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

——我與(yu) 《船山學刊》的不解之緣

作者：徐孫銘

來源：“船山學刊”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八月二十日癸醜(chou)

          耶穌2025年10月11日

仰之彌高石船山

——我與(yu) 《船山學刊》的不解之緣

徐孫銘

徐孫銘，1946年生，福建周寧人，湖南省社會(hui) 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曾任船山學社副社長、秘書(shu) 長，《船山學報》編輯。發表學術論文多篇，著有《船山佛道思想研究》《〈相宗絡索〉釋注》《佛教哲學略論》等。

我1980年進入湖南省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工作，從(cong) 那時起就與(yu) 《船山學報》（後改名為(wei) 《船山學刊》）結下不解之緣。在湖南省社科院王興(xing) 久、陳學源、王馳諸位院長領導下，我參與(yu) 恢複船山學社，隨後參與(yu) 複辦《船山學報》，協助嶽麓書(shu) 社編纂《船山全書(shu) 》。正因為(wei) 這樣的殊勝因緣，我開始了閱讀《船山遺書(shu) 》、攀登石船山、探尋“湧幾石”、尋訪“續夢庵”、解讀船山哲思的學術生涯。

《船山學刊》是我投石問路的“啟蒙老師”。1980年我考進湖南省社科院後，才開始船山學、湖湘哲學的研究曆程。當時其實是一切從(cong) 零開始，因為(wei) 大學六年，我隻讀了《資本論》《實踐論》《矛盾論》等少量哲學著作，研究船山學、湖湘學派又從(cong) 何談起？不得已，我隻好到湖南師大中文係進修先秦諸子、《易經》哲學等，又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xi) 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佛學，到寺院、道觀調研、訪學，向王沐、明真、淨慧、吳立民、博明、惠空、惠敏、寶曇、聖輝等高僧大德學習(xi) 。《船山學報》的複刊，開啟了船山學、湖湘文化研究的新局麵。湖南省成立了船山學社，湖南省社科院複辦了《船山學報》，嶽麓書(shu) 社承擔國家古籍整理重要項目，開始編輯出版《船山全書(shu) 》，這就為(wei) 研究者們(men) 推古開新與(yu) 古哲賢人對話提供了契機。《船山全書(shu) 》底本原來隻有湘西草堂王敔刻本、曾國藩刊刻的《船山遺書(shu) 》、衡陽學署守遺經書(shu) 屋刻本等版本，我們(men) 就在此基礎上開始尋找船山佚文、佚著。我參與(yu) 《船山全書(shu) 》編纂委員會(hui) 辦公室有關(guan) 訪書(shu) 工作，和王興(xing) 國、劉誌盛、曠光輝、馮(feng) 玉輝等教授、專(zhuan) 家到衡陽船山故居、南嶽，以及湖北、河南、北京、蘭(lan) 州的圖書(shu) 館、舊書(shu) 店尋找、訪問，搜集船山遺著、佚文，拍攝照片，然後再參與(yu) 編纂、點校，有些佚文、照片，都是先行在《船山學報》刊登。我參與(yu) 編輯《船山學報》的過程中，有幸得到許多專(zhuan) 家、教授的指教，包括馬積高、鄧杭雲(yun) 等先生的指教。可以說，參與(yu) 《船山學報》的編輯工作讓我受到的船山學的啟蒙教育，終身受用不盡。

後來，我在王興(xing) 國所長、船山學社吳立民社長的指導下，開始研讀船山著作，尤其是船山佛道著作，如《愚鼓詞》《相宗絡索》等，同時還閱讀其他一些相關(guan) 著作如《郭嵩燾日記》《達化齋日記》《毛澤東(dong) 與(yu) 佛教》等。我參與(yu) 《相宗絡索》的點校工作，為(wei) 編輯出版《船山全書(shu) 》部分書(shu) 稿以及以後的佛學研究打下基礎，這也是我四十多年來研究船山學、佛學、湖湘哲學的新起點。在研究學習(xi) 船山學的過程中，我得到了蕭萐父、唐明邦、鄧潭州、王興(xing) 國、陳遠寧、梁紹輝、楊堅、劉誌盛等先生的指導和幫助。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繼愈研究員提供了王恩洋先生的遺著《相宗絡索內(nei) 容提要》等，作為(wei) 校勘《相宗絡索》的重要入門參考著作，這些都使我受益良多。

在此基礎上，我開始與(yu) 船山先生等古哲對話，也開始在《船山學刊》發表文章，就“船山佛道思想研究”“《相宗絡索》箋注”“方以智《東(dong) 西均》與(yu) 中華民族的辯證思維”等論題發表淺見，雖談不上什麽(me) 成就，卻也略有會(hui) 心，饒有興(xing) 味。其中與(yu) 船山有關(guan) 的研究概括起來有以下兩(liang) 個(ge) 方麵。

一是對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的叩問。2024年書(shu) 記在講話中指出：“各民族血脈相融，是中華民族共同體(ti) 形成和發展的曆史根基；各民族信念相同，是中華民族締造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內(nei) 生動力；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華民族鑄就多元一體(ti) 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堅守中華文化基因，弘揚民族精神，這是時代賦予哲學文化工作者思考與(yu) 探索的新課題。費孝通先生稱文化基因研究是對民族文化之根的追尋與(yu) 人文精神的傳(chuan) 承，可以說是尋根之旅。我在著名哲學家馮(feng) 契先生的啟迪下初步體(ti) 會(hui) 到，文化基因作為(wei) 一個(ge) 民族文化的核心密碼，既包含先天遺傳(chuan) 的部分，也涵蓋後天習(xi) 得的內(nei) 容，以信念、信仰、習(xi) 慣、價(jia) 值判斷、審美觀念等形式，深深烙印在人們(men) 心中。儒家聖人孔子對中華文化的人文基因有高度的自覺。《論語》有言：“傷(shang) 人乎？不問馬”；“三軍(jun) 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誌”；“夫子之言性與(yu)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強調以人為(wei) 本、立誌、知性、順應天道，提出“性與(yu) 天道”這一核心命題，開啟了中國哲學家、思想家對安身立命之根的追尋，以高度的人文自覺，對中華文化基因作了首創性的闡發。王船山對《黃帝內(nei) 經》《易經》《詩經》以及北宋哲學家周敦頤《太極圖說》等著作中關(guan) 於(yu) “乾坤並建，以為(wei) 大始，以為(wei) 永成……”的論述，即對“乾坤並建”“陰陽和合”的中華文化基因進行了精要疏解。船山明確說，《易經》把乾卦放在首位，其實乾卦背後有坤卦的影子，坤卦背後有乾卦的支撐。船山說：“是故《乾》純陽而非無陰，《乾》有太極也；《坤》純陰而非無陽，《坤》有太極也。”這是從(cong) 宇宙本原、萬(wan) 物化生、對立統一的根本原理立論，也是對《易經》“變異、不易、簡易”，即世界發展變化的根源在於(yu) 矛盾對立統一的原理，進行科學解讀，是非常卓越的。“乾坤並建、陰陽和合”就是中華文化的基因。

二是對船山佛道思想是否包含唯物主義(yi) 辯證思維的叩問。我從(cong) 事哲學研究的第一本著作是在吳立民先生指導下與(yu) 其合作撰寫(xie) 的《船山佛道思想研究》，1992年由湖南出版社出版。當時，遵照吳老的教誨，主要是“在教言教”，即按照作者的本意，從(cong) 佛教修持的角度，原原本本地解讀法相唯識學的內(nei) 容。船山所謂“入其壘，襲其輜，暴其恃而見其瑕矣，見其瑕而後道可使複”，湯用彤先生所謂對中國佛教史研究“如僅(jin) 憑陳跡之搜討，而無同情之默應，必不能得其真”的見解，也是這個(ge) 路數。1992年，我對佛教“三界唯心，一切唯識”的認識論、修養(yang) 論和解脫論的實質、積極意義(yi) ，仍不太理解，對法相宗的哲學屬性及其意義(yi) 隻是作粗淺的論述。吳立民先生在《〈愚鼓詞〉注釋例言》中指出：“本篇釋義(yi) ，以道言道，就丹法而述丹法，旨在使讀者初步了解作品原義(yi) 。在弄清原作基礎上繼續鑽研，以馬列主義(yi) 觀點和方法，對《愚鼓詞》重新予以解釋，則俟諸來日，願與(yu) 讀者共勉。”此後，我在弄清文本本義(yi) 基礎上，比較注意以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為(wei) 指導，破解佛學研究中的難題，並與(yu) 古人展開對話，力求對佛學和古人修學的心路曆程能有“同情之默應”。

一個(ge) 民族要立足於(yu) 世，不可不具備高度的辯證思維。船山先生的辯證思維，許多學者如蕭萐父、馮(feng) 契、張岱年、張立文等多有論述，拙著《船山佛道思想研究》以及《方以智〈東(dong) 西均〉與(yu) 中華民族的辯證思維》對此也作了一些粗淺的探討。這裏談一點筆者近幾年的思考，即如何評價(jia) 船山關(guan) 於(yu) “一分為(wei) 二與(yu) 合二而一”的辯證思維以及方以智《東(dong) 西均》關(guan) 於(yu) 無對待與(yu) 對待的辯證思維的問題。我認為(wei) ，船山的樸素唯物主義(yi) 思想達到了一個(ge) 很高的水平，特別是把他的思想跟方以智的《東(dong) 西均》聯係起來看，他們(men) 的“相待與(yu) 無待”的辯證思維已經超越了樸素唯物主義(yi) 階段，達到明清之際唯物辯證法所能達到的新高度。

一種哲學是否適應所處的時代，是否為(wei) 更多的人所接受及其適應的範圍和程度，是衡量一個(ge) 哲學家思想的高度、深度和溫度的重要標誌。1964年我進大學的時候，全國正掀起一場哲學爭(zheng) 論，即“一分為(wei) 二”跟“合二而一”的大辯論。當時我對此沒有研究，後來通過對王船山著作《周易外傳(chuan) 》《張子正蒙注》的學習(xi) ，發現船山《周易外傳(chuan) 》中有“合二而一者，既分一為(wei) 二之所固有矣”的論述，即對立麵相因相反、相奪相融，既對立又統一。船山說：“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謂太極也。”“氤氳之中，陰陽具足，而變易以出，萬(wan) 物並育於(yu) 其中，不相肖而各成形色，隨感而出，無能越此二端。”這種太極分陰分陽並育萬(wan) 物，由一而萬(wan) ，萬(wan) 而歸一，“一而二，二而一”的辯證思維，不僅(jin) 揭示了中華文化基因“乾坤並建、陰陽和合”的奧秘，而且體(ti) 現了由體(ti) 致用、用以得體(ti) 、體(ti) 用相胥、知行統一的辯證思維，具有廣闊的適應性和深刻的穿透力。

筆者在《船山佛道思想研究》一書(shu) 前言中指出：“船山哲學主張體(ti) 用相胥，由用得體(ti) ，依人建極，以人合天，重在設人位以貞天地之生。在這個(ge) 前提下，他對於(yu) ‘六經’重視由體(ti) 以致用，由本以貫末，而對於(yu) 佛、道亦加以改造，使其由‘立體(ti) 以廢用’，變成體(ti) 用結合，形成樸素唯物論與(yu) 辯證法相統一的哲學形態。”不過現在看來，這種評價(jia) 還是不夠到位。應該說，船山“乾坤並建、陰陽和合”“體(ti) 用相胥”的思想，在根本性、適應性和穿透力方麵，已經達到明清那個(ge) 時代的相當高度，已經在向唯物主義(yi) 辯證法敲門了。這是不容忽視的。再結合方以智同王船山討論過佛教的辯證思維問題，可以更好地領會(hui) 他們(men) 所達到的思想境界的深度與(yu) 高度。方以智遺著《東(dong) 西均》中關(guan) 於(yu) “有待”“無待”的論述，即相對真理與(yu) 絕對真理辯證統一的思想；《易餘(yu) ·反對六象十錯綜》中“有一必有二，二者本乎一”的觀點，對於(yu) 後人理解堅持唯物辯證法對現代社會(hui) 的深刻影響都有積極的啟迪意義(yi) 。

在南嶽後山往馬跡橋方向，原有船山先生避兵隱居、挑燈著述的“續夢庵”。1982年，我和王興(xing) 國、劉誌盛、曠光輝先生去考察時，庵已不存。後來附近村莊，也已改為(wei) “續醒大隊”，意為(wei) 大夢已醒，是對原來“續夢”的繼承創新。我們(men) 現在追尋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也需要發揚船山先生這種從(cong) 《噩夢》中蘇醒過來的續夢、追夢、圓夢精神。船山先生七十一歲時，劉思肯為(wei) 他畫像，船山題《鷓鴣天》以言誌。詩雲(yun) ：“把鏡相看認不來，問人雲(yun) 此是薑齋。龜於(yu) 朽後隨人卜，夢未圓時莫浪猜。誰筆仗，此形骸，閑愁輸汝兩(liang) 眉開。鉛華未落君還在，我自從(cong) 天乞活埋。”此雖為(wei) 船山晚年自況，亦是勉勵後人堅守中華文化的責任擔當。船山先生“六經責我開生麵，七尺從(cong) 天乞活埋”的名言，應該成為(wei) 我們(men) 為(wei) 人、處世、造命、圓夢的座右銘，激發我們(men) 堅守中華文化的光榮感、責任感與(yu) 使命感。有了這種精神，無論是學習(xi) 、研究，還是為(wei) 人處世，都能活出別樣的精彩。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