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 著《中國儒學通誌·宋元卷·紀年篇》出版暨後記

書(shu) 名：《中國儒學通誌·宋元卷·紀年篇》

本卷作者：王琦

出版社：浙江大學大學出版社

出版社時間：2025年8月

【作者簡介】

王琦，長沙理工大學設計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南大學中國哲學博士。兼任中華孔子學會(hui) 理事、中國書(shu) 院學會(hui) 理事、中華朱子學會(hui) 理事等。主要從(cong) 事儒家哲學、藝術哲學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研究。國家社科基金《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宋代經筵與(yu) 程朱理學發展研究》項目主持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宋學源流》子課題負責人，國家重大學術文化工程項目《（新編）中國通史·中國思想史》核心作者；出版了《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朱熹帝學思想研究》《論語探微》等著作。在《北京大學學報》《中國哲學史》《哲學動態》《光明日報》等期刊與(yu) 報紙發表論文60多篇。

【內(nei) 容簡介】

本書(shu) 為(wei) 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國家出版基金項目”、“‘十三五’國家重點出版規劃項目”的結項成果之一，是《中國儒學通誌》宋元卷的紀年部分，主要內(nei) 容為(wei) 宋元時代的儒學編年：不僅(jin) 對重要學者的生平、著作、活動等進行了著錄，而且注意從(cong) 國家層麵重點突出統治者對儒學的態度，以及立學興(xing) 學、科舉(ju) 取士、政治改革等對儒學發展的影響，尤其對四書(shu) 五經在經筵進講的史料進行了全麵梳理，力圖呈現宋元時期儒學發展與(yu) 演進的多維視域。

【後記】

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yu) 趙宋之世”[①]。宋代作為(wei) 中國儒學史上發展的高峰，之所以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離不開最高統治者對儒學的認同、理解與(yu) 支持，以及一代代知識分子們(men) 的思想建構、學術耕耘與(yu) 傳(chuan) 道弘道。為(wei) 此，本書(shu) 在撰寫(xie) 的過程中，不僅(jin) 注重對學者與(yu) 學派的選取，對重要學者的生平與(yu) 重要活動、主要著作撰寫(xie) 與(yu) 刊發、學術組織的成立等進行著錄，而且注意從(cong) 國家層麵重點突出統治者對儒學的態度，以及立學興(xing) 學與(yu) 科舉(ju) 取士等國家政策，還有國家革新政令與(yu) “慶元黨(dang) 禁”等重大事件對儒學發展的影響，以考察學術演變的特定時代背景及政治對學術的影響。其中，與(yu) 其他學術編年不同的是，本書(shu) 尤其關(guan) 注了《四書(shu) 》《五經》與(yu) 曆史典籍在經筵中的進講情況。

雖然在漢唐之世，曆代帝王也注十分重從(cong) 儒家典籍中汲取治國理政的經驗與(yu) 統治方法，但是總體(ti) 而言，其學習(xi) 的文獻典籍範圍較狹小，主要以五經及《論語》《孝經》等經學及部分史書(shu) 為(wei) 主，學習(xi) 的內(nei) 容、時間也不確定，未形成完整的規模與(yu) 製度。[②]自宋代開國以來，為(wei) 重建治道，便製定了崇文尊儒的“文治”策略，不僅(jin) “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重用讀書(shu) 人，而且要求“上之為(wei) 人君者，無不典學”[③]，身為(wei) 典範，躬親(qin) 讀書(shu) ，從(cong) 而促進了帝王學習(xi) 經史的經筵製度逐漸成熟與(yu) 完善。

呂中的《宋大事記講義(yi) 》，詳細記錄了宋代經筵製度逐漸發展與(yu) 定型的過程：

祖宗好學，世為(wei) 家法。蓋自太祖幸國庠，謂先聖，勸宰臣以讀書(shu) ，戒武臣以知學，其所以示後世子孫者，源遠而流長矣。自太平興(xing) 國開設經筵，而經筵之講自太宗始。自鹹平置侍講學士，而經筵之官自真宗始。乾興(xing) 末，雙曰禦經筵，體(ti) 務亦不廢，而日禦經筵自仁宗始。於(yu) 是崇政殿始置說書(shu) ，天章閣始製侍讀，中丞始預講席，宰相始預勸講，舊相始入經筵以觀講，史官始入經筵以侍立。而經筵之上，文物憲度始大備矣。”[④]

在帝王為(wei) 學求治需求的驅動下，宋代經筵製度經過太宗、真宗朝的醞釀發展，至仁宗時已趨於(yu) 成熟與(yu) 定型。經筵製度的完善，為(wei) 士大夫通過“創通經義(yi) ”影響君德修養(yang) 與(yu) 政治決(jue) 策提供了製度保障，推動了宋代學術擺脫漢唐章句訓詁向義(yi) 理之學的轉型，一種以“義(yi) 理”解經為(wei) 特點的新經學體(ti) 例——經筵講義(yi) 也應運而生[⑤]，加速了理學的形成與(yu) 發展；同時，也為(wei) 帝王提升文化、品德與(yu) 政治素養(yang) ，樹立崇儒好學的典範，拓展信息渠道，開展政治谘詢提供了有效平台，為(wei) 君臣交流互動、形成共同的價(jia) 值觀念提供了契機。[⑥]

宋代《四書(shu) 》新經典體(ti) 係的形成和儒學的發展，與(yu) 程頤、楊時、尹焞、朱熹、真德秀、徐元傑等程朱一係的學者在經筵不斷地進講《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經典，從(cong) 而獲得最高層認可與(yu) 扶持密切相關(guan) 。[⑦]新學、朔學、蜀學、湖湘學、永嘉學等學派領袖人物王安石、司馬光、蘇軾、胡安國、張栻、陳傅良等，也都曾入侍經筵。他們(men) 在經筵所講所言，不隻是其一生學術思想與(yu) 政治理念精髓的濃縮，甚至代表了士林的群體(ti) 意識。即使致仕或落職罷祠之後，他們(men) 在學界、政界依然有著較大的影響力。因此，儒家經典在經筵進講及其帝王對其內(nei) 容的學習(xi) ，不僅(jin) 促進了儒家思想向最高層的影響與(yu) 滲透，而且推動了儒學的官學化與(yu) 社會(hui) 化進程。[⑧]由此可見，在研究宋元時期學術發展與(yu) 繁榮時，經筵與(yu) 經筵講義(yi) 是不可或缺的新視域。本書(shu) 通過梳理儒家經史在經筵的進講史料，希望能夠為(wei) 研究中國儒學發展的學者提新的線索與(yu) 資料。         

[①] 陳寅恪：《金明館從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頁。
[②] 王琦：《朱熹帝學思想研究》，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33-39頁。
[③] 脫脫等：《宋史》卷439《文苑傳一》，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2997頁。
[④] 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⑤] 王琦：《論宋代經筵講義的興起》，《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2期。
[⑥] 王琦：《學術與政治的互動——以真德秀與徐元傑經筵講讀為例》，《湖南大學學報》2021年第1期。
[⑦] 王琦：《朱熹帝學思想研究》，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22-25頁。
[⑧] 王琦：《經筵講義：宋明理學研究的新視域》，《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專刊），2021年12月21日，第A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