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進 著《中國經學通論》出版

書(shu) 名：《中國經學通論》

作者: 丁進

出版社: 商務印書(shu) 館

出版年: 2025-9

【作者簡介】

丁進，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教授，複旦大學文學博士。先後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項目、國家規劃辦重點項目等多項。出版學術專(zhuan) 著《周禮考論》《商周青銅器銘文文學研究》《西周銘文史》《周禮學史》。發表學術論文六十餘(yu) 篇。

【內(nei) 容簡介】

中國經學是一個(ge) 範圍很廣、成果極其豐(feng) 富的學問領域，涵蓋哲學、曆史、文學、倫(lun) 理、政治等。其形成也是一個(ge) 漫長而複雜的曆史過程，在經學的發展曆程中，博士與(yu) 師法製度起到了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不同師承關(guan) 係形成了不同的學術流派推動了經學內(nei) 部的競爭(zheng) 與(yu) 創新。

經學自先秦形成以來，經曆了多次重要的流變與(yu) 發展階段，從(cong) 漢代的今文經學古文經學之爭(zheng) 到魏晉玄學、兩(liang) 宋理學的轉向，每一次變革都反映了當時社會(hui) 政治、文化環境的變遷以及學術思想的創新。經學在中國古代學術發展中已經不僅(jin) 是一種學術研究，更是一種致用之學，曆史上的經學也一直與(yu) 政治、社會(hui) 生活密切相關(guan) ，以經治國、以經取士等成為(wei) 國家治理和社會(hui) 教化的重要工具。

《易經》《尚書(shu) 》《詩經》作為(wei) 經學中的三大經典，各自具有獨特的思想價(jia) 值和文學魅力，“三禮”中的《周禮》《儀(yi) 禮》《禮記》是儒家經典中關(guan) 於(yu) 禮製的重要文獻，含括的仁義(yi) 禮智信也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和行為(wei) 規範。在現代社會(hui) ，經學的致用價(jia) 值依然顯著，它可以為(wei) 國家治理提供曆史智慧，為(wei) 社會(hui) 道德建設提供思想資源，為(wei) 個(ge) 人修養(yang) 提供行為(wei) 準則。

【目錄】

緒論　經學是一種文明／ 1

第一章 經學構成論／ 25

第一節 經學知識學／25

第二節 經學義(yi) 理學／42

第三節 經學致用學／52

第四節 經學曆史學／58

第二章　經學形成論／ 62

第一節　經學的形成／62

第二節　《易經》學的形成／80

第三節　書(shu) 經學的起源／96

第四節　《詩經》的起源／103

第五節　春秋經傳(chuan) 的起源／127

第三章　經學博士師法論／ 137

第一節　經學博士／137

第二節　武帝五經師法博士／154

第三節　博士的機構與(yu) 職能／162

第四節　經學師法／169

第四章　經學流變論／ 181

第一節　經學獨尊論／181

第二節　解經形式流變論／190

第三節　經學形態流變論／217

第四節　經學流派論／229

第五章　經學致用論／ 244

第一節　以方術事神／244

第二節　據經禮神／247

第三節　以經治神／255

第四節　宗經治國／263

第六章　《易》《書(shu) 》《詩》通論／ 274

第一節　《周易》通論／274

第二節　《尚書(shu) 》通論／296

第三節　《詩經》通論／302

第七章　三禮通論／ 308

第一節　《儀(yi) 禮》通論／309

第二節　《禮記》通論／315

第三節　《周禮》通論／319

第八章　春秋三傳(chuan) 通論／ 329

第一節　《春秋經》通論／329

第二節　《左傳(chuan) 》通論／338

第三節　《公》《穀》二傳(chuan) 通論／345

第九章　後四經通論／ 354

第一節　《論語》通論／355

第二節　《孝經》通論／363

第三節　《爾雅》通論／368

第四節　《孟子》通論／373

參考文獻／ 381

附錄·思考題／ 387

後記／ 393

【緒論】

經學是一種文明 （節選）

關(guan) 於(yu) 文明類型的說法不勝枚舉(ju) ：有從(cong) 產(chan) 業(ye) 角度分類的，如農(nong) 業(ye) 文明、工業(ye) 文明、後工業(ye) 文明、商業(ye) 文明；有從(cong) 地域角度分類的，如海洋文明、陸地文明、東(dong) 亞(ya) 文明、地中海文明；有從(cong) 文化角度分類的，如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伊斯蘭(lan) 教文明、佛教文明等。以上劃分各有理由，也各有不便。關(guan) 於(yu) 中華文明性質的爭(zheng) 論曆時已久，早期西方學者把中華文明視為(wei) 東(dong) 方文明、農(nong) 業(ye) 文明，前者是從(cong) 地域視角做出的判斷，後者是從(cong) 產(chan) 業(ye) 視角進行的劃分，但都沒有把握住中華文化的本質。孟德斯鳩認為(wei) 中國文化的禮性特征比較突出：“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為(wei) 指南。”亨廷頓認為(wei) 中華文化屬於(yu) 儒家文化。兩(liang) 說已經觸及中華文化的部分特征。然而，中華文明的豐(feng) 富性用“禮文明”“儒家文化”來概括還遠遠不夠。“儒家文明”最多隻能指稱儒家誕生後的中華文明，中華文明比儒家的曆史更長；而禮的因素在秦漢以後仍然活躍，但不是秦漢以下中華文明的關(guan) 鍵因素。北宋學者晁以道在《儒言》一書(shu) 中以“禮樂(le) 文明”指稱北宋文化的繁榮，這個(ge) 稱呼逐漸被古代學者所接受。到了現代，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以“禮樂(le) 文明”稱呼中華文明開始流行。我們(men) 總結了古今學者的思想成果，提出了中華禮樂(le) 文明三階段說。

一、中華古代文明三階段論

西方號稱“基督教文明”，中國沒有“國家宗教”，有的是經學信仰。信仰經學就是相信“六經”包含著治國理政的基本原理。我們(men) 研究中華古代國家治理方式後發現，中華古代文明的“禮治”特征明顯。中華禮治文明走過了三皇五帝時代的“禮玉文明”階段，又走過了夏、商、周三代的“禮樂(le) 文明”階段，在秦漢以下表現為(wei) 尊崇“五經”，我們(men) 稱之為(wei) 中華“經學文明”時期。目前正在創建有別於(yu) 以上三期的第四期文明，正在創造中華文明的新樣式。我們(men) 雖然不知道後人將如何稱呼當下正在創建中的中華新文明，但我們(men) 非常明確，現階段是創建中華新文明的關(guan) 鍵時期。

（一）中華禮玉文明期

“禮玉文明”相當於(yu) 中國考古學發現的7000年到5000年前的中華文明。對應於(yu) 傳(chuan) 世文獻，相當於(yu) 夏朝以前的“三皇五帝”時代。從(cong) 南方的淩家灘文化和良渚文化、東(dong) 方的龍山文化、東(dong) 北的紅山文化到西北的齊家文化，無不呈現“崇玉”特征。除了美洲印第安文明外，隻有中華文明崇尚美玉，這個(ge) 傳(chuan) 統延續不斷，一直保持到今天。在禮學上，這些玉琮、玉璧、玉龍都屬於(yu) 禮器中的禮玉。禮玉是國家治理製度的物質載體(ti) ，不同的禮玉體(ti) 現不同的財富、權力、地位、規則、秩序。崇玉即崇玉之德，這一風尚在世界上古主要文明中獨一無二。“禮玉文明”開創了中華“君子比德於(yu) 玉”的德治傳(chuan) 統，從(cong) 此，以“聖人治國”為(wei) 政治理想的中華“政治正統”觀念成為(wei) 中華文化的基因，代代相傳(chuan) 。

隨著青銅時代的到來，中華禮玉文明期結束，中華禮樂(le) 文明形成，但禮玉文明時期形成的中華文明因子也隨著禮樂(le) 文明的到來一同進入禮樂(le) 文明時期。禮玉在禮樂(le) 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周禮·春官·大宗伯》有“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dong) 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之說；《典瑞》又有大圭、鎮圭、恒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祼圭、圭璧、璋邸射、土圭、珍圭、牙璋、璧羨、駔圭璋、璧琮、琥璜、疏璧琮、穀圭、琬圭、琰圭之別，所說禮玉複雜程度令人歎為(wei) 觀止。可見禮玉文化因子不但沒有消失，而且還成為(wei) 禮樂(le) 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新的曆史時期獲得新生。即使到今天，禮玉文明因子早已成為(wei) 一種文化基因存在於(yu) 每一個(ge) 中國人的靈魂深處。中國人愛玉、珍玉，已經成為(wei) 與(yu) 生俱來的“文化本能”。以玉為(wei) 名、以玉為(wei) 美、以玉為(wei) 飾、以玉為(wei) 珍隨處可見。禮玉文明顯示了中華文明的原創性、連續性與(yu) 和平性。

（二）中華禮樂(le) 文明期

夏、商、周三代文明屬於(yu) “禮樂(le) 文明”，用“禮樂(le) 文明”來指稱中華文明始於(yu) 何時，迄今尚未確定。《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二有一篇《宋武帝論》，此文使用“禮樂(le) 文明”一詞。該文的作者《文苑英華》編者標注為(wei) “前人”，雖然此文的作者沒有留下姓名信息，不過我們(men) 可以因此確定以“禮樂(le) 文明”指稱中華文明不晚於(yu) 北宋。因《宋武帝論》作者無名姓可考，就目前的資料看，北宋晁說之是最早使用“禮樂(le) 文明”一詞的文化名人。晁說之在他的《儒言·俗學》中說：“學者同尊孔氏，法《詩》《書(shu) 》，躬仁義(yi) ，不知俗學之目何自而得哉！建隆以來，禮樂(le) 文明煥然大備，皆諸儒之力也。”在《答陳秀才書(shu) 》中，晁說之又說：“在本朝則柳仲塗、張晦之、穆伯長、賈公疏諸公，皆尊孔氏以振我國家禮樂(le) 文明之盛。”但晁說之所說“禮樂(le) 文明”指的是宋代文明，並不指先秦文明。我們(men) 認為(wei) 這個(ge) 概念不僅(jin) 可以對應秦漢以前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也可以指稱中華文明。因為(wei) 到目前為(wei) 止的中華文明中，禮樂(le) 文明是典型代表，不過這是廣義(yi) 的中華禮樂(le) 文明，廣義(yi) 的禮樂(le) 文明是對中華文明特征的稱呼，狹義(yi) 的中華禮樂(le) 文明就是三代文明，是對文明階段的稱呼。夏、商時期是中華禮樂(le) 文明的奠基和發展期，西周是禮樂(le) 文明的全盛期，春秋是禮樂(le) 文明的轉變期，戰國是禮樂(le) 文明的衰落期。

目前夏、商兩(liang) 代留下的直接文獻除了甲骨文字之外，其餘(yu) 文獻非常罕見。《論語·八佾》記孔子之言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禮記·禮運》記載孔子之言說：“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yi) ，《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孔子考察夏、商時代的禮儀(yi) ，除了《夏時》和《坤乾》之外，沒有得到更多的文獻。不過在《論語·為(wei) 政》中，孔子卻也充滿自信地說：“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在傳(chuan) 世文獻《儀(yi) 禮》和《禮記》中，也還常見夏禮如何、殷禮如何、夏祝如何、商祝如何的提示，可見三代禮的繼承性是不容置疑的。夏代直接流傳(chuan) 下來的文化遺產(chan) 非常稀少，我們(men) 因此難以直接評價(jia) 夏代禮樂(le) 文明的水平。商朝留下來大量的青銅禮器，以飲食器和樂(le) 器最為(wei) 宏偉(wei) ，令人想見當年禮樂(le) 儀(yi) 式的盛況。商代甲骨文多為(wei) 占卜辭，所顯示商代社會(hui) 禮樂(le) 文明範圍不夠廣泛，不過所反映的祭祀禮儀(yi) 複雜程度令人歎為(wei) 觀止。從(cong) 青銅禮器之盛、甲骨卜辭之巨不難想見殷商禮樂(le) 文明的繁榮。

西周時代是禮樂(le) 文明的全盛期，史稱周公製禮作樂(le) 。孔子也說：“周監乎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由於(yu) 西周文明發源於(yu) 關(guan) 中地區，故楊向奎、沈文倬等多位前輩學者使用了“宗周禮樂(le) 文明”一詞。西周禮樂(le) 文明之盛，在於(yu) 禮典；禮典之盛，見於(yu) 繁文縟節；繁文縟節之要，在於(yu) 禮義(yi) ——敬天地，重人事，庇護人民，為(wei) 禮義(yi) 之綱。西周禮樂(le) 文明與(yu) 遠古禮玉文明最主要的區別是禮樂(le) 文明貢獻了“和合”精神：禮以道分，樂(le) 以道和，禮樂(le) 互濟，從(cong) 而為(wei) 中華文明注入了包容、守正、正反互動的文化因子，大幅度增強了中華文明的生命力。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禮樂(le) 時代的貢獻居功至偉(wei) 。

春秋時期，宗周文化中心地位被顛覆，名義(yi) 上的文化中心轉移到成周一帶，曆史進入“東(dong) 周文明”時期。隨著東(dong) 方諸侯國的興(xing) 起，中華禮樂(le) 文明進入轉變期，這一時期又被後人批評為(wei) “禮崩樂(le) 壞”時期。然而根據《左傳(chuan) 》所記列國禮樂(le) 活動看，禮樂(le) 不但沒有被廢棄，反而在列國畸形繁榮，典型標誌是這一時期禮樂(le) 活動出現了大規模、大範圍的僭越禮製現象。僭越即突破禮典的規定，是對舊的禮樂(le) 製度的突破，本身不但沒有拋棄禮樂(le) 製度，反而帶來禮樂(le) 的空前鼎盛。所謂“崩”“壞”，並非禮樂(le) 瓦解，而是突破舊日格局，畸形發展，以王權為(wei) 中心的禮樂(le) 轉變為(wei) 列國各自為(wei) 中心的禮樂(le) ，因此我們(men) 稱春秋時期為(wei) 禮樂(le) 文明的轉變期。這一時期許多政治、經濟新貴崛起，迫切需要取得文化地位，列國居然出現了學習(xi) 禮樂(le) 製度的時尚潮流。在賓禮中出現的“賦詩”活動是對西周“樂(le) 語”的新發展，造就春秋時期文化新氣象。雖然在孔子看來這些禮樂(le) 活動大多違背了周禮尊崇天子的禮樂(le) 原則，是對周禮精神的根本性背叛。然而在客觀上，這一時期的禮樂(le) 繁榮就是一次中華文化大繁榮，不僅(jin) 為(wei) “百家爭(zheng) 鳴”提供了文化基礎，也為(wei) 孔子及其弟子編寫(xie) “三禮”文本提供了豐(feng) 富的文化資料。

戰國時期，禮樂(le) 文明衰落。隨著戰爭(zheng) 與(yu) 統一成為(wei) 時代主題，建立在維護天子與(yu) 諸侯君臣關(guan) 係基礎上的宗周禮樂(le) 製度失去了存在的政治前提，禮樂(le) 製度被逐漸冷落，中華文明即將進入新時期。不過這個(ge) 時代，以孔子後學為(wei) 代表的一批儒家學者潛心整理以“六經”為(wei) 主的禮樂(le) 文獻，總結禮樂(le) 精神，思考為(wei) 未來的大一統國家規劃政治秩序。他們(men) 整理思想成果，發表政治見解，教書(shu) 育人，豐(feng) 富了禮樂(le) 思想，推出了禮樂(le) 理論，推動了儒學的發展，禮樂(le) 文明進入思想總結期，正如楊向奎先生在《宗周社會(hui) 與(yu) 禮樂(le) 文明》一書(shu) 的序言中所說：“於(yu) 是經學與(yu) 儒家合，儒家與(yu) 教師合，師儒不僅(jin) 經師且為(wei) 人師矣。華夏族之民間教育遂為(wei) 師儒壟斷，有此壟斷，儒家影響遂無孔不入，有飲水處即有儒家。儒家思想陶冶了民族性格，於(yu) 是，我們(men) 的民族性格是‘極高明而道中庸’。不高明不會(hui) 有四千年的燦爛文明，不中庸不會(hui) 長期穩定而守恒。”這些儒家的文化活動客觀上為(wei) 禮典文明的到來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

（三）中華經學文明期

我們(men) 雖將秦漢以下到晚清民國之際的中華文明稱為(wei) “中華經學文明”，實際上秦朝曆史短，晚期又施行愚民政策，焚書(shu) 坑儒，經學被禁止在民間傳(chuan) 授，所作所為(wei) 有明顯的“反經學”傾(qing) 向，是不能劃入“經學文明”時期的。真正的經學文明起於(yu) 西漢文帝設置“一經博士”和“傳(chuan) 記博士”，到西漢武帝廢除百家博士，專(zhuan) 設五經師法博士，“經學文明”進入快速發展期。此後，中華大地上雖有帝國更迭，經學作為(wei) 曆代帝國意識形態卻沒有動搖過。

最能體(ti) 現經學作為(wei) 國家意誌的是教育、科舉(ju) 、刑法和朝廷決(jue) 策。從(cong) 西漢武帝獨存五經博士開始，國家治理人才培養(yang) 方案中，經學占據主導地位。不僅(jin) 博士弟子接受的是經學教育，地方上，郡、國也設立郡、國學校，為(wei) 帝國太常博士輸送博士弟子，一套以經學教育為(wei) 主要內(nei) 容、以培養(yang) 帝國治理人才為(wei) 宗旨的教育體(ti) 係建立起來。這套製度發展到隋代，形成科舉(ju) 製度，科舉(ju) 製度的核心是五經取士。從(cong) 此，中華教育從(cong) 基層的私塾到縣學，從(cong) 州學到帝國首都的國子監，形成完整的五經取士體(ti) 係。經學與(yu) 教育融合，教育與(yu) 官員錄用對接，優(you) 秀學員源源不斷地補充各級官員，為(wei) 中華政治文明創建提供了智力保障。

經學與(yu) 教育的融合不僅(jin) 體(ti) 現在科舉(ju) 取士上。各朝代太子的學習(xi) 材料也以經學為(wei) 主。皇帝也不時請經師講論經學。“經學”一詞，也是出於(yu) 兒(er) 寬給漢武帝講《尚書(shu) 》一事。曹魏時期，何晏曾上奏章，建議魏少帝遊後花園也應由大臣侍從(cong) ，除了宴遊之外，還要“講論經義(yi) ”，並且要將此法確立“為(wei) 萬(wan) 世法”。從(cong) 此，曆代君臣之間常有講論經義(yi) 之舉(ju) 。

經學對秦漢以下帝國政治的影響遠遠不止於(yu) 在教育、科舉(ju) 領域。在刑法領域，援經學於(yu) 刑法，“以《春秋》決(jue) 獄”僅(jin) 僅(jin) 是經學進入刑法領域的一個(ge) 案例而已。《唐律疏議》以下文獻無不蘊含著經學思想。在朝廷重大決(jue) 策中，經學是理所當然的決(jue) 策依據。在職官興(xing) 廢、禮製建設、區域規劃、稅收調整、對外交往等國家治理的方方麵麵，經學無處不在。

在經學文明時代，禮樂(le) 文明作為(wei) 經學文明的一個(ge) 組成部分被整合在其中。我們(men) 以經學文明指稱秦漢以下的中華古代文明，這是因為(wei) 兩(liang) 千多年的中央集權製社會(hui) 中，文化的主流是儒家，儒家的核心價(jia) 值觀在經學中，經學的元典大多誕生於(yu) 禮樂(le) 文明時代，既體(ti) 現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又體(ti) 現了中華文明的不斷發展性。

中華文明是連續不斷的文明，為(wei) 什麽(me) 說還存在禮玉文明、禮樂(le) 文明和經學文明的區別？這是因為(wei) 中華文明確實連續不斷，但也呈現出曆史階段特征。夏商周時期的中華文明，禮樂(le) 特征非常突出。《論語·陽貨》記載孔子之言說：“禮雲(yun) ！禮雲(yun) ！玉帛雲(yun) 乎哉！樂(le) 雲(yun) ！樂(le) 雲(yun) ！鍾鼓雲(yun) 乎哉！”批評當時人隻注重禮的物質形態，忘記了禮的本質。然而孔子也道出了實情：玉帛、鍾鼓是禮樂(le) 文明的重要載體(ti) —禮器的代表。夏鼐先生指出殷商文化的三大個(ge) 性之一就是用玉、愛玉，這是世界舊大陸文明中唯一重玉的文明。實際上從(cong) 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中華大地上從(cong) 南到北、從(cong) 東(dong) 到西，各地都進入了“重玉”文化時代。南方良渚文化的玉琮與(yu) 西北齊家文化的玉璧之美、之精，令人驚歎。山東(dong) 龍山文化的玉豬龍和遼寧紅山文化的玉勾龍，同中有異。玉器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樂(le) 器，“金聲玉振”說的就是作為(wei) 配飾的玉與(yu) 歌、舞、樂(le) 、射的合節。這一傳(chuan) 統到唐人王勃撰寫(xie) 《滕王閣序》時也沒有忘記：“佩玉鳴鑾罷歌舞”說的就是鸞鈴與(yu) 佩玉和鳴。至於(yu) 玉帛之帛，後世更促成了“絲(si) 綢之路”的形成，在經學時代更加發揚光大。玉帛、鍾鼓在秦漢以下曆朝不但沒有退出國家大典，相反，從(cong) 西漢開始，曆朝都注重本朝禮典建設，流傳(chuan) 至今的有唐《開元禮》以下曆朝禮典。禮典的豐(feng) 富程度遠遠超過了《儀(yi) 禮》十七篇。

盡管如此，我們(men) 還不能說兩(liang) 漢以來的禮樂(le) 文化超過了西周。我們(men) 隻能說禮樂(le) 文化作為(wei) 文化基因被保存下來，但經學文明的因素更加突出。根本原因是禮樂(le) 從(cong) 政治手段變成了文化手段。在西周，各類政治活動都被規範在禮樂(le) 之中，國家大部分政治生活通過禮樂(le) 儀(yi) 式實現：封諸侯通過大封禮，諸侯拜見周天子則有朝、覲、會(hui) 、同禮，出兵則有稱旂禮、振旅禮、凱旋禮、獻俘禮、飲至禮，任命官員則有冊(ce) 命禮，表彰官員則有蔑曆禮，征收諸侯賦稅則有朝貢禮等等。支配這些大儀(yi) 式的終極思想是“禮之義(yi) ”：以尊王為(wei) 中心的天下一統觀念。這一觀念為(wei) 人熟知的名言就是《詩經·小雅·北山》所說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兩(liang) 漢以下曆朝都舉(ju) 行重大的禮樂(le) 儀(yi) 式，例如舉(ju) 辦祭祀天地儀(yi) 式，舉(ju) 辦皇帝、皇後的喪(sang) 禮儀(yi) 式；國家政治生活在形式上仍然通過朝議，但主導國家治理的終極思想是“經之義(yi) ”，這一點我們(men) 不難從(cong) 曆朝君臣商討國家大事的奏章、廷議和詔令中分析出來。群臣參與(yu) 決(jue) 策，君主最終“拍板”。商議結論最終以詔令形式發出，相關(guan) 部門遵照執行。奏請、廷議、詔令是中華“中央集權”時代典型的執政流程和政治形式，是國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動。在古代社會(hui) ，這是一種先進的、文明的政治方式。奏章、廷議、詔令都遵循一種“指導思想”，那就是經義(yi) ，可見經義(yi) 對“集權政治”滲透之深。

禮樂(le) 文明時代，職官采用貴族世襲製；貴族教育以“六藝”為(wei) 中心，是素質教育。貴族天生承擔保護、發展宗族的使命。經學文明時代，“入仕”采用科舉(ju) 製，不受身份地位限製；士人培養(yang) 以“五經”為(wei) 中心，是“應試教育”。習(xi) 經者個(ge) 人的價(jia) 值和使命學說集中體(ti) 現在《禮記·大學篇》中的“三綱八目”中。讀書(shu) 人通過這個(ge) 途徑找到了自己在社會(hui) 中的價(jia) 值，並為(wei) 提高個(ge) 體(ti) 生命在社會(hui) 中的位置、提升個(ge) 體(ti) 存在的價(jia) 值提供了可靠的路徑。

禮樂(le) 文明時代是以禮治國，經學文明時代是以經治國。禮樂(le) 文明時代以“六藝”培育人才，詩、樂(le) 、舞三位一體(ti) ；經學文明時代，以“五經”培育人才為(wei) 主流，但有經無樂(le) ，經、樂(le) 、舞未能互濟。禮樂(le) 文明時代，禮樂(le) 是修養(yang) ，也是工具。經學文明時代，禮樂(le) 是修養(yang) ，卻不是工具。

禮樂(le) 文明時代留給後世最著名的文化遺產(chan) 是“五經”，“五經”到西漢武帝時代形成博士經學，經從(cong) 此成為(wei) “意義(yi) 的信仰”。這種信仰非宗教的崇拜，而是基於(yu) 對五經經義(yi) 的理解，並且君臣上下乃至於(yu) 基層群眾(zhong) 對經義(yi) 用之於(yu) 修身齊家和治國理政的價(jia) 值深信不疑。

經學在經學文明時代能夠促進中華經學文明的繁榮，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經義(yi) 被信仰，更在於(yu) 經義(yi) 被用之於(yu) 廣泛的社會(hui) 實踐。在經學文明時代，經學形成經學知識學、經學義(yi) 理學和經學致用學三大板塊。經學知識學在經學文明時代非常發達，其中名物度數之學尤其發達，代表性學派有東(dong) 漢晚期鄭玄的今古文融合之學，清代乾嘉學派的考據之學。經學知識學讓訓詁學成為(wei) 古代漢語詞匯學的典範，考據學無限接近近代科學的實證學，為(wei) 後來的西學東(dong) 漸提供了科學精神的土壤。

“經學義(yi) 理學”是經義(yi) 之學，揭示原經思想，從(cong) 原經中發掘出新的思想。經學義(yi) 理學的命題眾(zhong) 多，如在國與(yu) 家之間取舍，則有舍小家、保大家的家國信念；在利與(yu) 義(yi) 之間取舍，則有舍利以取義(yi) 的義(yi) 利信念；在忠與(yu) 孝之間取舍，則舍孝而取忠的忠孝信念。

“經學致用學”是用經義(yi) 指導國家治理的學問，用《春秋》決(jue) 獄、以《禹貢》治河、以《三百篇》為(wei) 諫書(shu) 是早期的致用學。西漢以後，經學致用學滲透到國家政治生活所有方麵。例如西漢在維護中央政府權威方麵，出台“左官律”“附益法”以限製諸侯國的政治權力，隋唐用“鹽鐵專(zhuan) 賣法”限製諸侯和大商人的經濟權力，用“編戶齊民法”強化天子對全國的掌控權，唐代用“租庸調法”強化朝廷的經濟實力，隋唐用“府兵製”強化朝廷對國家軍(jun) 事力量的掌控。這些措施大多以經義(yi) 為(wei) 依據，例如《春秋》學的“大一統”思想、《周禮》學的“設官分職，以為(wei) 民極”思想，《禮記》學的尊尊親(qin) 親(qin) 思想，等等。

【後記 】

在初版的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人文科學試驗班的培養(yang) 方案中，“經學通論”課程被安排在第一學期。嶽麓書(shu) 院聘請了好幾位經學名家擔任課程教師，每位專(zhuan) 家講授四周課程，專(zhuan) 家們(men) 擔心實驗班學生“吃不飽”，紛紛將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拿出來介紹給本科生。這種專(zhuan) 家接力式課程教學方案施行了一輪四屆，教學效果與(yu) 最初的設想存在一定的差距，修習(xi) 者普遍感覺到經學太難。對於(yu) 剛剛闖過高考大關(guan) 的本科生來說，一入高校就學習(xi) “經學通論”課程，難度確實很大。

從(cong) 第二輪開始，嶽麓書(shu) 院調整了人文科學試驗班的培養(yang) 方案，將“經學通論”挪到第三學期。在學習(xi) 了“四書(shu) 導讀”“禮記導讀”“周易導讀”等課程後再學習(xi) “經學通論”，難度自然要降低不少。書(shu) 院又將專(zhuan) 家接力式教學方式改為(wei) 傳(chuan) 統的單教員教學方式，並撰寫(xie) 相應的教材，這部《經學通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chan) 生的。

本書(shu) 由一緒論、九專(zhuan) 論組成，包括經學性質論、經學構成論、經學功能論、經學史論和群經通論五個(ge) 板塊。《緒論》論經學的性質，第一章《經學構成論》論經學的內(nei) 容構成，第二章《經學形成論》，第三章《經學博士師法論》，第四章《經學流變論》都是經學史論，第五章論經學的經世致用功能，第六章至第九章屬於(yu) 群經通論。

筆者參與(yu) 了人文科學試驗班第一輪教學，是四位主講教師中唯一的“本校教師”，不得不承擔起本課程第二輪教學改革任務。用了兩(liang) 年時間，筆者對原講稿作了重大修改，並為(wei) 每章配置了思考題以及總思考題，供課程選修者在不同階段測評自己的學習(xi) 效果。不同於(yu) 之前出版的同類教材，這部書(shu) 帶有筆者個(ge) 人的學術個(ge) 性，其中大部分思想認識屬於(yu) 筆者本人的研究心得。“經學是一種文明說”“經學三板塊說”“師法三構成（本經、論著、參考資料）說”等命題都是筆者近些年來的研究成果。

既然是“通論”，無疑要指導修習(xi) 者通曉經學的性質、功能和價(jia) 值，通曉經學史的發展演變脈絡，通曉“十三經”各經的內(nei) 容、價(jia) 值和特點，讓修習(xi) 者對中國經學有相對全麵的認識，這就是本書(shu) 撰寫(xie) 的基本目標。

由於(yu) 經學的特殊性，閱讀本書(shu) 存在一定的難度，並且各章的難易程度也不平衡。相對來說，第二章論群經的起源，涉及青銅器銘文和其他出土文獻，閱讀難度最大，修習(xi) 者可以參考有關(guan) 青銅器銘文論著，讀懂相關(guan) 材料。

嶽麓書(shu) 院是中國第一部《經學通論》的誕生地，也是“經學通論”課程的首開地。在皮錫瑞撰寫(xie) 《經學通論》一百年之後的今天，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學經過短暫的沉寂之後再度興(xing) 起，嶽麓書(shu) 院再次承擔起培養(yang) 傳(chuan) 承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人才的任務。嶽麓書(shu) 院千年經學傳(chuan) 統不斷，千年弦歌之音不絕。經學是傳(chuan) 統文化之根，是儒家文化之魂，經學教育已經在全國許多高校展開，中華曆史文化的根脈已經接續，期盼本書(shu) 的推出能為(wei) 經學之林的繁茂做一點貢獻。

丁進2025年2月9日夜

記於(yu) 嶽麓書(shu) 院勝利齋12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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