹一直關(guan) 注山東(dong) 。慶元元年（1195年）五月，他從(cong) 汪氏處獲得《泰山秦篆譜》新本而作跋以紀其事。此《篆譜》即指傳(chuan) 為(wei) 秦代李斯所書(shu) 、刻於(yu) 泰山之巔的秦篆殘跡摹本，朱熹對此類金石文字極為(wei) 重視，也從(cong) 側(ce) 麵折射出他“格物致知”的學術取向。

更為(wei) 神奇的是，在地理認知方麵，朱熹對泰山的山脈走勢提出了係統而具影響力的論述。他在《朱子語類》中曾言：“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個(ge) 風水，山脈從(cong) 雲(yun) 中發來，雲(yun) 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yu) 龍門西河；自脊以東(dong) 之水，則東(dong) 流入於(yu) 海。前麵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wei) 虎；自華來至中，為(wei) 嵩山，是為(wei) 前案，遂過去為(wei) 泰山，聳於(yu) 左，是為(wei) 龍。”

此說將泰山納入“左青龍、右白虎”的傳(chuan) 統風水格局，視泰山為(wei) 中原龍脈東(dong) 延之關(guan) 鍵節點。這一觀點並非僅(jin) 屬風水術數之談，而是融合了古代地理認知、天文方位與(yu) 禮製空間秩序的綜合判斷，體(ti) 現出朱熹試圖以理性框架整合自然與(yu) 人文秩序的努力。

朱熹對泰山龍脈的論述，對後世影響深遠。清康熙皇帝在其《泰山山脈自長白山來》一文中開篇即引述：“古今論九州山脈，但言華山為(wei) 虎，泰山為(wei) 龍。”雖康熙將泰山龍脈溯源至長白山，帶有強化滿洲正統性的政治意涵，但其基本地理框架仍明顯承襲朱熹之說，足見朱子地理觀在官方話語中的持久權威。

此外，朱熹對山川祭祀製度亦有深刻反思。他在與(yu) 門人問答中指出：“古人祭山川，隻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褻(xie) 瀆。後世卻先立個(ge) 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luan) 人心，倖求非望，無所不至。”該觀點直指將山川神靈人格化、廟宇化所帶來的迷信弊端，主張回歸古禮中“敬而遠之”的自然崇拜。

思想的力量，往往可以洞穿百年。明代以後，尤其清代官方對泰山祭祀逐漸去人格化、強調“祭山而非祭神”，其理念源頭可追溯至朱熹此處的批判性思考。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