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全麵評價(jia) 王船山曆史地位的郭嵩燾

作者：王興(xing) 國

來源：湖南省文史研究館

時間：西曆2021年5月31日

郭嵩燾（1818—1891），湖南湘陰人，我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他一生十分推崇王船山，最早對船山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做出全麵的評價(jia) 。

一

據郭嵩燾自己的記載，他至少從(cong) 1852年即34歲時起，就係統地閱讀船山著作。他在《禮記質疑自序》中說：“鹹豐(feng) 壬子，避亂(luan) 山中，有終焉之誌。讀船山《禮記章句》,尋其意旨。”(1)根據郭嵩燾的日記和文集的記載，在同治五年（1866）金陵本《船山遺書(shu) 》出版之前，他除了係統地閱讀過這套《船山遺書(shu) 》之外，還讀過衡陽學署於(yu) 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刻的《船山遺書(shu) 子集五種》。金陵本《船山遺書(shu) 》出版後，郭嵩燾在得到曾氏兄弟的贈書(shu) 之後，又於(yu) 同治七年（1868）自費加刷二部(2) 。這說明郭氏對船山著作的重視。

金陵本《船山遺書(shu) 》出版之後，王船山的主要著作都已先後問世，這時要進一步引起人們(men) 對船山的重視，就必須加強對船山的宣傳(chuan) 。而宣傳(chuan) 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為(wei) 他建祠立廟。恰好在同治九年（1870）郭嵩燾掌教城南書(shu) 院，於(yu) 是他利用這個(ge) 機會(hui) ，征得巡撫劉崐的支持，在書(shu) 院內(nei) 的南軒（張栻）祠旁，修建了一座船山祠。郭嵩燾在船山祠修好後，圍繞此祠先後寫(xie) 過幾篇文章，實際上是為(wei) 船山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做出綜合的評價(jia) 。在《船山先生祠安位告示文》中，郭氏寫(xie) 道：

惟吾夫子，篤生衡陽。悟關(guan) 、閩之微言，尋墜緒之渺茫。當明季之厄運，隱船山以徜徉。校諸子之得失，補群經之散亡。其立身大節，皭然不滓，與(yu) 河汾、疊山以頡頏。而其斟酌道要，討論典禮，兼有漢、宋諸儒之長。至於(yu) 析理之淵微，論事之廣大，千載一室，抵掌談論，惟吾朱子庶幾仿佛，而固不逮其精詳。蓋濂溪周子與(yu) 吾夫子，相去七百載，屹立相望。攬道學之始終，亙(gen) 湖湘而有光。其遺書(shu) 五百卷，曆二百餘(yu) 年而始出，嗟既遠而彌芳。鹹以謂兩(liang) 廡之祀，當在宋五子之列，而至今不獲祀於(yu) 其鄉(xiang) 。如嵩燾之薄德，何敢仰希夫子而為(wei) 之表章！意庶以鄉(xiang) 賢之遺業(ye) ，佑啟後進，辟吾楚之榛荒。(3)

讓我們(men) 來分析一下這段話：

“悟關(guan) 、閩之微言，尋墜緒之渺茫。”關(guan) 是指以張載為(wei) 代表的關(guan) 學，閩是指以朱熹為(wei) 代表的閩學。這兩(liang) 派都是宋明理學中的重要派別。這句話是說船山深入領悟了宋明理學的精深微妙的理論，在渺茫的學術海洋中尋找其湮沒了的源頭。

“校諸子之得失，補群經之散亡。”是說船山在學術上所從(cong) 事的主要工作，是比較、研判諸子百家在理論上的得失，對儒家經典散失的義(yi) 理進行增補和發掘。

“其立身大節，皭然不滓，與(yu) 河汾、疊山以頡頏。”河汾，指隋末思想家王通(503—574)，字公達，南朝大臣。他開創的河汾之學在中國思想史上的主要貢獻，是重新發明和發展了先秦儒家的道高於(yu) 君的道統思想，開啟了唐代中葉和宋代的新儒學。疊山，指謝枋得（1226—1289），字君直，號疊山，信州弋陽（今江西省上饒市弋陽縣）人。南宋末年著名的愛國詩人，文章奇絕，學通六經，淹貫百家。擔任六部侍郎，帶領義(yi) 軍(jun) 在江東(dong) 抗元，被俘不屈，在北京殉國。這句話是說，船山的誌節高尚，純淨潔白不受任何汙染，與(yu) 王通和謝枋得不相上下。

“斟酌道要，討論典禮，兼有漢、宋諸儒之長。”漢、宋諸儒，指漢學家和宋學家，前者長於(yu) 考證，後者長於(yu) 義(yi) 理。這句話是說，船山在思考哲理或研究典章製度時，吸收了漢學和宋學兩(liang) 家之長，既善於(yu) 說理，又善於(yu) 考證。

“至於(yu) 析理之淵微，論事之廣大，千載一室，抵掌談論，惟吾朱子庶幾仿佛，而固不逮其精詳。”“千載一室”，出自明人張元凱《東(dong) 覽篇》“考槃一室已千載”。考槃，直譯為(wei) 成德樂(le) 道，喻意為(wei) 隱居。朱子指朱熹。這句話是說，船山分析理論的淵博和精微，論述史事與(yu) 時事的廣闊和博大，猶如隱居一室，眼觀千載，擊掌而談，這種水平隻有朱熹差不多相似，但朱氏不及船山之精確和詳盡。

“蓋濂溪周子與(yu) 吾夫子，相去七百載，屹立相望。攬道學之始終，亙(gen) 湖湘而有光。”周子，指周敦頤。周氏生於(yu) 1017年，船山生於(yu) 1619年，二者相去七百個(ge) 年頭。攬，指包攬。亙(gen) ，空間和時間上延續不斷。這句話是說，周敦頤和王船山在曆史上相距七百個(ge) 年頭，巍然屹立，遙遙相望。他們(men) 包攬了宋明道學的始終，一個(ge) 是其開山祖，一個(ge) 是其總結和終結者，他們(men) 在湖湘文化的曆史上也是光輝萬(wan) 丈。這句話是這篇告示文中最關(guan) 鍵、重要的一句話，它明確地指認了周敦頤和王船山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這一觀點得到當代學術界的公認。 “其遺書(shu) 五百卷，曆二百餘(yu) 年而始出，嗟既遠而彌芳。”王氏守遺經書(shu) 屋《船山遺書(shu) 》刊刻於(yu) 1842年，金陵本《船山遺書(shu) 》刊刻於(yu) 1866年，它們(men) 距船山誕辰的1619年是兩(liang) 百餘(yu) 年，而距其逝世的1692年則隻有一百餘(yu) 年。也可以是越陳越香了。

“鹹以謂兩(liang) 廡之祀，當在宋五子之列，而至今不獲祀於(yu) 其鄉(xiang) 。”兩(liang) 廡，此處特指文廟大成殿東(dong) 西兩(liang) 側(ce) 的房子，為(wei) 先賢從(cong) 祀之處。宋五子指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他們(men) 都在曆史上先後為(wei) 朝廷批準從(cong) 祀於(yu) 文廟。這句話是說，人們(men) 都認為(wei) ，在文廟的祭祀中，王船山可以躋身於(yu) 北宋五子之列，可是至今連鄉(xiang) 祀都沒有享受到。

“如嵩燾之薄德，何敢仰希夫子而為(wei) 之表章！意庶以鄉(xiang) 賢之遺業(ye) ，佑啟後進，辟吾楚之榛荒。”此處的“夫子”指船山。這句話是說，我郭嵩燾德薄能鮮，不敢仰望船山先生並為(wei) 之表彰。我不過是希冀以船山這位鄉(xiang) 賢遺留的業(ye) 績，佑助啟發後人，使湖南這塊荒辟之地得到開發。

通過以上分析可見，郭嵩燾的這篇《船山先生祠安位告示文》雖然其直接目的是要“安”船山的“神位”，但更重要的是安了船山在中國思想史的“地位”。

郭嵩燾還在有關(guan) 船山祠等文章中，對船山學術思想作了簡要的概述。他在《船山祠碑記》中說：

其學一出於(yu) 剛嚴(yan) ，閎深肅括，紀綱秩然，尤心契橫渠張子之書(shu) 。治《易》與(yu) 《禮》，發明先聖微旨，多諸儒所不逮。於(yu) 《四子書(shu) 》研析尤精，蓋先生生平窮極佛老之蘊，知其與(yu) 吾道所以異同，於(yu) 陸王學術之辨，尤致嚴(yan) 焉。其所得於(yu) 聖賢之精，一皆其踐履體(ti) 驗之餘(yu) ，自然而愾於(yu) 人心。至其辨析名物，研求訓詁，於(yu) 國朝諸儒所謂樸學者，皆有以導其源，而固先生之緒餘(yu) 也。(4)

所謂“其學一出於(yu) 剛嚴(yan) ，閎深肅括，紀綱秩然，尤心契橫渠張子之書(shu) ”，是說船山學術根底純正，究理深入，條理清晰，尤其是對張載的《正蒙》一書(shu) 理解特別深邃。這句話與(yu) 《船山祠祭文》中所說的“惟先生根柢六經，淵源五子。養(yang) 氣希蹤於(yu) 孟氏，正蒙極詣於(yu) 橫渠”的意思是一致的。

“治《易》與(yu) 《禮》，發明先聖微旨，多諸儒所不逮”，是說明船山在治經方麵的成就。在《船山祠祭文》中，郭氏對“諸儒所不逮”有更明確的說明：“於(yu) 《易》《禮》尤極精求，視陳、項更標新旨。”陳指陳澔（1260—1341），字可大。南康路都昌縣（今江西都昌）人，宋末元初著名理學家、教育家，朱熹四傳(chuan) 弟子。他最有影響的著作是《禮記集說》，乃明清兩(liang) 代學校、書(shu) 院、私塾的“禦定”課本，科考取士的必讀之書(shu) 。項指項安世（1129—1208），字平父（一作平甫），其先括蒼（今浙江麗(li) 水）人，後家江陵（今屬湖北）。官至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所著《周易玩辭》一書(shu) 在宋末元初頗為(wei) 盛行。此書(shu) 宗法程頤《易傳(chuan) 》，而又折中諸家，斷以己意，適足以補《程氏易傳(chuan) 》盡略象數之失，一時俊彥如陳振孫、徐之祥、馬端臨(lin) 、虞集之輩皆盛相推挹，為(wei) 之作序刊刻。郭嵩燾認為(wei) ，船山對《周易》和《禮記》的研究，比陳澔和項安世的新意更多。

“於(yu) 《四子書(shu) 》研析尤精，蓋先生生平窮極佛老之蘊，知其與(yu) 吾道所以異同，於(yu) 陸王學術之辨，尤致嚴(yan) 焉。” 這是說明船山一遵孔孟正統，反對佛老和陸王的虛玄之學。在《湘陰縣圖誌》中，郭氏說船山“辨正陸王得失，精於(yu) 陸氏隴其。”(5) 陸隴其（1630—1692），字稼書(shu) ，浙江平湖人，學者稱其為(wei) 當湖先生。是清代初期尊崇朱熹理學、力辟陸王心學的重要思想代表。他痛切地指出明代的覆滅皆因於(yu) 陽明心學的興(xing) 盛流行，以及程朱理學的沉淪衰微，斷然地認為(wei) 今之為(wei) 學當尊崇程朱理學，力黜陽明心學。隻有這樣才能達到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正而風俗淳。郭氏認為(wei) ，船山對陸王的辨析比陸隴其更加精密。

“至其辨析名物，研求訓詁，於(yu) 國朝諸儒所謂樸學者，皆有以導其源，而固先生之緒餘(yu) 也。”這段話是說，船山在考據訓詁方麵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並且開清代考據學（樸學）之先河，但這些不過是他學術成就的次要部分。

二

光緒二年（1876），也就是在城南書(shu) 院修建船山祠六年之後，時郭嵩燾在朝廷署禮部左侍郎，向皇帝上了一道《請以王夫之從(cong) 祀文廟疏》。這道奏疏是按照鹹豐(feng) 十年（  ）大學士軍(jun) 機大臣遵旨定議:“從(cong) 祀文廟，以闡明聖學、傳(chuan) 授道統為(wei) 斷。”所以郭氏的奏疏就是以這個(ge) 調子敘述船山的學術成就：

我朝經學昌明，遠勝前代，而暗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陽王夫之者。夫之為(wei) 明舉(ju) 人，篤守程朱，任道甚勇。值明季之亂(luan) ，隱居著書(shu) 。康熙時，學臣潘耒進呈其書(shu) ，曰《周易稗疏》，曰《書(shu) 經稗疏》，曰《書(shu) 經引義(yi) 》，曰《詩經稗疏》，曰《春秋稗疏》，曰《春秋家說》，皆采入四庫全書(shu) 。《國史•儒林列傳(chuan) 》稱其神契張載《正蒙》之說，演為(wei) 《思問錄》內(nei) 外二篇，所著經說，言必征實，義(yi) 必切理，持論明通，確有據依。亦可想見其學之深邃。而其他經史論說數十種，未經采取甚多。其尤精者《周易內(nei) 傳(chuan) 》《讀四書(shu) 大全》,實能窺見聖賢之用心而發明其精蘊，足補朱子之義(yi) 所未備。生平踐履篤實，造次必依禮法，發強剛毅，大節懍然。張獻忠據衡州，聞夫之積學高行，索之甚急，蹤跡得其父為(wei) 質。夫之引刀毀割肢體(ti) 幾遍，舁往易父。獻忠見其創甚，釋之，父子皆得脫。更蒞吳三桂之亂(luan) ，避地深山，流離轉徙，讀書(shu) 講道，未嚐暫輟，卒能潔身自全。艱貞之節，純實之操，一由其讀書(shu) 養(yang) 氣之功，涵養(yang) 體(ti) 驗，深造自得，動合經權。尤於(yu) 陸王學術之辨，析之至精，防之至嚴(yan) ，卓然一出於(yu) 正，惟以扶世翼教為(wei) 心。(6)

奏疏中將船山幾種經典稗疏及《書(shu) 經引義(yi) 》（《尚書(shu) 引義(yi) 》）、《春秋家說》被收入四庫全書(shu) ，並引述四庫全書(shu) 對船山經學著作的評價(jia) “言必征實，義(yi) 必切理”，還特別強調，“其尤精者《周易內(nei) 傳(chuan) 》《讀四書(shu) 大全》,實能窺見聖賢之用心而發明其精蘊，足補朱子之義(yi) 所未備”，從(cong) 而具體(ti) 地說明了船山“闡明聖學”的巨大成就。奏疏還突出地強調船山的“大節”，既不應張獻忠之召，又不為(wei) 吳三桂寫(xie) 勸進表。而其神契張載《正蒙》之說，於(yu) 陸王學術之辨，析之至精，防之至嚴(yan) ，則是說明他扶世翼教之誠，傳(chuan) 授道統之忠。

郭嵩燾這個(ge) 奏疏上於(yu) 光緒二年八月二十日，這年底他奉命任出使英國大臣。此時王夫之從(cong) 祀案還在禮部討論。次年,遠在倫(lun) 敦的郭嵩燾風聞禮部議駁,在不滿之餘(yu) ,更擔心此次駁斥將會(hui) 給以後的請祀造成障礙,因為(wei) 根據各部的慣例,“凡奉旨議駁之件,部臣輒援引原案,以為(wei) 格於(yu) 成例,不複查議”(7),所以又於(yu) 當年十二月九日從(cong) 倫(lun) 敦發出一封奏折,重申王夫之應予從(cong) 祀的各種理由,並請將王夫之從(cong) 祀一案“飭部存案”,暫時擱置,以待嗣後論定。在第二封奏折中,郭嵩燾直斥徐桐對他個(ge) 人的偏見是禮部議駁的根本原因:“署禮部左侍郎徐桐以臣出使西洋,為(wei) 清議所不容,所請應從(cong) 駁斥,昌言於(yu) 眾(zhong) ，遠據曾國藩序文內(nei) ‘醇駁互見’之言議駁。”所以郭氏在這篇奏疏中再一次申述了船山的學術成就：

竊見王夫之發明程朱遺旨，博大精深，元、明諸儒，罕能及者。尤究心張子之書(shu) ，以禮為(wei) 宗，以複性為(wei) 本，以剛毅正大為(wei) 學，窮極討論，本末完備，體(ti) 用兼賅。原任刑部侍郎臣吳廷棟稱：“於(yu) 性理所得最深，推王夫之為(wei) 朱子以後一人。”

吳廷棟（1793—1873），字彥甫，號竹如，安徽霍山人。道光五年（1825）拔貢，授刑部七品小京官，洊遷郎中。廷棟少好宋儒之學，入官益植節厲行，蹇蹇自靖。郭嵩燾引用吳廷棟的話，是為(wei) 了表明，不隻是湖南人說船山好，外省人也說他好。

所謂“曾國藩序文”，是指曾氏的《王船山遺書(shu) 序》。序中有句話：“雖其著述大繁，醇駁互見，然固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君子已。”(8)正是針對“醇駁互見”一語，郭氏這篇奏疏中指出：

臣嚐與(yu) 曾國藩辯論王夫之遺書(shu) “醇駁”之旨，曾國藩亦以吳廷棟之言為(wei) 允當。而謂“醇駁互見”，在考證之疏密，無關(guan) 學術之精微，即朱子經說，國朝諸儒糾正其失，有證之經傳(chuan) ，確然見朱子之疏略，而固無損其大端。宋儒蔡沈《書(shu) 傳(chuan) 》，元儒陳浩《禮記集說》，所釋隻一經，一皆循用孔安國、鄭康成舊說，稍加疏暢，列在學宮，並得從(cong) 祀。王夫之經說繁多，疏證推衍，或間有缺誤，而如《周易內(nei) 傳(chuan) 》《讀四書(shu) 大局（全）》，實能羽翼經傳(chuan) ，示人以規矩準繩之極則，方之諸儒，尤為(wei) 純實。(9)

郭嵩燾上折請飭部存案以後,又“分谘禮部及湖督及南撫（湖南巡撫）”(10),動用一切資源來挽回，但無濟於(yu) 事。上諭認為(wei) “從(cong) 祀典禮關(guan) 係綦重,部臣議準議駁，自有公論。郭嵩燾因廷臣議駁明儒王夫之從(cong) 祀文廟,輒以私意揣測,疑為(wei) 故意駁斥,並請飭部存案,語多失當，殊屬非是。原折著擲還。”(11)這次被駁,背後主其事者是署禮部左侍郎徐桐。擲還的日期,《德宗實錄》係於(yu) “光緒四年二月壬寅”，但《翁同龢日記》在同年八月初五日有如下記載：“是日巳刻，內(nei) 閣會(hui) 議張伯行、王夫之從(cong) 祀廟廷，張清恪準，王船山駁，皆禮部主稿。”日記中還有小字注解：“駁稿略摭《四庫提要存目》中語,斷為(wei) 不足羽翼聖經,繼承運統”。同日的《王文韶日記》也證明了這一點。(12)這說明，郭嵩燾第二次上疏的確是“以私意揣測，疑為(wei) 故意駁斥”，所以“語多失當”。盡管如此，卻反映郭嵩燾對船山充滿了感情。所以光緒六年（1880）四月十三日當他聽友人說宋儒廣輔已經在一年前經浙江巡撫梅小岩之奏，入祀文廟時，他說，廣輔之言“皆浮淺無甚精意。一經浙撫奏請，部臣無肯議駁者。因憶及光緒二年署禮部左侍郎，奏請王船山先生從(cong) 祀兩(liang) 廡，而請飭南撫查開其事跡並其遺書(shu) 。寓書(shu) 鄉(xiang) 人，屬具呈另行題奏。而為(wei) 李輔堂（桓）所持，事寢不行。徐桐〔蔭〕軒方任禮部尚書(shu) ，立意議駁。船山之學，勝於(yu) 慶源（廣輔）奚止百倍，即王蘷石（文韶，時任湖南巡撫）之聲光，亦百倍勝於(yu) 梅小岩。吾楚人不務表章先達，竟無一能主其事者。聞浙撫此奏，為(wei) 之垂涕竟日。”(13)

既然朝廷不批準船山從(cong) 祀文廟，郭氏在家鄉(xiang) 閑居時便創立思賢講舍，專(zhuan) 祀船山先生。講舍在光緒七年（1881）九月初一日船山生日這一天開講。郭嵩燾在這一天的講會(hui) 上說：“禁煙公社與(yu) 思賢講舍相附麗(li) 。初定章程歲凡四集，以屈子（原）、周子（敦頤）及船山先生及曾文正公生日，略誌景仰先賢之意。今歲開立思賢講舍，專(zhuan) 祀船山先生，即日開館，及九月朔日祭期，為(wei) 春秋兩(liang) 次會(hui) 講，以後當遂為(wei) 定例。”(14)郭氏還將從(cong) 衡陽船山祠摹拓而來的船山像懸掛在思賢講舍，並寫(xie) 了《船山先生像讚》：

濂溪渾然，其道莫窺，幸於(yu) 先生，望見端厓。

約禮明性，達變持危，闡明正學，是曰先知。

二百餘(yu) 年，星日昭垂，私心之契，曠世之師。(15)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yu) 郭嵩燾等人的努力，在郭氏有生之年，船山雖未能從(cong) 祀文廟，但卻入祀了鄉(xiang) 賢祠。據王闓運在《船山書(shu) 院記》中說，1885年，彭玉麟向朝廷報告已將衡陽船山書(shu) 院遷至東(dong) 洲，請求指示衡州分巡道將書(shu) 院應辦事宜議定舉(ju) 行，並且請求將南城的書(shu) 院“舊址改作船山祠宇，有司春秋致祭”時，當年七月十八日，湖南巡撫準禮部谘開五月二十四日本部覆奏：“王夫之既入鄉(xiang) 賢，例由地方官春秋致祭，改建祠宇，未免重複。至所建船山書(shu) 院，應如所奏，責成衡州分巡道主持。”(16)這一批複可以確證船山已經入祀鄉(xiang) 賢祠。

三

郭嵩燾對船山在中國學術史上地位的深刻認識，是與(yu) 他對船山著述的深入學習(xi) 和研究分不開的。限於(yu) 篇幅，此處不擬詳論。筆者謹介紹郭氏之“師船山之言以立身”。郭嵩燾在同治九年（1870）十月的日記嚐言：“玩聖人‘吾非斯人之徒與(yu) 而誰與(yu) ’一言，有多少包涵，多少運量，使人褊急狹隘之心，至此全無所容。船山處亂(luan) 世，幾欲離人而立於(yu) 獨，氣象又別。師船山之言以立身，體(ti) 聖賢之心以應物，其庶幾乎。”(17)寫(xie) 這段日記時，郭氏正以城南書(shu) 院山長的身份，修建船山祠。聯係前麵介紹的他有關(guan) 船山祠的文稿，可以看出，郭氏不僅(jin) 認為(wei) 船山的著作學術價(jia) 值很高，而且還對人的身心修養(yang) 有益。所以郭氏自覺地將船山思想運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之中，以之作為(wei) 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方法論指導。

其一，用船山思想觀察人物。郭氏曾多次引用船山在《俟解》中說的一段話：“末俗有習(xi) 氣，無性氣。其見為(wei) 必然而必為(wei) ，見為(wei) 不可而不為(wei) ，以婞婞然自任者，何一而果其自好自惡者哉？皆習(xi) 聞習(xi) 見而據之，氣遂為(wei) 之使者也。習(xi) 之中於(yu) 氣，如瘴之中人，中於(yu) 所不及知。而其發也，血氣皆為(wei) 之懣湧。故氣質之偏，可致曲也，嗜欲之動，可推以及人也；惟習(xi) 氣移人，為(wei) 不可複施斤削。”在鹹豐(feng) 十一年（1861）四月十二日的日記中，他在引用了此段話之後說：“以此觀天下之人才，考求士大夫之議論，其超出習(xi) 氣之外者，能幾人哉。”(18)這些話告訴我們(men) ，立身處世，不要為(wei) 一時的所謂“士氣”所左右，要有自己的主見。鹹豐(feng) 十一年三月十四日，郭氏日記記道：“船山先生雲(yun) ：‘氣之泓（急也）也，其中消也，如老疾者之喘氣，本不盛而出反促也。’明以來之所謂氣節也，皆氣之消也。非知道之君子，誰與(yu) 辨之。”(19)這段話與(yu) 前麵所說的意思大體(ti) 上是相同的。

其二，用船山思想製馭夷狄。在同治元年（1862）四月間，郭嵩燾在日記中抄錄了王船山《詩廣傳(chuan) 》中不少論述，其中有一條是：“善禦夷者，知時而已矣。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守也。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戰也。采薇之詩，迭言戰守，而無成命，斯可以為(wei) 禦夷之上策矣。”這裏講的“成命”指既定的方案。就是說，對付夷狄沒有固定的方案，一切都以時機為(wei) 轉移。兩(liang) 天之後，郭氏又在日記中記道：

沅浦（曾國荃）寄示馮(feng) 敬亭（桂芬）《馭夷宜知夷情議》。敬亭所知者，今日之夷情也。其於(yu) 理勢相因之數，利害倚伏之原，古今立國自強之大略，則尚未之及也。三年前有知此義(yi) 者，猶可控禦夷人，使不致橫決(jue) 。今日隻是將就而已。舉(ju) 世盡恍然於(yu) 夷情之不能越也，而於(yu) 事固已無濟矣。(20)

郭嵩燾是當時中國最了解洋務的人，朝廷大臣都以“精透洋務”來稱讚他。而郭氏洋務思想的一個(ge) 重要特點，就是吸收王船山的哲學思想，反複強調要以理致勝：

天下事，一理而已。理得而後揣之情，揆之以勢，乃以平天下之險阻而無難。漢、唐以來，控禦夷狄之規模有得有失，而理、勢、情三者必稍能辨其大概，然後可以製一時之勝而圖數十年之安。南宋以後，議論勝而士大夫之氣囂，此道遂絕於(yu) 天下數百年。天下大勢之功效，亦略可睹矣。(21)

船山在《詩廣傳(chuan) 》中說過：“順逆者，理也，理所製者，道也；可否者，事也，事所成者，勢也。以其順成其可，以其逆成其否，理成勢者也。循其可則順，用其否則逆，勢成理者也。故善取者之慮民，通乎理矣；其慮國，通乎勢矣。”(22)從(cong) 前麵郭嵩燾對《詩廣傳(chuan) 》的重視，我們(men) 不難理解他對船山理勢觀把握的純熟。

其三，運用船山思想觀察和處理各種事務。這突出地表現在對“幾”的重視。

“幾”這個(ge) 概念在周敦頤和王船山的著作中用得比較多。郭嵩燾繼承了他們(men) 的思想，十分重視“幾”。他說：

嚐論天下事隻坐一“幾”字。非徒大政之行，大變之生，知幾之君子所必爭(zheng) 也，一事之成毀，一言之從(cong) 違，與(yu) 夫人心一日之向背，皆有幾焉。幾一滯而百端為(wei) 之壅塞。周子屢言幾，誠哉其知天人之變而妙理勢之通者也。(23)

郭氏認為(wei) ，具體(ti) 來說，知“幾”有以下好處：首先，有助於(yu) 增強人的預見性。其次，有助於(yu) 個(ge) 人進退出處，身心修養(yang) 。最後，有助於(yu) 增強人們(men) 處理問題的識力。

                                          （作者係本館館員）

注  釋：
 
(1)《郭嵩燾全集》第3冊，嶽麓書社2012年版，第1頁。
(2)、(5)、(18)《船山全書》第16冊，嶽麓書社1996年版，第602、595、663頁
(3)、(4)、(15)、(21)、(23)《郭嵩燾詩文集》，嶽麓書社1984年版，第538、512—513、544、149、153頁。
(6)、(7)、(9)、(11)《郭嵩燾全集》第4冊，嶽麓書社2013年版，第798—799、837、836—837、838頁。
(8)《曾國藩全集•詩文》，嶽麓書社1986年版，第278頁。
(10)《郭嵩燾日記》第3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頁。
(12)段誌強：《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從祀孔廟始末新考》，《史學月刊》 2011年第3期。
(13)、(14)《郭嵩燾日記》第4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216頁。
(16)《湘綺樓詩文集•文》，嶽麓書社1996年版，第458頁。
(17)、(20)《郭嵩燾日記》第2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5、28頁。
(18)、(19)、(22)《郭嵩燾日記》第1冊，第450、470、4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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