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眼燭史，彰炳千秋
    ——讀東海師《儒家文化實踐史》（先秦部分）
    作者：格筠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西曆2013年1月10日
    
     
    
    東海師斷斷續續曆時半年寫成《儒家文化實踐史》（先秦部分），他說，此書旨在集儒家外王學之大成，揭道德實踐史之真相，破先秦政治史之天荒。確乎如此，這本書無論是從史的角度，還是義理的角度，都是對儒家政治文化的一大貢獻，填補了這方麵的空缺，意義重大。
    
    它陳述史實，以儒家義理為鏡；藏否人物，以儒家精神比照。它看是史，但隻是以史為引子，引起對史實和人物的評議和闡發，主要還是啟人，所以此書對政治有指導作用，對百姓有啟蒙作用，對儒家有提升作用。
    
    中華文化以儒為要，所以，知儒家史更可知興衰，以儒者為鏡，更可正人心。
    
    作者在敘史與述儒中輕敘史，重述儒。比如在講述堯時，重講《堯典》，得出“堯帝頗富民主作用，堯廷頗有民主氣息”的結論。
    
    作者藏否人物，一以貫之，依於“仁”，時常引孔子等不同人的評語，然後剖析，得出自己的結論，但某些人物心性行為複雜，僅引孔子評也不夠，所以他依據事實和眾人的評議，得出結論。如對晉文公的評價。
    
    關於齊恒公和晉文公，孔子有句話：“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恒公正而不譎。”對齊恒公的評價更高一些，孟子也是如此，作者先從王道和霸道區分之：此二人所行都非王道，而皆是霸主。雖然晉文公譎而不正，但他對將士“上賞賞德，其次賞才，又其次賞功”十分了不起，表示讚賞。
    
    同樣，雖然孔子對齊恒公有褒，但其行為也有不肖處。如他生活糜爛，晚年信用小人，甚至吃人肉。總而考察之，作者得出一個結論：盡管孔子褒齊貶晉，那是就總體、全局而言，論個人修養，齊恒公遠不如晉文公。
    
    晏子是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和外交家，《漢書 藝文誌》將其列為儒家，但在作者看來，“頗有君子風範，不算儒家人物”。這是為何？作者舉出一個事例：《史記——孔子世家》載，他齊景公將用孔子，晏子阻，並說：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等等。這種言論就完全不是儒者所為。
    
    對於孔子，作者亦是客觀科學地評價，比如古人曾以“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來讚美孔子。作者指出，這隻是宋朝一位詩人對孔子感性和詩意的讚美，而非事實，因為孔子之前文化道德的曆史輝煌不容忽視，孔子是儒家在春秋時代的集大成者和承前啟後之人。
    
    在衡量、比較時，作者參考大量資料，在曆史文化的長河中打撈、甄別、評判，如果沒有足夠的智慧和見識是做不到的。
    
    作者還對眾人存疑或理解不確之處，細加評說，撥錯反正。在一些人印象中，《春秋》是一部史，更有人指責孔子作《春秋》是“按照自己的主觀意願竄改史實 ”、“把撰寫曆史作為個人好惡的腳注”。作者對此解說道：《春秋》並非史，而是一部借史以寄托和發揮微言大義的“理想主義”政治經典。作者進一步考察說，董仲舒、司馬遷有及孟莊、熊十力等，對《春秋》都有評議，承認《春秋》主旨不在於提供曆史事實，而在於表達他的道德偏好和政治觀念，是“治國之經”、“文以載道”在史學領域的應用。正因為此，孔子作《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三諱）也僅是“托史寄義、托事明義”，有它的局限性和適用範圍，而不能將它擴展為修史原則，更不能延伸為政治原則。
    
    國人一直對中國在民主製度方麵與西方的落差耿耿於懷，有的把原因歸結到傳統文化上，有的甚至以為是儒家所誤，其實大不然，作者在對秦朝的統一中做了具體分析。他在《君主製之思》中認為，就政治文明而言，從公天下到家天下是一次重大倒退，從封建製到郡縣製又是一次重大倒退。郡縣製特別有利於中央集權的君主特權的強化，民本原則越來越被架空和虛化。統一有良性惡性之分，建立在嚴刑峻法高壓暴政基礎上的秦式統一，就是惡性而落後的統一。從曆史上看，它比分裂更壞。進而指出，兩千多年來“中國人民”的無量劫難，與秦始皇遺留下來的統一模式和製度模式脫不了幹係。從此開始，曆史陷入了“其興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的興亡周期律的怪圈。儒家擁有仁義原則的優秀，民本思想的先進，卻一直未能真正把民本落到實處，未能趕在西方之前開出儒家特色的民主製度來，根本就因就在這裏。
    
    其它比如對《呂氏春秋》的評價、法家的主要特征等等，作者用一雙慧眼條分綹析，客觀評價，用一個儒者的氣度和胸懷縱橫衡量。具體如何，大家看書就會知道。
    
    孔子作《春秋》，以魯國二百四十二年為人類曆史之縮影，表達了儒家褒、藏、否、黜、陟、貶、退、討的精神，寄托了孔子的太平理想，東海師作《儒家文化實踐史》，拳拳之心透紙而出，又何嚐不是這樣？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