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易學的分裂及其近代轉型

作者：胡飛林

來源：《周易研究》2025年第2期

摘要：晚清易學曆經漢宋對峙與(yu) 融合、今古文之爭(zheng) 及西學融入等學術思潮的衝(chong) 擊與(yu) 碰撞，呈現出繁複多變的學術麵貌。簡言之，漢宋易學由對峙走向合流，終因缺乏方法與(yu) 理論的建構而逐步式微，同時，今文經學家不守成法的經學觀念，重塑著晚清易學的詮釋路徑。古文經學家章太炎、劉師培承續“六經皆史”論，從(cong) 經史同源的角度夷易學於(yu) 史學，易學的史學化轉向從(cong) 根本上動搖了傳(chuan) 統易學的根基。張之銳《易象闡微》一書(shu) 綜合運用近代科學知識治《易》，在象、理方麵突破了舊有的研究框架和知識體(ti) 係，成為(wei) 科學易的先鋒之作。今文經學家的疑古精神與(yu) 古文經學家的史學思路成為(wei) 古史辨易學及唯物史觀易學興(xing) 起的關(guan) 鍵性因素，而晚清學者以會(hui) 通中西的方法闡釋《周易》，預示著傳(chuan) 統易學的近代轉軌。晚清易學的複雜麵相和多重路徑對民國以來的易學發展及現代轉型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

關(guan) 鍵詞：晚清易學漢宋今文古文西學近代

作者簡介:胡飛林（1990-），安徽渦陽人，曆史學博士，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後，主要研究方向：易學文化。

近年來，關(guan) 於(yu) 晚清易學的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黃忠天的《晚清四川學者之易學研究》、郭曉娟的《丁晏易學思想初探》、穀繼明的《黃式三與(yu) 晚清易學》、項世勳的《黃式三、黃以周父子〈易〉學研究》、毛朝暉的《黃以周的易學追求——兼論黃氏“漢宋兼采”的原則》、潘斌的《皮錫瑞之易學觀》、張緒峰的《康有為(wei) 易學思想研究》、王誌紅的《廖平易學思想研究》、林忠軍(jun) 的《論晚清易學之轉向》、尹辰霆的《晚清易學思想研究》等。林忠軍(jun) 、張沛等所著《清代易學史》第四編，選取了丁晏、俞樾、紀磊、章太炎、杭辛齋五位代表人物，從(cong) 象數的角度勾勒了晚清易學的衰落及轉型過程，是第一部將晚清易學作為(wei) 清代易學重要組成部分來討論的著作。以上研究成果為(wei) 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礎，但綜合來看，學界對於(yu) 晚清易學的關(guan) 注和探討仍然比較薄弱，而且研究的焦點集中於(yu) 部分易學人物，對晚清易學的演變脈絡、時代內(nei) 涵、史學進路及近代轉型等議題論及不多。晚清易學處於(yu) 漢易與(yu) 宋易、古文與(yu) 今文、中學與(yu) 西學相互對立而又相互取鑒的交錯往複之中，既受製於(yu) 傳(chuan) 統易學的理論體(ti) 係，又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呈現出複雜多變的學術麵貌，可以視為(wei) 傳(chuan) 統易學向近代易學過渡的轉型階段。本文擬從(cong) 漢宋、今古、中西等多重視角對晚清易學的分裂與(yu) 轉型作一整體(ti) 述評。

一、漢宋易學的對峙與(yu) 融合

宋易作為(wei) 清代官方學術一直賡續不輟，乾嘉之際，漢易經惠、張諸人的爬梳與(yu) 重建進入全麵複興(xing) 階段，漢宋易學呈現雙峰對峙的態勢。漢宋易學的對立使得象學、義(yi) 理、訓詁三者之間的裂痕逐步擴大，具體(ti) 而言，以漢學為(wei) 中心的治學方法塑造了一套專(zhuan) 門的研經之學，最大限度地恢複了湮沒已久的漢代象數易學。漢學家過度追求經文本義(yi) 而疏於(yu) 義(yi) 理，因而受到了尊漢者及崇宋者的內(nei) 外夾擊，段玉裁雲(yun) ：“今日之弊，在不尚品行政事，而尚剿說漢學，亦與(yu) 河患相同。然則理學不可不講也。”[1]方東(dong) 樹批駁道：“漢學諸人，言言有據，字字有考，隻向紙上與(yu) 古人爭(zheng) 訓詁形聲，傳(chuan) 注駁雜，援據群籍證佐，數百千條。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國，了無益處，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則雖實事求是，而乃虛之至者也！”[2]同時，隨著訓詁考據之學的專(zhuan) 精化發展，漢易以象數融通經傳(chuan) 文辭的治《易》理路出現分化趨勢，尤以高郵王氏父子的解經範式為(wei) 代表。王氏父子以文字音韻訓釋《周易》經文，以至否定爻辰、卦變、旁通、納甲等諸多易例的立論依據，嚴(yan) 重弱化了經辭與(yu) 卦象之間的聯屬關(guan) 係，把經辭、卦象、義(yi) 理之間的關(guan) 係引向更為(wei) 深入的分裂。

漢宋之學互訐不休、往複論辯，使各自的優(you) 缺點愈發明朗，兼采漢宋、酌平象理遂逐漸成為(wei) 晚清學界之共識。閻汝弼《周易爻征廣義(yi) 》自敘雲(yun) ：“訓詁則遵漢學，以其去古未遠，具有師承也。講義(yi) 則遵宋學，以其切理饜心，皆從(cong) 閱曆中來也……蓋不欲存門戶之見也。”[3]丁壽昌認為(wei) ：“《易》本象數，象數不可知，以義(yi) 理知之，數奇而理正也。義(yi) 理不可見，於(yu) 訓故見之，義(yi) 微而故顯也。離訓故而言理，其失也虛，離義(yi) 理而言數，其失也誕。”[4]受漢宋調和論的影響，學界出現了較多兼采漢宋、綜羅百家的易學作品，如陳鼐的《槎溪學易》、仇景崙的《靜修齋易經解》、胡先矩的《易學提綱》、紀磊的《周易消息》、丁晏的《易經象類》《周易解故》《周易述傳(chuan) 》、丁壽昌的《讀易會(hui) 通》、陳世鎔的《讀易雜說》、閻汝弼的《周易爻征廣義(yi) 》、蕭光遠的《周易屬辭》、範泰衡的《讀周易記》、黃寅階的《玩易四道》、彭申甫的《周易解注傳(chuan) 義(yi) 》、章世臣的《傳(chuan) 家易傳(chuan) 義(yi) 存疑》《周易人事疏證》、佘德楷的《易翼貫解》、丁澤安的《易學三編》、汪宗沂的《周易學統》、沈紹勳的《周易易解》、黃式三的《易釋》、黃以周的《周易詁訓訂上經》《周易注滕本》等。

漢宋易學融合雖然成為(wei) 學界主潮，但其本身的發展亦存在諸多問題。首先，從(cong) 治《易》內(nei) 容來看，學者對經文的注解需要具體(ti) 的裁斷與(yu) 取舍時，要麽(me) 以宋易為(wei) 本位而兼采漢易，要麽(me) 以漢易為(wei) 本位而兼采宋易，抑或采取折中主義(yi) 的調和方式，難以找到普遍適用的糅合漢宋的方法和理論。尤其是折中主義(yi) 的調和方式招致了不少批評：“漢、宋諸儒大旨，固無不合，其節目不同處亦多，學者知其所以合，又當知其所以分。使事事求合，窒礙必多，斯穿鑿附會(hui) 之說起矣。”[5]黃式三更是提出“實事求是，莫作調人”[6]的治學主張。其次，漢學與(yu) 宋學之間的往複論辯與(yu) 會(hui) 通合流在初期雖然推動了易學的發展，但此時的漢易，除象數、輯佚、校勘、訓詁之精細度超越乾嘉之外，其他方麵多是述而不作，整體(ti) 走向衰落。此時的宋易，對天理心性之學避而不談，義(yi) 理闡釋中滲透著濃厚的實學傾(qing) 向，多數學者將《周易》視為(wei) 修身寡過之書(shu) ，與(yu) 宋代義(yi) 理易學的精深度相比判若雲(yun) 泥。漢宋易學均趨於(yu) 衰微下的會(hui) 通與(yu) 合流，其發展態勢可想而知。如朱伯崑所論：

就經學傾(qing) 向說，有標榜宋學的，有推重漢學的，還有折衷漢宋兩(liang) 派的。派別雖然分歧多方，但其宗旨不出於(yu) 漢宋兩(liang) 代易學的窠臼。其對義(yi) 理和象數的論述，有創見者甚少，尤其是在哲學方麵，沒有繼方以智和王夫之之後，再建立起新的理論體(ti) 係。漢易的複興(xing) 表明古代易學發展到宋易階段後，再不能創造新的形態了。[7]

最後，漢宋合流不拘門戶的治學風氣，給學界帶來了相對自由的言論空間，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對以許、鄭為(wei) 代表的漢學及以程、朱為(wei) 代表的宋學予以雙重否定的傾(qing) 向。如仇景崙所著《靜修齋易經解》一書(shu) “首舉(ju) 漢宋舊說，不厭其詳，末以己意為(wei) 斷。其所取宋注，大抵以《程傳(chuan) 》《本義(yi) 》為(wei) 主，而時病其空疏，駁斥者多，尊崇者少。其所取漢注，大抵以荀、虞為(wei) 多，而時虞其駁雜，是之者半，非之者亦半”[8]。紀磊更是以“惑世誣聖”批駁朱熹經傳(chuan) 分殊的易學觀，紀氏雲(yun) ：“《本義(yi) 》一書(shu) 最可疑者莫如‘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wei) 文王之說’二句。蓋朱子之意以文王之易專(zhuan) 為(wei) 卜筮，孔子之說兼及義(yi) 理……安在孔子之說非文王之說也？自朱子之言出，而人且重疑‘十翼’非盡夫子作，惑世誣聖，莫此為(wei) 甚，而謂可無言乎！”[9]此類評論不一而足，極大地消解了漢宋之學在傳(chuan) 統學術中的正統地位，導致晚清易學既不能如宋易一般有主峰可依，又不能如漢易一般有脈絡可尋，隻能在薈萃群言、折中諸論中艱難推進。

隨著漢宋易學權威的失落，學界出現了以回歸《易傳(chuan) 》、超越漢宋為(wei) 旨歸的研《易》潮流。範泰衡撰《讀周易記》六卷，唯就《彖傳(chuan) 》《象傳(chuan) 》觀其會(hui) 通，一以孔子之傳(chuan) 為(wei) 歸，最後參見《程氏易傳(chuan) 》《朱子語類》諸書(shu) 。佘德楷撰《易翼貫解》七卷，是書(shu) 依照古本，經文與(yu) “十翼”分列，釋經之旨以“十翼”之言為(wei) 準繩，務期經、傳(chuan) 融會(hui) 貫通，故名《易翼貫解》。甘仲賢撰《觀象反求錄》，專(zhuan) 攻《大象傳(chuan) 》。丁壽昌撰《讀易會(hui) 通》，“其言象也，一本之本經、十翼，參以《洪範》貞悔、《左氏》內(nei) 外傳(chuan) 之說，而漢儒諸家附會(hui) 之象不及焉。其言理也，一本之卦德、卦象、卦體(ti) 、本爻、變爻、比爻、應爻、互爻，而王氏以後空虛之理不及焉。文字準乎古訓，名物證以群經，章句審乎義(yi) 理，解義(yi) 衷諸類例”[10]。此時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黃以周所輯《十翼後錄》，黃氏認為(wei) 經文之義(yi) 蘊於(yu) 孔傳(chuan) ，舍傳(chuan) 以解經，勢必橫生枝節、誤入歧途。其《周易故訓訂》序雲(yun) ：“昔者文王作彖，周公演爻，其名小，其類大，其旨遠，其辭文，意蘊而不盡，義(yi) 淵而難測。《左氏傳(chuan) 》錄術家言，或已漫衍而不得其宗，孔聖乃訂之，作十《傳(chuan) 》以翼《經》，謂之‘十翼’。《象傳(chuan) 》明六畫之法象，《彖傳(chuan) 》舉(ju) 一卦之綱領，爻傳(chuan) 析諸爻之義(yi) 例，而《係辭》、《說卦》諸傳(chuan) ，《易》之精蘊具於(yu) 是。夫經之有傳(chuan) ，猶射之有彀也，學者勿背彀而去，必誌彀而發之。”[11]

黃氏以回歸《易傳(chuan) 》為(wei) 宗旨的治《易》理路，被毛朝暉稱為(wei) “《易傳(chuan) 》本位”：“從(cong) 易學史的角度審視，黃以周與(yu) 清代漢易兩(liang) 派均有明顯的分歧……黃以周的易學則主張回歸孔子，因而特別重視《易傳(chuan) 》，其‘以傳(chuan) 釋經’‘以例明傳(chuan) ’的易學方法最終落腳於(yu) 闡明《易傳(chuan) 》，而非闡明原本隻是卜筮之書(shu) 的《易經》，因此可稱為(wei) ‘《易傳(chuan) 》本位’。”[12]然而，“《易傳(chuan) 》本位”是基於(yu) 《易傳(chuan) 》為(wei) 孔子所作這一前提，當這一前提遭遇今文經學的攻擊時，其所建立的方法論之意義(yi) 亦隨之瓦解。

二、今古文之爭(zheng) 對傳(chuan) 統易學的衝(chong) 擊

發軔於(yu) 西漢初期的今文經學，於(yu) 乾嘉漢學鼎盛之際浮出學壇，至光宣時期由邊緣走向中心，解經範圍亦由《春秋》公羊學遍及群經。漢易複興(xing) 以惠、張二人為(wei) 中心，惠棟複興(xing) 漢易不分今古，斷以家法，張惠言專(zhuan) 宗虞氏易，兼及諸家。這一解《易》思潮隨著經世學風的興(xing) 起及《春秋》公羊學的浸染而發生折變，即從(cong) 為(wei) 經學而經學轉向以經學為(wei) 治術，代表人物有王闓運、莊忠棫、蕭德驊、康有為(wei) 、廖平、皮錫瑞等。以上學者雖非以易學名家，但其思想觀念深刻地影響著易學的走向。康有為(wei) 、廖平、皮錫瑞在今文經學影響下，思想觀念、治《易》理路頗為(wei) 接近，均視卦爻辭為(wei) 孔子所作，否定《易傳(chuan) 》部分篇章出於(yu) 孔子，掀起易學今古文之爭(zheng) ，對傳(chuan) 統易學造成了不小的衝(chong) 擊。[13]

成書(shu) 於(yu) 1891年的《新學偽(wei) 經考》，是奠定康有為(wei) 變法理論體(ti) 係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直接反映康氏易學觀的書(shu) 籍。其開篇即將矛頭指向古文經學：“始作偽(wei) 亂(luan) 聖製者自劉歆，布行偽(wei) 經篡孔統者成於(yu) 鄭玄。閱二千年歲、月、日、時之綿曖，聚百、千、萬(wan) 、億(yi) 衿纓之問學，統二十朝王者禮樂(le) 製度之崇嚴(yan) ，鹹奉偽(wei) 經為(wei) 聖法，誦讀尊信，奉持施行，違者以非聖無法論，亦無一人敢違者，亦無一人敢疑者。於(yu) 是奪孔子之經以與(yu) 周公，而抑孔子為(wei) 傳(chuan) ；於(yu) 是掃孔子改製之聖法，而目為(wei) 斷爛朝報。”[14]清代漢學複興(xing) 的主要是東(dong) 漢古文經學，而康氏將古文經視為(wei) 劉歆偽(wei) 造之新學：“凡後世所指目為(wei) ‘漢學’者，皆賈、馬、許、鄭之學，乃‘新學’，非‘漢學’也。”（《康有為(wei) 全集》第一集，第356頁）費直、鄭玄一脈的古文易學，自然也屬於(yu) 康氏所考的“偽(wei) 經”之列。

康氏篤信西漢今文《易》為(wei) 孔子正傳(chuan) ：“《易》不經焚，為(wei) 完書(shu) ，上自商瞿為(wei) 嫡派，下至田何、楊何。太史遷為(wei) 楊何再傳(chuan) 弟子，其為(wei) 孔子之傳(chuan) 尤確矣。此為(wei) 孔子《易》學存案。而後有舍田何、楊何而言《易》者，其真偽(wei) 可引此案決(jue) 之。”（《康有為(wei) 全集》第一集，第366頁）因而，其以《史記》所載易學傳(chuan) 承譜係為(wei) 文獻依據，係統地構建了西漢初期今文易學之發展及流變狀況，提出卦爻辭非文王、周公所作，係辭之人當屬孔子，並逐一論證。概言之，康氏認為(wei) 《史記》和西漢以前的典籍隻言文王演六十四卦，並沒有作卦爻辭一說，且爻辭之中出現了文王之後的事，故文王係辭之說不攻自破。而將爻辭作者認作周公，實則源於(yu) 劉歆：

周公作《爻辭》之說，西漢前無之。《漢書(shu) ·藝文誌》雲(yun) ：人更三聖。韋昭注曰：伏犧、文王、孔子。即《正義(yi) 》所引《乾鑿度》雲(yun) ：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晉紀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ye) ，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複其餘(yu) 也。亦無有及周公者。唯《左傳(chuan) 》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yu) 《魯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涉及周公，此蓋劉歆竄亂(luan) 之條，與(yu) 今學家不同。歆《周官》《爾雅》《月令》無事不托於(yu) 周公，《易·爻辭》之托於(yu) 周公，亦類此。唯馬融（自注：陸績同），學出於(yu) 歆，故以為(wei) 《爻辭》周公所作。（《康有為(wei) 全集》第一集，第463頁）

康氏否定周公作爻辭之說之後，進一步推論：“三聖無周公，然則舍孔子誰作之哉！故《易》之卦、爻始畫於(yu) 犧、文，《易》之辭全出於(yu) 孔子。”（《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第463頁）接著，康氏又將《說卦》《序卦》《雜卦》三篇移出《易傳(chuan) 》，認為(wei) 《易傳(chuan) 》無《說卦》《序卦》《雜卦》三篇，亦無“十翼”之名。理由是《史記》相關(guan) 記載中的“序”字不當解為(wei) 《序卦》：“《易》無《序》矣，而《孔子世家》之‘孔子晚而喜《易》，序《彖》《係》《象》《說卦》《文言》’，此‘序’字在首，不得如《正義(yi) 》作《序卦》解，當亦次序之辭。”（《康有為(wei) 全集》第一集，第371頁）而《雜卦》《說卦》為(wei) 後出之偽(wei) 書(shu) ：“至《序卦》《雜卦》，所出尤後，《史記》不著。蓋出劉歆之所偽(wei) ，故其辭閃爍隱約，於(yu) 《藝文誌》著《序卦》，於(yu) 《儒林傳(chuan) 》不著，而以‘十篇’二字總括其間。要之，三篇非孔子經文。”（《康有為(wei) 全集》第一集，第372頁）

晚清學者廖平視《周易》為(wei) 孔子所繙定，認為(wei) “十翼”應稱《易大傳(chuan) 》，為(wei) 後儒傳(chuan) 師說之語。孔子繙定諸經之說源於(yu) 《莊子》一書(shu) ，《莊子·天道》雲(yun) ：“孔子西藏書(shu) 於(yu) 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shu) ，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yu) 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15]廖氏沒有辨析原義(yi) ，而是直接將“繙”解為(wei) “作”之意：

經教之設，西漢以上皆歸孔子，無文、周也。昔時文、史皆為(wei) 字母，《史記》所謂“百家語”“外家語”，孔子以古文譯經，以言為(wei) 經，為(wei) 作非述，此西漢以上定說也。審是，則孔子得殷人乾坤之書(shu) 繙譯為(wei) 乾坤，與(yu) 《詩》《書(shu) 》《春秋》相同，孔子作經，賢者因而述傳(chuan) ，聖經賢傳(chuan) ，亦與(yu) 《詩》《書(shu) 》《春秋》同也。諸書(shu) 言孔子讀《易》學《易》，以為(wei) 孔子即指乾坤言之，可以為(wei) 指繙雅之經本，亦無不可。[16]

廖氏將《周易》的著作權歸於(yu) 孔子，進而否定《易傳(chuan) 》出於(yu) 孔子之手。廖氏據《係辭傳(chuan) 》引“子曰”之語，推論《係辭傳(chuan) 》必非孔子所作：“蓋有‘子曰’者，為(wei) 引孔子為(wei) 證；無‘子曰’者，乃先師自傳(chuan) 文。”[17]又，《易傳(chuan) 》對於(yu) 乾卦六爻的解釋，反複出現五六次，文義(yi) 基本相同，“亢龍有悔”一條，既見於(yu) 《大傳(chuan) 》，經下又重複征引，其中有彼此矛盾者，有自相訓解者，有一條重見者，有空言敷衍毫無發明者。“此孔子作傳(chuan) ，則一夔已足，何為(wei) 重複至於(yu) 五六見？此蓋五六先師所說，記者類紀之耳……惟其為(wei) 先師所傳(chuan) ，故有多少重複訓解之不同，如孔子一人之書(shu) ，其例何得如此也？”[18]總而言之，廖氏認為(wei) 《易傳(chuan) 》當為(wei) 七十子等先秦人所傳(chuan) 而後漢人補錄舊說而成，非一人一時之作。

另一位今文經學家皮錫瑞亦持此說。皮氏將經學之開辟歸諸孔子，認為(wei) “必以經為(wei) 孔子作，始可以言經學；必知孔子作經以教萬(wan) 世之旨，始可以言經學”[19]，以卦爻辭為(wei) 孔子所作，是皮氏尊孔尊經中的重要一環。皮氏認為(wei) 文王作卦辭及周公作爻辭之說缺乏文獻支持，司馬氏父子作為(wei) 楊何傳(chuan) 人，其記載亦無文王作卦辭之意：“然以爻辭為(wei) 文王作，止是鄭學之義(yi) ，以爻辭為(wei) 周公作，亦始於(yu) 鄭眾(zhong) 、賈逵、馬融諸人，乃東(dong) 漢古文家異說，若西漢今文家說，皆不如是。史遷、揚雄、班固、王充但雲(yun) 文王重卦，未嚐雲(yun) 作卦辭、爻辭。”皮氏在否定文、周作卦爻辭之後，接著將卦爻辭的作者認作孔子：“當以卦爻之辭並屬孔子所作，蓋卦爻分畫於(yu) 羲、文，而卦爻之辭，皆出於(yu) 孔子，如此則與(yu) ‘《易》曆三聖’之文不背，箕子、岐山、東(dong) 鄰、西鄰之類，自孔子言之，亦無妨。”[20]與(yu) 康、廖二人的觀點近似，皮氏亦認為(wei) 《說卦傳(chuan) 》晚出，可能是京、焦等人攙入《史記》，理由略同。所不同的是，皮氏認為(wei) 《彖》《象》《文言》出於(yu) 孔子之手，孔子自作經文而又自解之：“聖人作《易》，幽讚神明，廣大精微，人不易喻，孔子恐人之不能盡喻也，既作卦辭，又自作《彖》以解卦辭；既作爻辭，又自作《象》以解爻辭；乾坤為(wei) 《易》之門，居各卦之首，又特作《文言》以釋之。所謂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所以開愚蒙導後學也。”[21]

今文經學家對於(yu) 《周易》文本的解讀及對易學問題的看法，存在觀念預設、理論先行的問題，頗不循清初及乾嘉諸儒為(wei) 學之成法，但在思想觀念上極大地衝(chong) 擊了傳(chuan) 統易學。受今文經學家易學觀的影響，產(chan) 生於(yu) 這一時期的易學作品均有不守成法、試圖突破傳(chuan) 統的傾(qing) 向。如晚清學者楊以迥認為(wei) ，“十翼”之文非出於(yu) 一人之手，《係辭》《文言》合背互見，《彖》《象》二傳(chuan) 辭義(yi) 多隱約之言，《序卦》《雜卦》拚湊成章，無關(guan) 宗旨。潘雨廷評價(jia) 雲(yun) ：“總觀全書(shu) ，有術士氣，略有所見，即驕若狂人，動輒非先儒之說，且所疑皆無據，可謂非聖無法。”[22]今文經學家王闓運撰《周易說》十一卷，民國學者吳承仕評價(jia) 雲(yun) ：“至於(yu) 分析文字，效荊舒之野言，附會(hui) 俗說，拾遠西之餘(yu) 唾。《易》家末流雖多怪迂，蓋未有若斯之甚者也。”[23]張其淦著《邵村學易》，黃壽祺評價(jia) 雲(yun) ：“茲(zi) 書(shu) 命名蓋取孔子假年學《易》之義(yi) ，繹其大意，約有兩(liang) 端：謂《老子》之所謂道，即羲、農(nong)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chuan) 之道。《老子》之五千言，於(yu) 《歸藏》首坤之義(yi) 蓋有合，頗采《老子》之義(yi) 以補先儒之所未及……至若同人、大有二卦，張氏以大同之世釋之，自詡為(wei) 發前人之未發。”[24]

“非聖無法”的批評不可謂不嚴(yan) 厲，如若反向觀之，這一解《易》思潮的出現，正是對正統易學的反叛與(yu) 革新。如梁啟超所論：“凡社會(hui) 思想，束縛於(yu) 一途者既久，驟有人焉衝(chong) 其藩籬而陷之，其所發明者，不必其遂有當於(yu) 真理也，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則自能震聳一般之耳目，而導以一線光明，此懷疑派所以與(yu) 學界革命常相緣也。今文家言，一種之懷疑派也。”[25]受今文經學懷疑精神的浸染，易學詮釋趨於(yu) 多元化，為(wei) 西學的廣泛融入提供了契機。

今文經學家的易學觀，自然遭到古文經學家的駁斥。章太炎撰《孔子作〈易〉駁議》一文，詳列皮氏之謬予以反擊。但傳(chuan) 統學術的理論範式、問題意識在西學的觀照與(yu) 刺激下已發生較大轉變。章太炎、劉師培等人並沒有囿於(yu) 今古文之爭(zheng) ，而是有意識地擺脫根深蒂固的經學思維，使易學研究朝著世界化的方向邁進。

從(cong) 漢至清，經學一直居於(yu) 學界主導地位，並被賦予了無上權威：“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26]經學的公理性嚴(yan) 重製約了學者的求真求實精神，傳(chuan) 統學術的近代轉型，首要任務即是破除意識形態化的經學觀念，還經學以本來麵目。章太炎從(cong) 經史同源的角度夷經學於(yu) 史學：“六經無一非史。後人於(yu) 史以外，別立為(wei) 經，推尊過甚，更有些近於(yu) 宗教。實在周末還不如此，此風乃起於(yu) 漢時。”[27]基於(yu) 此，《周易》亦被納入史學：

“六經皆史也”，這句話詳細考察起來，實在很不錯……隻有《易經》一書(shu) ，看起來像是和史沒關(guan) ，但實際上卻也是史。太史公說：“《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至隱。”引申他底意思，可以說《春秋》是盧列事實，中寓褒貶之意；《易經》卻和近代社會(hui) 學一般，一方麵考察古來的事跡，得著些原則，拿這些原則，可以推測現在和將來。簡單說起來，《春秋》是顯明的史，《易經》是蘊著史的精華的。[28]

依章氏所論，《周易》屬於(yu) 近世學術分科中的社會(hui) 學。而晚清末期的社會(hui) 學，其核心觀念是進化思想，故章氏以社會(hui) 進化理論解說《周易》：“乾坤代表天地，《序卦》雲(yun) ‘有天地然後有萬(wan) 物’，是故乾坤之後，繼之以‘屯’；屯者，草昧之時也……自‘屯’至‘否’，社會(hui) 變遷之情狀，亦已了然。故曰：《周易》者，曆史之結晶也。”[29]章氏以進化觀念對卦序進行邏輯推演，試圖描繪從(cong) 屯至否的社會(hui) 演化圖景，認為(wei) 諸卦之間的漸次發展反映了人類社會(hui) 由蒙昧走向文明的進化曆程，這種“社會(hui) 變遷之情狀”實即章氏所雲(yun) “曆史之結晶”。

劉師培亦在“六經皆史”說的基礎上進一步推衍，將《周易》視為(wei) 西周的史書(shu) ，以此作為(wei) 考察周代製度的史料。依劉氏之見，《周易》的史料作用涉及四個(ge) 方麵。一是周代政治多記於(yu) 《周易》，故可以之為(wei) 據考周代之製度。如“封建之製，見於(yu) 《震》，（《彖》雲(yun) ：‘震驚百裏。’鄭注雲(yun) ：‘雷發聲聞於(yu) 百裏，古諸侯之象。’）見於(yu) 《晉》，（《彖》雲(yun)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又見於(yu) 《屯》，（《屯》雲(yun) ：‘利建侯。’）”[30]等。二是古代事跡多存於(yu) 《周易》，可以補古史之缺遺。如“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其事見於(yu) 既濟卦；箕子為(wei) 紂所囚，“利艱貞以晦其明”，其事見於(yu) 明夷卦。三是古代禮俗多見於(yu) 《周易》，故可以之為(wei) 據考宗法社會(hui) 之情狀。如“周製妾子為(wei) 君，不得尊其母，此製見於(yu) 《鼎》卦（‘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周製不娶同姓，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其製見於(yu) 《同人》。（‘六二’：‘同人於(yu) 宗，吝。’）”（《經學教科書(shu) 》，第225頁）。四是《周易》記載了社會(hui) 進化之秩序及事物發明之次第，故可以之為(wei) 據考古代社會(hui) 之變遷。《係辭下》第二章“伏羲氏王天下”以下數節涉及事物發明之先後次序，言及農(nong) 業(ye) 、漁業(ye) 、商旅、文字之起源；《序卦傳(chuan) 》上篇“有天地然後萬(wan) 物生”一節反映社會(hui) 進化之秩序，可以視為(wei) 人類由野蠻進於(yu) 文明的發展曆程。同時，劉氏將《周易》之隻言片語與(yu) 數學、科學、政治學、倫(lun) 理學、社會(hui) 學等學科逐一對應起來，以彰顯易學所蘊含的科學精神及當代價(jia) 值。如劉氏論易學與(yu) 數學之關(guan) 係時說：

《易經》各卦之爻，非陽多於(yu) 陰，即陰多於(yu) 陽。或一陽五陰，或四陽三陰，即《係辭》所謂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也。是猶正數、負數兩(liang) 不相等也。故減一陽則增一陰，增一陰即減一陽，斯為(wei) 定例。又陰爻可進為(wei) 陽，陽爻亦可降為(wei) 陰，是猶正數之變為(wei) 負數，負數之變為(wei) 正數也。若夫一卦之中，陰爻、陽爻相等（均三陽三陰之卦），則其象必銷。如《泰》《否》《未濟》《既濟》是。是猶正等於(yu) 負則銷也。（《經學教科書(shu) 》，第218頁）

不僅(jin) 如此，劉氏認為(wei) 加減乘除法、勾股、開方、徑七之法皆從(cong) 大衍之數衍生而來，進而推論：“此皆數學出於(yu) 《周易》之證。又《周易》一書(shu) ，參互錯綜，近於(yu) 算學之比例。以此知《周易》之義(yi) ，實與(yu) 數學相通矣。”（《經學教科書(shu) 》，第219頁）

經章、劉二人對《周易》學科屬性的初步轉化，《周易》遂成為(wei) 探索殷周之際社會(hui) 風貌的一部史書(shu) 、一種史料。從(cong) 學術層麵而言，易學領域的漢宋之爭(zheng) 、今古之論，都是在不同層麵上豐(feng) 富和發展傳(chuan) 統的經學易體(ti) 係，而易學的史學化轉向從(cong) 根本上動搖了傳(chuan) 統易學的根基。

三、西學視域下的易學新轉向

光宣時期，學界對於(yu) 西學的接受，從(cong) 物質、製度至思想觀念，層層推進，逐步深化，如王國維所雲(yun) ：“唯近七八年前，侯官嚴(yan) 氏（複）所譯之赫胥黎《天演論》出，一新世人之耳目……嗣是以後，達爾文、斯賓塞之名，騰於(yu) 眾(zhong) 人之口；物競天擇之語，見於(yu) 通俗之文。”[31]以西學知識和觀念解釋易學成為(wei) 時代潮流。今文經學家援西學以釋《易》，章太炎賦予卦序以社會(hui) 進化觀念，劉師培將《周易》與(yu) 諸學科一一銜接起來，反映了今古文學家對傳(chuan) 統易學的創造性詮釋，而致力於(yu) 易學與(yu) 西學之全麵會(hui) 通者，當數晚清學者張之銳。張氏所著《易象闡微》一書(shu) ，以科學合易道，開科學易之風氣，預示著傳(chuan) 統易學向近代易學的全麵轉軌。

據《無求備齋易學集成》，張之銳，字子晉，清末河南臨(lin) 湍人，曾任河南實業(ye) 廳廳長，《易象闡微》一書(shu) 刊於(yu) 宣統二年（1910），是晚清以西學解《易》的重要作品。張氏自序雲(yun) ：“東(dong) 、西洋兩(liang) 文明潮流，與(yu) 接為(wei) 構之勢益劇，嗣後兩(liang) 文明特質化合，必放一異樣之光彩，可斷言也。”[32]懷著這一期許，張氏對《周易》的象、理之學進行了係統轉化。

象數方麵，張氏認為(wei) 《易》可無辭，不可無象，猶如幾何可無文辭，而不可無圖形：“設使去幾何之圖，而但觀其說，雖甚神聖，亦安知所言甲乙丙丁之謂何。世之舍卦象而講《係辭》者，毋乃類是乎！”[33]張氏突破傳(chuan) 統象數之藩籬，以新眼光觀其象，將象學分為(wei) 有形象學與(yu) 無形象學，有形象學為(wei) 形下之器，無形象學為(wei) 形上之道，道屬於(yu) “維心”範疇，器屬於(yu) “維物”範疇，而《易》兼“維物”與(yu) “維心”。其以坎離為(wei) 《易》象變化之中樞，認為(wei) 《坎·彖》所雲(yun) “有孚惟心，亨”即“維心”，《離·彖》曰“畜牝牛，吉”，牛為(wei) 大物，即“維物”。“維心”與(yu) “維物”皆是象，有可以形求之者，有不可以形求之者，以形求之者稱為(wei) 察象，不可以形求之者稱為(wei) 玄象，大抵《說卦傳(chuan) 》多言察象，《雜卦傳(chuan) 》多言玄象，其他散見於(yu) 《易傳(chuan) 》諸篇。張氏以察象和玄象對《周易》經傳(chuan) 文所涉之象進行歸類，玄象大致有健、順、動、入、陷、麗(li) 、止、說、樂(le) 憂、誌行、惕、威、敬、疑、信、始、終、得失、外內(nei) 、尊卑、久、速、道、德業(ye) 、仁義(yi) 、功譽等；察象大致有天、地、山、澤、日、月、風、雷、冰、霜、雲(yun) 、雨、人、君、臣、民、公侯、史巫、賓、馬、牛、龍、虎、魚、狐、龜、宮等。張氏又以時間與(yu) 空間兩(liang) 個(ge) 維度來歸納之：“然以歸納之法約之，要不外此時間、空間所有之變化而已。時間之象，《易》所言之消息往來是也，空間之象，《易》所言之上下遠近是也。”（《易象闡微》，第112頁）此外，張氏還將曆代諸家之易象體(ti) 例歸為(wei) 八類，一為(wei) 單象，二為(wei) 複象，三為(wei) 互象，四為(wei) 似象，五為(wei) 大象，六為(wei) 半象，七為(wei) 伏象，八為(wei) 天象。

義(yi) 理方麵，張氏視《周易》為(wei) 剖解造化之生理學，考究萬(wan) 物生生之理乃是易學之旨歸：“《係辭傳(chuan) 》言：‘生生之為(wei) 易’，又曰：‘太極生兩(liang) 儀(yi) ，兩(liang) 儀(yi)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是知易學者，不過考求萬(wan) 物生生之理而已。”（《易象闡微》，第5頁）他還將物理學之“力”的概念引入傳(chuan) 統哲學，以此解釋生生不息的內(nei) 在根源：“力者，求等之具也，至等則無力，無力則不動，不動則不生。欲以彼多數之重加於(yu) 此少數之輕，則必假力以運之，故力為(wei) 求等之具。兩(liang) 力相對相等則物反不動，故等則力不顯也。不生則無《易》，無《易》則不生生，然則等者，其終不可求乎。”（《易象闡微》，第8頁）張氏又以電學知識解釋《周易》坎離二卦之變化：“《周易》八卦以坎離為(wei) 陰陽變化之中樞，坎中之陽即坤之中心所吸取乾之中心之一陽也。坤為(wei) 坎，則乾為(wei) 離，離為(wei) 電，言乾中心之一陽與(yu) 本體(ti) 同名之陽相拒，與(yu) 坤異名之陰相吸，生離力而之坤為(wei) 坎，故曰：‘坎，陷也’。言乾之一陽被吸而陷入也，明乎電流陰陽二性之作用，則知卦象坎離變化之奧旨矣。”（《易象闡微》，第23頁）他還以《易》理比附西方政治：“夫《易》之例，陽為(wei) 君，陰為(wei) 民，既濟定位，陰居陽上，然則民選議院為(wei) 監督之最高機關(guan) 。按之《易》理，真若合符節已。”（《易象闡微》，第313頁）

張氏以易學為(wei) 根柢，綜合運用近代科學知識治《易》，雖然有牽強附會(hui) 之嫌，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內(nei) 容上都超出了傳(chuan) 統易學的思維架構、知識體(ti) 係。潘雨廷評價(jia) 雲(yun) ：“於(yu) 民國後，以科學合易道言者，不乏其人；而張氏此書(shu) ，可謂得風氣之先。”[34]據潘氏之言，張之銳《易象闡微》一書(shu) 實開科學易之風氣。這一解《易》之潛流於(yu) 民國時期競相迸發噴湧，成為(wei) 近現代易學研究的基本範式之一。

結語

漢易與(yu) 宋易的分合同異、此消彼長，既不始於(yu) 晚清，亦非終於(yu) 晚清，而是貫穿於(yu) 清代易學發展的始終，並綿延至現當代，成為(wei) 現當代易學研究中較為(wei) 典型的兩(liang) 種釋經範式。今文經學家的疑古精神與(yu) 古文經學家的史學思路成為(wei) 古史辨易學及唯物史觀易學興(xing) 起的關(guan) 鍵性因素；而晚清時期的今古文學者及張之銳等人以會(hui) 通中西的方法闡釋《周易》，則預示著傳(chuan) 統易學的近代轉型：“晚清的社會(hui) 劇變，使得此時期易學的內(nei) 容和方法都呈現出融會(hui) 中西、兼收並蓄，融舊鑄新、繼往開來的嶄新麵貌，並由此開啟了傳(chuan) 統易學向現代易學過渡的濫觴。”[35]此外，晚清時期尚有部分學者堅持經學易傳(chuan) 統，不為(wei) 學術潮流所動。晚清易學短短幾十年，曆經漢宋對峙與(yu) 融合、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糅合了先秦以降的易學文化內(nei) 涵，對民國以來的易學發展及現代轉型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其學術史意義(yi) 不言而喻。

注釋
[1]王章濤《王念孫·王引之年譜》，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第168頁。
[2][清]方東樹《漢學商兌》，載[清]江藩、[清]方東樹著，徐洪興編校《漢學師承記（外二種）》，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第251頁。
[3][清]閻汝弼《周易爻征廣義》自敘，光緒元年刻本，第5頁。
[4][清]丁壽昌《讀易會通》，北京：中國書店，1992年，第6頁。
[5][清]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116頁。
[6]丁福保《疇隱居士自訂年譜》，民國鉛印本，第6頁。
[7]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四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4年，第5頁。
[8]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21頁。
[9][清]紀磊《周易本義辨證補訂》，載《續修四庫全書》第3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5頁。
[10][清]丁壽昌《讀易會通》，第5頁。
[11][清]黃以周著，詹亞園、韓偉表主編《黃以周全集》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45頁。
[12]毛朝暉《黃以周的易學追求——兼論黃氏“漢宋兼采”的原則》，載《周易研究》2019年第3期，第77頁。
[13]關於康有為、廖平、皮錫瑞三人的易學觀，本節主要按照著作時間先後而論，不涉及學術思想之間的因襲問題。
[14]康有為撰，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55頁。下引該書，僅隨文標注書名、集數與頁碼，標點有改動。
[15]“繙十二經以說”，《莊子新釋》所收注解曰：“宣雲：繙，音翻，反覆言之也。《禦覽》注：繙，堆聚之貌。陸雲：說者雲：《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為十二經也。一說雲：《易》上下經並《十翼》為十二。又一雲：《春秋》十二公經也。”（張默生原著，張翰勳校補《莊子新釋》，濟南：齊魯書社，1993年，第335頁）可見，本句原義已很難確定。
[16]廖平撰，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20頁。
[17]廖平撰，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3冊，第29-30頁。
[18]廖平撰，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3冊，第30頁。
[19][清]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曆史》，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7頁。
[20][清]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9頁。
[21][清]皮錫瑞《經學通論》，第13頁。
[22]潘雨廷著，張文江整理《讀易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94頁。
[23]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第176頁。
[24]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第183頁。
[25]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673-674頁。
[26][清]永(王容)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頁。
[27]章太炎著，章念馳編訂《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9頁。
[28]章太炎著，章念馳編訂《章太炎全集·演講集》，第319頁。
[29]章太炎著，章念馳編訂《章太炎全集·演講集》，第491頁。
[30]劉師培著，陳居淵注《經學教科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24頁。下引該書，僅隨文標注書名與頁碼。
[31]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載《王國維遺書》第5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第94頁。
[32]原書序文已佚，轉引自潘雨廷著，張文江整理《讀易提要》，第503頁。
[33]清]張之銳《易象闡微》，載嚴靈峰編輯《無求備齋易經集成》第123冊，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51頁。下引該書，僅隨文標注書名與頁碼。
[34]潘雨廷著，張文江整理《讀易提要》，第505頁。
[35]林忠軍《論晚清易學之轉向》，載《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2期，第155-1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