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泰 著《中國本土闡釋學的精彩演進》出版暨後記

書(shu) 名：《中國本土闡釋學的精彩演進》

作者: 陳其泰

出版社: 商務印書(shu) 館

出版年: 2025-11

【作者簡介】

陳其泰，男，1939年10月出生，廣東(dong) 豐(feng) 順人。1963年畢業(ye) 於(yu) 中山大學曆史係。現為(wei) 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dong) 大學兼職教授，全國哲學社會(hui) 科學規劃學科組成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zhuan) 家。出版《陳其泰史學萃編》（九卷）、《中國史學史·近代卷》、《從(cong) 文化視角研究史學》、《曆史學新視野——展現民族文化非凡創造力》、《百部經典·文史通義(yi) （解讀）》、《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何以通向馬克思主義(yi) 》等著作十餘(yu) 種。主編《20世紀中國曆史考證學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yi) 史學的理論成就》分獲北京市第九屆、第十一屆哲學社會(hui) 科學優(you) 秀成果二等獎、一等獎；著《中國曆史編纂學史》五卷本，共240餘(yu) 萬(wan) 字，榮獲北京市哲學社會(hui) 科學優(you) 秀成果二等獎、教育部第九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you) 秀成果獎（人文社會(hui) 科學）二等獎；所著《陳其泰史學萃編》榮獲北京市第十五屆哲學社會(hui) 科學優(you) 秀成果一等獎。在《人民日報》《曆史研究》《中國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300餘(yu) 篇，由《新華文摘》全文轉載11篇。

【內(nei) 容簡介】

建構具有民族特色的現代闡釋學屬當前學術熱點，為(wei) 此必須首先重視發掘和總結本國的學術資源，而春秋公羊學說是“中國本土闡釋學”的優(you) 秀代表，它上下推演長達兩(liang) 千年，理論成果繁富，具卓越智慧和深邃哲理。在本書(shu) 中，作者逐次闡釋了春秋公羊學的政治性、變易性、解釋性三大特征；曆代公羊學名家結合不同的時代條件對“大一統”“三世說”“通三統”“夷夏可變論”等重要命題所作的理論闡釋；公羊學說在西漢和晚清時期兩(liang) 次風靡於(yu) 世的社會(hui) 基礎，以及在政治、文化領域產(chan) 生的巨大推動作用；晚清公羊學雙軌並進的哲理啟示；公羊學變易觀何以成為(wei) 晚清接受西方近代進化論的橋梁；公羊學說的現代意義(yi) 等重大理論問題。

【目錄】

前言 / 1

今文公羊學說的獨具風格和曆史命運 / 19

闡釋學視野下公羊學“三世說”的精彩演進 / 44

晚清公羊學盛行所傳(chuan) 遞的文化信息 / 58

晚清公羊學複興(xing) 的社會(hui) 文化條件與(yu) 演進特色 / 85

經學史上的獨特景觀：論晚清公羊學的理論創造活力 / 118

晚清公羊學雙軌並進及其哲理啟示 / 144

民族文化認同的內(nei) 涵、淵源和演進 / 174

公羊學說與(yu) 晚清曆史文化認同的推進 / 182

傳(chuan) 統曆史闡釋學激活當代學術 / 192

中國曆史編纂學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 / 198

創造性闡釋司馬遷傑出思想 / 207

西漢人心目中的《春秋》 / 226

【後記】 

公羊學定然重放光彩

這篇後記主要圍繞公羊學的獨具風格和當代價(jia) 值講三點認識，總的目的是希望讓更多人理解公羊學的重要意義(yi) ，經過學術界共同努力，把這一領域的研究向前推進。

第一個(ge) 問題，深刻認識、總結公羊學的卓越智慧和深邃哲理，助力建構具有濃鬱民族風格的當代中國闡釋學學科體(ti) 係。

公羊學的發端是在戰國時期。按照傳(chuan) 統說法，《春秋》由孔子修成。這是一部很重要的經典，通過褒貶手法來講春秋大事。所以，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luan) 臣賊子懼”；又說《春秋經》具有綱紀天下的作用，是“行天子之事”。可是，《春秋》的記載特別簡略，寫(xie) 春秋時期242年史事隻用了一萬(wan) 五六千字。這就需要對它加以解釋，於(yu) 是產(chan) 生了三部經書(shu) ，分別是《左傳(chuan) 》《穀梁傳(chuan) 》《公羊傳(chuan) 》。《左傳(chuan) 》主要以史實來解釋，《公羊傳(chuan) 》則以義(yi) 理來解釋，也就是闡釋《春秋》的“微言大義(yi) ”。《公羊傳(chuan) 》的傳(chuan) 承始於(yu) 戰國中晚期，原先是口耳相傳(chuan) ，至西漢景帝時才著於(yu) 竹帛，作者署名即為(wei) 最初傳(chuan) 授者公羊高。

《公羊傳(chuan) 》雖然也很簡略，但由於(yu) 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yi) ，所以在西漢時期流行天下，成為(wei) 受朝廷、學者和眾(zhong) 人特別推崇的一部經典。《兩(liang) 漢三國學案》的作者唐晏講道：“凡朝廷決(jue) 大疑，人臣有獻替，必引《春秋》為(wei) 斷。” 所指就是按照公羊學家解釋的《春秋》。用春秋學說解決(jue) 西漢重大問題最為(wei) 轟動的事件，莫過於(yu) 在武帝之後不久處理假冒太子之事。漢武帝去世後，繼承帝位的漢昭帝隻有12歲，當時有人就利用新皇帝威嚴(yan) 不足之機，冒充衛太子出現於(yu) 長安城。衛太子即武帝原先所立太子劉據，九年前因巫蠱之禍逃出長安，自殺於(yu) 湖縣。但也有傳(chuan) 言說太子未死，尚流落民間。這個(ge) 假冒者姓成，湖縣人，原以算卦為(wei) 業(ye) ，別人說他相貌很像衛太子，於(yu) 是他便借此招搖撞騙。他乘坐牛車來到長安城，謊稱自己是衛太子，讓人趕快報告宮中。消息一出，整個(ge) 長安城頓時轟動起來，因為(wei) 這關(guan) 係到帝位歸屬問題。當時，上至漢昭帝下到百官，還有長安城的吏民，都非常驚恐、混亂(luan) ，不知道怎麽(me) 辦才好。如此混亂(luan) 局麵卻硬是被京兆尹雋不疑引用《春秋經》給鎮了下去！他趕到現場後，立即喝令從(cong) 吏把假冒者綁起來，並說，按照《公羊傳(chuan) 》，這是犯罪行為(wei) ，即便真是衛太子，那也是有罪之人，一下子就把混亂(luan) 局麵平息了。可見《公羊傳(chuan) 》在西漢時的權威性。西漢時期，需要鞏固全國統一局麵和封建中央集權，需要建立製度、興(xing) 造多所設施，而公羊學說主張“改製”，主張對政治進行強有力的幹預，因而成為(wei) 朝野共尊的政治指導思想和學術指導思想。董仲舒就因精通公羊學而受到武帝激賞，成為(wei) 一代儒宗。當時，依據公羊學者講論的《春秋經》儼(yan) 然有如一部“聖經”，成為(wei) 處理朝政和指導社會(hui) 生活的最高權威。其決(jue) 策、指導作用可以歸納為(wei) 以下四個(ge) 方麵：決(jue) 定朝政大事；用《春秋》決(jue) 獄判案；大臣奏議，常引《春秋》作立論之有力根據；處理邊境民族問題。到了東(dong) 漢，著名學者何休寫(xie) 了一部《春秋公羊解詁》，綜合了漢代公羊學的成果，創造性地加以發揮，使其更具體(ti) 係性。可是，東(dong) 漢以後，社會(hui) 結構趨於(yu) 穩定，主張“尊古”、傾(qing) 向保守的古文經學更適合於(yu) 作為(wei) 封建政治的指導思想，勢必取代主張“改製”“變易”的今文學說的尊崇地位。自此今文公羊學說消沉一千餘(yu) 年，幾乎無人問津。清朝中葉以後，中國社會(hui) 處於(yu) 大變動的前夜，要求有新的哲學觀為(wei) 社會(hui) 變革開辟道路。今文學說經過長期“澌滅殆盡”之後，又重新興(xing) 起、走向曆史舞台的中心。這就是公羊學近乎戲劇性的曆史命運，曆時千載，跌宕起伏，形成了史上之奇觀。這是它第一個(ge) 特點。

第二個(ge) 特點：公羊學說是專(zhuan) 門解釋《春秋經》的，它從(cong) 一個(ge) “三世說”簡單的命題一直發展到非常繁富的學說，能夠指導社會(hui) 變遷、社會(hui) 運動。《公羊傳(chuan) 》在隱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三處傳(chuan) 文都講：“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chuan) 聞異辭。” 這是後來公羊學者推演的“三世說”的雛形。它當時主要是講文字記載有不同，人們(men) 對記載這個(ge) 事件的感情有深淺。為(wei) 什麽(me) 文字記載有不同呢？因為(wei) “所見”的時代是親(qin) 眼見到的，了解得詳細，文字記載也就詳細。再往前，“所聞”的時代，就是父親(qin) 一輩的時代，那是聽說的，所以記載就比較簡略，感情就沒有那麽(me) 深。再往前，“所傳(chuan) 聞”時代，就是曾祖父或高祖父的那一代，年代久遠，記載就更簡略了，記載人所投注的情感就更加淡漠。到了西漢時期，董仲舒推進了《公羊傳(chuan) 》“三世異辭”之說，初步顯示出把春秋242年劃分為(wei) 所傳(chuan) 聞、所聞、所見三個(ge) 階段的意向。《春秋繁露·楚莊王》說：“《春秋》分十二世以為(wei) 三等：有見，有聞，有傳(chuan) 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chuan) 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chuan) 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chuan) 聞九十六年。” 到了東(dong) 漢末年，何休著《春秋公羊解詁》，把公羊“三世說”發展成為(wei) 一個(ge) 很有理論體(ti) 係、很有哲學內(nei) 涵的學說體(ti) 係，即據亂(luan) 世、升平世、太平世。據亂(luan) 世，是“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相當於(yu) 原來的“所傳(chuan) 聞”；升平世，是“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相當於(yu) 原來的“所聞”；太平世，是“夷狄進至於(yu) 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相當於(yu) 原來的“所見”。到了太平世，中原諸夏的文化範圍擴大，不再區分夷夏，原來的夷狄像楚國、吳國已經進了爵成為(wei) 楚子、吳子，從(cong) 而實現“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天下沒有民族間的矛盾、分歧和歧視，而達到文明發展的盛世。當時現實社會(hui) 充滿著矛盾，還有很多不平等和不合理，何休能有這樣遠大的理想，確實令人佩服。所以楊向奎先生說，何休構建了相當完備的公羊學說體(ti) 係。當代也有學者認為(wei) ，何休所提出的“太平世”觀念，能夠與(yu) 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相媲美，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兩(liang) 個(ge) 最重要的成果。到了清朝中葉，在龔自珍、魏源筆下，“三世說”變成批判封建統治、認識民族危機，以及喚起救亡圖存意識和改革勇氣的思想武器。龔自珍將據亂(luan) —升平—太平改造成治世—衰世—亂(luan) 世的新“三世說”，用來論證封建統治陷入危機。他用“早時—午時—昏時”來概括封建勢力由盛到衰的規律：日之早時，“照曜人之新沐濯，滄滄涼涼”，“吸引清氣，宜君宜王”；日之午時，“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飲和氣，宜君宜王”；到了昏時，“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莫氣，與(yu) 夢為(wei) 鄰”，“不聞餘(yu) 言，但聞鼾聲，夜之漫漫，鶡旦不鳴，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wei) 之鍾鼓，神人為(wei) 之波濤矣”。公羊“三世說”得到了革命性的改造後，就成為(wei) 占據晚清學術思想主導地位的理論，與(yu) 近代社會(hui) 的進程關(guan) 係密切，尤其是與(yu) 清朝滅亡直接相關(guan) 。戊戌時期，康有為(wei) 將公羊“三世說”與(yu) 建立君主立憲的主張結合起來，形成具有資產(chan) 階級性質的進化理論。其要義(yi) 是：據亂(luan) —升平—太平“三世”相當於(yu) 君主專(zhuan) 製—君主立憲—民主共和三個(ge) 階段，是天下萬(wan) 國共同的普遍規律。所以，變法維新是曆史的必然，是達到太平盛世的必由之路。由此可見，在公羊學說的曆史推演當中，它的演進道路是非常精彩的，它的理論內(nei) 涵是很深刻的，它的哲理價(jia) 值是非常高的。

第三個(ge) 特點：公羊學“三世說”的演進和命運是史上之奇觀，它的闡釋體(ti) 係則是智慧之樹，從(cong) 簡單的枝葉最後變成繁茂的大樹，是古今中外曆史上罕見的現象。我們(men) 對先輩苦心孤詣創造的理論成果，一定要大力弘揚，要把它的當代價(jia) 值充分發揮出來，讓它重放異彩，讓這棵舉(ju) 世罕有的智慧之樹再度綻放出繁茂的新花，這是當代學人的光榮職責。當前，我們(men) 要構建闡釋學的中國學派，對於(yu) 西方闡釋學理論中有科學依據、有進步意義(yi) 的要加以吸收，但一定不能讓本土的闡釋學缺席，不能讓公羊學這麽(me) 有理論意義(yi) 、有深刻智慧的學說缺席。我們(men) 必須讓公羊學發揮它的寶貴作用，將它構建到我們(men) 的學術體(ti) 係當中，而且讓它能夠走向世界，對世界史學理論作出貢獻。如果不是這種態度的話，那是我們(men) 嚴(yan) 重的失職，等於(yu) 是進山尋寶，結果滿山的寶貝沒有看見，空手而還，那將是很大的損失。因此，我們(men) 要認識公羊學獨特的意義(yi) 、獨特的風格。它的闡釋學經驗可以總結為(wei) 三項：第一項，要闡釋的是一部具有重大意義(yi) 的經典，這個(ge) 經典同民族的曆史、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命運有密切關(guan) 係。第二項，對於(yu) 它的解釋不能原地踏步，應該根據時代需求不斷地豐(feng) 富智慧，不斷地推演發揮，由淺入深，由簡單到複雜，能夠推動時代的演進，讓它變成一棵繁茂的大樹，開出無數的花朵。第三項，必須有學術巨子精通這個(ge) 經典，還能培養(yang) 出一批人才，這些人才能根據學術巨子的創造加以繼承、推進。這三條經驗對於(yu) 闡釋學的發展是相當有意義(yi) 的，我們(men) 一定不要忽略。

第二個(ge) 問題，嘉道時期曆史變局與(yu) 公羊學的複興(xing) 。

嘉道時期，及時體(ti) 察曆史變局是關(guan) 係中華民族命運的大事情，主要有三大任務。一是要認識到危機已迫在眉睫。當時的統治者和士林階層普遍以為(wei) 中國仍處於(yu) 盛世，仍在“醉夢升平”之中，殊不知國內(nei) 矛盾已經非常尖銳，財政空虛、官僚腐敗……處於(yu) 十分嚴(yan) 峻的時刻。隻有龔自珍、魏源等少數先知先覺者憂心忡忡，夙夜不安，規劃天下大計。二是要認識到救亡圖存的重要意義(yi) ，要倡導政治和社會(hui) 改革，開拓出一條新路。既然社會(hui) 危機已經十分嚴(yan) 重，就必須對當前的製度進行改革，才能挽救危局。三是要認識到外部世界的廣闊，眼光不能隻局限於(yu) 國內(nei) ，要勇敢邁出向西方學習(xi) 這一步。正如魏源所說：“地氣天時變，則史例亦隨世而變。” 新的曆史變局意味著，中國人對於(yu) 外國事物應由過去的傲慢排拒轉變為(wei) 學習(xi) 外國的先進文化，即“師夷長技以製夷”。這就為(wei) 公羊學複興(xing) 創造了必要的社會(hui) 條件。

龔自珍、魏源之所以能夠在新的曆史變局下完成對公羊學的革命性改造，是因為(wei) 在他們(men) 之前已有莊存與(yu) 和劉逢祿豎起了公羊學複興(xing) 的大旗。莊存與(yu) 是首先揭起複興(xing) 序幕的人物，他的學術影響了其從(cong) 子述祖，孫綬甲，外孫宋翔鳳、劉逢祿。他們(men) 皆喜談公羊學說，形成清代著名的常州學派，劉逢祿尤能傳(chuan) 其學。劉逢祿著成《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一書(shu) ，以大量的例證和精彩的議論，深刻地闡發了“張三世”“通三統”和“大一統”理想，從(cong) 而為(wei) 清代公羊學樹立了宏大的規模、奠定了基礎。這是劉逢祿的重大貢獻。他的另一重大貢獻，是獎掖青年學者龔自珍、魏源，壯大公羊學的隊伍。他深知弘揚公羊學說任重道遠，本人以繼往開來自任，更希望有聞風而起者共同擔負繼此絕學的重任。他在京師結識了龔自珍、魏源，立即在學術思想上產(chan) 生了共鳴。道光六年（1826），龔自珍、魏源雙雙參加會(hui) 試。劉逢祿是分考官之一，他發現有兩(liang) 份經義(yi) 精深、見解驚人而又引證浩博的試卷，斷定是龔自珍、魏源兩(liang) 人答卷，於(yu) 是極力推薦，可惜兩(liang) 人竟未能被選拔。他寫(xie) 了感人的《傷(shang) 浙江、湖南二遺卷詩》，極讚龔自珍的見識才華，比之為(wei) “紅霞噴薄作星火，元氣蓊鬱輝朝暾”；又稱譽魏源為(wei) “無雙國士長沙子”，“暗中劍氣騰龍鱗”。

龔自珍在京師從(cong) 劉逢祿受《春秋公羊傳(chuan) 》，此舉(ju) 對龔自珍實有改變其一生學術方向的重大意義(yi) 。他為(wei) 此寫(xie) 了著名的詩句：“昨日相逢劉禮部，高言大句快無加；從(cong) 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dong) 京賣餅家。” 蟲魚學，指樸學末流煩頊考據、脫離實際的學風。賣餅家，指公羊學。後兩(liang) 句詩是他的宣言，明確宣告自己要與(yu) 煩瑣考據決(jue) 裂，不再沉醉於(yu) 考證之學，而是接受公羊學，進而喚醒民族危機感，喚醒改革的意識。當時考證學專(zhuan) 注於(yu) 古籍中的學問，已經與(yu) 時代需要嚴(yan) 重脫節，正如龔自珍詩句中所描述的：“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shu) 都為(wei) 稻粱謀。” 實際上，考證陣營中也已有學者認識到士人群集於(yu) 脫離實際的考證之學終究不是治學的正途。趙翼著《廿二史劄記》，倡言要探究“有關(guan) 於(yu) 治亂(luan) 興(xing) 衰之故者”。俞正燮撰《癸巳類稿》書(shu) 中有多篇與(yu) “經世”密切相關(guan) ，如《駐紮大臣原始》《俄羅斯事輯》《總河近事表》等。這裏更要提到段玉裁，他的言論同樣發人深省。段氏是戴震的得意學生，著有《說文解字注》，人稱“戴段二王（念孫、引之父子）”。這麽(me) 一位古文經學派的著名學者，到其晚年卻對治學的方向作了深刻的反思，後悔自己一生隻作具體(ti) 問題考證，未能達到深一層的學問，說：“喜言訓詁考核，尋其枝葉，略其本根，老大無成，追悔已晚。” 他在致王念孫信中，將考證學末流終日沉溺於(yu) 抄輯排比史料、不重視經世致用之學，直接比喻作黃河泛濫式的災難。龔自珍是段玉裁的外孫，其學術卻未承受外祖父的舊業(ye) ，而是關(guan) 注現實問題，警告“衰世”已經到來，尤其是對當時官場的惡濁空氣作了深刻揭露和有力鞭撻。他寫(xie) 作的政論《明良論》四篇，不僅(jin) 淋漓盡致地描繪出官僚集團種種醜(chou) 態，更深入分析官僚群體(ti) 的心態特點，從(cong) 製度上探討官僚政治腐敗的根由。段玉裁讀了此文後，喜不自禁，寫(xie) 了評語褒獎：“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髦矣，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恨矣！” 這些都證明學術風向已經發生變化。

由於(yu) 對現實社會(hui) 危機觀察特別深刻，龔自珍警告封建統治的“衰世”已經到來，大聲疾呼實行改革是曆史的必然。在舉(ju) 世昏昏然如夢如癡的時候，他卻深刻感受到社會(hui) 危機的深重，憂慮憔悴、日夜不安。他發出有力的警告：“亂(luan) 亦竟不遠矣！”龔自珍進一步描繪了一幅社會(hui) 行將解體(ti) 的慘狀：“履霜之屩，寒於(yu) 堅冰；未雨之鳥，戚於(yu) 飄搖；痹癆之疾，殆於(yu) 癰疽；將萎之華，慘於(yu) 槁木。” “變”，是乾隆末年以後由盛到衰轉折時代的本質，龔自珍以他深刻的洞察力抓住了這一“變”的特點。為(wei) 了給“衰世”的現實尋找療救的藥方，將人們(men) 從(cong) 渾渾噩噩的狀態中喚醒過來，必須總結出一套時代所需要的變革的哲學，以此作為(wei) 改造現實、挽救危機的武器。因此，他對公羊“三世說”進行了革命性改造，並且發揚了公羊家法把學術與(yu) 政治密切結合起來的傳(chuan) 統。他指斥脫離實際的煩瑣考據，反對“萬(wan) 喙相因”、模擬顛倒的八股文，主張學術要“探世變”和“憂天下”。他本人身體(ti) 力行，究心於(yu) 與(yu) 現實密切相關(guan) 問題的研究，取得了出色的成績，所撰名文《西域置行省議》，第一個(ge) 明確提出新疆應設立行省。光緒十年（1884），新疆果然設立行省，他的預言得到了證實。

魏源是龔自珍的摯友，兩(liang) 人同被稱為(wei) 晚清今文公羊學之健將。他們(men) 學術誌趣相投，在大力倡導“以經議政”、批判專(zhuan) 製統治的黑暗腐朽、呼喚變革、主張民族間和好相處、倡導經世學風等項，彼此的主張若合符節。與(yu) 一些隻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書(shu) 生不同，在鴉片戰爭(zheng) 發生之前，魏源即兼具遠見卓識和實踐經驗，他在當時三個(ge) 與(yu) 國計民生關(guan) 係極大而又百弊叢(cong) 集的部門：漕運、鹽政和水利，都參與(yu) 策劃過有聲勢、有成效的改革措施，或者寫(xie) 出很有價(jia) 值的著作。他對水利問題尤其有研究。他的足跡遍及兩(liang) 湖、江浙、魯、皖、冀、豫等省區。每到一處，必就當地水利問題證之於(yu) 曆史記載，詢之於(yu) 土人居民，行之於(yu) 實地勘察，探求問題之所在，思考興(xing) 利除害之辦法。道光二十一年（1841），他寫(xie) 成《籌河篇》，係統總結了治理黃河的經驗教訓，對河患以及如何治理黃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當時，黃河連年災害成為(wei) 國家心腹之患。汛期一到，四處埋伏險情，年年告急，每年耗費以千百萬(wan) 兩(liang) 白銀計。當時的黃河是南行從(cong) 淮河下遊入黃海，而流行的看法是“必不可聽任北行”。魏源詳細總結清朝以來曆次黃河決(jue) 口和治理的教訓，以大量事實證明：每次黃河北決(jue) ，要徙之重新南行，都是難之又難，因為(wei) 這是違反地勢水性的錯誤做法。北決(jue) ，則符合地勢向下的規律，而每次從(cong) 北岸決(jue) 口，河水必定貫穿張秋運河，再沿大清河入海，這正是黃河的天然河道。魏源的卓越之處更在於(yu) ，他認識到治河不僅(jin) 是工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ge) 社會(hui) 問題。那些提出種種阻撓借口的人，骨子裏是企圖利用黃河禍患頻繁、國家靡費浩巨而從(cong) 中貪汙中飽。正像魏源所預見的“人力縱不改，河必自改之”，十三年後，黃河果然從(cong) 蘭(lan) 考附近的銅瓦廂向北衝(chong) 開決(jue) 口，滾滾黃河水沿著故道，從(cong) 大清河流入渤海，那班拚命阻撓魏源正確主張的人，再也無力阻擋黃河按照地勢水性之必然向東(dong) 北奔流。從(cong) 此一百多年黃河再不改道，直至今日。可以說重視變革和創新的公羊曆史哲學思想對魏源有很大影響，使他對治河能提出如此的卓識和科學的預見。

魏源對於(yu) 公羊學理論又有獨創性的建樹，因為(wei) 他在鴉片戰爭(zheng) 之後又生活了16年，對於(yu) 時局的變遷又有進一步的觀察，因而在突破傳(chuan) 統學術的舊格局、主張了解外部世界的廣闊和先進性方麵，體(ti) 現出在中西文化撞擊背景下公羊學說的質的飛躍。《海國圖誌》是其代表作，全書(shu) 氣魄宏偉(wei) ，內(nei) 容詳博，兼有實用性和直觀性的特點，堪稱當時中國乃至東(dong) 方最詳備的世界史地文獻總匯。魏源呼籲人們(men) 認識西方侵略的危險，奮起禦侮圖強。而這部巨著更加重要的意義(yi) ，是開創了解外國的風氣、提出向西方學習(xi) 的新課題。在當時，如何勇敢地打破長期閉關(guan) 鎖國、與(yu) 世隔絕狀態形成的排拒意識和愚昧偏見，放下“天朝上國”的架子，承認西方製度文化比中國先進、中國應該學習(xi) 西方？這些是鴉片戰爭(zheng) 這場劇變，驟然地向我們(men) 的先輩提出的極為(wei) 複雜、困難和嚴(yan) 峻的課題。正是魏源這位具有公羊學變易觀點的哲人，對這些問題作了出色的回答，明確地主張在堅持獨立、反抗侵略的前提下，了解世界、學習(xi) 西方，尋找救國真理。《海國圖誌》一書(shu) ，成為(wei) 中國進步思想界認識中國社會(hui) 走向近代化這一曆史潮流的起點。

第三個(ge) 問題，戊戌維新時代潮流與(yu) 公羊學風靡天下。

關(guan) 於(yu) 戊戌時期公羊學風靡天下，有許多史料可以證明。夏曾佑曾說：“好學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學。” 張之洞於(yu) 1903年寫(xie) 有一首《學術》詩，自注曰：“二十年來，都下經學講《公羊》，文章講龔定庵，經濟講王安石，皆餘(yu) 出都以後風氣也。遂有今日，傷(shang) 哉！” 這位晚清重臣原本是想借此詩句表達對晚清二十年間學術風尚變遷的感慨與(yu) 不滿，然而他所始料不及的是，這首詩恰恰成為(wei) 晚清今文公羊學說盛行的有力佐證！葉德輝也寫(xie) 有關(guan) 於(yu) 公羊學說至晚清所向披靡的一段話，他不隻是表達傷(shang) 感之情，而是直接咒罵晚清公羊學盛行導致了清朝的滅亡！“曩者光緒中葉，海內(nei) 風尚《公羊》之學，後生晚進，莫不手先生文一編。其始發端於(yu) 湖、湘，浸淫及於(yu) 西蜀、東(dong) 粵，挾其非常可怪之論，推波揚瀾，極於(yu) 新舊黨(dang) 爭(zheng) ，而清社遂屋。” 張之洞和葉德輝堪稱是提供了極其難得的史料，證明晚清時期今文學說盛行海內(nei) ，形成波瀾壯闊的浩大聲勢，改變了人們(men) 的思想觀念，導致了清朝專(zhuan) 製統治迅速滅亡的巨大曆史變局。

晚清許多愛國誌士共同的思想軌跡是：他們(men) 由於(yu) 國內(nei) 政治腐敗、外侮日亟的刺激，不滿於(yu) 正統地位的哲學觀，因而苦苦地進行過哲學的探索，由此而走向中國的樸素進化觀——公羊學說，然後經由中國本土的進化觀接受並服膺西方進化論，大力傳(chuan) 播，用它來觀察曆史與(yu) 未來。在當時，愛國誌士—喜讀公羊—服膺西方進化論三位一體(ti) ，成為(wei) 引人注目的現象。康有為(wei) 、梁啟超不必說，譚嗣同、黃遵憲、唐才常、蔡元培、陳垣等，也都服膺公羊學說，在他們(men) 的論著、詩作和演講中常加引用，以此觀察時代進步和學術的遞嬗。啟功就曾回憶說：“清末學術界有一種風氣，即經學講《公羊》，書(shu) 法學北碑。陳老師（指陳垣）平生不講經學，但偶然談到經學問題時，還不免流露公羊學的觀點。” 以上每一個(ge) 人物都很值得研究，很值得作為(wei) 重要課題，這對於(yu) 當前開拓學術新領域、找到新的學術增長點非常有意義(yi) 。這裏隻舉(ju) 梁啟超為(wei) 例。

首先，梁啟超的政論和學術著作都洋溢著強烈的愛國思想，他一生的各個(ge) 時期都突出表現了高昂的愛國感情。1896年，年僅(jin) 24歲的梁啟超擔任《時務報》主筆。他所撰寫(xie) 的富於(yu) 感召力的文章，打破了頑固派長期統治造成的閉目塞聽的狀態，將列強瘋狂侵略、中國麵臨(lin) 亡國滅種危險的情景突出地顯示在人們(men) 麵前，滿腔熱情地呐喊變革進取是不可抗拒的規律。《時務報》成為(wei) 維新派的喉舌，風行海內(nei) ，發揮了極大的宣傳(chuan) 新思想的作用，數月之內(nei) 銷至12000份，“舉(ju) 國趨之，如飲狂泉”。他曾回憶當時廢寢忘食、揮汗執筆的情景：“忝任報中文字，每期報中論說四千餘(yu) 言，歸其撰述。東(dong) 西各報二萬(wan) 餘(yu) 言，歸其潤色。一切公牘、告白等項，歸其編排。全本報章，歸其複校。十日一冊(ce) ，每冊(ce) 三萬(wan) 字。啟超自撰及刪改者幾萬(wan) 字，其餘(yu) 亦字字經心經目，六月酷暑，洋燭皆變流質，獨居一樓上，揮汗執筆，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記當時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來，分七八人始乃任之。” 一個(ge) 人做了七八個(ge) 人的工作，這樣全身心投入地從(cong) 事變法運動的宣傳(chuan) ，宜乎人們(men) 普遍地將《時務報》與(yu) 梁啟超的名字直接聯係在一起。他所發表的《變法通議》等文章，極大程度地喚醒了人們(men) 認識國家前途的危險和維新救國的迫切，為(wei) 近代啟蒙運動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1915年初，袁世凱加緊複辟陰謀的實施。梁啟超在“籌安會(hui) ”出現第七天時，連夜起草《異哉所謂國體(ti) 問題者》，義(yi) 正詞嚴(yan) 地反對帝製陰謀。8—9月，他與(yu) 蔡鍔等多次密商，確定由蔡鍔秘密到雲(yun) 南發難討袁。梁在上海，為(wei) 雲(yun) 南前線指揮作決(jue) 策，連續草擬了大量文告、通電，發到前方。1916年3月，梁啟超偷渡香港、越南，曆經艱險，袁世凱派軍(jun) 警、密探沿途搜查、緝拿或暗殺，又通過法國政府指使越南當局緝捕，在如此危險情況下，梁啟超經過千般曲折，或反鎖於(yu) 船艙暗室，或晝伏夜行，化裝改扮，秘密地經過越南海防、帽溪，曆時半月，終於(yu) 到達廣西龍州。途中這樣危險艱苦，但他還起草了《護國軍(jun) 政府宣言》等文件。在帽溪山中得大病，病起後又振筆著成《國民淺訓》，約2萬(wan) 字，三日夜寫(xie) 成。梁啟超發動討袁，策劃護國戰爭(zheng) ，為(wei) 保衛辛亥革命所建立的民主共和製度建立了殊功，堪稱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壯舉(ju) 。

其次，梁啟超運用新觀點、新方法、新範式，撰寫(xie) 了幾十種學術著作，無可爭(zheng) 議是中國學術近代化的傑出奠基者。近代學術與(yu) 傳(chuan) 統學術是不同時代的產(chan) 物，從(cong) 內(nei) 容到著述形式都有根本不同，不但要以新的哲學思想、曆史觀點作指導，而且研究方法和著述範式也與(yu) 舊學術迥異。梁啟超是這一轉型的重要推動者，取得了具有開拓性的曆史功績。他所撰寫(xie) 的三部學術史論著，堪稱傳(chuan) 世之作，影響和貢獻特別大。《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以前所未見的高度的洞察力、概括力和理性，氣勢磅礴地概述了我國數千年學術思想演進的曆史趨勢，精辟地評價(jia) 了數以百計的思想家、學者及其著作的研究成果，開創了學術史書(shu) 寫(xie) 的新範式。胡適後來走上研究中國哲學史的道路，即直接受到此文的影響。《清代學術概論》概述了清代學術的演變曆程，論述各個(ge) 階段的趨勢、時代條件和主要成就，評價(jia) 了三百年間所有主要學者的曆史地位，做到縱橫論列，氣勢非凡、又巨細兼顧，分析精當，全文尚不足七萬(wan) 字，卻被譽為(wei) 一部“無所不包”的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約24萬(wan) 字）的內(nei) 容與(yu) 《清代學術概論》互相發明。《清代學術概論》所重在“論”，闡述學術思潮的源流變化，分析各個(ge) 時期及其代表人物的成就與(yu) 不足。《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所重在“史”，有充足的篇幅，更加全麵、深入而翔實地敘述一代學術發展的曆史，因而此書(shu) 各章對於(yu) 前書(shu) 均是重要的發揮、補充。郭沫若曾評價(jia) 梁啟超的巨大影響力說：“梁任公的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wei) 一個(ge) 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製度被資本主義(yi) 衝(chong) 破了的時候，他負載著時代的使命，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習(xi) 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chan) 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讚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ge) 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

再次，梁啟超是在學理上為(wei) 近代民族觀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貢獻的人物。他在1902年揭起“新史學”大旗之前後，即對民族觀多有涉及，此後，他又相繼寫(xie) 成《曆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春秋載記》《戰國載記》《中國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文，初步構建了近代民族觀的理論。一是，他以大量確鑿的證據，論證中華民族“多元結合”“諸夏一體(ti) ”，經曆數千年而形成的複雜而穩固的民族，標誌著中國人對曆史文化認同的認識至此取得了意義(yi) 重大的突破。二是，他從(cong) 理論上揭示出中華民族具有強大凝聚力的深層原因，包括中華民族從(cong) 古代以來就具有趨向統一、愛好和平、兼容並包的民族性格；漢族作為(wei) 主幹民族所具有的高度經濟文化水平對周邊民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國地理環境的特點成為(wei) 促進各民族統一的決(jue) 定性條件之一；共同的文字成為(wei) 中華民族長期連續發展的文化載體(ti) 等項。尤其是《中國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影響和意義(yi) 十分深遠。其歸納、概括而得出的一係列重要理論認識，包括“民族”的界定，民族意識的重要性，中國古代民族的分類，漢族是在長期發展過程中跟各族融合而成的混合體(ti) ，中國各民族的融合是依據“多元結合”“諸夏一體(ti) ”的途徑演進，文化落後的征服者進入中原以後反而成為(wei) 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等觀點與(yu) 論斷，至今仍然閃射出其理論的光輝。有的觀點可視為(wei) 近年在學術界極有影響力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格局”理論之濫觴，有的觀點又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經典作家的論斷相吻合。由於(yu) 時代的局限和本人的局限，梁啟超當時尚未能對中華民族與(yu) 漢族這兩(liang) 個(ge) 概念作明確的區分，敘述各族關(guan) 係的史實也有不準確的地方。但從(cong) 總體(ti) 言，《中國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為(wei) 近代民族理論作了意義(yi) 重大的奠基工作，標誌著近代民族觀的形成。白壽彝先生評價(jia) 此文的價(jia) 值說，“這是一篇對中國民族發展相當概括的論述”，“有些話說得很有見識，概括力也很強……從(cong) 民族研究的發展看，這是一篇很有影響的文章”。

戊戌時期維新思潮的湧起、思想家持續的理論創造、清朝腐敗統治的覆亡等，都與(yu) 公羊學的風靡天下存在密切關(guan) 係。對於(yu) 這樣的曆史功績，我們(men) 還要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這在當前也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yi) 。

我接觸公羊學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從(cong) 當白壽彝先生的碩士研究生開始。我的碩士學位論文題目是《論魏源的愛國主義(yi) 史學著作》，研究魏源繞不開龔自珍，就又用了半年時間研究龔自珍，而他們(men) 兩(liang) 位都是公羊學健將。正是從(cong) 那個(ge) 時候開始，我對公羊學特別關(guan) 注。1987年，白壽彝先生為(wei) 《史學史研究》籌辦專(zhuan) 欄，我寫(xie) 了一篇《春秋經傳(chuan) ：先秦史學的中堅》，其中關(guan) 於(yu) 《公羊傳(chuan) 》的內(nei) 容有好幾千字，占了文章的三分之一。當時，我感覺可能篇幅有些多了，結果白先生全文發表，這對我是重要鼓勵。1997年，我出版《清代公羊學》，白先生特別高興(xing) ，第一句話就說，這個(ge) 問題很重要，然後拿著看了十幾分鍾，表示肯定和讚許，並建議找個(ge) 專(zhuan) 家寫(xie) 一篇書(shu) 評，講解、評論一下。後來，我又陸續寫(xie) 了一些論文。總之，對於(yu) 這項曆史遺產(chan) ，我們(men) 不能忽視，應該大力弘揚。

這部書(shu) 稿是張峰同劉永祥兩(liang) 位學者幫助我整理的，後記也是永祥幫我整理同補充的。這部書(shu) 的出版要感謝商務文津出版公司的鼎力支持！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