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書(shu) 院的精神

作者：張汝倫(lun)

來源：《書(shu) 城》2025年10月號

今天許多大學都有書(shu) 院的設置，這是模仿古代書(shu) 院，但並未得古代書(shu) 院的遺意。今天大學中的書(shu) 院隻是現代大學的一個(ge) 附屬設施，它的目的完全從(cong) 屬現代大學教育本身的目的，即完成學生的職業(ye) 教育，使之符合現代社會(hui) 對於(yu) 各種專(zhuan) 業(ye) 人員的需要，進而成為(wei) 各種專(zhuan) 業(ye) 機構和事業(ye) 機構的合格工作人員。它沒有自身的教育理念、教育計劃、教育內(nei) 容、教育目標和教育方法，而完全從(cong) 屬現代大學的教育理念、教育計劃、教育內(nei) 容、教育目標和教育方法。例如，物理係的同學可以分屬某一書(shu) 院，但他得修學物理係的專(zhuan) 業(ye) 課和學校的公選課，目的是順利畢業(ye) 拿到畢業(ye) 證書(shu) 和學士學位。在此意義(yi) 上書(shu) 院可以說是多此一舉(ju) ，除了豐(feng) 富學生的業(ye) 餘(yu) 生活外，不會(hui) 對他的大學學習(xi) 有實質性的影響。

《中國書(shu) 院史資料》

（上中下）

鄧洪波  陳穀嘉 主編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古代書(shu) 院則不然，它完全是一種不同的學習(xi) 機構和製度。它的教育理念、教育計劃、教育內(nei) 容、教育目標和教育方法，根本不同於(yu) 現代的學校製度。胡適說中國古代書(shu) 院“與(yu) 現今教育界所提倡的‘道爾頓製’精神大概相同”(胡適《書(shu) 院製度史略》，《中國書(shu) 院史資料》下冊(ce)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93頁)，這是在牽強比附，其實是不對的。道爾頓製立足於(yu) 個(ge) 體(ti) 主義(yi) 哲學，其目的是廢除年級和班級教學﹐學生在教師指導下﹐各自主動地在實驗室(作業(ye) 室)內(nei) ﹐根據擬定的學習(xi) 計劃﹐以不同的教材、不同的速度和時間進行學習(xi) ﹐以適應其能力﹑興(xing) 趣和需要﹐從(cong) 而發展其個(ge) 性。實行道爾頓製的主要措施有﹕ 要布置各科作業(ye) 室用以代替傳(chuan) 統的教室；室內(nei) 按學科性質設置參考圖書(shu) 、實驗儀(yi) 器﹑標本等教學和實習(xi) 用具﹐並設教師一到兩(liang) 人指導學生學習(xi) ；將學習(xi) 內(nei) 容分月安排﹐各科教師與(yu) 學生按月訂立“學習(xi) 公約”﹐教師根據學生的程度﹐指定學生做某一個(ge) 月的作業(ye) ﹐並把它公布在作業(ye) 室內(nei) ；學生根據自己的能力﹐自由地掌握學習(xi) 的速度和時間﹐並可與(yu) 教師和同學研究討論﹐學生完成本月的公約﹐須經教師考試﹐及格後才能學習(xi) 下一個(ge) 月的公約；教師則把學生的學習(xi) 成績和進度登記在學習(xi) 手冊(ce) 上。道爾頓製認為(wei) ，學校要成為(wei) 一個(ge) 社會(hui) 的“實驗室”，學生自己就是“實驗者”。讓學生擁有盡可能多的自由時間和自由意誌，在老師的指導下相對自由地支配學習(xi) 時間，選擇學習(xi) 科目，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xi) 節奏，並培養(yang) 學生良好的社會(hui) 適應能力、與(yu) 他人共處的能力。道爾頓教育是徹底的個(ge) 別化教育。學習(xi) 進度從(cong) 尊重學生的個(ge) 體(ti) 差異出發，“學習(xi) 計劃”由學生與(yu) 教師協商決(jue) 定，鼓勵學生自己研究、閱讀、參考、解答；不能解決(jue) 的，則提出由小組共同討論；再不能解決(jue) ，才詢問教師，教師予以幫助。道爾頓製的本質在於(yu) ，每個(ge) 學生都應當以適合他們(men) 的速度去取得學習(xi) 進展，因為(wei) 隻有這樣，他們(men) 才能將學習(xi) 到的東(dong) 西融會(hui) 貫通。總之，道爾頓製的核心要義(yi) 是個(ge) 性化學習(xi) ，以使學生的主觀能力有充分發揮，取得最好的學習(xi) 效果。效果的標準就是是否被名校錄取，以及畢業(ye) 後事業(ye) 有成與(yu) 否。它關(guan) 心的是學習(xi) 的外在功利效果，而不是受教育者自身的人格完善和提高。這是一種現代性的教育理念。

書(shu) 院教育的理念與(yu) 此恰好相反，它關(guan) 心的是化民成俗，立人達人。學院的出現，針對的是當時官學教育日漸功利化，學者入學純為(wei) 功名利祿的風氣。相反，書(shu) 院教育乃求道成人的教育。朱熹在《白鹿書(shu) 院揭示》中對書(shu) 院的宗旨就有清晰的闡明：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wei) 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yi) 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wei) 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wei) 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yu) 經，有誌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中國書(shu) 院史資料》上冊(ce) ，第199頁）

書(shu) 院的教育真正目的是求道育人，方法則是研讀經典並身體(ti) 力行。然卻並非個(ge) 人中心主義(yi) ，而是要推己及人，在社會(hui) 中發揮每個(ge) 人的積極作用。

中國古代書(shu) 院的理念，其核心可以用“天理”“人心”這兩(liang) 個(ge) 關(guan) 鍵詞來概括。範仲淹在《南京書(shu) 院題名記》中這樣寫(xie) 道：

講議乎經，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禦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wan) 物焉。誠以日至，義(yi) 以日精。聚學為(wei) 海，則九河我吞，百穀我尊；淬詞為(wei) 鋒，則浮雲(yun) 我決(jue) ，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鬱鬱於(yu) 時；或峻於(yu) 層雲(yun) ；或深於(yu) 重淵。至於(yu) 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le) 製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shu) ，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互有人焉。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為(wei) 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le) 古人之道，退可為(wei) 鄉(xiang) 先生者，亦不無矣。（範仲淹《南京書(shu) 院題名記》，《中國古代書(shu) 院學記》，王涵編著，商務印書(shu) 館2017年）

書(shu) 院的建立是為(wei) 了學子追求和闡明天下宇宙之道，即真理，真理照徹萬(wan) 物萬(wan) 方，如同太陽那樣；真理使一切具有無微不至的意義(yi) ，猶如四季化生萬(wan) 物。個(ge) 人品性修為(wei) 與(yu) 對真理的領悟是同步進行的，所以書(shu) 院實際是一個(ge) 人人格全麵成長之所，而不是單純學習(xi) 客觀知識和技能的地方。學習(xi) 目標不僅(jin) 是盡可能地吸納，還要能以精致的語言來批判與(yu) 表達。書(shu) 院注重人的個(ge) 性多樣，鼓勵按照自己的特性來發展。每個(ge) 人可以根據自己所長來專(zhuan) 精某些學問。但根本目標是培養(yang) 治世之大器，或傳(chuan) 道解惑，傳(chuan) 承文明之鴻儒。

儒家向來主張為(wei) 學的實質也是為(wei) 人，學是人成人的基本方式和途徑。因此，書(shu) 院始終將成人立人作為(wei) 根本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南宋嶽麓書(shu) 院山長張栻在著名的《嶽麓書(shu) 院記》（現刻於(yu) 嶽麓書(shu) 院講堂正麵屏壁上）中寫(xie) 道：

“三代導人，教學為(wei) 本。”人倫(lun) 明，小民親(qin) ，而王道成。夫子在當時雖不得施用，而兼愛萬(wan) 世，實開無窮之傳(chuan) 。果何歟？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位天地而宰萬(wan) 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以至於(yu) 飲食起居言動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wu) 可夫？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厘之差，霄壤之謬，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yu) 學以明之與(yu) 。（張栻《嶽麓書(shu) 院記》，《中國曆代書(shu) 院學記》，第28—29頁）

《中國曆代書(shu) 院學記》

王涵 編著

商務印書(shu) 館2017年版

書(shu) 院育人的目的首先不是發展個(ge) 性，而是發展德性，於(yu) 德性中見個(ge) 性和人性。古代書(shu) 院就是根據這個(ge) 基本理念來製定自己的規章製度和學生行為(wei) 守則的。王陽明所寫(xie) 的《教約》就是一個(ge) 典型的樣本：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qin) 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切否？溫凊定省之儀(yi) ，得無虧(kui) 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飾（亦作“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複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ye) 。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為(wei) 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yu) 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於(yu) 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hui) 歌於(yu) 書(shu) 院。

凡習(xi) 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議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徑而野，從(cong) 容而不失之迂緩，修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體(ti) 貌習(xi) 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xi) 禮，其餘(yu) 皆就席，斂容肅觀。習(xi) 禮之日，免其課仿。每十日則總四班遞習(xi) 於(yu) 本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hui) 習(xi) 於(yu) 書(shu) 院。

凡授書(shu) ，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yu) ，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zhuan) 心一誌，口誦心惟，字字句句䌷繹反複，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yi) 禮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shu) 誦書(shu) ，次習(xi) 禮，或作課仿，次複誦書(shu) 講書(shu) ，次歌《詩》。凡習(xi) 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le) 習(xi) 不倦，而無暇及於(yu) 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王陽明《教約》，《中國曆代書(shu) 院學記》，第165—166頁）

清代嶽麓書(shu) 院山長王文清於(yu) 乾隆十三年（1748）製定的《嶽麓書(shu) 院學規》則這樣規定：

時常省問父母，朔望恭謁聖賢；氣習(xi) 各矯偏處，舉(ju) 止整齊嚴(yan) 肅；服食宜從(cong) 儉(jian) 素，外事毫不可幹；行必依齒序，痛戒訐短毀長；損友必須拒絕，不可閑談廢時；日講經書(shu) 三起，日看綱目數頁；通曉時務物理，參讀古文詩賦；讀書(shu) 必須過筆，會(hui) 課按時蚤完；夜讀仍戒晏起，疑誤定要力爭(zheng) 。（王文清《嶽麓書(shu) 院學規》，《中國曆代書(shu) 院學記》，第41頁）

現代書(shu) 院根本不會(hui) 過問學生的作息行為(wei) ，更不要說有製度規定，但古代書(shu) 院卻將此視為(wei) 學院製度的根本。這種明顯的反差足以表明，古代書(shu) 院才真正立足於(yu) 全人教育，將人自身的完善和提高作為(wei) 教育的根本目的；而現代書(shu) 院基本不管學生成德成人，學生品行的修習(xi) ，基本不在現代書(shu) 院考慮的目標之內(nei) 。

古代書(shu) 院固然注重學子外在行為(wei) 的整飭，但真正重視的是學子君子人格的養(yang) 成。故古代書(shu) 院教人都從(cong) 教導學生先立其誌開始。朱熹在《滄洲精舍又示學者》中諄諄告誡學生：“書(shu) 不記，熟讀可記。義(yi) 不精，細思可精。唯有誌不立，直是無著力處。隻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yi) ，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誌不立之病。直須反複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複作此等人。”（《中國書(shu) 院史資料》上冊(ce) ，第200頁）劉宗周在《證人社約言》對此說得更為(wei) 直截：“學者第一義(yi) ，在先開見地。合下見得在我者，是堂堂地做個(ge) 人，不與(yu) 禽獸(shou) 伍，何等至尊且貴。”（同上，第702頁）要做一個(ge) 堂堂正正的人，首先要立誌，朱子這麽(me) 要求學生，陽明也是如此，他在《教條示龍場諸生》中說：“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隻有先立其誌，才會(hui) 一心向學：“已立誌為(wei) 君子，自當從(cong) 事於(yu) 學。凡學之不勤，必其誌之尚未篤也。”（同上，第754頁）

何謂“立誌”？今天的人也會(hui) 講“立誌”，但無非是指有求名、求利、求權位的野心而已。但古人對“立誌”有完全不同的理解。顧憲成在其所寫(xie) 的《東(dong) 林會(hui) 約》中對“立誌”有深入的論述：

立誌雲(yun) 何？誌者，心之所之也。莫貴於(yu) 人，莫靈於(yu) 心。心欲超凡民而之豪傑，豪傑矣！心欲超豪傑而之聖賢，聖賢矣！有不然者，由其漫然不知自貴耳。幸而知自貴矣，乃或遇富貴貧賤之交則動，遇毀譽之交則動，遇死生之交則動，是情識可得而攙也。又或憑一察挾一班，語上則黜下，語實則擯虛，語頓則薄漸，語方則左圓，渾然之中強生揀擇，是意見可得而攙也。於(yu) 是純者駁，通者礙，我之心且不得而有之，即有所就揆之，自家性命了無幹涉。總之浮生浪死，虛擔一個(ge) 人名而已，與(yu) 所謂漫然者無以異矣，豈不可惜？昔孔子發憤至於(yu) 日不食，夜不寢。孟子願學孔子，即伊尹、夷惠猶然舍之而不屑，所以卒成大聖大賢，由此也夫？非吾師也耶？是故君子立誌之為(wei) 要。（同上，第676—677頁）

可見在古人眼裏，“立誌”是首先在於(yu) 完善堅定自己成人的心誌，而根本不在於(yu) 外在利益的追求。士誌於(yu) 道，是孔子奠基的傳(chuan) 統，立誌，首先也是要立定求道之誌。古代書(shu) 院從(cong) 根本上說，是求道、傳(chuan) 道、弘道的場所。

道不是僵死的教條，而是宇宙間不斷生成的真理。雖然書(shu) 院學習(xi) 的主要內(nei) 容是儒家經典和曆史典籍，以及詩詞歌賦和禮儀(yi) ，但卻並不是教條灌輸，而是學與(yu) 習(xi) 相結合，是學生結合自身的成人實踐來學。教學方式不是師長滿堂灌，學生死記硬背，被動接受教師的觀點。相反，雖然書(shu) 院堅持師道尊嚴(yan) ，但另一方麵，在師生關(guan) 係上，又真正體(ti) 現了天道（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儒家向來主張，“道之所存，師之所存”，“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yu) 弟子”。孔子本人就始終以平等的態度與(yu) 弟子切磋學問，質疑問難。後世書(shu) 院，也大多繼承了這個(ge) 真理麵前人人平等，唯道是從(cong) 的思想。張栻在嶽麓書(shu) 院講學時，曾與(yu) 學生周奭討論“天”和“太極”的區別問題。周認為(wei) ：“天可言配，太極不可言合。天形體(ti) 也；太極，性也。”張栻同意學生的觀點，後來在自己的學術著作《孟子說》中，就完全采用了這一說法(見朱漢民《書(shu) 院精神與(yu) 儒家教育》，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89頁)。

《書(shu) 院精神與(yu) 儒家教育》

朱漢民 著

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不僅(jin) 如此，儒家大師往往鼓勵學生向老師問難。陽明龍場示諸生的教條中有一條“責善”，就鼓勵學生指出老師的過失和錯誤：“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le) 受而心感之乎？某於(yu) 道未有所得，其學魯莽耳，謬為(wei) 諸生相從(cong) 於(yu) 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yu) 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yu) 犯，而婉不至於(yu) 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王守仁《教條示龍場諸生》，《中國書(shu) 院史資料》上冊(ce) ，第755—756頁）清代李文炤在他撰寫(xie) 的《嶽麓書(shu) 院學規》中明確要求：“每日於(yu) 講堂講經書(shu) 一通。夫既對聖賢之言，則不敢褻(xie) 慢，務宜各頂冠束帶，端坐辨難。有不明處，反複推詳。或炤所不曉者，則煩劄記，以待四方高明者共相質證，不可蓄疑於(yu) 胸中也。”(《中國曆代書(shu) 院學記》，第34—35頁)

由於(yu) 主持書(shu) 院的大師名儒鼓勵質疑問難，並以身作則，所以書(shu) 院學術氛圍異常自由，師生之間和學生之間自由討論、切磋學問更是常態。明朝出現了會(hui) 講式書(shu) 院，如東(dong) 林書(shu) 院，每月定有開會(hui) 時間，開會(hui) 之先，由書(shu) 院散發請帖，開會(hui) 時由山長講一段，講畢，令學生自由討論，各抒己見，互相切磋，終以茶點散會(hui) 。“書(shu) 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與(yu) 研究，書(shu) 院裏的學生，無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態度，雖舊有山長，不過為(wei) 學問上之顧問，至研究發明，仍視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這種自由研究的精神，在現代學校中已不可見，就連始終提倡現代性體(ti) 製的胡適，也惋惜地說道，現代學校製度的建立“使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複現於(yu) 今日”(《書(shu) 院製度史略》，《中國書(shu) 院史資料》下冊(ce) ，第2597頁)。

現在像樣一點的大學都以研究型大學自詡，但中國古代書(shu) 院才是真正的研究性機構。它不僅(jin) 是一個(ge) 學者自修研究的場所，也是一個(ge) 學者間研究講學的場所。與(yu) 現代大學以表演性和交際性為(wei) 特色的學術活動（如各種學術會(hui) 議和學術演講）不同，書(shu) 院的一個(ge) 經常性活動是各路學者在書(shu) 院就一個(ge) 重大的理論問題展開辯論和討論。這在當時被叫作“會(hui) 講”。朱熹對“會(hui) 講”的理解是“會(hui) 友講學”（朱熹《盡心堂記》，《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而張栻對它的解釋則是“會(hui) 見講論”（張栻《答朱元晦秘書(shu) 》，《南軒文集》卷二十）。一個(ge) 著名的會(hui) 講例子就是朱熹和張栻於(yu) 一一六七年在嶽麓書(shu) 院舉(ju) 行的“朱張會(hui) 講。”這是史上記載的最早的一次會(hui) 講。這次會(hui) 講因為(wei) 在兩(liang) 個(ge) 大儒間進行，吸引了眾(zhong) 多讀書(shu) 人，盛況空前。據說當時嶽麓書(shu) 院門前車水馬龍，“學徒千餘(yu) ，輿馬之眾(zhong) 至飲池水立竭，一時有瀟湘洙泗之目焉”（康熙《嶽麓誌》卷三，見湖湘文庫本《嶽麓書(shu) 院誌》，第225頁）。

此次會(hui) 講的內(nei) 容沒有記錄下來，現在隻知道朱張二人圍繞《中庸》提出的中和問題，以及太極概念、知行問題、仁的問題、察識持養(yang) 問題等展開了激烈的爭(zheng) 論和討論，雖然最終並未就所有問題達成一致，但雙方都感到收獲極大。朱熹在當時就覺得：“相與(yu) 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學問之益，至幸至幸！”後來，在淳熙二年（1175），朱熹、陸九淵、呂祖謙三大儒在江西信州鵝湖寺舉(ju) 行過一次著名的會(hui) 講，史稱“鵝湖之會(hui) ”。淳熙八年（1181），陸九淵到朱子主持的白鹿洞書(shu) 院講“義(yi) 利之辨”，也是一次著名的會(hui) 講。這些會(hui) 講都已成為(wei) 中國哲學史上的著名事件。會(hui) 講通過不同學派思想的交流切磋，在推進思想發展的同時，也推動了書(shu) 院的發展，大大活躍了書(shu) 院的學術氣氛，形成了書(shu) 院自由討論的傳(chuan) 統。

現代學校是以學生能學到一技之長，將來在社會(hui) 上能有謀生之道為(wei) 根本目的的。雖然也說要重視學生的品德養(yang) 成，其實隻是說說而已，它的所有製度和課業(ye) 設置、教學方法、培養(yang) 手段，都以“掌握知識與(yu) 技能”為(wei) 唯一目的，以成績優(you) 劣為(wei) 判斷學生的唯一標準。目下流行的給學生排名次的做法便反映了此種以學生為(wei) 器的教育理念。學生的人格尊嚴(yan) 和隱私根本不在掌教者考慮之列。古代書(shu) 院一般不采取這種非人的做法。伊川曾批評舊官學以考試成績定學生高下的做法，明確指出：“學校禮義(yi) 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zheng) ，殊非教養(yang) 之道。請改試為(wei) 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朱熹、呂祖謙《近思錄》卷之九）在他看來，頻繁安排考試，給學生排名，鼓勵競爭(zheng) ，有違教育的本意和教養(yang) 之道。書(shu) 院一般沒有太多硬性的課業(ye) ，更沒有製度性的定期考試，這就給學生留下了足夠的時間自由思考和研究，即所謂“從(cong) 容涵玩”是也。

其實，頻繁考試以及伴隨而來的給學生排名次的做法，是功利主義(yi) 教育哲學的必然結果。本來古代官學也是與(yu) 書(shu) 院一樣，以為(wei) 人之學作為(wei) 辦學宗旨。但隨著科舉(ju) 製的興(xing) 起，官學逐漸淪為(wei) 科舉(ju) 考試的附庸。明經求道的為(wei) 己之學，變成了求取功名的記誦之學。對此明儒歸有光有非常尖銳的批評：“近來一種俗學，習(xi) 為(wei) 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仿效，更以通經學古為(wei) 拙……惟此學流傳(chuan) ，敗壞人材，其於(yu) 世道，為(wei) 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shu) 為(wei) 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為(wei) 攫取榮利之資……其得之者，亦不過酣豢富貴，蕩無廉恥之限，雖極顯榮，隻為(wei) 父母鄉(xiang) 裏之羞。”（歸有光《山舍示學者》，《震川先生全集》卷七）書(shu) 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為(wei) 矯正此弊而興(xing) 起的：“賢士大夫欲起而維之（指維護君子之學，明倫(lun) 之學），不得不複修濂洛關(guan) 閩之餘(yu) 業(ye) ，使人知所向往。”（葉向高《首善書(shu) 院記》，《中國曆代書(shu) 院記》，第138頁）

本著這個(ge) 認識，書(shu) 院的教學方法真正貫徹了夫子“行有餘(yu) 力，則以學文”的精神，反對記誦之學，主張在日常生活中求仁求道。張栻在《嶽麓書(shu) 院記》中就說：“今夫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以至於(yu) 飲食起居言動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wu) 可夫？”（《嶽麓書(shu) 院記》，第29頁）其次，教學方式靈活多樣，既有老師講授，更有師生討論問難；還有請各地不同學派的學者來書(shu) 院會(hui) 講。書(shu) 院以自學自修為(wei) 主，與(yu) 現代學校相比，書(shu) 院的課時課程也比較簡單靈活，留有大量時間給學生自己學習(xi) 思考。“院內(nei) 廣藏書(shu) 籍，使學生自修時候，不致無參考書(shu) 。此藏書(shu) 之多，正所以引起學生自由研究的興(xing) 趣……不獨藏書(shu) 很多，並且請有學者在院內(nei) 負指導責任。來茲(zi) 學者，如有困難疑惑處，即可向指導者請教。”（《書(shu) 院製度史略》，《中國書(shu) 院史資料》下冊(ce) ，第2594頁）自己獨自學習(xi) 時，“凡有所疑，專(zhuan) 置冊(ce) 記錄。同誌異時相會(hui) ，各出所習(xi) 及所疑，互相商榷”（呂祖謙《麗(li) 澤書(shu) 院學規·乾道五年規約》，《中國書(shu) 院史資料》上冊(ce) ，第198頁）。這就堪比現代的研究院階段的學習(xi) 了。然由於(yu) 摒棄了功利目的，書(shu) 院比現代大學的研究院更有利於(yu) 人格的養(yang) 成。

青年毛澤東(dong) 在比較現代學校與(yu) 書(shu) 院時就指出，現代學校的一個(ge) 壞處是“鍾點過多，課程過繁。終日埋頭於(yu) 上課，幾不知上課以外還有天，學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們(men) 的心思為(wei) 自動自發的研究……他壞的總根，在使學生立於(yu) 被動，消磨個(ge) 性，滅掉性靈，庸懦的隨俗浮沉，高才的相與(yu) 裹足。回看書(shu) 院，形式上的壞處雖然也有，但上麵所舉(ju) 學校的壞處，則都沒有”（毛澤東(dong) 《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國書(shu) 院史資料》下冊(ce) ，第2590—2591頁）。書(shu) 院的好處就是“課程簡而研討周，可以優(you) 遊暇豫，玩索有得。故從(cong) ‘研究的形式’一點說，書(shu) 院比學校實在優(you) 勝得多”（同上，第2591頁）。真正的創造性思想和成果總是從(cong) 自由思想中產(chan) 生，而不可能從(cong) 機械學習(xi) 中產(chan) 生。

現代學校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也重視討論課，但由於(yu) 種種原因，最主要的是現代教育以求術而不是求道為(wei) 主——所以常常是流於(yu) 形式。而古代書(shu) 院則不然，討論課是主要的教學形式。《朱子語類》、陽明的《傳(chuan) 習(xi) 錄》、張栻的《答問》等，都可說是討論課的記錄。一般總是學生或直接向老師提問，或是先表明自己對問題的看法，然後征求老師的意見。而老師或是同意，或是在先反對後提出正麵的意見，或是引導學生作深一層的理解。師生之間的問難論辯絕不是單向的，即老師把正確答案告訴學生，學生記下就完事，而是師生在問答中共同加深了對問題的理解。這種問答的例子在宋明大儒的文集中舉(ju) 不勝舉(ju) 。

《朱子語類》（全六冊(ce) ）

〔宋〕黎靖德 編

王星賢 點校

中華書(shu) 局2020年版

正因為(wei) 有這種“真理麵前人人平等”和“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原則，所以師生之間的關(guan) 係才能融洽和諧，親(qin) 如家人。書(shu) 院師生間真摯的感情，是現代學校師生關(guan) 係無法比擬的。毛澤東(dong) 青年時代曾就此指出：“學校的第一壞處，是師生之間沒有感情。先生抱一個(ge) 金錢主義(yi) ，學生抱一個(ge) 文憑主義(yi)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麽(me) 施教受教，一種商業(ye) 行為(wei) 罷了！”（同上，第2590頁）這個(ge) 觀察雖然尖銳，卻是道出了書(shu) 院與(yu) 現代學校的一個(ge) 根本區別。前者是人文精神的，後者則是商業(ye) 精神或資本主義(yi) 精神的。

雖然書(shu) 院的師生關(guan) 係比較親(qin) 密，但另一方麵又比較自由。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學術追求，自由流動，擇師而從(cong) ，使獨立的學術追求更為(wei) 便利和頻繁。師生關(guan) 係是建立在真正的學術追求基礎上，而不是什麽(me) 別的基礎上，所以容易造成學統和學派。清人黃以周雲(yun) ：南宋“講學之風豐(feng) 盛，奉一人為(wei) 師，聚徒數百，其師既歿，諸弟子群居不散，討論緒餘(yu) ，習(xi) 聞白鹿、石鼓諸名，遂尊其學館為(wei) 書(shu) 院”（《書(shu) 院精神與(yu) 儒家教育》，第5頁）。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現代學校在“科學管理”的名義(yi) 下，為(wei) 管理而犧牲學術和學生的自由選擇。毛澤東(dong) 青年時代便對此持激烈的批評態度：“學校的第二的壞處，是用一處劃一的機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賊人性。人的資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別，學校則全不管究這些，隻曉得用一種同樣的東(dong) 西去灌給你吃……自有劃一的教授，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性。自有機械的管理，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格。這是學校的最大缺點。”（毛澤東(dong) 《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國書(shu) 院史資料》下冊(ce) ，第2590頁）

由於(yu) 書(shu) 院是人文精神的產(chan) 物，所以書(shu) 院不但是一個(ge) 狹義(yi) 的教育機構，也是廣義(yi) 的文化機構。首先，書(shu) 院采取開放式辦學，雖然招生的正式生徒數量有限，但書(shu) 院還麵向廣大社會(hui) 開放辦學，不但打破官學限製生徒異地入學的規定，還不限製院外士人來書(shu) 院聽講，凡是有誌於(yu) 學問者，都可以來書(shu) 院聽講。如陸九淵講學於(yu) 象山書(shu) 院五年，四方士子訪問者達千人之多。其次，書(shu) 院的會(hui) 講到了明代發展為(wei) 講會(hui) 製度，並在各地出現了相當多的講會(hui) ，使之成為(wei) 學術傳(chuan) 播與(yu) 社會(hui) 教化的重要途徑。此外，書(shu) 院的藏書(shu) 和刻書(shu) 活動也是書(shu) 院傳(chuan) 播和普及文化的重要方式。書(shu) 院藏書(shu) 除了為(wei) 本院師生的教學、學術研究外，不少書(shu) 院的藏書(shu) 還向院外開放，具有公共圖書(shu) 館的性質。如湖南益陽箴言書(shu) 院的《箴言書(shu) 院規製》中規定：“凡院外之人願讀某書(shu) 者，自具薪水蔬油來院，呈明監院，限以日月而借之，仍不許出院門，其標記、賠償(chang) 之法悉如前。”（《書(shu) 院精神與(yu) 儒家教育》，第41頁）書(shu) 院的這種開放性，至少許多中國大學現在都做不到。

古代書(shu) 院早已是明日黃花，它的精神還能活在今天嗎？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