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 著《中國儒學通誌·宋元卷·紀年篇》出版暨後記

書(shu) 名：《中國儒學通誌·宋元卷·紀年篇》

作者：王琦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月：2025年8月

【作者簡介】

王琦，長沙理工大學設計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cong) 事儒家哲學、藝術哲學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研究。主持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項目、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子項目、湖南省社會(hui) 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等。著有《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朱熹帝學思想研究》《〈論語〉探微》等8部。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動態》《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論文60多篇。

【內(nei) 容簡介】

本書(shu) 為(wei) 中國儒學通誌宋元卷的紀年部分，內(nei) 容主要是宋元時代的儒學編年。《中國儒學通誌》以曆代大儒的研究成果為(wei) 基礎，以傳(chuan) 統文獻為(wei) 依托，從(cong) 較高的高度俯瞰整個(ge) 儒學發展脈絡，體(ti) 係完備，方法科學。本書(shu) 不僅(jin) 對重要學者的生平、著作、活動等進行了著錄，而且從(cong) 國家層麵展現了朝廷政策對科舉(ju) 取士、興(xing) 學立學、學派發展的影響，尤其對隨著帝王“典學”需要而在經筵進講四書(shu) 五經的情況進行了全麵梳理，呈現宋元時期儒學發展、演進的多種維度，為(wei) 學界提供新視角與(yu) 新資料。

【目錄】

前言 / 1

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

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

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

太祖乾德元年公元963年

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

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

太祖乾德四年公元966年

太祖開寶元年公元968年

太祖開寶三年公元970年

太祖開寶五年公元972年

太祖開寶六年公元973年

太祖開寶八年公元975年

太祖開寶九年公元976年

太宗太平興(xing) 國二年公元977年

太宗太平興(xing) 國三年公元978年

太宗太平興(xing) 國五年公元980年

太宗太平興(xing) 國八年公元983年

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

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

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

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

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

太宗淳化元年公元990年

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

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

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

真宗鹹平元年公元998年

真宗鹹平二年公元999年

真宗鹹平三年公元1000年

真宗鹹平四年公元1001年

真宗鹹平五年公元1002年

真宗鹹平六年公元1003年

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

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

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

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

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

真宗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

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

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

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

真宗乾興(xing) 元年公元1022年

仁宗天聖元年公元1023年

仁宗天聖二年公元1024年

仁宗天聖三年公元1025年

仁宗天聖四年公元1026年

仁宗天聖五年公元1027年

仁宗天聖六年公元1028年

仁宗天聖七年公元1029年

仁宗天聖八年公元1030年

仁宗天聖九年公元1031年

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

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

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

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

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

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

仁宗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

仁宗寶元二年公元1039年

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

仁宗慶曆元年公元1041年

仁宗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

仁宗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

仁宗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

仁宗慶曆五年公元1045年

仁宗慶曆六年公元1046年

仁宗慶曆七年公元1047年

仁宗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

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

仁宗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

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

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

仁宗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

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

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

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

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

仁宗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

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

……

成宗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

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

武宗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

仁宗皇慶元年公元1312年

仁宗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

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

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

仁宗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

仁宗延祐四年公元1317年

仁宗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

仁宗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

仁宗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

英宗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

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

英宗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

泰定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

泰定帝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

泰定帝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

泰定帝致和元年公元1328年

文宗天曆二年公元1329年

文宗至順元年公元1330年

文宗至順二年公元1331年

文宗至順三年公元1332年

順帝元統元年公元1333年

順帝元統二年公元1334年

順帝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

順帝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

順帝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

順帝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

順帝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

順帝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

順帝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

順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

順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

順帝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

順帝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

順帝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

順帝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

順帝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

順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

順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

順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

順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

順帝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

順帝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

順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

順帝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

順帝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

順帝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

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

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

參考文獻

後記

【後記】

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yu) 趙宋之世”[陳寅恪：《金明館叢(cong) 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頁。]。宋代作為(wei) 中國儒學史上發展的高峰，之所以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離不開最高統治者對儒學的認同、理解與(yu) 支持，以及一代代知識分子們(men) 的思想建構、學術耕耘與(yu) 傳(chuan) 道弘道。為(wei) 此，本書(shu) 在撰寫(xie) 的過程中，不僅(jin) 注重對學者與(yu) 學派的選取，對重要學者的生平與(yu) 重要活動、主要著作撰寫(xie) 與(yu) 刊發、學術組織的成立等進行著錄，而且注意從(cong) 國家層麵重點突出統治者對儒學的態度，以及立學興(xing) 學與(yu) 科舉(ju) 取士等國家政策，還有國家革新政令與(yu) “慶元黨(dang) 禁”等重大事件對儒學發展的影響，以考察學術演變的特定時代背景及政治對學術的影響。其中，與(yu) 其他學術編年不同的是，本書(shu) 尤其關(guan) 注了《四書(shu) 》《五經》與(yu) 曆史典籍在經筵中的進講情況。

雖然在漢唐之世，曆代帝王也注十分重從(cong) 儒家典籍中汲取治國理政的經驗與(yu) 統治方法，但是總體(ti) 而言，其學習(xi) 的文獻典籍範圍較狹小，主要以五經及《論語》《孝經》等經學及部分史書(shu) 為(wei) 主，學習(xi) 的內(nei) 容、時間也不確定，未形成完整的規模與(yu) 製度。[王琦：《朱熹帝學思想研究》，花木蘭(lan) 文化事業(ye) 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33—39頁。]自宋代開國以來，為(wei) 重建治道，便製定了崇文尊儒的“文治”策略，不僅(jin) “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重用讀書(shu) 人，而且要求“上之為(wei) 人君者，無不典學”[脫脫等：《宋史》卷439《文苑傳(chuan) 一》，中華書(shu) 局1985年版，第12997頁。]，身為(wei) 典範，躬親(qin) 讀書(shu) ，從(cong) 而促進了帝王學習(xi) 經史的經筵製度逐漸成熟與(yu) 完善。呂中的《宋大事記講義(yi) 》，詳細記錄了宋代經筵製度逐漸發展與(yu) 定型的過程：

祖宗好學，世為(wei) 家法。蓋自太祖幸國庠，謂先聖，勸宰臣以讀書(shu) ，戒武臣以知學，其所以示後世子孫者，源遠而流長矣。自太平興(xing) 國開設經筵，而經筵之講自太宗始。自鹹平置侍講學士，而經筵之官自真宗始。乾興(xing) 末，雙曰禦經筵，體(ti) 務亦不廢，而日禦經筵自仁宗始。於(yu) 是崇政殿始置說書(shu) ，天章閣始製侍讀，中丞始預講席，宰相始預勸講，舊相始入經筵以觀講，史官始入經筵以侍立。而經筵之上，文物憲度始大備矣。”[呂中：《宋大事記講義(yi) 》卷8，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在帝王為(wei) 學求治需求的驅動下，宋代經筵製度經過太宗、真宗朝的醞釀發展，至仁宗時已趨於(yu) 成熟與(yu) 定型。經筵製度的完善，為(wei) 士大夫通過“創通經義(yi) ”影響君德修養(yang) 與(yu) 政治決(jue) 策提供了製度保障，推動了宋代學術擺脫漢唐章句訓詁向義(yi) 理之學的轉型，一種以“義(yi) 理”解經為(wei) 特點的新經學體(ti) 例——經筵講義(yi) 也應運而生[王琦：《論宋代經筵講義(yi) 的興(xing) 起》，《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2期。]，加速了理學的形成與(yu) 發展；同時，也為(wei) 帝王提升文化、品德與(yu) 政治素養(yang) ，樹立崇儒好學的典範，拓展信息渠道，開展政治谘詢提供了有效平台，為(wei) 君臣交流互動、形成共同的價(jia) 值觀念提供了契機。[王琦：《學術與(yu) 政治的互動——以真德秀與(yu) 徐元傑經筵講讀為(wei) 例》，《湖南大學學報》2021年第1期。]

宋代《四書(shu) 》新經典體(ti) 係的形成和儒學的發展，與(yu) 程頤、楊時、尹焞、朱熹、真德秀、徐元傑等程朱一係的學者在經筵不斷地進講《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經典，從(cong) 而獲得最高層認可與(yu) 扶持密切相關(guan) 。[王琦：《朱熹帝學思想研究》，花木蘭(lan) 文化事業(ye) 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22—25頁。]新學、朔學、蜀學、湖湘學、永嘉學等學派領袖人物王安石、司馬光、蘇軾、胡安國、張栻、陳傅良等，也都曾入侍經筵。他們(men) 在經筵所講所言，不隻是其一生學術思想與(yu) 政治理念精髓的濃縮，甚至代表了士林的群體(ti) 意識。即使致仕或落職罷祠之後，他們(men) 在學界、政界依然有著較大的影響力。因此，儒家經典在經筵進講及其帝王對其內(nei) 容的學習(xi) ，不僅(jin) 促進了儒家思想向最高層的影響與(yu) 滲透，而且推動了儒學的官學化與(yu) 社會(hui) 化進程。[王琦：《經筵講義(yi) ：宋明理學研究的新視域》，《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專(zhuan) 刊），2021年12月21日，第A07版。]由此可見，在研究宋元時期學術發展與(yu) 繁榮時，經筵與(yu) 經筵講義(yi) 是不可或缺的新視域。本書(shu) 通過梳理儒家經史在經筵的進講史料，希望能夠為(wei) 研究中國儒學發展的學者提新的線索與(yu) 資料。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