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朱熹的“理一分殊”看不同文明之間的關(guan) 係

作者：韓震（北京市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九月廿八日庚寅

          耶穌2025年11月17日

目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西方的霸權地位被動搖，全球南方的群體(ti) 性崛起已經成為(wei) 不爭(zheng) 的事實。當今時代，盡管西方仍然構成世界的一個(ge) 重要力量，但它越來越成為(wei) 多極國際力量的一種，而不再處於(yu) 對世界其他文明的支配地位。這一曆史進程在全球學術研究和知識敘事的領域也有所呈現。

西方不能平等對待其他文明的文化和認識論根源

西方一般通過強調東(dong) 西方之間的價(jia) 值觀差異，用民主與(yu) 威權、文明與(yu) 野蠻、科學與(yu) 愚昧的二元對峙思維來維護其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從(cong) 根本上說，根據唯物史觀的分析，東(dong) 西方文明的差異不僅(jin) 體(ti) 現在宗教文化的根基與(yu) 思維方式的底層邏輯等方麵，其背後的衝(chong) 突本質上是利益衝(chong) 突。西方學術界過去的“文明與(yu) 野蠻”“普遍與(yu) 多元”二元對立的觀念，與(yu) 西方的宗教文化和對世界的理解有著非常複雜的關(guan) 聯。現在，西方人無法按照其原有的認識去解釋這個(ge) 世界了，這背後反映了西方政治與(yu) 價(jia) 值觀認同的危機。正像英國學者納奧茲(zi) ·麥克·斯威尼指出的，“西方的身份認同危機很大程度上是對全球格局的回應。世界在改變，西方主導地位的根基已經動搖”。實際上，這些變化從(cong) 根本上暴露了西方文明理論的缺陷，即認為(wei) 自己是唯一真正成熟的文明，其他文明都是不完善、不成熟的文明。這種文明觀既有西方基督教一神論的邏輯作祟，也為(wei) 西方中心論的理論所推動。

西方中心論源於(yu) 西方在18世紀取得絕對優(you) 勢之後幾代學者的理論構造。可以說，西方中心論在黑格爾曆史哲學中，得到了其最具理論形態的表達。在哲學思維上，黑格爾繼承了巴門尼德、柏拉圖的路線。巴門尼德、柏拉圖都斷定：真正的存在不是“現象”，所有現象都是虛假的，是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是“唯一的”或者是作為(wei) 真理的“理念”。盡管黑格爾承認現象是本質的現象，因此現象有了存在的價(jia) 值，但是他又認為(wei) 不同的現象具有不同的存在價(jia) 值。我們(men) 知道，黑格爾的貢獻就在於(yu) 認識到世界曆史是一個(ge) 變化發展的過程，這個(ge) 過程分為(wei) 不同的曆史發展階段。問題在於(yu) ，黑格爾把不同的民族或文明固定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因此世界曆史的發展就變成了從(cong) 童年（中國、印度、伊朗）到青壯年（希臘、羅馬）再到成熟的老年（日耳曼）的過程，而文明的老年並不像自然界中生命的老年那樣表現為(wei) 老態龍鍾，而是帶著以往所有文明成果的“再青春化過程”的完美實現。這就是說，西方文明是世界曆史精神的最終完成形態。在這一哲學思維主導下，西方文明理論的缺陷已不言而喻。

實際上，文明既有民族差異，也有曆史發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的階段性差異。在曆史中，不同民族有起有落是很正常的。黑格爾則忽視了這一點，而將不同民族的文明與(yu) 世界曆史的不同發展階段形而上學地聯係在一起。可以說，以黑格爾曆史哲學為(wei) 基礎的西方文明觀，不能解釋世界不同文明之間的關(guan) 係。西方建立在一神論和西方中心論基礎上的知識結構，造成了全球知識體(ti) 係的不公平狀態。

朱熹的“理一分殊”理論為(wei) 不同文明的平等關(guan) 係建構提供了有益借鑒

基於(yu) 上述西方哲學思維，全球交往就邏輯地成為(wei) 西方化的過程。在這方麵，中國宋代哲學家朱熹就要比黑格爾高明，他為(wei) 平等看待不同的現象、一視同仁地對待不同文明，留有足夠的理論空間。筆者認為(wei) ，朱熹的“理一分殊”理論，對當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仍然具有現實意義(yi) ，因為(wei) 朱熹在肯定人類共同性的基礎上，並不否認差異性的存在。如果說西方的文明觀是從(cong) “一”出發力圖消弭“多”，那麽(me) 朱熹則是從(cong) “多”的現實看到“一”的可能性。

朱熹是宋明理學的代表性人物，其哲學思辨的深度讓他成為(wei) 中國的思想巨擘。隻要我們(men) 能夠對朱熹的理論體(ti) 係和思想觀念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他的許多思想內(nei) 容仍對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有很大的指引作用。

針對周敦頤的《太極圖說》，朱熹以“理”的概念加以闡釋。他提出，“太極隻是一個(ge) ‘理’字”，或者說，“太極隻是天地萬(wan) 物之理”。由此可知，天地萬(wan) 物歸為(wei) 一“理”，是朱熹對世界的高度抽象思考的產(chan) 物，在此他與(yu) 柏拉圖和黑格爾別無二致。問題在於(yu) ，萬(wan) 事萬(wan) 物並不是隻有一種樣態，而是多姿多態、萬(wan) 千氣象。就此，朱熹認為(wei) ，世界萬(wan) 物皆是由“理”和“氣”構成的，氣是構成萬(wan) 物的材料和基底根源，而理是萬(wan) 事萬(wan) 物之所以是其存在樣態的本質和規律。即，規律是抽象的結果，也是無形的觀念；而萬(wan) 事萬(wan) 物則是有形的存在樣態。故朱熹指出：“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可見，理與(yu) 氣的關(guan) 係，是本質與(yu) 現象的關(guan) 係，理先於(yu) 氣是一種邏輯在先的關(guan) 係，並不是說理可以離開氣而以有形的樣態存在。實際上，朱熹強調的是理氣不分、道器合一。

在朱熹那裏，“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wei) 是器之理者，則道也”。理與(yu) 萬(wan) 事萬(wan) 物的關(guan) 係是道和器的關(guan) 係、規律與(yu) 具體(ti) 事物形態的關(guan) 係。不過，在現實世界中，按照朱熹的理解，氣往往表現得比理更加有氣勢。他甚至提出“氣強理弱”的觀念，即“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yu) 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個(ge) 氣。隻是氣強理弱”。筆者認為(wei) ，朱熹的這種思想很好地解釋了不同文明之間的關(guan) 係。盡管不同民族、不同國家都是人類的集合體(ti) ，必定有共同的“理”即共同的發展規律。實際上，無論從(cong) 科學還是從(cong) 考古發現來看，世界上的人類都屬於(yu) 一個(ge) 物種，即智人。因此無論人種的膚色和樣態有什麽(me) 區別，他們(men) 都稟賦著作為(wei) “人”的同樣本質或“理”。但是由於(yu) 人們(men) 生存在不同的自然環境之中，在為(wei) 了生存應對自然挑戰的過程中，就會(hui) 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這些方式方法就成為(wei) 不同文明的起點和基礎。而最初的人們(men) 是相互孤立存在的群體(ti) ，他們(men) 相應的交流交往的語言方式就產(chan) 生出不同的語言體(ti) 係，這些不同語言體(ti) 係反過來進一步加強了文化上的差異。由此，文明的差異就顯得很明顯。

在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中，人們(men) 容易把自己的分殊表現視為(wei) 本質性的規律，或文明之根本之“理”，而把其他文明的分殊表現看作是脫離了根本之“理”的旁門左道。也就是說，本來是“分殊”之間的差異，卻被視為(wei) “理”與(yu) “殊”的差異。這樣一來，差異就變成了矛盾和對立，而這種矛盾和對立又常常引起衝(chong) 突甚至戰爭(zheng) 。因此，在與(yu) 不同文明交往時，我們(men) 應該謹記朱熹的主張，“天下之理未嚐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嚐不殊”。這就像同一輪月亮映照在不同的河流之中，會(hui) 出現千萬(wan) 個(ge) 月亮的影子，即“月映萬(wan) 川”。天下萬(wan) 川之中不同的月影，都是映照的同一輪月亮。這就是說，“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理隻是這一個(ge) 。道理則同，其分不同”。以此理論觀察人類文明，就不能把特定文明的原則絕對化，而應該理解不同文明的合理性，它們(men) 都是“理”的特殊表現而已，凡事要講究分寸、尺度、中道，這樣才能相互融通，實現和諧相處。從(cong) 朱熹的理論可以看出，中國人並不否認共同性、一致性，而是反對將自己的特殊性看作是普遍性，要求其他的特殊性向自己看齊。按照朱熹“理一分殊”的觀點，即使文明的表現形式不同，我們(men) 也不能否認其本質上的一致，這種一致表現為(wei) 不同的文明都是人類生存的文化方式，但是，我們(men) 也要充分認識文明表現形式上的現實差異性，正如事物都有本身不同於(yu) 其他事物的表現形態或特征。有“一理”才有人類文明的統一性，有“分殊”才有人類文明的多樣性。二者不能有偏廢。

朱熹不僅(jin) 強調萬(wan) 物“一理”，而且也非常注意考察事物對理的分殊與(yu) 差異。朱熹認為(wei) ：“論萬(wan) 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wan) 物之異體(ti) ，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這就是說，不同的事物同出於(yu) 一原，但氣稟上卻有駁雜之差異，另外的差別來自偏全之差異。

可見，“理一分殊”有兩(liang) 個(ge) 方麵的認識角度，既要關(guan) 注本質上的共性和普遍性，也不能忘記表現形式的差異和特殊性。如果忽視了人類不同文明之間本質上的共同性，就是忽視了人們(men) 之間本質上的一致性，就讓不同文明之間陷於(yu) 文明樣態分殊的紛爭(zheng) ，而妨礙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構建；如果忽視了人類不同文明之間樣態分殊的差異性，就會(hui) 導致以某種分殊的文明樣態作為(wei) 本質一致之“理”，強行要求其他文明與(yu) 自身也是分殊文明的文明樣態保持一致的霸權行為(wei) 。最為(wei) 重要的是，認識到文明之間本質上的共同性，這就有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可能性；而尊重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這就有了分殊文明和平共處的可能性。實際上，這就是中國古代先賢所講的“和而不同”，也是費孝通先生所提倡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yu) 共，天下大同。”

“理一分殊”與(yu) “和而不同”的文明觀，有助於(yu)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中國對不同文明的認識以及對“和而不同”交往方式的確認與(yu) 西方的文明觀有根本不同。如果西方的文明觀是以自我為(wei) 中心，從(cong) 一神論的唯一的“理”出發，讓其他多樣的存在屈從(cong) 於(yu) 這個(ge) 唯一的“理”，那麽(me) 中國的文明觀則是，從(cong) 多樣的“分殊”出發，通過交往在差異性中尋求共同性，形成大家都能夠接受的作為(wei) 共識的“理”。中國的文明觀與(yu) 西方文明觀不同，中國人不會(hui) 把自己認為(wei) 正確的邏輯原則視為(wei) 一般人都應該具有的思維規則。西方文明觀排斥多樣性，而中國的文明觀包容多樣性。

中國有著悠久的曆史傳(chuan) 統，是一個(ge) 古老且自主連續演化的文明體(ti) 。正因如此，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認為(wei) ，“若要了解20世紀的中國外交或21世紀中國的世界角色，必須首先對中國的曆史有一個(ge) 基本的認識”。顯然，西方人也必須現實地接受中華文明與(yu) 西方文明之間的差異性。但是，我們(men) 必須注意另外一種偏見，即把中華文明視為(wei) 完全不同於(yu) 其他文明的絕對“另類”或者說絕對“他者”。實際上，中國人並不否認人類的共同性。朱熹的“理一分殊”理論就是確證。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主張，正是對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的結果。如何處理當代錯綜複雜的地緣政治和國際關(guan) 係，更是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理念形成的直接推動力。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理念是當代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基於(yu)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基於(yu) 經濟全球化所產(chan) 生的人類之間的密切交往，基於(yu) 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帶來的一係列全球性問題提出的，是一種致力於(yu) 人類利益共存、合作共贏、休戚與(yu) 共的文明價(jia) 值觀。

在漫長的文明發展史中，人類曾經長期生活在相互隔絕的狀態下。交通工具的改進特別是新大陸的發現，讓分割狀態下的世界有了相互接觸的可能。當今世界，越來越便利的交通促進了經濟、文化交往，信息技術的突破性發展進一步把人們(men) 的知識傳(chuan) 遞和精神生活納入全球相互影響的網絡化狀態中。盡管人類生活在不同社會(hui) 製度、文化傳(chuan) 統和地理空間中，屬於(yu) 不同的種族，有著不同的膚色、信仰不同的宗教，但在經濟發展、生態環境、氣候變化、社會(hui) 安全等領域卻麵臨(lin) 著共同的課題。麵對這種局麵，書(shu) 記指出：“要堅持弘揚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jia) 值內(nei) 涵的認識，尊重不同國家人民對自身發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chong) 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you) 越，弘揚中華文明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jia) 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這種宏闊的認識和思維，必然會(hui) 取得豐(feng) 碩的實踐成果。中國為(wei) 人類文明發展提出的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實現共贏共享。但要實現這個(ge) 目標，各民族、各國家之間就應該超越狹隘的民族自我中心主義(yi) 的偏見，努力做到相互尊重，尊重對方根據自己的曆史傳(chuan) 統和現實條件選擇的道路和文化理念。2025年9月，書(shu) 記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hui) 第二十五次會(hui) 議上指出：“堅持求同存異。誌同道合是力量、是優(you) 勢，求同存異是胸懷、是智慧。”這為(wei) 我們(men) 用“理一分殊”的理念處理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實現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導和引領。朱熹的一首詩能夠很好地表達不同文明之間的關(guan) 係：“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dong) 。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