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爾 著《兩(liang) 漢承續與(yu) 新漢本位：東(dong) 漢前期政治文化實踐研究》出版

書(shu) 名：《兩(liang) 漢承續與(yu) 新漢本位：東(dong) 漢前期政治文化實踐研究》

作者：王爾

出版社：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5年3月

【目錄】

緒論

第一章 兩(liang) “漢”承續的政治演繹：劉秀集團與(yu) “長安係士人”

一、 從(cong) 附庸更始到聖人受命：劉秀集團的形成與(yu) 合法性體(ti) 係的初步構造

（一）與(yu) 信都勢力的合分：劉秀集團的起步與(yu) 轉向

（二）劉秀集團的形成與(yu) 新的合法性構造

（三）劉秀即位儀(yi) 式的政治義(yi) 涵

二、 兩(liang) 漢之際的東(dong) 、西格局：以劉秀集團的東(dong) 方建構與(yu) “長安係士人”的西方流寓為(wei) 中心

（一）東(dong) 、西之際的謠傳(chuan) 與(yu) 光武“東(dong) 帝”說

（二）尋找繼統：“長安係士人”與(yu) 更始漢朝

（三）流徙西方：“長安係士人”的漢重建

（四）東(dong) 西合流：長安係士人與(yu) 劉秀集團的結盟

三、 “長安係士人”的聚散與(yu) 建武政治的變遷：從(cong) 二《賦》說起

（一） 二《賦》對峙與(yu) “關(guan) 中耆老”問題

（二）以“太子”為(wei) 軸心：長安係士人的聚與(yu) 散

（三）長安係士人的“柔克”之政與(yu) 建武政治的變遷

第二章 “創革”與(yu) “中興(xing) ”：建武年間的儀(yi) 式爭(zheng) 議與(yu) 合法性確立

一、 “祀堯”或“祀高帝”？建武七年郊祀禮議的政治意涵及思想淵源

（一）“堯”與(yu) “漢”之分野：圍繞“周祀後稷”的爭(zheng) 論

（二）堯運與(yu) 創革：光武崇堯心理探微

（三）祖宗故事與(yu) 元始新製：杜林的策略、立場和思想來源

（四）“祀堯”與(yu) “祀黃帝”：光武對始建國新製的效仿及其意義(yi)

二、 重梳兩(liang) “漢”關(guan) 係：“南頓四親(qin) 廟”的興(xing) 廢與(yu) 建武十九年的宗廟議

（一）“實同創革，名為(wei) 中興(xing) ”：張純對“南頓四廟”的批評

（二）從(cong) “皇考廟”到“九廟”：西漢、新莽廟議與(yu) “南頓四廟”之關(guan) 係

三、 建武末年合法性構造與(yu) 光武身份想象：以封禪禮議和封禪文為(wei) 中心

（一）“治世之隆”或“受命而帝”？張純與(yu) 曹充對封禪前提的不同側(ce) 重

（二）塑造繼統：“赤九”身份與(yu) “漢九世火德之厄”

（三）構造創業(ye) ：“匹庶”身份與(yu) “無所因階”

第三章 後繼者的秩序鋪排與(yu) “新漢本位”的合法化計劃

一、 “文王受命”：永平諸禮的展開與(yu) 光武紀念體(ti) 係的建立

（一）明堂、靈台宗祀禮與(yu) 光武“受命祖”地位的確立

（二）儀(yi) 式化的新冕服：光武“反秦易服”的義(yi) 涵建構

（三）《大武》與(yu) 大予樂(le) ：光武功德的歌舞表達

（四）雙祖廟與(yu) 上陵禮：光武冥界的身份安置

二、  君臣·父子·師生：明帝辟雍禮與(yu) 東(dong) 漢儒學天子的擬構

（一）大射禮：擇賢與(yu) 君臣之道的締結

（二）養(yang) 老禮：尊儒與(yu) 父子倫(lun) 常的擬構

（三）天子自講：明帝“我為(wei) 孔子”義(yi) 涵及君臣的師生化擬構

（四）“辟雍始成，欲毀太學”的背後

三、 “漢當自製禮”：章帝“製漢禮”的開展及失敗

（一）“漢遭秦餘(yu) ，禮壞樂(le) 崩”：“漢當自製禮”的邏輯演繹

（二）“創漢禮”與(yu) “複周禮”：西漢致禮觀念的流變及東(dong) 漢的調整

（三）“禮樂(le) 未具”：《漢書(shu) ·禮樂(le) 誌》和《刑法誌》的敘事性

（四）中止協商與(yu) 負重前行：章帝製禮時機的選擇及“漢禮不行”的結局

第四章 東(dong) 漢前期的“文”實踐

一、書(shu) 寫(xie) 新漢朝：蘭(lan) 台“文”實踐的展開

（一）突顯與(yu) 弱化：《世祖本紀》等史作的東(dong) 漢開國史書(shu) 寫(xie)

（二）“漢曆中絕”：都賦筆法與(yu) “建武革命”的塑造

（三）“萬(wan) 夷賓服”：《神雀頌》《哀牢傳(chuan) 》的太平構造

（四）蘭(lan) 台“漢頌”與(yu) 東(dong) 漢頌體(ti) 盛行的象征性意涵

二、“通人”、東(dong) 觀與(yu) “文”實踐的轉型

（一）蘭(lan) 台與(yu) 文人：通人“以文載道”義(yi) 涵的興(xing) 起

（二）從(cong) 蘭(lan) 台到東(dong) 觀：東(dong) 漢“文”實踐的轉型

三、賈逵之《左傳(chuan) 》學與(yu) “劉氏堯後”的成立

（一）賈逵申《左傳(chuan) 》非為(wei) “抵《公羊》”——以“反傳(chuan) ”特點為(wei) 例

（二）賈逵注《左傳(chuan) 》與(yu) “劉氏堯後”論證

餘(yu) 論

附錄 “漢三百五十年之厄”與(yu) 東(dong) 漢後期的“中興(xing) ”論

【作者簡介】

王爾，廣東(dong) 汕頭人，1991年出生於(yu) 廣州市。北京大學曆史學博士、哲學博雅博士後，普林斯頓大學東(dong) 亞(ya) 係訪問學者，現為(wei) 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講師。主要從(cong) 事秦漢魏晉史、漢代政治與(yu) 政治文化、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在《曆史研究》《中國史研究》《中國哲學史》《文學遺產(chan) 》等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30餘(yu) 篇。獲2020年度北京大學優(you) 秀博士論文獎。

【內(nei) 容摘要】

東(dong) 漢王朝是中國曆史上唯一一個(ge) 創業(ye) 且統一天下，卻延續前朝國號的朝代，兼具開創和繼承兩(liang) 種建朝形態。東(dong) 漢初期，建國者在“創革”之朝或是“中興(xing) ”前漢的兩(liang) 種身份之間搖擺，最終折中二者，建構以光武為(wei) 開端的、以“受命—中興(xing) ”為(wei) 身份的新漢朝，並落實為(wei) 一係列重建“漢”宗廟、塑造“漢”天子、製作“漢”禮樂(le) 、創作“漢”文章的舉(ju) 措，從(cong) 而構成東(dong) 漢早期政治文化實踐的一種獨特形態。

本書(shu) 以“兩(liang) 漢承續”和“新漢本位”為(wei) 關(guan) 鍵詞，以光武帝(25-57)、明帝(57-75)、章帝(76—88)三朝為(wei) 考察中心，探討東(dong) 漢王朝前期合法性身份建構的相關(guan) 問題。“兩(liang) 漢承續”指西漢、東(dong) 漢之間的繼承和接續。“新漢本位”指以“新漢朝”為(wei) 邏輯起點和價(jia) 值本位建構政治文化的思路。在兩(liang) 漢之際複雜多變的政治背景下，東(dong) 漢對兩(liang) 漢承續的認知和敘述，經曆一個(ge) 協商、選擇、厘定，從(cong) 歧異到整合的過程。建武年間存在“創業(ye) 革命”與(yu) “中興(xing) 前漢”兩(liang) 種合法化的思路。光武晚年形成“受命一中興(xing) ”話語，是折中和整合二者的結果。明章時期君臣進一步凸顯“創革”論，以新漢為(wei) 本位，建構光武“始創本朝”故事，致力於(yu) 超越舊漢、彰顯新漢的一係列禮製儀(yi) 式建設，汲汲於(yu) 追尋先王之道。“作文”成為(wei) 士人建構新漢合法性的重要實踐形式。和帝以後，“新漢本位”思想日漸低落，最終讓位於(yu) 相信本朝隸屬於(yu) 西漢的中興(xing) 論。

本書(shu) 從(cong) 劉秀集團與(yu) “長安係士人”的政治演進、光武帝時期的儀(yi) 式爭(zheng) 議與(yu) 合法性建立、明章二帝的“新漢本位”建設、東(dong) 漢前期“文”的實踐等四個(ge) 方麵討論這一過程。除緒論和餘(yu) 論外，共設四章。第一章，兩(liang) 漢之際到建武初年的政治演進和集團分際。這一時期存在鼓吹新漢創業(ye) 的光武集團，和申論舊漢中興(xing) 的“長安係士人”兩(liang) 大地域、年齡和理念都有顯著差異的士人群體(ti) 。光武集團經曆了從(cong) “附庸更始”到“聖人受命”合法性構造的轉型。劉秀抑製和排斥其集團的“宗族”和“地域”屬性，建立“公家”新漢朝，否定“私家”之更始朝，形成新的王朝認同。光武的即位儀(yi) 式炮製了“皇帝即位一天子即位”雙重模式、效法周武王受命、恢複王莽元始故事等程序，建立其“受命聖王”的形象。這一過程還與(yu) 兩(liang) 漢之際政治文化的東(dong) 、西格局有關(guan) 。受新莽年間“東(dong) 方受命”謠言的影響，光武集團製造“興(xing) 於(yu) 東(dong) 方”的合法化輿論。同時，三輔地區的前漢遺臣抱團形成“長安係士人”，流寓輾轉於(yu) 更始、隗囂諸西方政權之間，與(yu) 東(dong) 方的洛陽朝廷既對抗又合作。全國統一後，“長安係士人”歸入新漢朝，形成一股潛伏的政治勢力。他們(men) 鼓吹東(dong) 漢是西漢的中興(xing) ，他們(men) 團結在太子劉彊身邊，提出“柔克”方針，批評光武苛刻政策。建武後期，光武調整政策，廢劉彊，立劉莊，長安係士人隨之失勢。

第二章，光武帝建武年間的儀(yi) 式爭(zheng) 議與(yu) 合法性建立。“創革”與(yu) “中興(xing) ”的分歧從(cong) 政治衝(chong) 突演變為(wei) 政治文化商議。“長安係士人”杜林和張純運用經學義(yi) 理和漢家故事深度闡釋了“中興(xing) ”論。在對郊祀配享對象的爭(zheng) 議上，光武主張祀堯，杜林堅持祀高帝。分別體(ti) 現了創革和中興(xing) 的兩(liang) 種合法性觀念的各自堅持。王莽在元始、始建國兩(liang) 個(ge) 時期創設的意義(yi) 不同的郊祀禮製分別為(wei) 這兩(liang) 種觀念所借用。在宗廟安排上，張純主張廢除四親(qin) 廟，立皇考廟，源於(yu) 其中興(xing) 論立場。光武南頓四親(qin) 廟之設，繼承了王莽九廟製度之義(yi) 理，效仿新莽的創革義(yi) 涵。張純與(yu) 曹充對光武封禪的前提有所爭(zheng) 議，前者強調“治世之隆”，突顯光武重振了衰微的前漢國運；後者強調“受命而帝”，突顯光武乃漢絕統後興(xing) 起的創業(ye) 新王。封禪文中出現“赤九”和“匹庶”兩(liang) 種矛盾又統一的光武身份敘述。光武借此整合了“創革”與(yu) “中興(xing) ”兩(liang) 種義(yi) 涵，結束了這場長期的爭(zheng) 議，確立了“受命一中興(xing) ”的複合式合法性話語。

第三章，明、章二帝的理想秩序設計與(yu) “新漢本位”計劃的展開。光武的後繼者運用儀(yi) 式建構“新漢朝”。永平初年的重要建製是明堂、靈台、辟雍的建立，諸禮圍繞“三雍”展開，形成了建構光武形象的紀念儀(yi) 式體(ti) 係：通過宗祀、冕服、樂(le) 舞和墓祭四部分儀(yi) 式，賦予光武“起始”的意義(yi) ，確立東(dong) 漢獨立的地位。明帝辟雍禮分為(wei) 大射禮、養(yang) 老禮和天子自講三個(ge) 環節，分別象征君臣、父子、師生三種理想身份關(guan) 係的建立，借此建構了區別於(yu) 秦漢皇帝的東(dong) 漢“教化天子”形象。章帝時出現建“漢禮”的呼籲，興(xing) 起“漢當自製禮”的思潮和合法性實踐。班固在《漢書(shu) ·禮樂(le) 誌》《刑法誌》的敘述體(ti) 現了東(dong) 漢儒生對本朝擔當“製漢禮”重任的熱忱。章帝急切於(yu) 在建國六十年之際的神聖時刻落成漢禮，力排眾(zhong) 議而獨斷專(zhuan) 行，終致漢禮草草登場，備遭反對。

第四章，東(dong) 漢前期的“文”實踐。士人以“文”為(wei) 載體(ti) 建構新漢，是其時政治文化實踐的重要表現形式。明、竟時期的蘭(lan) 台從(cong) 刻奏文書(shu) 的機構轉型為(wei) “作文”的場所。推動了蘭(lan) 台文人群體(ti) 的誕生及其“文”的創作。以《建武本紀》為(wei) 代表的蘭(lan) 台東(dong) 漢史確立了光武開國的曆史敘述。文人相信“致太平而發頌聲”。效法《詩經·頌》創作頌賦，通過“建武革命”“萬(wan) 夷賓服”等敘述描繪了理想的漢盛世。賈逵運用《左傳(chuan) 》經注，從(cong) 學理的、史實的角度細致入微地建構了“劉氏堯後”世係。這個(ge) 時代之後，官方文化機構從(cong) 蘭(lan) 台轉至東(dong) 觀，帶來了“文”實踐的意義(yi) 轉型，也意味著新漢本位思潮的低落。

【緒論（節選）】

一

在公元25年前後的“兩(liang) 漢”承續、交接中，東(dong) 漢是作為(wei) 西漢的下半段，還是作為(wei) 棄舊漢而建立的新漢，有著全然不同的涵義(yi) 。東(dong) 漢初期，建國者在這兩(liang) 種身份之間奔突，在承襲與(yu) 開創、固守與(yu) 重建、繼統與(yu) 革命諸合法性命題上左右徘徊，模棱兩(liang) 可，赴此趨彼，最終采用折中的辦法——“中興(xing) ”與(yu) “創革”相融合，建構以光武帝為(wei) 開端的新漢朝，並落實為(wei) 一係列重建“漢”宗廟、塑造“漢”天子、製作“漢”禮樂(le) 、創作“漢”文章的舉(ju) 措，構成了東(dong) 漢早期政治文化實踐的一種獨特形態。

本書(shu) 以“兩(liang) 漢承續”和“新漢本位”為(wei) 關(guan) 鍵詞，以光武帝（25—57）、明帝（57—75）、章帝（76—88）三朝為(wei) 考察中心，探討東(dong) 漢王朝在兩(liang) 漢承接過程中合法性身份如何確立的問題。在“中興(xing) ”與(yu) “創革”兩(liang) 種身份麵前，東(dong) 漢如何經曆一係列思想紛爭(zheng) ，最終如何確立兼容“創業(ye) ”與(yu) “繼統”的合法性模式，並開展以“新漢朝”為(wei) 價(jia) 值本位和邏輯起點的政治文化實踐。也即是，在新莽王朝（8—23）取代西漢又陷入大亂(luan) 之後，新興(xing) 的統治群體(ti) 如何收拾分崩離析的人心，為(wei) 漢的重建尋找文化支撐和天命根基，梳通天命承啟的脈絡線索，建構新漢朝有別於(yu) 舊漢的合法性體(ti) 係。東(dong) 漢前期政治文化實踐有其獨特的思維方式和象征性隱喻，這一點，可從(cong) 班固創作於(yu) 明帝、章帝時期的《兩(liang) 都賦》談起。

班固的《兩(liang) 都賦》精心構造了“西都賓”與(yu) “東(dong) 都主人”之間的一場對話。“西都賓”代表著“關(guan) 中耆老”——從(cong) 西漢走過來的長安舊都人群，“東(dong) 都主人”則對應著向往洛陽新都的年輕群體(ti) ，他們(men) 形成西與(yu) 東(dong) 、賓與(yu) 主、耆老與(yu) 新秀相對立的隱喻性關(guan) 係。自信的“西都賓”沉浸在對繁華西漢的追憶中，帶著對舊都的自豪和留戀，大談長安之美：地勢之天險，社會(hui) 之富庶，物產(chan) 之豐(feng) 盛，宮室之壯美。這時，“東(dong) 都主人”毫不留情地斥“西都賓”為(wei) 秦人，說“西都賓”早已被秦的“風俗”所浸潤，勸他不要把高祖入關(guan) 時不得已而為(wei) 之的權宜之策——“承秦”視為(wei) 大漢之榮耀；所謂的繁華不過是物欲橫流的奢侈。“東(dong) 都主人”強調，“建武之元”才是一場“天地革命”，光武的功德可比肩伏羲、黃帝、商湯、周武；“永平之際”，洛陽大興(xing) 禮樂(le) ，按經典建設製度，是適遇太平之標誌；天子警戒於(yu) 長安的奢侈，示天下以大儉(jian) ，“遂令海內(nei) 棄末而反本，背偽(wei) 而歸真”，洛陽成為(wei) 人心所向的禮教之都。“子徒習(xi) 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製也；識函穀之可關(guan) ，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主人的一席話讓“西賓客”相形見絀，自愧不如，灰溜溜想告辭。主人挽留賓客，賦《明堂》等詩五首，讓賓客再次感慨：“非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兩(liang) 都賦》以此為(wei) 結束，“西賓客”被說服、“變誌”。

《兩(liang) 都賦》這場虛構的對話，微妙而深刻地折射出建武、永平年間的時代認知、思想氛圍和政治背景，呈現了一種鮮明的東(dong) 漢立場，遠不止是“儒學影響力擴大”可以解釋的。曆來的研究者多認為(wei) ，班固此賦以“秦”為(wei) 批評對象。實際上，“秦”隻是班固批判西漢的幌子，他更想說的是，西漢承續了秦的諸多“劣”政。東(dong) 漢超越了西漢，東(dong) 漢的功德非西漢可比。在班固精彩的修辭中，“西賓客”和“東(dong) 都主人”之間確立了西與(yu) 東(dong) 、賓與(yu) 主、老與(yu) 少的二元關(guan) 係，以此構成西漢與(yu) 東(dong) 漢的價(jia) 值隱喻。“漢”被展現為(wei) 性質和意義(yi) 不同的兩(liang) 段：西漢的形象是輝煌已逝的老人，非主體(ti) 性的客人，缺乏原創性的承秦者；東(dong) 漢是蒸蒸日上的新人，自力更生的主人，發揚周文明以建設聖漢的創造者。這不僅(jin) 是代際和建都之爭(zheng) ，更是價(jia) 值理念之爭(zheng) ，它顯示了這個(ge) 時代人們(men) 所麵臨(lin) 不同的價(jia) 值歸依。“東(dong) 都主人”對“西賓客”言辭上的優(you) 勝，象征“洛陽”對“長安”的超越和壓製，折射出東(dong) 漢人的優(you) 越感和假想性的推演邏輯：西漢承秦之奢靡和尚武，尚未完成改製和教化；通過否定秦以揚棄西漢，宣告“漢”直到東(dong) 漢建武才實現了與(yu) 先王之道的結合：節儉(jian) 有度和道德教化。“西都賓”即建武、永平年間的“關(guan) 中耆老”，他們(men) 是西漢遺臣，對長安有著鮮活的記憶，與(yu) 新興(xing) 的東(dong) 漢統治集團之間有價(jia) 值理念上的矛盾。概言之，《兩(liang) 都賦》包含其時政治變遷、思想紛爭(zheng) 、禮製建設、文學書(shu) 寫(xie) 諸多內(nei) 容，它以辯論和說服的方式，展現“東(dong) 漢優(you) 先”的價(jia) 值觀，顯露了一種“新漢朝本位”的立場。

《兩(liang) 都賦》引導我們(men) 去思考和理解東(dong) 漢的特殊性質。在新莽末年戰亂(luan) 中建立起來的東(dong) 漢王朝，是中國曆史上唯一一個(ge) 創業(ye) 卻不易帝姓而統一天下、延續前朝國號的王朝，兼備開創和繼承的兩(liang) 種形態。東(dong) 漢與(yu) 東(dong) 晉、南宋等號稱重振國運的王朝不同，後者大多承襲了前朝未經戰亂(luan) 的部分國土，而前者則在全國大亂(luan) 後重新統一天下。這使東(dong) 漢當之無愧屬於(yu) 創業(ye) 之朝，對這一史實，時人和後人都有清晰的認識。不過，對於(yu) 東(dong) 漢如何在政治文化層麵上確立其合法性身份，理順其法統關(guan) 係，是一個(ge) 頗為(wei) 複雜的問題。古今學者多將之歸為(wei) “西漢法統”的繼承，即東(dong) 漢致力於(yu) 建立“中興(xing) 漢家”的合法性。在這一層麵上，東(dong) 漢的“創業(ye) ”性質被忽視乃至被否定。或者，東(dong) 漢的“創業(ye) ”與(yu) “中興(xing) ”被認為(wei) 是事實與(yu) 名義(yi) 的關(guan) 係。“兩(liang) 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 ，“中興(xing) ”說法符合東(dong) 漢紹繼西漢的傳(chuan) 統想象。自三國起，光武帝就被視為(wei) “中興(xing) 之主”而非“創業(ye) 之君” 。後代王朝常以“東(dong) 漢中興(xing) ”為(wei) 榜樣，開展“接續法統”“恢複舊製”的建設。“東(dong) 漢政權合法性基於(yu) 延續西漢法統”，成為(wei) 當今諸多論述中不證自明、理所當然的邏輯起點。

這一觀念是否符合東(dong) 漢前期的實際情況，觀念的形成是否有其來源，曆代如何演繹這一觀念，諸如此類的問題，值得深究。換言之，追本溯源，理清東(dong) 漢曆史演變的脈絡線索，確定東(dong) 漢王朝在中古史上的性質、位置，有重要的學術意義(yi) 。

二

實際上，“中興(xing) ”一詞所代表的“恢複漢家”義(yi) 涵，難以涵蓋或準確描述東(dong) 漢合法化的理念實踐情況。東(dong) 漢前期的特殊性、複雜性，恰在於(yu) 既創業(ye) 又繼承的兩(liang) 棲形態上，這成為(wei) 一係列政治文化實踐的出發點。搞不清楚這一形態，就會(hui) 對建立於(yu) 其上的實踐活動產(chan) 生誤解、誤讀。本書(shu) 以“兩(liang) 漢承續”和“新漢本位”為(wei) 角度，重新思考這一問題。

“兩(liang) 漢承續”指西漢、東(dong) 漢之間的繼承和接續。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兩(liang) 漢”一詞。東(dong) 漢時沒有“西漢”“東(dong) 漢”或“前漢”“後漢”之稱，統稱作“漢”。不過如前所述，時人已有此漢非彼漢的觀念。經由王莽時期及之後群雄混戰，劉秀的統一天下，有創業(ye) 之實，兩(liang) 漢間的法統關(guan) 係已經斷裂。東(dong) 漢初年的合法性構建，一方麵要彌合這種斷裂，致力於(yu) 銜接前漢；另一方麵又有意強調和彰顯這種斷裂，主動與(yu) 前漢撇清關(guan) 係、拉開距離，突顯光武帝布衣帝業(ye) 之原創性，不借前漢助力。兩(liang) 種思路相互抵牾，顯現微妙的較量，又相互妥協，彼此吸收。東(dong) 漢前期對兩(liang) “漢”關(guan) 係的認知和敘述，有一個(ge) 協商、選擇、厘定，從(cong) 歧異到整合的漸變過程。光武晚年形成的“受命—中興(xing) ”話語，是整合創革論和中興(xing) 論而成的結果，它給兩(liang) 漢承續問題一個(ge) 辯證的說法，形成一種複合型、兼顧性的合法性思路，引導了明、章時期的政治文化建設。兩(liang) 漢關(guan) 係被敘述為(wei) 帶有這種兩(liang) 麵性的承續關(guan) 係，這符合當時東(dong) 漢人心目中的認知。追蹤他們(men) 如何達成這種共識，並開始其禮儀(yi) 製度建設和話語構建曆程，挖掘這種實踐的寓意內(nei) 涵，是本書(shu) 的一個(ge) 目標。

“新漢本位”指一種以“新漢朝”為(wei) 邏輯起點和價(jia) 值本位的政治文化建構思路。“新漢”是本書(shu) 根據其時的文化心態和思想氛圍而提煉出來的一個(ge) 概念。時人不僅(jin) 認為(wei) 兩(liang) 漢有所區別，更相信本朝是超越“舊漢”的“新漢朝”，他們(men) 對“何謂新漢”有一係列的思考和實驗。“創革”與(yu) “中興(xing) ”兼備的合法性模式，促成了理想與(yu) 因循並存的“新漢”想象。處於(yu) 兩(liang) 漢之間的新莽王朝對“新漢”建構有正反兩(liang) 麵的影響：盡管斥新莽為(wei) 偽(wei) 朝，東(dong) 漢人仍然暗中模仿其集合西漢後期之大成的禮製建設，努力在漢實現先王之道。“新漢”被認為(wei) 既帶有西漢複古改製運動中回溯周政的理想性，又彰顯了對漢家傳(chuan) 統政製的繼承。東(dong) 漢人試圖實現這兩(liang) 方麵的整合，以此構擬“新漢”的開拓方向，建立一個(ge) 符合儒家“天命”要求的新漢朝。“新漢本位”計劃孕育著建設比肩周代之聖漢的理想，在東(dong) 漢前三朝有極高的呼聲；到了東(dong) 漢中後期這種呼聲漸失其活力，“後繼前漢”的思路漸占上風，最終轉為(wei) 以本朝隸屬於(yu) 西漢的“東(dong) 漢中興(xing) ”論為(wei) 主調。興(xing) 盛於(yu) 公元一世紀的“新漢本位”思想實踐，盡管曇花一現，卻對東(dong) 漢後期至魏晉南北朝的政製建設、古禮複興(xing) 運動等有著深遠影響。追尋東(dong) 漢人心目中的“新漢”想象，梳理“新漢”的存在邏輯和結構層次，考察他們(men) “新漢”的建設藍圖和具體(ti) 實踐，是本書(shu) 考察的另一個(ge) 目標。

“兩(liang) 漢承續”強調漢法統的批判繼承，“新漢本位”突顯東(dong) 漢超越西漢、比肩三代的獨尊地位，二者之間存在著張力，又互為(wei) 補充，形成一道獨特的政治文化景觀，從(cong) 中可梳理出一條因果邏輯環環相扣的曆史線索。漢代是一個(ge) 以經學為(wei) 国际1946伟德之主導的時代。在遭遇這兩(liang) 種思路時，經學被東(dong) 漢君臣加以策略性地援引，形成義(yi) 涵殊異的詮釋，引導禮製、朝儀(yi) 的建立，服務於(yu) 政權合法性的建構。

從(cong) “兩(liang) 漢承續”思路博弈到“新漢本位”路線確立的曆史過程，構成了本書(shu) 梳理東(dong) 漢前期政治文化演變的時間線索。新莽結束至建武年間（23—57），在前漢遺臣“長安係士人”所主張的“中興(xing) ”論與(yu) 劉秀集團所主張的“創革”論之間，出現一個(ge) 對立、交鋒、磨合又互為(wei) 妥協的演化過程。稱帝時年僅(jin) 三十一歲的光武帝劉秀，雖然偏好創業(ye) 革命的自我定位，但仍有恃於(yu) 朝野上下頗具規模的遺老遺臣及士人的“思漢”之心，策略地收斂創革論，接納中興(xing) 論，最終在建武晚年形成了“受命—中興(xing) ”這種兼顧兩(liang) 頭的合法性模式。明帝、章帝時期（57—88），兩(liang) 位後繼者遵循並發揚光武的遺誌，進一步宣揚“受命—中興(xing) ”模式中的創革論調。他們(men) 通過一係列禮儀(yi) 建製，將光武建構為(wei) 新漢締造者、“受命祖”，賦予光武“起始”的意義(yi) ，宣揚建武以後才實現漢朝的升華，漢才真正步入先王之道。在光武“受命”、封禪之後，“新漢本位”實踐計劃得以開啟，建構漢家儒學天子、製作漢禮樂(le) 、創作漢文章的一係列實踐隨之展開。光武、明、章三位皇帝的個(ge) 人意誌和行為(wei) 決(jue) 策，對這一計劃的展開有著決(jue) 定性的作用。章帝驟然去世，和帝以下諸帝，遭旁人所製，終無所作為(wei) 。種種必然和偶然的原因，使得“新漢本位”理想實踐在東(dong) 漢中後期漸漸低落，終致乏人問津，以破產(chan) 告終。

還需要解釋的是“政治文化實踐”一詞。經過前輩學者的耕作，“政治文化”已成為(wei) 今日中古史研究中頗為(wei) 常見的語匯。阿爾蒙德界定的“政治文化”概念較為(wei) 寬泛，指“一個(ge) 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情感”方式。閻步克、陳蘇鎮、鄧小南諸先生對這一解釋多有運用。所謂“政治文化”指政治和文化之間關(guan) 聯和疊加的有關(guan) 問題，是一種關(guan) 涉政治文化心態及軟性政治生活環境的事項。本文沿用上述說法，在心態論的基礎上，更強調政治文化的過程性和實踐性，突出政治文化運作的“實踐理性”和“話語場域”諸特點。任劍濤先生關(guan) 於(yu) 政治哲學的“實踐理性”與(yu) “理論理性”特點，有這樣的闡述：

實踐理性與(yu) 理論理性相比而言，具有明顯不同的特征：其一，兩(liang) 者所要達到的目標是不同的。理論理性的目標是讓我們(men) 的信念與(yu) 世界的樣子相符合，因而是認知性的；實踐理性的目標是讓世界的樣子符合我們(men) 的願望，因而是規範性的。實踐理性不解釋事情是怎麽(me) 樣的，但規定它們(men) 應該是怎麽(me) 樣的。其二，兩(liang) 者的運作方式有重大區別。理論理性的視角是非個(ge) 人的或者是客觀的，是開放給每個(ge) 人的。實踐理性是在第一人稱的立場上運行的，這個(ge) 立場既可以是個(ge) 人性的，也可以是集體(ti) 性的。前者關(guan) 心的是不同信念背景下的共同客觀結論，後者關(guan) 心的是我（或者我們(men) ）應該作出什麽(me) 決(jue) 定……其三，兩(liang) 者提供不同範疇的結果。理論理性的結果是一個(ge) 人的信念係統調整，而實踐理性的結果是一個(ge) 或一組行動理由或動因的出現。

本書(shu) 認為(wei) 政治文化具有任劍濤描述的“實踐理性”性質。這種性質表明，首先，政治文化有其規定性，能規定、塑造、引導實踐“應該是怎麽(me) 樣的”，讓世界的樣子變得符合實踐者的期望。其次，政治文化往往為(wei) 政治行動提供一套理由和動因的解釋體(ti) 係。最後，政治文化深受實踐者的主觀性、主體(ti) 性影響，它既是集體(ti) 設計和實驗的產(chan) 物，又是一個(ge) 不斷變化，環環相扣又互相牽製的活動過程，帶有曆史因緣際遇而形成的開放性和不確定性。同時，本書(shu) 也將政治文化理解為(wei) 某種“政治話語場域”，關(guan) 注的是這一時期不同政治思想話語之間的競爭(zheng) 和融匯，而不是同質、穩定的政治理念。要理解新的政治文化形態何以出現，就要回到那個(ge) 集合多重可能性的時空場域中，考察政治話語不斷累進、疊加、演化的過程。由此我們(men) 將更廣泛的政治文化實踐活動納入考量之中，更關(guan) 注構成事件的原生現場，而警惕和避免對事件做合乎事後主旨的重構。

總之，本書(shu) 關(guan) 注的政治文化不僅(jin) 是製約和影響行為(wei) 的靜態環境，更是一種主動的、參與(yu) 性的政治構建行為(wei) ，是一個(ge) 動態、開放的文化實踐過程，理性的規劃設計中包含想象和象征。因此，相比起關(guan) 注這場政治文化實踐的結果，本書(shu) 更關(guan) 注其過程、邏輯和動機。本書(shu) 在實踐層麵上考察和理解政治文化，關(guan) 注的是東(dong) 漢人如何經由一係列的行為(wei) 活動，踐行他們(men) 對本朝的認識和期待，想象、設計一個(ge) 超越以往的盛世，積極展開一種合乎他們(men) 心中理想的“聖漢”建設規劃，哪怕她有花無果。

本書(shu) 希望通過對零散史料作打撈、辨識、梳理和整合，追蹤東(dong) 漢早期合法性構建的脈絡，還原特定曆史背景和情境下的事實真相，反思“東(dong) 漢合法性基於(yu) 繼承西漢法統”這一常規思路。將東(dong) 漢前期視作相對獨立的曆史單元，突顯其在古代王朝史上特殊的性質和位置。探索東(dong) 漢如何承接新莽崩解後的亂(luan) 世，一度試圖擺脫依附西漢的狀況，確立獨立自主的合法性路線，展開理想化的聖漢建設，開啟一段短暫的“太平”時光，最終又如何轉向中衰的曆史過程。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