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筵·帝學·理學

——讀《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

作者：魯曉聰（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博士，現為(wei) 中共湖南省委黨(dang) 校（湖南行政學院）教師。研究方向：宋明理學、春秋學。）

來源：《走進孔子》2024年第5期

書(shu) 名：《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

作者：王琦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2023年4月

經筵作為(wei) 一種以古代帝王為(wei) 授課對象的特殊文化教育活動，萌芽於(yu) 漢唐，而成型於(yu) 宋代。如漢昭帝曾命蔡義(yi) 講《韓詩》，楊賜在華光殿為(wei) 漢靈帝講《尚書(shu) 》等。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侍讀”“執經”，唐代設置的集賢院侍讀、翰林侍講學士等基本可視為(wei) 是對漢代經筵的承襲與(yu) 革新。

雖然不同朝代對帝王教育的形式、內(nei) 容以及對“經筵官”的稱呼不同，但其旨歸皆是幫助帝王“增德學聖”，繼而更好地成為(wei) 人君。及至兩(liang) 宋，作為(wei) 帝王教育的經筵得到進一步發展，不但經筵講授的內(nei) 容、經筵官的來源更為(wei) 廣泛和豐(feng) 富，而且經筵開講的時間、地點得以固定，儀(yi) 式儀(yi) 節也更加規範，從(cong) 而使得經筵這一帝王教育活動製度化、常規化。

由於(yu) “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嚐有講義(yi) 也”，至宋神宗元豐(feng) 年間，隨著陸佃“在經筵始進講義(yi)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8），經筵講義(yi) 作為(wei) 一種新的經學體(ti) 例逐漸盛行開來。經筵官在講學前後往往會(hui) 撰寫(xie) 講義(yi) 作為(wei) 帝學教材，以供君王課前預習(xi) 或課後溫習(xi) 之用。同時，鑒於(yu) 帝王之學當“學堯舜之道，務知其大指，必可舉(ju) 而措之天下之民”，非若博士、書(shu) 生、人臣那樣“析章句，考異同，專(zhuan) 記誦，備應對”（範祖禹：《帝學》卷3），這就要求經筵官在解經時不能隻拘泥於(yu) 章句訓詁之學，而是要善於(yu) 發揮經典中的微言大義(yi) 、義(yi) 理要旨，服務於(yu) 成就君德聖治的需要。經筵中這種以“義(yi) 理”解經的風尚無疑對宋代學術轉型及理學興(xing) 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

雖然近年來，學界對經筵的研究日益重視，但更多關(guan) 注的是經筵製度的發展與(yu) 演變，如鄒賀的《宋朝經筵製度研究》、馬元元的《南宋經筵製度及其曆史作用》等。另薑鵬的《北宋經筵與(yu) 宋學興(xing) 起》、吳曉榮的《兩(liang) 宋經筵與(yu) 學術》等，也敏銳地察覺到經筵與(yu) 政治、學術之間的互動關(guan) 係。但相較之下，對經筵講義(yi) 文本本身的相關(guan) 研究則門庭冷落，且對講義(yi) 的文獻整理大於(yu) 對其文本的詮釋、對“五經”講義(yi) 的研究大於(yu) 對“四書(shu) ”講義(yi) 的研究。

與(yu) “四書(shu) ”相關(guan) 的僅(jin) 有鍾昌信《宋代〈論語〉經筵講義(yi) 研究》、陳重《簡論陳襄〈中庸講義(yi) 〉的思想內(nei) 涵》、郭超《袁甫〈蒙齋中庸講義(yi) 〉研究》等寥寥數篇論文，未見一本專(zhuan) 著。王琦教授的《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一書(shu) ，則以經筵講義(yi) 作為(wei) 切入點，首次對《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在經筵進講的情況進行了係統梳理，探討了經筵講義(yi) 與(yu) 帝學建構、理學官學化之間的內(nei) 在聯係，展現了士大夫與(yu) 帝王之間借助經筵所開展的學術與(yu) 政治的互動，從(cong) 一個(ge) 新的視角彌補了學界對現有經筵講義(yi) 研究的不足，拓展了宋代帝學與(yu) 理學研究。

一、帝學開新與(yu) 宋代士大夫政治

關(guan) 於(yu) 宋代政治的特點，柳詒徵一語中的地說：“蓋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而“百年未嚐誅殺大臣”亦彰顯了士大夫在宋代政治體(ti) 係中的獨特地位。宋初確立的抑武尚文的政策，極大地促進了士大夫階層的的崛起及其政治主體(ti) 意識的提升，激發了他們(men) 參政議政的熱情，並最終形成了中國曆史上特有的君臣共治的局麵。

毋庸諱言，宋代這種獨特的政治格局早已為(wei) 學界所關(guan) 注，其背後的成因成為(wei) 學人討論的焦點。概而觀之，世人多將其歸結為(wei) 科舉(ju) 取士、學校教育以及人才選拔製度等原因。而王琦教授則為(wei) 該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考方向，即經筵製度的影響。本書(shu) 從(cong) 宋代君臣共治的政治格局來反觀經筵，可謂是抓到了宋代政治中的關(guan) 鍵問題。

王琦教授敏銳地捕捉到，出於(yu) 重建治道與(yu) 社會(hui) 秩序的需要，帝王“無不典學”（《宋史·文苑傳(chuan) 一》）的製度安排，促進了經筵製度發展與(yu) 完善，為(wei) 士大夫利用經筵講學中經典詮釋的優(you) 先權，以學術影響政治，培養(yang) 理想帝王，致君堯舜提供了機會(hui) 與(yu) 平台，從(cong) 而使帝王之學的興(xing) 起成為(wei) 了宋代儒學發展的新動態。尤其是程頤在經筵提出的“天下治亂(luan) 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河南程氏文集》卷6）的帝學教育理念後，促使了宋代帝王學的重心從(cong) 之前的富國強兵、駕馭臣民之“術”逐漸轉向了“君德”成就。

宋儒紛紛從(cong) 士大夫的立場出發，力圖以儒家思想為(wei) 主導，以成就君德為(wei) 根本，以堯舜聖王為(wei) 榜樣，建構一種可以指導帝王為(wei) 學修身、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新帝學。王琦教授通過對史料的全麵梳理，勾勒了宋代儒家新帝學興(xing) 起、發展的內(nei) 在邏輯脈絡，以及朱熹以道學建構帝學的理論貢獻，展現了宋代帝王學的新特色，指出帝學理論的不斷發展與(yu) 豐(feng) 富，實質就是帝王理想“角色”不斷被士大夫“期待”與(yu) “塑造”，以道統規範治統的過程。

呂中《大事記講義(yi) 》曰：“人君起居動息之地，曰內(nei) 朝，曰外朝，曰經筵，三者而已。”將經筵與(yu) 內(nei) 、外朝並列，無疑凸顯了經筵在宋廷的地位。王琦教授通過對文獻的梳理與(yu) 具體(ti) 的案例，認為(wei) 經筵為(wei) 帝王與(yu) 士大夫之間提供了特殊的政治空間，是一個(ge) 學術與(yu) 政治互動的平台。一方麵，士大夫經由經筵進講間接參政議政，並力求以儒家經旨義(yi) 理影響帝王及當世政治，從(cong) 而建構起異於(yu) 漢唐的新帝學，另一方麵，帝王通過經筵中的君臣問答、經筵留身後的政治交流，可以拓展信息渠道，傾(qing) 聽經筵官們(men) 對時政的看法，從(cong) 而更好地進行政治決(jue) 策。從(cong) 某種程度而言，經筵為(wei) 宋代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的形成提供平台與(yu) 契機。

無論是新帝學的興(xing) 起，還是君臣共治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其背後皆指向由士大夫所主導的經筵，這也正是本書(shu) 的可貴之處，視角多樣宏大，但所凸顯的問題清晰集中。

二、“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與(yu) 新經典體(ti) 係的形成

陳寅恪先生曾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造極於(yu) 趙宋之世。而宋代文化之所以能達到登峰造極之境，不僅(jin) 是因為(wei) 宋朝實施了崇文尊儒的治國方略，而且以士大夫階層為(wei) 主導的學術變革亦是其重要因素之一。在宋代的學術轉型中，“四書(shu) ”這一新經典體(ti) 係的形成無疑是標誌性事件，而本書(shu) 選擇以“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作為(wei) 核心文本進行研究，無疑是抓住了宋代學術轉型之要害。

宋代四書(shu) 學研究無疑是當今學界的顯學，無論是對四書(shu) 學著述的文本詮釋，還是探究“四書(shu) ”經典化曆程，皆已產(chan) 生了頗具規模的成果。然而，王琦教授則慧眼獨到地從(cong) 經筵講義(yi) 這一視角來審視四書(shu) 學在宋代經典化的曆程。在《詩》《書(shu) 》《禮》《易》《春秋》等“五經”講義(yi) 在經筵進講的同時，《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也逐漸進入帝王的視線，並且成為(wei) 經筵講讀的重要經典。無論是仁宗時開始以《大學》《中庸》間賜新科進士，還是孟子升格運動，亦或是高宗時以孔孟為(wei) 師來平息學術爭(zheng) 論等，其背後均折射著“四書(shu) ”在經筵進讀的影子。

王琦教授通過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經典在經筵向帝王講授情況的全麵梳理，勾勒了宋代士大夫們(men) 是如何通過經筵講學，將經過他們(men) 重新挖掘的儒家思想資源與(yu) 價(jia) 值理念向統治層傳(chuan) 遞，且以“講義(yi) ”的形式呈現，並在與(yu) 君王的學術、政治互動中，逐漸贏得了統治階層對其思想價(jia) 值的認同，從(cong) 而推動了“四書(shu) ”新經典體(ti) 係的形成與(yu) 理學官學化、社會(hui) 化。王琦教授指出經筵進講是四書(shu) 經典化過程中的關(guan) 鍵環節。這一論斷無疑使我們(men) 的目光重新聚焦於(yu) 經筵及經筵講義(yi) 本身，並促使我們(men) 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重新思考，以“四書(shu) ”為(wei) 核心的新經典體(ti) 係何以形成。

三、多種方法的運用與(yu) 視域的拓展

為(wei) 了使《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的思想觀點與(yu) 論證說理建立在紮實的文獻基礎之上，王琦教授對“經筵講義(yi) ”文獻進行了全麵的搜集與(yu) 整理。此前許多未被及時整理出來的經筵講義(yi) 的原始文獻得以挖掘與(yu) 詮釋，不僅(jin) 為(wei) 其研究打下堅實的文獻基礎，亦為(wei) 後人研究宋代理學與(yu) 帝學提供了新材料。

雖然本書(shu) 的研究對象是“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但是作者並未僅(jin) 僅(jin) 就講義(yi) 而說講義(yi) ，而是將“經筵講義(yi) ”作為(wei) “阿裏阿德涅之線”，從(cong) 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社會(hui) 史的多重視域中，綜合運用義(yi) 理與(yu) 考據、中國古代經典詮釋與(yu) 現代詮釋學相結合的方法，堅持曆史與(yu) 邏輯的統一，將經筵講義(yi) 興(xing) 起發展的過程與(yu) 當時的曆史背景，理學興(xing) 盛及帝學興(xing) 起等學術思潮等緊密聯係起來，不僅(jin) 從(cong) 宏觀層麵勾勒了經筵講義(yi) 發展演變的內(nei) 在邏輯與(yu) 義(yi) 理特色，而且指出了經筵講義(yi) 是推動帝學建構與(yu) 理學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從(cong) 而使得本書(shu) 既有理論深度，又有厚重的曆史感。

同時，作者還通過對朱熹、陳傅良、程俱、真德秀、徐元傑等經筵講義(yi) 的個(ge) 案研究，展現宋代士大夫們(men) 以致君堯舜為(wei) 旨歸的經筵解經活動與(yu) 思想體(ti) 係建構，凸顯了他們(men) 力圖以道統規範治統，塑造理想帝王，回向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從(cong) 而使得全書(shu) 無論在篇章架構，還是文本分析上，皆呈現出邏輯清晰、點麵結合的特點。

由於(yu) 經筵講義(yi) 多散落在各家各派的文集之中，且在經筵講學時，往往是多人同講一經，從(cong) 而導致宋代現存經筵講義(yi) 多處於(yu) 片段化、零碎化的狀況，不像專(zhuan) 門的學術著作那樣具有很強的係統性、完整性，因而無論是從(cong) 材料的收集，還是勾勒其整體(ti) 發展狀況與(yu) 特點都十分不易，且宋代理學與(yu) 帝學發展等問題有著十分豐(feng) 富的麵向，因而作者在寫(xie) 作時難以做到麵麵俱到。

但總體(ti) 而言，作者以經筵講義(yi) 作為(wei) 切入點，通過多種方法的運用與(yu) 深入的邏輯分析,為(wei) 我們(men) 展現了宋代士大夫如何利用經筵這一兼具文化與(yu) 政治功能的平台，向最高層傳(chuan) 播“四書(shu) ”的經典要義(yi) ，建構理想的帝王之學，並逐漸獲得朝廷的支持，自上而下地推動理學新經典體(ti) 係的形成及其發展，進而拓展了宋代儒學與(yu) 政治學研究。因此，本書(shu) 不失為(wei) 一本角度新穎，論證嚴(yan) 密，兼具思想性與(yu) 創新性的好書(shu) 。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