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奇與(yu) 重道

——明代《荀子》評點的雙向審視

作者：多洛肯 董昌靈（西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教授；西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博士研究生）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四月廿二日戊子

          耶穌2025年5月19日

評點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形式靈活多變，既能對文本進行全麵、總體(ti) 的觀照和把握，又能對其中的具體(ti) 問題作深入的分析和闡發。同時，評點把作者、評點家、讀者緊密聯係起來，使文學接受過程變得更為(wei) 鮮活，更具指導意義(yi) 。明代中期，以前後七子為(wei) 代表的文學複古思潮興(xing) 起，他們(men) 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廣大士子為(wei) 應對科舉(ju) 考試，提高寫(xie) 作水平，也積極學習(xi) 先秦兩(liang) 漢文章。在此社會(hui) 背景下，關(guan) 於(yu) 先秦兩(liang) 漢文章的評點之作大量出現，尤其是在明萬(wan) 曆之後，對先秦諸子散文的評點不斷湧現且形式多樣。其中，明代評點家對《荀子》的評點具有鮮明特征，值得我們(men) 關(guan) 注和思考。

首先，明代評點家認為(wei) 《荀子》文章具有“奇”的美學特征。中國傳(chuan) 統文藝美學的主導方向和批評標準是溫柔敦厚、中庸平和，表情達意強調含蓄委婉，而“奇”的審美特征較少受到關(guan) 注。晚明時期，文人士大夫有意識地對文學作品中“奇”的一麵加以充分肯定，在《荀子》評點中，則體(ti) 現在對《荀子》文章“奇”的美學特征的發現，這主要涉及以下三個(ge) 方麵。

其一，在句式章法上，《荀子》具有“奇”的美學特征。《非十二子》篇中，荀子對比論述“古之所謂仕士者”與(yu) “今之所謂仕士者”，“古之所謂處士者”與(yu) “今之所謂處士者”的不同，共連用23個(ge) “者也”句式，增強了文章的氣勢和說服力，鮮明地表達了他對“古之所謂仕士者”和“古之所謂處士者”的稱讚與(yu) 推崇，對“今之所謂仕士者”與(yu) “今之所謂處士者”的諷刺與(yu) 貶斥。孫鑛在《荀子評點》中對此讚曰：“連用者也句，此章法亦奇。”荀子在《君道》篇中先是強調君主治國時要密切關(guan) 注國家的發展變化，否則會(hui) 產(chan) 生很大的危害。然後，他通過設問的方式，提出問題“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進而給出自己的解決(jue) 之道。陳深很是推崇荀子這種層層遞進且邏輯嚴(yan) 密的章法技巧，他在《荀子品節》中評曰：“如此發端、發問、發難，甚是奇妙。”《仲尼》篇中，荀子認為(wei) 世人如果想保持高位又不發生後患，就需與(yu) 人友善、舉(ju) 薦賢人、廣施恩惠，對自己有清醒的認識，“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陳仁錫認為(wei) ，“耐任”一詞用法精妙，既表明了與(yu) 人友善、舉(ju) 薦賢人、廣施恩惠的重要性，又暗示了這一過程曲折艱辛，需要努力堅持、持之以恒。

其二，明代評點家們(men) 用“奇”概括荀子雄奇壯闊、跌宕起伏的行文風格。荀子在《富國》篇中論述如何促進社會(hui) 穩定與(yu) 國家繁榮時，陳義(yi) 頗精，提出了一係列具有針對性的政策。該篇運用了排比、比喻、正反對比等藝術手法，如文中連用三個(ge) “如是”論述忽視製定名分產(chan) 生的負麵影響，這增加了文章的氣勢與(yu) 說服力，使文章論理深刻，氣勢磅礴，讓讀者感受到作者強烈的思想情感，並產(chan) 生共鳴。孫鑛對此評曰：“此篇氣勢奇偉(wei) 。”（孫鑛《荀子評點》）同樣荀子在《榮辱》篇中通過對比、排比等方法，論述一氣嗬成，生動描寫(xie) 了其理想的君主形象，這不僅(jin) 豐(feng) 富了文章的表現力，也提升了作品的藝術價(jia) 值。孫氏評曰：“排宕有奇氣。”陳深認為(wei) ，《荀子·天論》篇“此章卻理勝文奇”（陳深《荀子品節》）。

其三，明代評點家們(men) 認為(wei) 荀子的觀點主張也具有“奇”的特點。這體(ti) 現在荀子能夠發前人所未發、言前人所未言，以及敢於(yu) 提出不符合當時社會(hui) 主流的思想觀念。如荀子在《正名》篇闡釋“名”與(yu) “實”之間的關(guan) 係，論證“正名”的重要意義(yi) 。他認為(wei) ，“正名”既是對“先王之道”的繼承，又可以根據客觀事物的變化，製定新“名”來確立新的倫(lun) 理規範。荀子的“正名”思想既是對孔子正名思想的繼承與(yu) 發展，也是對名家、墨家正名思想的吸收與(yu) 借鑒，具有很強的創新性。陳深評曰：“此篇是荀卿極得意之文，獨知獨見之學，雄詞群辯，發其意之所欲言，皆前人所未道。”（陳深《荀子品節》）

明代評點家們(men) 對荀子文風“奇”的崇尚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古文“典雅”的文學批評標準和審美傳(chuan) 統，反映了他們(men) 突破固有的思想文化傳(chuan) 統，推崇求新求異的文學觀念。因此，明代的《荀子》評點豐(feng) 富了我們(men) 對《荀子》風格的認識，評點家們(men) 對《荀子》的評點，也在客觀上提供了許多豐(feng) 富的思想材料和深刻的文學思想觀念，從(cong) 側(ce) 麵反映了當時的文學批評標準和審美取向。

其次，明代評點家們(men) 也注重挖掘《荀子》“傳(chuan) 道”的一麵，彰顯荀子思想中與(yu) 儒家倫(lun) 理道德相符合的觀念。明代評點家們(men) 深受前人對荀子思想的批評和“文以載道”文藝理論的浸染，為(wei) 了消解晚明時期求新求奇風氣所導致的負麵影響，他們(men) 在評點中稱讚荀子文學成就的同時，也對荀子的某些思想有所批判。如陳深在評點《荀子·性惡》《荀子·解蔽》時，批評其思想“大醇小疵”，尤其認為(wei) 荀子的“性惡論”有失偏頗，《性惡》篇是“通篇辨難攻擊之文”。陳深具有強烈的社會(hui) 道德感和使命感。他希望做到“辭達”與(yu) “明道”的和諧統一，通過提高文章的表現力，凸顯文章中的儒家正道，批判和重建世道人心，增強世人的道德觀念，改變敗壞的社會(hui) 風氣。正如他在《諸子品節序》中強調：“辭至於(yu) 能達，文不可勝用矣。今憚於(yu) 修辭，而徒欲以理勝相掩，借言明道，不欲以辭麗(li) 為(wei) 工。道明矣辭不文，安在其能達？不達，安用文為(wei) ？”相較而言，陳仁錫對荀子的批判更甚。荀子在《榮辱》篇提出，堯、舜之所以能成為(wei) 聖人，是因為(wei) 他們(men) 通過後天的積極修為(wei) 將天性中的“惡”轉化為(wei) “善”，陳氏對此直批曰“即性惡之旨，其見繆”（陳仁錫《荀子奇賞》）。而針對荀子貶低子思、孟子的論述，他則評曰“大謬”。陳仁錫曾官至崇禎國子監祭酒，掌管國家最高教育機構，其對《荀子》的評點不僅(jin) 帶有強烈的經世致用精神，還同當時的正統儒學思想密切相關(guan) ，故而在其麵對《荀子》中同宋明理學所主張的“性善即理善”相悖的理念時會(hui) 產(chan) 生激烈的批判。也正是在這一思想動機下，陳氏會(hui) 對荀子“性惡禮矯”之說作出“憤疾過中，不無小醇大疵”的批判性總結。

總之，評點家們(men) 對《荀子》文章和荀子的評點，不是憑空產(chan) 生的，而是在吸收借鑒前人學說的基礎上，結合當時的社會(hui) 背景和學術思潮自然生發的。這些評點並不僅(jin) 僅(jin) 是評點家們(men) 個(ge) 人的認識，也代表了時人共同的觀念。以現代的“文學批評”標準來看，評點是一種特殊批評形式，也具有某些局限。但是，我們(men) 已經可以看到，明代的《荀子》評點已經形成了一種具有普遍意義(yi) 的文學批評。古代批評家們(men) 對於(yu) “評”的解讀早已有之，如《新論·正賞篇》：“評者，所以繩理也。”《文心雕龍·論說》：“評者，平理。”其中，“理”可認為(wei) 是客觀事物的規律，所以“評”可視為(wei) 從(cong) 具體(ti) 的文學文本中總結出帶有普遍性和規律性的認識。具體(ti) 來看，從(cong) 《荀子》評點中，可以看出這些評點家具有較強的文學自覺意識，他們(men) 通過對《荀子》文章風格的多樣評點，對《荀子》的文章結構和布局進行精細揣摩，以期總結出帶有普遍性和規律性的結論，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代文學批評的進一步發展。在對《荀子》章法與(yu) 技法的評點中，評點家們(men) 通過分析文章寫(xie) 作的起承轉合與(yu) 遣詞造句，闡發新穎獨到的見解，提高了時人的文章寫(xie) 作和鑒賞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代文章學和寫(xie) 作學的發展。即使在當下，明代《荀子》評點中的某些評語，對提高今人的寫(xie) 作水平與(yu) 鑒賞能力、塑造當下的文學審美觀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yi) 。更重要的是，評點家們(men) 通過強調《荀子》的思想、辭章以及對寫(xie) 作的指導，發現《荀子》蘊含的思想性、審美性、應用性，以期達到建構精神價(jia) 值和社會(hui) 價(jia) 值的目的，這種文道並重的文學批評傳(chuan) 統對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的範式和觀念也有一定的啟發意義(y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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