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法合治：荀子“援法入禮”的治政範式

作者：秦培濤（安徽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講師）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三月廿九日乙醜(chou)

          耶穌2025 年4月26日

戰國晚期，社會(hui) 結構的劇變、統合需求的高漲與(yu) 價(jia) 值體(ti) 係的混亂(luan) ，共同催生了中國思想史上關(guan) 乎中國政治文明發展走向的“禮法之爭(zheng) ”。荀子以“解蔽”的哲學自覺，突破儒家“純任德教”的治政倫(lun) 理框架，將法家思想中“法”的工具理性納入儒家“禮”的價(jia) 值係統，完成“援法入禮”治政範式的理論建構。荀子的學說賦予了禮治合法性的新依據，更使儒學突破宗法桎梏，實現了從(cong) 道德哲學向政治哲學的轉換，逐漸成長為(wei) 適應大一統政治的意識形態，深刻塑造了傳(chuan) 統中國的治政邏輯。重審荀子“援法入禮”的治政智慧，有助於(yu) 厘清中國傳(chuan) 統法文化的演進邏輯。

為(wei) 何“援法入禮”

晚周以降，禮治麵臨(lin) 著困局，急需新的理論闡發。周代禮治以宗法血緣為(wei) 紐帶，通過“親(qin) 親(qin) 尊尊”的差序格局維係社會(hui) 秩序。然而，至戰國末期，宗法封建製在兼並戰爭(zheng) 與(yu) 土地私有化的衝(chong) 擊下加速崩解，傳(chuan) 統禮製喪(sang) 失了其賴以存續的社會(hui) 基礎。與(yu) 此同時，新興(xing) 士階層崛起，社會(hui) 呈現出“諸侯異政，百家異說”（《解弊》）的新局麵。在這種背景下，以血緣倫(lun) 理為(wei) 依托的傳(chuan) 統禮治難以維係新型官僚政治，其所依賴的道德自覺也無力整治“爭(zheng) 地以戰，殺人盈野”（《孟子·離婁上》）的失序社會(hui) 。當“禮”的規範約束力僅(jin) 訴諸個(ge) 體(ti) 德性自覺時，必然遭遇“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富國》）的製度性失效。禮治的德性內(nei) 核與(yu) 其治政功能之間產(chan) 生了難以調和的張力。荀子敏銳地意識到，單純依賴道德感化的儒家禮治已無法維係“貴賤有等，長幼有差”（《富國》）的差序格局，亟須對治政理念與(yu) 製度進行重構。

在思想上，荀子受到了稷下學術的影響。稷下學宮“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的學術生態，以獨特的開放性促成了儒、道、法諸家學說的“異質同構”。這種多元對話場域，為(wei) 荀子“援禮入法”的理論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張力與(yu) 理論資源。黃老道家通過“道生法”（《黃帝四經·經法》）的形上建構，將“法”溯源至天道運行的維度，此說與(yu) 荀子“天行有常”（《天論》）所揭示的自然法則客觀性形成理論呼應。稷下學者“因道全法”（《韓非子·大體(ti) 》）的思維路徑，進一步啟發了荀子對禮法關(guan) 係的重構——既承襲儒家“禮”的倫(lun) 理，又吸收法家“法”的理性，由此提出“聖人積思慮、習(xi) 偽(wei) 故，以生禮義(yi) 而起法度”（《性惡》）。更直接的啟示來自黃老學派“刑德相養(yang) ”（《黃帝四經·十大經·姓爭(zheng) 》）的治政理念，荀子據此創造性轉化提出“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君道》）的製度構想，將道法思想與(yu) 儒家禮治相融合。稷下學術的跨學派交融，不僅(jin) 為(wei) 荀子突破儒家德性優(you) 先傳(chuan) 統提供了形上依據，更賦予其學說以現實製度建構的實踐品格，最終在儒學體(ti) 係中開辟出“禮法合治”的思想路徑。

荀子“援法入禮”是其“性偽(wei) 論”的邏輯必然，深植於(yu) 對人性的解構與(yu) 重構之上。荀子“性者，本始材樸也；偽(wei) 者，文理隆盛也”（《禮論》）的論斷，將人性剝離為(wei) 自然基底（“性”）與(yu) 人文塑造（“偽(wei) ”）的雙重維度。這種“性偽(wei) 之分”並非簡單的善惡二元對立，而是直指自然欲望與(yu) 社會(hui) 規範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荀子斷言“人之性惡，其善者偽(wei) 也”（《性惡》），並非否定人性的可塑性，恰是強調“偽(wei) ”的必然性——當感官欲求和逐利本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ti) 膚理好愉佚”（《性惡》）脫離約束，必將導向“爭(zheng) 奪生而辭讓亡”（《性惡》）的秩序崩解。因此，“禮”雖具有“養(yang) 人之欲，給人之求”（《禮論》）的疏導功能，卻必須以製度性威懾為(wei) 保障，此即“法”的合法性來源。“性偽(wei) 論”的深層詰問在於(yu) ：若人性全然趨惡，“偽(wei) ”的實踐主體(ti) 何以生成？荀子借助“塗之人可以為(wei) 禹”（《性惡》）的命題，指出人性中潛藏的知性能力，即“心有征知”（《正名》）的理性認知使人能辨識和內(nei) 化禮法。這種認知理性恰是“法”得以施行的認識論前提：正如“法不能獨立，失其人則亡”（《君道》）所言，製度不能自我運行，依賴主體(ti) 對規範的理性接納。由此，“法”不僅(jin) 是強製工具，更與(yu) “禮”共同構成“偽(wei) ”的一體(ti) 化機製——前者提供客觀尺度，後者賦予價(jia) 值導向。荀子“援法入禮”的治政哲學體(ti) 係，正是“性偽(wei) 論”從(cong) 人性論向製度論的必然展開。

“禮法合治”之意蘊

荀子的“禮法合治”首先在於(yu) 重構禮法關(guan) 係實現對“禮”的本體(ti) 重塑。他突破孔孟將禮定位於(yu) 道德倫(lun) 理的局限，以“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勸學》）重新為(wei) 禮定位，將其提升為(wei) 統攝社會(hui) 規範的根本準則。這種本體(ti) 論轉向包含兩(liang) 個(ge) 維度：其一，通過“禮義(yi) 法度”（《性惡》）的概念整合，賦予禮製度建構功能。在《王製》中，荀子將封建等級、職官設置、賦稅製度等納入禮的範疇，使禮從(cong) 道德準則轉化為(wei) 製度化架構。其二，引入“法數”概念，強調“禮者，人主之所以為(wei) 群臣寸尺尋丈檢式也”（《儒效》），通過度量化的製度設計，使禮獲得可操作的規範形式。在確立禮的本體(ti) 權威後，荀子以“禮者，治辨之極也”（《議兵》）為(wei) 綱領，構建起“禮生法”的製度生成邏輯：先以“貴賤有等，長幼有差”（《富國》）的禮義(yi) 確立價(jia) 值內(nei) 核；再將其具體(ti) 化為(wei) “衣服有製，宮室有度”（《王製》）的禮製體(ti) 係；最終通過“法者，治之端也”（《君道》）的轉化，使禮製升華為(wei) 具有強製力的法律規範。這種“禮→製→法”的演化路徑，既保留儒家“別貴始”的倫(lun) 理內(nei) 核，又賦予製度以法家“信賞必罰”的剛性特征。

其次，荀子通過重新詮釋“王霸之辨”，構建起“禮法合治”的層級秩序。其“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天論》）的論斷，表麵承襲儒家王霸對立的傳(chuan) 統，實則借“粹而王，駁而霸”（《王霸》）的辯證闡釋，將霸道納入王道體(ti) 係。這種價(jia) 值統合依托雙重機製：形上層以“義(yi) 立而王，信立而霸”（《王霸》）確立道德優(you) 先性；實踐麵通過“修其道，行其義(yi) ，興(xing) 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也”（《正論》）的現實考量，承認法治的輔助功能。具體(ti) 到治理實踐中，荀子設計了“禮→法→刑”的差序治理結構。荀子提出“治之經，禮與(yu) 刑”（《成相》），既堅持“明德慎罰”的儒家傳(chuan) 統，又吸納“刑法有等”的法家製度。這種設計包含三個(ge) 維度：價(jia) 值維度以法之義(yi) 在“正理平治”（《性惡》）確保禮義(yi) 對法的統攝；方法維度以“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ju) ”（《王製》）實現法律適用的靈活性；執行維度以“刑當罪則威”（《君子》）維係司法威懾。通過這種層級設計，既維護了儒家“仁者愛人”的價(jia) 值內(nei) 核，又吸收了法家“刑過不避大臣”的平等精神。

最後，荀子在“人性惡”的理論預設基礎上，構建起禮法協同的動態治理機製。他提出“立君上之勢以臨(lin) 之，明禮義(yi) 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性惡》）的三重機製，形成“教化—規範—懲戒”的三重治理邏輯。創新體(ti) 現在三個(ge) 方麵：其一，時空維度的功能互補。在《議兵》篇中以“凝士以禮，凝民以政”闡明禮法在不同治理場域中的適配性——禮作用於(yu) 精英階層的價(jia) 值內(nei) 化，法規製庶民群體(ti) 的行為(wei) 邊界。其二，主體(ti) 維度的分工協作。提出“君子者，法之原也”（《君道》），既強調“君師者，治之本也”（《禮論》）的人治傳(chuan) 統，又主張“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君道》）的製度依賴，形成人治與(yu) 法治的良性共存。其三，過程維度的動態平衡。通過“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王製》）的彈性機製，既保持“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上》）的等級差異，又預留“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yu) 禮義(yi) ，則歸之庶人”（《王製》）的流動空間，實現秩序穩定性與(yu) 社會(hui) 流動性的辯證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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