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以恒 著《〈儀(yi) 禮〉版本研究》出版暨序言、作者後記

書(shu) 名：《〈儀(yi) 禮〉版本研究》

作者：杜以恒

出版社：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5年11月

【作者簡介】

杜以恒，男，1991年生，山東(dong) 滕州人。山東(dong) 大學文學學士（2014）、文學碩士（2018），北京大學文學博士（2022）、博雅博士後（2024），現爲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優(you) 秀博士論文出版項目、全國高校古委會(hui) 古籍整理研究項目等科研項目，出版專(zhuan) 著《〈儀(yi) 禮〉版本研究》及古籍整理成果《儀(yi) 禮疏》《蒲編堂路氏藏書(shu) 目》，在《文史》《北京大學學報》《文史哲》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多篇。

【內(nei) 容簡介】

本書(shu) 分上下兩(liang) 編，上編研究編以白文本、經注本、單疏本、注疏本四大版本類型爲主線展開，依照版本產(chan) 生年代先後，逐一考定各版本的編刻時間、編刻地點、編刻者、編刻背景、編校情況、印本存藏、版本源流、文字優(you) 劣，兼及《儀(yi) 禮》版本背後的經學史與(yu) 學術史問題，力求充分揭示《儀(yi) 禮》文本嬗變、版本沿革的曆史脈絡；下編校勘編則以整卷匯校的形式集成了曆代重要《儀(yi) 禮》版本、《儀(yi) 禮》經解的異文及曆代重要《儀(yi) 禮》校勘成果，力求以校勘記這一直觀形式對《儀(yi) 禮》校勘學史進行梳理，並爲上編提供校例支持。總體(ti) 而論，本書(shu) 以傳(chuan) 統版本學經典研究範式爲主，兼用學術史、書(shu) 籍史、閱讀史等新的研究視角與(yu) 方法，對上起周烈王、下至清末近2500年的中國古代《儀(yi) 禮》版本進行了多維的貫穿式研究，涉及曆代存與(yu) 不存的《儀(yi) 禮》版本85種、版本校勘研究成果43種、現當代成果344種，初步建構了《儀(yi) 禮》的通代版本譜係，是單經版本綜合研究的新探索。

【目錄】

【序言】

劉曉東(dong) 序

杜生以恒，餘(yu) 友杜君澤遜之哲嗣也。弱齡操觚，已顯幼慧，聰聽庭訓，循旋正途。家門彝風，舊德可食，仰恢世業(ye) ，箕裘已承，自逞雅才，橋梓並茂。初嚐問學於(yu) 餘(yu) ，觀其芀發穎豎，學篤思鋭，專(zhuan) 誌典墳，不事盤樂(le) ，餘(yu) 甚嘉之。從(cong) 唐君讀碩士，卒業(ye) 後赴京師，遊上庠，入顧君永新門爲博士。京師固人文匯萃之地，群賢競爽之所。朱染蘭(lan) 薰，化性開靈，遂孟晉不已，見聞愈廣而識辨愈深矣。及四載卒業(ye) ，撰《〈儀(yi) 禮〉版本研究》爲學位論文。文成示餘(yu) ，因念《儀(yi) 禮》一經，唐後輕忽，官學罷棄，捝誤尤多。元明綴屬，純雜莫辨。有清一代，諸儒學高識遠，參驗多方。然所見諸本，影抄摹刊，遞相過録，雖校勘甚力而遺憾猶存，此亦時世格限，莫可如何者也。方今世運清晏，古本迭出，時賢紛考，俱有發明。以恒得以踵忠甫《識誤》之蹤，效子政中秘之校，便秩諸本，大匯厥成。陳李監毛，明其沿革之序；顧黃張阮，判其是非之本。複最録當代諸家校勘之所得，無微弗甄。縱觀之，可作文本演衍之史；橫觀之，可攬諸家異同之匯。經苑增彩，學林添株，後之研《禮經》者所不能不參酌焉。今餘(yu) 已耄矣，見以恒駿利無前，學趨大成，誠不勝歡忭雲(yun) 。乙巳四月劉曉東(dong) 。

京都大學藏開成石經拓本《儀(yi) 禮》卷一第一行

顧永新序

（一）

以恒2018年考入北大中文係古典文獻專(zhuan) 業(ye) 攻讀博士學位，同時加入我組織的“《周易》校讀會(hui) ”。該讀書(shu) 會(hui) 成立於(yu) 2017年上半年，利用我先前校勘幹卦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框架，窮盡式地纂集前人校勘成果及相關(guan) 異文資料，同時校以所有版本類型的參校本及其他載體(ti) 的《周易》文本，校異同兼校是非，希望能夠校訂出截至目前爲止最可靠的《周易》經傳(chuan) 注疏文本以及最完備的校勘記。讀書(shu) 會(hui) 采取集體(ti) 校勘和會(hui) 讀相結合的方式，實踐證明這是培養(yang) 學生的自主科研能力的好方法，夯實古文獻學基本功，掌握古文獻學基本技能，接受完整的學術訓練，理論與(yu) 實踐相結合。以恒是個(ge) 有心人，在很好地完成讀書(shu) 會(hui) 校勘的同時，並不滿足於(yu) 此，而是利用自己校勘所得之異文，進而探求版本的源流係統，在不長的時間內(nei) ，就發表了幾篇研究《周易》元刻明修十行本的論文，自己的學術迅速地成長起來。

2020年，關(guan) 於(yu) 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以恒提出應用讀書(shu) 會(hui) 的方法研究《儀(yi) 禮》，窮盡式地校勘，係統地研究版本。考慮到以恒幼承庭訓，具有家學淵源，之前又跟劉曉東(dong) 先生讀過《儀(yi) 禮》，而且讀書(shu) 會(hui) 的方法也是成熟的、可複製的，所以我欣然支持他做這個(ge) 題目。以恒昕夕考究，冥心力索，在短時間內(nei) 就搜集齊備相關(guan) 研究資料，也對相關(guan) 的學術史進行係統梳理，在開題的環節又得到劉曉東(dong) 、王鍔、賈海生、吳飛、李霖等先生的指點，進一步明確研究範圍和研究方法，於(yu) 是開始進入論文寫(xie) 作階段。由於(yu) 前期準備工作做得紮實，加之知識背景厚實，研究方法科學，所以，論文寫(xie) 作進展也十分順利，以後在預答辯、答辯環節又得到廖可斌、羅琳、陳紅彥、張麗(li) 娟、楊海崢、程蘇東(dong) 、李霖等先生的指教。嗣後，以恒又不斷地進行修改，幾易其稿，增刪有年，更臻完善。本書(shu) 就是在學位論文的基礎上增訂而成的。

（二）

《儀(yi) 禮》（《禮經》）是漢代“五經”之一，西漢高堂生所傳(chuan) 的《士禮》十七篇是今文經本，此外又有古文經本《禮古經》五十六篇。繼高堂生後，又立大、小戴和慶氏今文三家博士，古文經未得立。漢末鄭玄原本習(xi) 小戴《禮經》，後校以古經，擇善而從(cong) ，加以注釋。南北朝至隋唐唯鄭注“三禮”立於(yu) 國學，餘(yu) 者多散亡。唐代《儀(yi) 禮》退出“五經”之列，孔穎達等纂修的“五經正義(yi) ”的《禮》是《禮記》，而非《儀(yi) 禮》。加之《儀(yi) 禮》的內(nei) 容多爲士禮之具體(ti) 儀(yi) 節，在後世已失去其現實性和應用性，故傳(chuan) 習(xi) 者少，敦煌本群經中並無《儀(yi) 禮》。唐代的“九經三傳(chuan) ”，三禮、三傳(chuan) 分而習(xi) 之，五代、宋初猶仍唐製。至北宋熙寧變法，神宗用王安石言，《儀(yi) 禮》《春秋》廢止，不立學官。哲宗元祐初始複《春秋左傳(chuan) 》，而《儀(yi) 禮》未複，宋人所謂“六經”或“九經”是不包括《儀(yi) 禮》的。可見，《儀(yi) 禮》的傳(chuan) 承在群經之中確實具有特殊性。《儀(yi) 禮》版本不同於(yu) 他經的特異性，在於(yu) 經注本的刊行頻次和注疏合刻本的最早刊行時間。朱子《記永嘉儀(yi) 禮誤字》感喟“《儀(yi) 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儀(yi) 禮》經注本確實版本較少，且長期與(yu) 單疏本並行，注疏合刻本出現最晚。所以，宋元時期《儀(yi) 禮》並未像他經一樣出現注疏合刻本，宋代刊行的八行本和十行本群經是沒有《儀(yi) 禮》的，元刻十行本《儀(yi) 禮》隻是《儀(yi) 禮》白文及《儀(yi) 禮圖》《旁通圖》，正經注疏係統通行的文本是各自別行的經注本和單疏本。直至明嘉靖五年（1526），才出現最早的注疏合刻本，是由陳鳳梧刊行於(yu) 山東(dong) ，而後將書(shu) 版送入南京國子監。五經四書(shu) 係統有《禮記》而無《儀(yi) 禮》，但有朱子以《儀(yi) 禮》爲經重編而成的《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可以視作《儀(yi) 禮》傳(chuan) 承的新形式。正是由於(yu) 《儀(yi) 禮》傳(chuan) 承的特殊性，所以對其版本的研究就愈發重要而獨特，校勘文本，構擬係統。通過對《儀(yi) 禮》不同版本的比較分析，探究版本衍生的曆史進程，以及各個(ge) 版本之間的源流係統。通過窮盡式的文本校勘，揭示《儀(yi) 禮》在不同曆史時期的傳(chuan) 承特點和學術價(jia) 值，同時也爲《儀(yi) 禮》研究提供更加準確和全麵的文本支持。

《儀(yi) 禮》的載體(ti) 切換和版本遞嬗反映了不同時代的文化特征和學術思想，從(cong) 而形成的不同文本，也反映了不同時代的學者對《儀(yi) 禮》的解讀。這些不同時代的版本，不僅(jin) 是古文獻學乃至中國學術史的寶貴財富，也是我們(men) 了解古代禮製和學術思想的重要窗口。對《儀(yi) 禮》版本的構成、流傳(chuan) 和演變進行綜合研究，也能夠揭示其背後的曆史文化背景和學術思想淵源。而且，對《儀(yi) 禮》版本進行研究，通過對不同版本進行匯校，可以洞悉不同文本的是非、正誤，可以對《儀(yi) 禮》進行係統的整理，從(cong) 而厘定更加可靠、穩定的文本，對於(yu) 閱讀、研究《儀(yi) 禮》無疑都是具有積極意義(yi) 的。

（三）

本書(shu) 論及《儀(yi) 禮》白文本、經注本、單疏本、注疏合刻本及相關(guan) 文獻的版本等多層級、多方麵內(nei) 容，各種版本參差錯落，源流紛繁複雜，且關(guan) 乎曆代經學、古文獻學等多方麵、多角度、多層次的問題，研究和寫(xie) 作的難度都比較大。以恒成功地摸索出研究進路，具有開拓意義(yi)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主要表現在六個(ge) 方麵：一是係統性。有關(guan) 《儀(yi) 禮》版本的研究，先前的研究有橋本秀美教授、張麗(li) 娟教授和廖明飛教授等的重要成果，但都是針對某一版本或某一係統的具體(ti) 研究，而對於(yu) 《儀(yi) 禮》的各種版本類型以及整體(ti) 源流係統的整合研究尚闕如。本書(shu) 則貫穿從(cong) 《儀(yi) 禮》成書(shu) 直至晚清民國的版本流變，重點研究存世版本28種，涉及古代《儀(yi) 禮》版本105種，遍及簡帛、石經、寫(xie) 本到刻本、抄本各種載體(ti) ，首次構建了《儀(yi) 禮》版本體(ti) 係，既有宏觀的理論架構，又有具體(ti) 而微的個(ge) 案研究。二是抓住了版本研究的根本，那就是異文。判斷版本的源流係統，除了表麵的編刻信息之外，最有說服力的就是異文，也是最可靠的。以恒對於(yu) 版本的研究即以異文爲中心，通過異文的比對和係聯來探求版本的源流，使得版本研究具有堅實的基礎和可靠的內(nei) 證，避免了主觀和臆測的成份，因此其結論更易於(yu) 爲讀者所接受、信從(cong) 。三是窮盡式地纂集曆代《儀(yi) 禮》版本研究成果及異文資料43家，參用前人版本校勘研究成果344種，並匯校所有現存版本，相當於(yu) 建構了《儀(yi) 禮》校勘史。四是並非孤立地進行版本研究，而是結合《儀(yi) 禮》學史，尤其是文獻學史，如總結出曆史上《儀(yi) 禮》三次編刻熱潮（南宋初、明中期、清中期），並分析産生的複雜因素。五是版本研究的方法科學，進行分層研究。注重揭示每個(ge) 時代的通行版本，還從(cong) 閱讀史、接受史的視角，在通行版本中分出善本、讀本兩(liang) 個(ge) 層次。如兩(liang) 宋國子監大字本係統是善本，北宋汴京巾箱本、杭州細字本、南宋嚴(yan) 州本、溫州本是小字本係統，屬讀本層次。善本成本高，質量好，主要影響上層；讀本成本低，質量中等，主要影響中下層士子。清代亦然，黃丕烈影刻宋嚴(yan) 州本是善本，永懷堂本、立本齋本、稽古樓本、崇文書(shu) 局本、桂垣書(shu) 局本則是讀本。六是研究的精細化程度明顯提高。不再滿足於(yu) 粗線條的爬梳，而是漸入精微，如首次全麵係統揭示了上起武威漢簡、熹平石經，下至光緒桂垣書(shu) 局本，11個(ge) 《儀(yi) 禮》版本中經文間圈號的作用是《儀(yi) 禮》分節，並對這些分節的禮學水平展開論析，還借助這些傳(chuan) 承有序的圈號係統從(cong) 另一個(ge) 視角重新審視《儀(yi) 禮》的版本源流、版本優(you) 劣，以及各本編刻特點與(yu) 宗旨。

此外，在一些具體(ti) 問題上也有不同程度的推進，如通過總結宋張淳《儀(yi) 禮識誤》的體(ti) 例，挖掘出《識誤》中潛藏的《儀(yi) 禮》宋刻本信息，解決(jue) 了重要的學術問題，如理清了業(ye) 已亡佚的北宋經注本（北宋監本、汴京巾箱本、杭州細字本）內(nei) 部的源流係統及版本優(you) 劣。再如初步證實了嚴(yan) 州本在宋代有補修，而嘉靖徐本、黃丕烈影刻嚴(yan) 州本所據嚴(yan) 州本爲未補修印本，張淳刊刻溫州本所據則是補修後印本。又如證明了兩(liang) 宋《儀(yi) 禮》及群經經注本多整體(ti) 附刻《釋文》，並進一步總結出五代兩(liang) 宋《經典釋文》傳(chuan) 刻的三大模式及其各自脈絡。又如證明元十行本所附《儀(yi) 禮》白文本源出一部業(ye) 已亡佚的宋刻經注本。他如發現了有助於(yu) 厘清整個(ge) 《儀(yi) 禮》注疏本係統的大段脫文，梳理明嘉靖間四部《儀(yi) 禮》注疏本的版本源流和李元陽本、北監本、毛本之遞變過程及其版本價(jia) 值，剖析武英殿本的編校及其版本價(jia) 值，重新評價(jia) 明鍾人傑本的價(jia) 值，論述黃丕烈影宋抄單疏本的價(jia) 值，研究國圖藏陳揆舊藏影宋抄單疏本和清代中後期四部《儀(yi) 禮》經注本的補白，分析宋嚴(yan) 州本、宋單疏本、天一閣顧校本、張敦仁本的關(guan) 係，探明《永樂(le) 大典》所取材《儀(yi) 禮》文本的來源，等等。總之，本書(shu) 反映了相關(guan) 研究領域的總體(ti) 水平和最新成果，無疑是截至目前爲止《儀(yi) 禮》版本研究最重要的著作。

以恒有君子之風，溫文爾雅，才思敏捷，一心向學，且夙興(xing) 夜寐，孜孜不倦，所以才能取得如此優(you) 異的成就。他秉持無征不信的學風，治學嚴(yan) 謹紮實，具有相當強的問題意識，善於(yu) 發現問題，並自主解決(jue) 問題。他勤奮好學，筆耕不輟，著述頗豐(feng) ，屢獲殊榮，在學術上已形成自己的特色，卓然自成一家之學。本書(shu) 凝聚著以恒的心血和智慧，可以預見這部高水平的著作一定能夠嘉惠學林，加深學界對《儀(yi) 禮》版本和校勘的認識，推動《儀(yi) 禮》研究乃至經學文獻學的進一步發展。

作爲以恒攻讀博士學位的導師，我嘉許其肆力學術之誌，樂(le) 見其學術精進，喜抃其卓然有成。本書(shu) 付梓在即，聊識數語，是爲序。

甘肅省博物館藏武威漢簡甲本《士相見禮》首簡

張麗(li) 娟序

儒家“十三經”作爲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核心經典，在漫長的發展傳(chuan) 承中，形成紛繁複雜的文本與(yu) 版本演變。各經發展有共性也有不同特性，其中《儀(yi) 禮》的重要性和研治難度爲學界所公認，其版本流變也最爲獨特。由於(yu) 古奧難治，朝廷罷廢，宋代《儀(yi) 禮》刊刻不多。正如黃震所言：“自《禮記》列六經，而《儀(yi) 禮》世反罕讀，遂成天下難見之書(shu) 。”馬端臨(lin) 父馬廷鸞言：“餘(yu) 生五十八年，未嚐讀《儀(yi) 禮》之書(shu) 。”今存宋刻經籍版本一百餘(yu) 種，惟《儀(yi) 禮》無一宋本傳(chuan) 世。在南宋經書(shu) 注疏合刻潮流中，閩、浙、蜀地皆有經數不等的注疏合刻本，尤其建刻十行本幾乎遍及羣經，而獨缺《儀(yi) 禮》。元代福州官府以宋十行本爲底本，匯刻《十三經注疏》，其中《儀(yi) 禮》隻能以楊複《儀(yi) 禮圖》代替。直至明代方有真正的《儀(yi) 禮》注疏合刻本，其文本來源又與(yu) 他經完全不同。此皆《儀(yi) 禮》版本源流的獨特性所在。

關(guan) 於(yu) 《儀(yi) 禮》版本問題，廖明飛2012年碩士論文《儀(yi) 禮注疏合刻源流考》有突破性探討。不過其關(guan) 注重點主要是注疏合刻源流，且篇幅有限，未能對曆代《儀(yi) 禮》版本做全麵梳理。迄今爲止，尚缺乏一部係統研究《儀(yi) 禮》各時期各類型版本的專(zhuan) 著。其實不止《儀(yi) 禮》，“十三經”中的每一部經典，以及我國曆史上曾産生重大影響、形成衆多版本的其他經典著作，都有待做全麵係統的專(zhuan) 書(shu) 版本研究。這不僅(jin) 是版本學深入發展的需要，也是古典學科夯實基礎的共同需求。杜以恒博士《〈儀(yi) 禮〉版本研究》一書(shu) ，全麵搜集傳(chuan) 世《儀(yi) 禮》版本，考察曆代《儀(yi) 禮》流傳(chuan) 曆史，辨析源流，校勘異同，判斷優(you) 劣，並藉助版本研究解決(jue) 學術史疑難問題，提出版本學研究新思路新方法，無論對於(yu) 版本學、文獻學研究，或經學、禮學研究，以及《儀(yi) 禮》新的校勘整理來說，都具有重要的意義(yi) 。

就筆者所見，本書(shu) 具有以下幾方麵特點與(yu) 貢獻：

一、全麵考察今存《儀(yi) 禮》版本實物，努力挖掘曆史版本，建構《儀(yi) 禮》版本完整體(ti) 係。作者調查梳理了今存《儀(yi) 禮》各時期各類型版本，包括前人很少涉及的白文本、清代刻本，時間跨度由漢簡、石經至清末民國，對於(yu) 早期版本還充分調查其不同的印本。通過《儀(yi) 禮識誤》還原出數種宋刻經注本，並及《永樂(le) 大典》引用《儀(yi) 禮》版本及《儀(yi) 禮》版本史中關(guan) 係較密的《儀(yi) 禮圖》等，搜羅宏富，幾乎竭澤而漁。通過版本實物調查與(yu) 文獻研究、文本校勘相結合，基本厘清了曆代《儀(yi) 禮》版本發展的曆史脈絡及今存版本源流。末章“《儀(yi) 禮》版本簡史”、“《儀(yi) 禮》版本敘録”、“《儀(yi) 禮》版本源流總圖”清晰簡明地展現了此方麵成果。

二、發現新問題，取得新突破。作者善於(yu) 以學術史眼光挖掘舊資料，如圍繞張淳《儀(yi) 禮識誤》的研究，發掘出宋代監本、溫州本、巾箱本及嚴(yan) 州本《儀(yi) 禮》的相關(guan) 信息，彌補了宋刻經注本《儀(yi) 禮》缺乏實物的缺憾，並由此探討宋代《經典釋文》的刊刻曆程，得出兩(liang) 宋群經經注本多附刻《釋文》的結論。通過簡帛石經與(yu) 刻本時代《儀(yi) 禮》圈號的演變，考察古今《儀(yi) 禮》分節的曆史，涉及經學、禮學的重大問題，並以圈號異同判斷文本源流，發前人所未發。窮盡性搜集元十行本《儀(yi) 禮圖》的二十多個(ge) 不同印本，比較異同，區分印次，是十行本注疏研究的新收獲。對於(yu) 前人並不關(guan) 注的清代立本齋刻本，通過文本校勘確認其價(jia) 值。注疏合刻本方麵，發現陳鳳梧本係統《儀(yi) 禮注疏》的大段脫文，通過脫文觀察注疏本係統的版本源流，推進相關(guan) 研究的深入等等。這些新發現顯示了作者博通的視野和敏鋭的學術眼光，同時也展現出作者堅實的文獻功底和勤奮不苟的學術態度。

三、匯校《儀(yi) 禮》諸版本，以校勘成果輔助版本研究。作者選取《儀(yi) 禮注疏》第一、第十六、第十七共三卷內(nei) 容做匯校，囊括校本二十八種，簡帛石經、曆代經解、曆代版本校勘研究成果四十三種，編爲《校勘編》，其用功之深，令人驚歎。作者指出：“進行匯校的目的，是將古今版本、異文資料、前人研究匯聚一堂，實現資料的全覆蓋，達成曆時、共時信息的全麵勾連，對《儀(yi) 禮》版本問題進行徹底疏通。”校勘是版本研究的基礎，正是有了豐(feng) 厚紮實的校勘成果作支撐，上編的《儀(yi) 禮》版本研究方成爲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呈現出鬱鬱蔥蔥、蔚爲大觀的學術景象。同時，《校勘編》也爲今後《儀(yi) 禮注疏》新的整理工作鋪平了道路。

四、努力探索版本學研究的新路徑與(yu) 新方法。作者有強烈的方法論意識，關(guan) 於(yu) 古代重要校勘記的再開發、類書(shu) 引書(shu) 版本研究、版本符號研究、版本補修研究、版本史與(yu) 學術史、善本讀本分層研究、重要典籍匯校研究等，是本書(shu) 寫(xie) 作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方法論總結，令人驚喜。版本學是一門古老而年輕的學問，新時期的版本學研究，期待總結經驗、拓寬路徑。前代版本學者或有家學淵源，或本身爲古籍收藏家，或爲圖書(shu) 館、古籍書(shu) 店相關(guan) 人員，在長期版本浸潤中形成“觀風望氣”的本領，以“版本鑒定”爲版本學的核心議題，於(yu) 文獻內(nei) 容、文本演變、學術史價(jia) 值等方麵較少涉及。而學有專(zhuan) 精的文史研究者，囿於(yu) 版本資源的獲取難度和版本實踐的缺乏，在麵對具體(ti) 的版本實物時，又往往難於(yu) 措手。長期以來，版本學處於(yu) 這樣的兩(liang) 難境地，影響了其發展。新世紀以來，隨著版本資源大幅度開放，版本學研究逐漸走向深入，青年學者藉助大量發布的網絡善本資源、各類影印本、版本圖録等，可以方便快捷地獲得相關(guan) 版本與(yu) 相關(guan) 信息，彌補版本實踐經驗的不足。在專(zhuan) 題版本、專(zhuan) 書(shu) 版本、版本源流、版本價(jia) 值、書(shu) 籍史、學術史等方麵，就有可能超越前修，推進版本學走向更寬闊的場域。杜以恒博士《〈儀(yi) 禮〉版本研究》一書(shu) 在專(zhuan) 書(shu) 版本研究方麵做了成功嚐試，向我們(men) 展示了版本學這門古老學問所具有的廣闊空間和勃勃生機。

以恒博士自進入北大以來，常常與(yu) 我交流討論，我們(men) 研究領域接近，互相啟發，多有會(hui) 心。本書(shu) 即在其同題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我見證了這部著作完成的全過程，也見證了以恒博士超出常人的勤奮和努力。今將付梓，以恒命我爲序，遂拉雜述之。

2025年2月5日於(yu) 北大才齋

《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圖藏黃丕烈影宋抄單疏本卷一首葉

【作者後記】

博士論文《〈儀(yi) 禮〉版本研究》是我的第一部學術專(zhuan) 著，但我接觸到“寫(xie) 書(shu) ”這件事已有三十多年了。在我的童年記憶中，最深刻的父親(qin) 形象就是伏案寫(xie) 作。小時候，我和所有孩子一樣喜歡找父親(qin) 玩。而父親(qin) 也很好找，因爲他總是坐在書(shu) 桌前，問他在做什麽(me) ，他總是回答：“在寫(xie) 書(shu) 。”不過，找到父親(qin) 容易，讓他陪著玩就難了。父親(qin) 對自己要求很嚴(yan) 格，每天至少要寫(xie) 六頁書(shu) ，上午兩(liang) 頁、下午兩(liang) 頁、晚上兩(liang) 頁。如果他還沒完成任務，他一定會(hui) 告訴我等寫(xie) 完兩(liang) 頁再陪我玩。而他也一定會(hui) 信守承諾，寫(xie) 夠兩(liang) 頁就來找我。雖然不知道他寫(xie) 的是什麽(me) 書(shu) ，但久而久之，我認識到“寫(xie) 書(shu) ”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以至於(yu) 有一天我也異想天開，拿出自己的小本子，學著父親(qin) 的樣子，每頁紙上劃兩(liang) 道，速成了一本自己的“書(shu) ”。上學以後，我才知道從(cong) 小陪我長大的這本父親(qin) 每天寫(xie) 的書(shu) ，叫《四庫存目標注》，從(cong) 我一歲時（1992）開始動筆，在十四歲時（2005）寫(xie) 完，有三百多萬(wan) 字。小學時，父親(qin) 已經可以帶研究生了，家裏常有大哥哥大姐姐來上課，書(shu) 房中經常傳(chuan) 出諸如“文獻”“目録”“刻本”之類與(yu) “寫(xie) 書(shu) ”有關(guan) 的專(zhuan) 業(ye) 術語。我雖然隻是在路過時聽得隻言片語，但對這些詞兒(er) 確實也不陌生了。

父親(qin) 也不總是一刻不停的寫(xie) 書(shu) ，他周末也會(hui) 帶我出去玩。不過常去的地方不是動物園、大明湖，而是英雄山和中山公園，因爲那兩(liang) 個(ge) 地方是當時濟南最知名的文化市場，有不少賣古舊書(shu) 的攤販，可以淘書(shu) 。父親(qin) 淘的書(shu) 我看不懂，我就淘當時非常流行的連環畫，最喜歡的是上海美術出版社出版的深藍皮連環畫《三國演義(yi) 》。雖然隻是黑白畫，但畫的特別傳(chuan) 神，旁邊的文字解說也簡明生動。我酷愛這套書(shu) ，不知讀了多少遍，有的書(shu) 皮都掉了。最喜歡的人物是諸葛亮，覺得他忠誠正直，是真正的英雄、君子。每次讀到五丈原“出師未捷身先死”的章節，眼淚總是在眼眶裏打轉。這套書(shu) 我幾乎集齊了，算是我較早的稚嫩藏書(shu) 史。淘書(shu) 時，父親(qin) 總是很專(zhuan) 注、很愉悅，最開心的時刻莫過於(yu) 以較低價(jia) 格買(mai) 到高價(jia) 值的古書(shu) 。這時他往往會(hui) 以盡量淺顯的方式講講他的新書(shu) ，比如古書(shu) 邊框的四個(ge) 角，開口的是活字本，不開口的是木刻本。我雖然不懂什麽(me) 是活字什麽(me) 是木刻，但久而久之就記住了。有一次我和幾個(ge) 小朋友組隊去英雄山玩，碰到一個(ge) 古書(shu) 攤，就湊上去看。我隻是掃了兩(liang) 眼，就對旁邊的小朋友說：“這個(ge) 是木刻本！”攤主是個(ge) 老爺爺，本來在嚴(yan) 防我們(men) 幾個(ge) 毛孩子破壞他的線裝書(shu) ，聽到我這話，猛地抬起頭，非常震驚的看著我，小朋友們(men) 也覺得我很厲害。其實我隻會(hui) 看那幾個(ge) 角，根本不知道那是個(ge) 什麽(me) 書(shu) 。但不得不承認，在那一刻我的虛榮心得到了極大滿足，以後再跟父親(qin) 淘書(shu) 時，也更願意記一些好掌握的文獻學小竅門。

父親(qin) 是個(ge) 很開明的人，他非常尊重我的個(ge) 人意願，並不因爲自己熱愛文獻學，就刻意引導我往文獻學的道路上走。父母對我的期許，隻是自食其力、堂堂正正而已。中學時，我對計算機很感興(xing) 趣，高考報專(zhuan) 業(ye) 時一度想報計算機專(zhuan) 業(ye) ，父母也很支持。後來，我覺得自己數學不夠好，難以在計算機方麵走得長遠，才自己做主改報了自認爲有點底子的中文專(zhuan) 業(ye) ，並順利被山東(dong) 大學文學院録取。等待入學的那個(ge) 暑假，我經常跟隨父母去山大老晶體(ti) 所二樓的《清人著述總目》項目組（“校經處”前身）自習(xi) ，在父親(qin) 的引導下，精讀了《史記·孔子世家》，撰寫(xie) 了第一篇學術論文《〈史記·孔子世家〉三家注比較研究》，這篇論文於(yu) 本科時在《長安大學學報》（2011年增刊）發表。從(cong) 那個(ge) 暑假開始，我進入了中文專(zhuan) 業(ye) 的天地，揭開了學術生涯的序幕。

本科、碩士期間，我在山東(dong) 大學文學院接受了係統的中文專(zhuan) 業(ye) 學術訓練，邊家珍、傅禮軍(jun) 、李劍鋒、李開軍(jun) 、李魯寧、劉祖國、史建國、唐子恒、王輝、王小舒、王新華、王祖哲、葉誠生、楊建剛、楊振蘭(lan) 、張樹錚等老師的課程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除此之外，還有一件大事，對我的學術研究道路産生了決(jue) 定性影響，那就是拜山東(dong) 大學古籍所老所長劉曉東(dong) 先生爲師，專(zhuan) 習(xi) 經學。至今我還記得，大二那年（2011）春節，我們(men) 一家三口照例回滕州爺爺奶奶家過節，我和父親(qin) 歪在南屋床頭聊天，父親(qin) 提到經學是古代學問的核心，但現在後繼乏人，瀕臨(lin) 滅絶。我想到這麽(me) 重要的學問不能斷，就無知無畏的表示我願意學，還詢問父親(qin) 可以跟誰學。父親(qin) 略加思考，便很肯定的說，劉曉東(dong) 先生精通經學，是最理想的導師。年後，父親(qin) 便向劉先生轉達了我求學的迫切願望，劉先生欣然答應，於(yu) 是我便按照章黃學派的傳(chuan) 統磕頭拜師，正式成爲劉先生的弟子。

至今還記得第一次去劉先生家上課，是2011年2月14日下午。劉先生首先強調了學習(xi) 經學要有堅韌不拔的精神，“你既然立誌要學這東(dong) 西，就要把它作爲一個(ge) 終身的事業(ye) 來對待，這一點是最最重要的”。之後，先生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講授了一些基本的經學理念，涉及經與(yu) 經學的含義(yi) 、經學在古代的地位及其當代學術境遇等諸多核心問題。最後，先生爲我量身製作了學習(xi) 經學的長期規劃，即先研習(xi) 《左傳(chuan) 》，藉助這部大部頭經書(shu) 了解經學的基本方法，同時通過《左傳(chuan) 》豐(feng) 富的內(nei) 容建構起先秦史的基本框架，爲後續經書(shu) 的學習(xi) 打下經學、史學的堅實基礎。研習(xi) 《左傳(chuan) 》使用經注本，學習(xi) 順序則是史（史實）、禮（倫(lun) 理）、例（凡例）三層。此外，先生還講述了一些通用的讀書(shu) 方法，如書(shu) 可以分爲一線二線，一線書(shu) 是案頭書(shu) ，即核心經典，隻要開卷就要從(cong) 第一個(ge) 字讀到最後一個(ge) 字，絶不半途而廢；二線書(shu) 是枕邊書(shu) ，即經典以外的典籍，讀起來相對輕鬆，可以作爲讀一線書(shu) 的調劑。一線書(shu) 使人專(zhuan) 精，二線書(shu) 使人博覽，二者相輔相成。第一節課足足持續了近三個(ge) 小時，雖然先生傳(chuan) 授的內(nei) 容我很難完全理解吃透，但對於(yu) 當時還在上大量概論課、政治課的大二本科生來說，無疑是十分新奇、讓人振奮的。走出先生家單元門時，雖然天色已經暗淡，但我看到的熟悉的一切好像都閃著光，大概這就是得聞大道、醍醐灌頂的直觀感受吧！

從(cong) 2011年2月14日到2017年6月10日，從(cong) 大二到研三，我總共去劉先生家聽課149次，依次是《左傳(chuan) 》41次、《儀(yi) 禮》78次、音韻學12次、《周禮》18次。《左傳(chuan) 》學習(xi) 主要在本科階段，隱公元年至四年是一字一句的講解經注，隱公五年以後則是選講，使用的課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本《春秋經傳(chuan) 集解》；《儀(yi) 禮》學習(xi) 主要在碩士階段，授課比重最大，是全經從(cong) 頭到尾逐字逐句進行講解，課本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段煕仲點校本《儀(yi) 禮正義(yi) 》；音韻學學習(xi) 附於(yu) 《儀(yi) 禮》之後，側(ce) 重於(yu) 與(yu) 經學關(guan) 係密切的上古音，屬於(yu) 先生針對性授課，沒有固定課本；《周禮》學習(xi) 集中於(yu) 研二下學期，也是逐字逐句講解，由於(yu) 研三要集中精力備考北大、撰寫(xie) 碩士論文，因此隻講完了《天官》部分，課本是中華書(shu) 局2013年王文錦、陳玉霞點校本《周禮正義(yi) 》。除了一對一授課，我還於(yu) 2014年2月至6月、2016年2月至6月，旁聽了兩(liang) 輪先生爲山東(dong) 大學尼山學堂本科生講授的“《禮記》導讀”課。學習(xi) 之餘(yu) ，我也進行了一些經學研究實踐，本科畢業(ye) 論文《〈春秋左傳(chuan) 〉喪(sang) 禮征》、碩士畢業(ye) 論文《禮經釋凡》分別對《春秋左傳(chuan) 》中涉及的喪(sang) 禮及《儀(yi) 禮》本經中的凡例進行了係統研究，這兩(liang) 篇學位論文均經過劉曉東(dong) 先生及我的本科、碩士導師唐子恒先生的指導。唐子恒先生與(yu) 劉曉東(dong) 先生同受業(ye) 於(yu) 殷孟倫(lun) 先生，是劉先生的師弟。唐先生對我的指導側(ce) 重於(yu) 漢語史、訓詁學，恰好與(yu) 劉先生的課程形成互補。兩(liang) 位先生溫文爾雅、學行兼備，在山東(dong) 大學一直受到同學們(men) 愛戴、敬仰。本科、碩士階段，我不僅(jin) 在兩(liang) 位先生的指導下打下了經學、古漢語基礎，還在長期與(yu) 老師、與(yu) 儒家經典相伴的過程中磨煉了自己的心性，立下了畢生研習(xi) 經學、弘揚傳(chuan) 統文化的誌向。

2018年秋天，我有幸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古典文獻專(zhuan) 業(ye) ，師從(cong) 顧永新老師攻讀博士學位。顧老師待人寬厚謙和，對待門生尤其如此。他從(cong) 不強製學生做什麽(me) ，而是順著學生的興(xing) 趣，因材施教，循循善誘。老師帶學生的主要方式，是讓學生參加“《周易》經傳(chuan) 注疏校勘”項目，該項目由老師的個(ge) 人研究發展而來，老師爲我們(men) 撰寫(xie) 樣章（幹卦、坤卦）、製定體(ti) 例，其餘(yu) 各卦則於(yu) 每周末召開的“《周易》校讀會(hui) ”上進行一人讀書(shu) 、多人持本式的集體(ti) 校勘，會(hui) 後由各卦負責人根據樣章、體(ti) 例和集體(ti) 校勘結果，撰寫(xie) 校勘記。每卦校勘記，最終還要經過校讀會(hui) 集體(ti) 批評審議，並由負責人根據集體(ti) 意見修改妥當之後方可提交老師定稿。作爲老師的門生，我很高興(xing) 也很榮幸地參加到項目中去。但參加項目初期，我覺得非常吃力，因爲對《周易》沒有專(zhuan) 門下過功夫，對通校的27種版本及納入匯集的53種簡帛、石經、前人校勘成果也缺乏了解，對於(yu) 細密的校勘流程和校記撰寫(xie) 體(ti) 例更是完全陌生。剛參加項目時，我在集體(ti) 校勘時經常由於(yu) 不熟悉版本的文本層次而“跟丟(diu) ”，在集體(ti) 審議校記時，我對老師和各位老成員的高談闊論、遠見卓識欽佩不已，但卻提不出任何有價(jia) 值的意見。至於(yu) 我第一次承擔校記撰寫(xie) 工作的經曆，就更不堪回首了。我們(men) 項目集體(ti) 審議某卦校勘記，一般是用一次會(hui) 的時間就夠了，但是我第一次做的《蒙卦校勘記》，卻因爲問題太多，足足被大家批了兩(liang) 次才勉強過關(guan) 。我一方麵覺得因爲我個(ge) 人的原因拖累了集體(ti) 的進度，十分愧疚，另一方麵也對我的個(ge) 人能力産生了懷疑，動搖了自信。不過，我還是很快調整了過來，告訴自己我的目標不是多麽(me) 優(you) 秀，而是跟上大家，不要讓大家甩的越來越遠。整個(ge) 博士階段，我都保持著這種奮發努力、爭(zheng) 取不掉隊心態，因此我極少焦慮內(nei) 耗。

隨著參加項目的日子越來越長，我逐漸適應了項目的快節奏，並在長時間、大密度的校勘實踐中，認識了經書(shu) 版本編刻流傳(chuan) 的規律，初步領會(hui) 了底本、校本選擇的標準及異文出校與(yu) 否的原則，基本掌握了展開大規模、全要素經書(shu) 校勘的流程與(yu) 方法，這些寶貴的經驗是書(shu) 本上難以獲得的。參與(yu) 項目之餘(yu) ，在顧老師的鼓勵與(yu) 指導下，我依托項目提供的便利條件，展開了一些《周易》經書(shu) 版本的探討，如元十行本墨丁及明代補修研究、《永樂(le) 大典》引《周易》經注疏底本研究等。這些研究進一步強化了我在項目中學到的經驗與(yu) 知識，鍛煉了我獨立從(cong) 事經書(shu) 版本研究的學術能力。

博士二年級暑假，顧老師和我商量博士論文選題，當時我想做的題目是《清初三禮學研究》，試圖從(cong) 清初這一學術轉向的關(guan) 鍵節點入手，對禮學展開新的探討。顧老師見我已有主意，又是自己熟悉的領域，就支持了我的想法。但是，在博三上學期做開題論證的時候，我發現這個(ge) 題目實在太大了。清初是學術轉向、過渡的關(guan) 鍵時期，做好這一時段禮學研究的前提，是對宋元明和清代中後期的禮學都有深刻理解，這無異於(yu) 要對大半個(ge) 古代禮學史展開精深研究。就當時的學力和精力來看，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論證階段，我經常向顧老師匯報進度，在這隔三差五的匯報交流中，顧老師也逐漸意識到情況不妙。直到有一天，我走著陪老師去上課，走到理教樓前的位置，老師終於(yu) 忍不住說：“以恒，我覺得這個(ge) 題目有難度，而且也不太像文獻學的論文，能不能從(cong) 你熟悉的禮學文獻角度選一個(ge) 題目來做？”老師這一指示，和我心中的想法不謀而合，經過商量，我和老師決(jue) 定把我的題目改爲《〈儀(yi) 禮注疏〉版本校勘研究》。這一題目兼跨禮學與(yu) 版本校勘學，能夠最大限度發揮我的長項。然而換題那天已是2020年12月1日，距係裏規定的開題截止日期隻有一個(ge) 多月了。整個(ge) 12月，我瘋狂趕工，完成了十萬(wan) 字的開題論證，並於(yu) 2021年1月19日上午順利舉(ju) 行了開題報告會(hui) ，得到了開題審議小組劉曉東(dong) （組長）、賈海生、王鍔、吳飛、李霖五位老師的鼓勵和指導。此後，我夜以繼日地從(cong) 事博士論文的撰寫(xie) 工作，分別於(yu) 2022年1月7日下午、5月12日下午通過預答辯、答辯，得到預答辯審查小組廖可斌（組長）、楊海崢、張麗(li) 娟、李霖、顧永新五位老師及答辯審查小組廖可斌（組長）、羅琳、陳紅彥、張麗(li) 娟、楊海崢、程蘇東(dong) 、李霖七位老師的高度肯定。論文答辯稿篇幅近75萬(wan) 字，獲評2022年北京大學優(you) 秀博士學位論文、2023年度國家社科基金優(you) 秀博士論文出版項目。博士後階段，我師從(cong) 程蘇東(dong) 老師從(cong) 事漢代禮學文獻的輯佚與(yu) 研究，其間亦未停止博士論文的修訂、增補工作。2024年暑假，我博士後出站並留校工作，根據教研室主任楊海崢老師的安排，接替廖可斌老師上本科生大課“中國古代文化”。在備課之餘(yu) ，仍全力從(cong) 事博士論文的修訂。2024年10月31日，我終於(yu) 將博士論文定稿提交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定稿篇幅90萬(wan) 字。此後在等待出版的一年間又時有訂補，2025年10月出版前夕終稿字數達96萬(wan) 字，較博士畢業(ye) 時新增20餘(yu) 萬(wan) 字。

博士論文在開題報告時的書(shu) 名是《〈儀(yi) 禮注疏〉版本校勘研究》，本擬分上、中、下三編，上編是版本研究，中編是包括張淳《儀(yi) 禮識誤》、盧文弨《儀(yi) 禮注疏詳校》、阮元《儀(yi) 禮注疏校勘記》等重要校記在內(nei) 的《儀(yi) 禮》校勘史研究，下編是資料和校勘記。但事實證明，我大大低估了這項工作的工作量，直到提交定稿之時，也才勉強做完了上編和下編，中編隻好留待日後徐徐圖之。爲防止讀者誤以爲博論隻研究《儀(yi) 禮》注疏本，我還遵從(cong) 預答辯小組的建議刪除了原題中的“注疏”二字。如此一來，博士論文的最終名稱即爲《〈儀(yi) 禮〉版本研究》。

博士論文的寫(xie) 作過程，是先做下編《校勘編》。我對曆代《儀(yi) 禮》版本及校勘成果進行了係統調查，把現存的28種《儀(yi) 禮》版本及43種校勘成果匯集在一起，以阮元本爲底本，仿照顧永新師《周易》校勘項目的體(ti) 例，進行徹底的匯校、集成。鑒於(yu) 《儀(yi) 禮注疏》體(ti) 量龐大，全部匯校顯然是不可能的，於(yu) 是我從(cong) 阮本五十卷中挑選了卷一、卷十六、卷十七進行抽校。選擇卷一的原因，是卷一作爲全經之始，很多前人成果於(yu) 此多有發凡起例的重要論斷，因此需要以卷一爲載體(ti) 進行集成；選擇卷十七的原因，是在試校的時候發現本卷明陳鳳梧本係統有全係統共有的大段脫文，是論證陳鳳梧本係統諸本源流的絶佳個(ge) 案；選擇卷十六的原因，是日本宮內(nei) 廳藏《儀(yi) 禮》單疏古抄本僅(jin) 存卷十五、十六兩(liang) 卷，若要研究該本源流則必校其一，而卷十六與(yu) 卷十七內(nei) 容連貫，可以合而觀之，最大限度發揮匯校的作用。至於(yu) 不選擇質量最好的注疏本張敦仁本爲底本，則是考慮到阮元本較爲通行，現有整理本及研究論著幾乎均以阮本爲基礎，以阮本爲底本對照起來較爲方便。由於(yu) 參校版本和集成的前人成果數量衆多，時間又緊，匯校工作極其艱辛，有時連續奮戰後身體(ti) 甚至會(hui) 産生眩暈惡心的不適之感。相信從(cong) 事過大規模校勘工作的同仁，應當都體(ti) 會(hui) 過這種“校到吐”的感覺。但是，這樣的付出是非常值得的，將曆代衆多版本、校勘成果按照時間先後有序匯聚之後，哪些文本在哪個(ge) 環節出了問題，哪些版本在之前版本基礎上改良了，哪些版本在之前版本基礎上倒退了，哪些校勘學家默默使用了前人的成果，哪些校勘學家有首創的卓識，這樣一些重要問題全部暴露無遺。每當校出關(guan) 鍵性異文，我都興(xing) 奮不已、鬥誌倍增。經過這三卷的抽校，我對匯校涉及的所有版本和前人研究成果的體(ti) 例、水平及其在整個(ge) 《儀(yi) 禮》流傳(chuan) 研究史上的地位都比較熟悉了，也在心中初步勾勒出了曆代《儀(yi) 禮》版本史、校勘史的基本網絡。三卷校記是下編的核心，是全文的研究基礎，也是《儀(yi) 禮》文本流變史、校勘史的另一種鮮活呈現方式，更是我對今後《儀(yi) 禮注疏》匯校的初步設想。此外，下編還附有《永樂(le) 大典》引《儀(yi) 禮》校勘記，是上編《永樂(le) 大典》引《儀(yi) 禮》研究的基礎，也是類書(shu) 引經校勘初步嚐試的直觀展現。總之，下編並不隻是全書(shu) 的資料長編，而是另一種形式的學術表達，與(yu) 上編互爲表裏，不可分割。

下編《校勘編》完成之後，上編《研究編》的撰寫(xie) 工作就有了較爲堅實的校例支持。上編框架受張麗(li) 娟老師《宋代經書(shu) 注疏刊刻研究》啟發，按照版本類型展開，主體(ti) 爲白文本、經注本、單疏本、注疏本四章。各章內(nei) 部按照版本産生年代先後、版本重要程度、研究篇幅劃分爲若幹節，對各個(ge) 版本的編刻時間、編刻地點、編刻背景、編刻動機、印本存藏、版本源流、版本優(you) 劣、後世影響展開係統討論。四章之外，還設置了《儀(yi) 禮》文獻專(zhuan) 論一章，專(zhuan) 門安放楊複《儀(yi) 禮圖》、《永樂(le) 大典》引《儀(yi) 禮》這兩(liang) 項與(yu) 《儀(yi) 禮》版本源流密切相關(guan) 的重要個(ge) 案研究。博士論文研究的核心方法，是對下編異文進行全麵係統的統計分析，輔以史料輯考、版本鑒定，進行綜合研判。對於(yu) 前人成果，務求充分引述，絶不掠美。前人已經得出的結論，以下編校勘結果加以疏證，進一步幫助前賢所言不虛；前人所論偶有未及之處，則詳加論述。

傳(chuan) 統版本研究的基本目標是版本鑒定、版本源流、版本優(you) 劣，這當然是本書(shu) 研究的重要任務。但除此之外，博論亦嚐試將曆代《儀(yi) 禮》版本視作《儀(yi) 禮》學乃至整個(ge) 經學在特定時期發展的映射，把它們(men) 視作《儀(yi) 禮》學發展的參與(yu) 者、見證者，放到特定時間、地點的曆史情境中進行研究。在具體(ti) 研究中，重視觀察每個(ge) 版本從(cong) 動議到刊行的全過程，及其與(yu) 當時學術、政治、經濟、文化、雕版印刷技術等方麵的互動。在這種研究思路下，我發現有些原本被認爲沒有價(jia) 值的邊緣版本其實是被忽略的學術富礦。如明中期陳鳳梧編刻的篆字白文本《儀(yi) 禮》，基本沒有閱讀層麵的實用性，學界對該本也是不屑一顧。然而該本實際上是陳鳳梧表達自己尊經抑傳(chuan) 、崇實複古學術主張的重要載體(ti) ，是明中期學術複古思潮及明中期蘇州地區篆體(ti) 寫(xie) 刻經典風潮綜合影響下的產(chan) 物，且該本底本精良，後來還成爲清康熙內(nei) 府篆文本的底本，在文本質量和後世影響上均有可觀處。這一個(ge) 版本的新研究，就可以幫助我們(men) 獲得版本學、學術史、書(shu) 法史、地域文化等多方麵的啟發。

此外，博論也積極嚐試引入書(shu) 籍史、閱讀史等新的研究視角，打破版本研究的線性思維，進行更加立體(ti) 的版本研究。如《儀(yi) 禮》經注本以清黃丕烈影宋刻本爲最佳，但在黃丕烈本之後清代還産生了立本齋本、稽古樓本、崇文書(shu) 局本，這三種全新的經注本被黃丕烈本的光芒遮蔽，無人問津。實際上，這三本立足於(yu) 閱讀，價(jia) 格低廉、版式舒朗，流傳(chuan) 於(yu) 中下士人階層，是清代真正通行的讀本；而黃丕烈影刻本立足於(yu) 複古，成本較高、版式細密，並不適合研讀，類似於(yu) 今日的再造善本，隻流傳(chuan) 於(yu) 公藏和富有的藏書(shu) 家手中。二者一爲讀本，一爲善本，質量、成本、版式、流傳(chuan) 圈層迥然有異，卻存在於(yu) 同一時空中，對不同的群體(ti) 施加不同的影響。通過這種“分層閱讀”的視角，我們(men) 可以理解許多通行版本産生、流通的合法性，構建起更加立體(ti) 的版本譜係。

總之，博士論文對上起周烈王、下至清末近2500年的中國古代《儀(yi) 禮》版本進行了多維的貫穿式研究，涉及曆代存與(yu) 不存的版本85種、版本校勘研究成果43種、現當代成果344種。雖然還有諸多不足與(yu) 遺憾，但出版節點已不允許我繼續斟酌，姑且先把它拿出來，作爲單種經書(shu) 版本係統研究的不成熟探索，供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回顧博論的撰寫(xie) 過程，確實頗多艱辛。最大的難點，就是工作量過大。博論論證階段，我了解的版本和前人成果有限，在寫(xie) 作過程中，不斷發現新的版本、新的既有成果，但由於(yu) 博論的範圍是全覆蓋，所以不得不將他們(men) 一並納入研究視野，博論的體(ti) 量也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且博論寫(xie) 作期間正值疫情防控期，那時尚未購房，我和愛人、兒(er) 子租住在五道口華清嘉園狹小的兩(liang) 居室，經常難以到校甚至足不出戶，無法前往京內(nei) 外查書(shu) 訪書(shu) ，就連我的畢業(ye) 答辯都是線上完成的，這對於(yu) 高度依賴實物資料的版本研究來說，是很大的限製。好在大部分《儀(yi) 禮》版本都公布了電子版，博論方得按時完成。此外，博論寫(xie) 作時正是兒(er) 子杜兆原一歲、兩(liang) 歲之間，他特別黏我，這當然特別溫馨。但兆原三歲以內(nei) 睡眠不好，每夜醒四五次，愛人、阿姨都哄不好，隻有我出馬他才能接覺，這導致我的睡眠完全是碎片化的。至於(yu) 兆原生病發燒的時候，就更慘了，通常要在沙發上抱著他睡一晚，以便隨時給他冷敷、測溫。爲了給兆原盡量騰出足夠大的空間玩耍，我還把客廳讓給他，自己把筆記本計算機放在臥室床上，搬一個(ge) 塑料凳放在床邊，以後麵的衣櫃爲靠背，參考書(shu) 堆放到窗台上，臨(lin) 時搭建了自己的博論工位。所以博論寫(xie) 作除了帶給我學術上的收獲，還磨煉了我的意誌，讓我明白要做成一件事，主觀意誌是至關(guan) 重要的。

當然，博論隻靠我一個(ge) 人咬牙堅持是絶不可能完成的，它是衆多師友大力支持的産物。顧永新師對博論撰寫(xie) 的全環節進行統籌指導，竭力爲我提供最好的研究條件，還關(guan) 心我們(men) 一家，在疫情期間去華清嘉園看望兆原，經常與(yu) 我在辦公室促膝長談，對我的學習(xi) 、生活各方麵有求必應、無微不至，還賜下序文一篇以示鼓勵；張麗(li) 娟老師對論文的不少章節反複審讀、多有鼓勵，對十行本研究指導尤多，還作出了讓我深挖《儀(yi) 禮識誤》的關(guan) 鍵提示，並欣然允諾賜序；劉曉東(dong) 先生在身體(ti) 欠佳的情況下，仍堅持對博論全文進行了細致審讀，多次鼓勵，並賜序和題寫(xie) 書(shu) 名；廖可斌老師擔任預答辯、答辯小組組長，對博論推許有加，推薦我申報國社科優(you) 博項目；程蘇東(dong) 師對部分核心章節提出了改進意見，並在博士後階段爲博論後續修改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張學謙老師在自己尚未撰寫(xie) 相關(guan) 論文的情況下，用相機將自己收藏的非常稀見的鍾人傑本逐頁拍照，整理好打包發給我使用；北師大圖書(shu) 館丁之涵老師在疫情期間代爲核對尚無電子版的桂垣書(shu) 局本；人民文學社董岑仕老師、北師大董婧宸老師對部分章節提出過不少切要意見；朱瑞澤師弟在宮內(nei) 廳本、河子龍本研究中給予了大力幫助；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靳明倫(lun) 老師對博論進行了精心編校；在博論出版前夕，鄭辰、蔡千千、朱旭東(dong) 、朱瑞澤、商賽博、方英權、黃林灝、曹湲媛組成審稿小組，分工審讀了博論一校樣，發現了不少疏漏，提出了很多有益的修改建議。此外，虞萬(wan) 裏、羅琳、王鍔、賈海生、劉玉才、楊海崢、漆永祥、吳飛、陳紅彥、劉薔、張玉亮、南江濤、馬學良、項旋、李開升、李振聚、林振嶽、沈暢、徐淵、郭超穎、李霖、孫齊、王輝、蔣鵬翔、李成晴、瞿林江、井超、馮(feng) 先思、侯金滿、韓悅、姚文昌、郭衝(chong) 、饒益波、趙兵兵、潘雲(yun) 俠(xia) 、高樹偉(wei) 、張鴻鳴、豐(feng) 子翔、任哨奇、石傑、王翊、黃冬萍、蔡千千、隗茂傑、叢(cong) 方怡、黃藜等師友也在開題答辯、寫(xie) 作思路、文稿審校、資料獲取等不同方麵給予了幫助指導。

最後要感謝的是我的家人。感謝我的父母、嶽父母長期對我及我們(men) 小家庭全方位的包容、愛護與(yu) 托舉(ju) ，感謝兒(er) 子兆原、女兒(er) 兆儀(yi) 每每在我困乏失落之時用他們(men) 稚嫩的微笑驅散我心中的疲憊。尤其感謝的是我的妻子吳娟，從(cong) 本科開始與(yu) 我攜手前行，在十餘(yu) 年間包容我的固執和任性，逆境時爲我疏導，得意時給我降溫，爲我的生活持續注入光與(yu) 熱。至今記得，在四年異地戀中無數次分別時的不舍，婚禮中閃著淚光的“我願意”，産床上因劇痛而顫抖的雙手，在北外麵試候場時由於(yu) 徹夜照顧兒(er) 子的疲倦入睡，在北京市青教賽決(jue) 賽現場的大氣從(cong) 容，這些難忘的瞬間凝結著她的努力、優(you) 秀和對我與(yu) 家庭的愛和付出。作爲我各個(ge) 版本博士論文的第一讀者、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僅(jin) 以此書(shu) 獻給她，相信她能從(cong) 中讀出我的執著和深情。

二〇二五年元宵佳節記於(yu) 海澱南暉堂

二〇二五年十月博論出版前夕訂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