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學的製度特征及表達邏輯

作者：徐興(xing) 無（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南京大學人文社會(hui) 科學高級研究院院長）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西曆2023年5月26日

中國古代經學是一個(ge) 信仰、思想、知識、文獻、政教的綜合體(ti) ，它淵源於(yu) 上古時代的封建禮樂(le) 製度，其中的卜筮、歌詩、禮儀(yi) 與(yu) 曆史檔案，經過不斷地選擇、闡釋，由春秋戰國時代的儒家學派加以總結、編纂、傳(chuan) 授，在漢代被確立為(wei) 統一郡縣製國家的意識形態，對中國文化以及東(dong) 亞(ya) 文明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中國古典文化中，經學被定義(yi) 為(wei) “王官之學”，因此被奉為(wei) 思想與(yu) 學術的最高範式，其區別於(yu) 個(ge) 體(ti) 學術的一個(ge) 重要特征就是其中的製度文化現象，對此我們(men) 尚缺乏整體(ti) 的審視與(yu) 係統的研究。了解中國經學的製度特征，可以深化我們(men) 對於(yu) 中華傳(chuan) 統學術形態和文化精神的認識。

經學的公共性與(yu) 權威性

顧名思義(yi) ，經學是關(guan) 於(yu) 所謂“五經”“六經”或“六藝”的學問，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闡釋與(yu) 實踐。大概從(cong) 漢代起，“六經”成為(wei) “經典”或“典籍”的代稱，與(yu) 其他文獻形成等級差別。司馬遷曰：“厥協六經異傳(chuan) ，整齊百家雜語。”（《史記·太史公自序》）孔穎達注《尚書(shu) 序》“博考經籍，采摭群言”雲(yun) ：“經籍，五經是也。群言，子史是也。”（《尚書(shu) 正義(yi) 》）相對於(yu) “百家”和“群言”，“六經”並非個(ge) 體(ti) 的創作，而是具有公共性和權威性的“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lun) ，致至治之成法”（《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按照章學誠的說法：“六藝非孔子之書(shu) ，乃周官之舊典。”（《校讎通義(yi) 》）六經原本是政治製度中的典章文籍，而且很早就進入了文教製度，所謂“順先王《詩》《書(shu) 》、禮、樂(le) 以造士”（《禮記·文王世子》）。在古人看來，六經之所以能夠成為(wei) 經典，是因為(wei) 其中特有的內(nei) 涵：“經之與(yu) 典，俱訓為(wei) 常”，“可以為(wei) 常，故曰典籍”（《尚書(shu) 正義(yi) 》）。常即常法、常道。董仲舒說：“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易道之實”，“若大綱、人倫(lun) 、道理、政治、教化、習(xi) 俗、文義(yi) 盡如故，亦何改哉？”（《春秋繁露·楚莊王》）這些屬於(yu) 常道的內(nei) 容，是包含在六經中的共同價(jia) 值與(yu) 信仰。

“經學”以及“經術”的概念也出自漢人，有所謂“守經學”（《漢書(shu) ·鄒陽傳(chuan) 》）、“語經學”（《兒(er) 寬傳(chuan) 》）、“博聞經學之士”（《宣帝紀》）、“尊修經術”（《東(dong) 平思王宇傳(chuan) 》）、“愛好經術”（《後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等語，但經學的創始者則公推為(wei) 孔子。皮錫瑞認為(wei) “孔子以前，未有經名，而已有經說”，但經學的“開辟時代，斷自孔子刪定六經為(wei) 始”（《經學曆史》）。呂思勉針對章學誠“六經皆史”說指出：“六經皆固有之書(shu) ，而既經孔子刪修，則自有孔子所取之義(yi) 。為(wei) 孔子之學者之重六經，亦重孔子所寓之義(yi) ，而非重其固有之書(shu) 也。不然，自古相傳(chuan) 之書(shu) 多矣，何以儒家獨尊此六種邪？”（《文史通義(yi) 評》）這些觀點都說明，古代的典籍隻有通過闡釋與(yu) 傳(chuan) 授才能成為(wei) 經典，經學就是對儒家確立的經典體(ti) 係的闡釋。

漢武帝確立五經博士製度，意味著從(cong) 古代封建製（家天下）禮樂(le) 文化中編纂、闡釋出來的經典已經成為(wei) 統一郡縣製（公天下）的政教憲章，所謂“深惟《五經》之妙，皆為(wei) 漢製”（許衝(chong) 《上說文表》），“《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yi) ，皆出其中”（王充《論衡·程材》）。因此，經學也從(cong) 先秦諸子的“家人言”（《史記·儒林列傳(chuan) 》）轉變為(wei) 新的“王官之學”，個(ge) 體(ti) 的闡釋行為(wei) 轉變成公共闡釋行為(wei) 和權力話語。來自不同師法與(yu) 家法的經學立為(wei) 學官博士，一則通經致用，二則培養(yang) 士人，不僅(jin) 要具備符合官學話語和文本機製的章句義(yi) 理，而且要建構符合政教理想的公共經義(yi) ，“考詳同異”，“著為(wei) 通義(yi) ”（《後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通者，公也”（《白虎通義(yi) ·爵》）。此後無論是唐代的《五經正義(yi) 》，還是明代的《四書(shu) 五經大全》，皆以漢唐經學和宋元明經學的官方集釋與(yu) 定說頒布流行並作為(wei) 選舉(ju) 考試的標準，可以 “依經立義(yi) ”（劉勰《文心雕龍·辨騷》），不能離經叛道。王官之學籠罩下的民間經學，也遵循著經學的公共話語體(ti) 係展開自己的闡釋。經學的章句、正義(yi) 等具有公共性和權威性的解釋形式也被後世經學著作乃至史學、文學、諸子學的文獻所繼承。

經學的製度文化

公共性與(yu) 權威性必須依靠製度的保障，製度文化是中國經學的重要特征。韓愈的《原道》闡論“先王之教”時，就將經典視為(wei) 政教製度的內(nei) 容。

其文：《詩》《書(shu) 》《易》《春秋》；其法：禮、樂(le) 、刑、政；其民：士、農(nong) 、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si) ；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

因此，六經具有曆史價(jia) 值與(yu) 信仰價(jia) 值，是其他政教製度的經典根據。眾(zhong) 所周知，製度一般被定義(yi) 為(wei) 法律、規範、社會(hui) 組織、機構體(ti) 製等，也包括習(xi) 俗傳(chuan) 統、行業(ye) 慣例等非正式製度。任何製度都不是預設和給定的，而是人類經驗和實踐的集中體(ti) 現，“製”是“事”的結晶（嚴(yan) 耕望《中國政治製度史綱》）。我們(men) 可以從(cong) 兩(liang) 個(ge) 角度理解經學與(yu) 製度文化的關(guan) 係。

一方麵，經學是傳(chuan) 統政治和文化製度的組成部分，或視為(wei) “製度的經學”。在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中，禮是最廣泛和最根本的製度，也是經典的內(nei) 涵。《左傳(chuan) 》曰：“禮，天之經也，地之義(yi) 也，民之利行也。”又曰：“禮，王之大經也”，“言以考典，典以誌經”。言說必須以典籍為(wei) 根據，因為(wei) 典籍是禮法的記錄。自孔子開始，就關(guan) 注三代禮製的損益，從(cong) 禮樂(le) 製度的變革之中把握曆史發展的規律，所謂“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wei) 政》）。荀子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yi) 則始乎為(wei) 士，終乎為(wei) 聖人。”（《荀子·勸學篇》）對禮製和禮義(yi) 的探求貫穿於(yu) 經學之中並影響現實中的製度設計，所以，經學的文化邏輯甚至直接將六經解釋為(wei) 禮，董仲舒曰：“《春秋》者，禮義(yi) 之大宗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曹元弼雲(yun) ：“六經同歸，其指在禮。”（《禮經會(hui) 通大義(yi) 論略》）因此，禮學也就成為(wei) 經學內(nei) 部的公共話語。《禮記》中的《經解》，不僅(jin) 是禮教的概說，也是最早的經學通論：“其為(wei) 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shu) 》教也。廣博易良，樂(le) 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jian) 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白虎通義(yi) 》是東(dong) 漢經學會(hui) 議中形成的中國第一部“五經通義(yi) ”類文獻，其編纂體(ti) 例以“禮名為(wei) 綱”而不以“經義(yi) 為(wei) 區”（劉師培《〈白虎通義(yi) 〉源流考》），因為(wei) 各經的知識與(yu) 思想存在著差異，唯有在禮製的場域能夠展開對話。

另一方麵，經學是充分製度化的思想和學術，或視為(wei) “經學的製度”。根據體(ti) 係化的經典文獻及其闡釋、傳(chuan) 授機製，經學構建起學術、教育組織和思想實踐方式。諸史的《經籍誌》《藝文誌》、禮、樂(le) 、選舉(ju) 、學校諸《誌》中皆有涉及經學製度的記載；杜佑《通典》、馬端臨(lin) 《文獻通考》，以及曆代《會(hui) 要》《會(hui) 典》、方誌等也將經學的相關(guan) 內(nei) 容分別列入選舉(ju) 、職官、學校、吉禮、經籍等典章製度之中；而大量的文集、方誌、家族和書(shu) 院文獻也有關(guan) 於(yu) 經學製度的內(nei) 容。經學製度的內(nei) 容大致可以概括為(wei) 五類：（1）由六經次序、著錄體(ti) 例、簡冊(ce) 製度、刊行製度等構成的經籍製度；（2）由傳(chuan) 記、注釋、經說、講學、會(hui) 議等構成的解經製度和對話機製；（3）由博士、太學、國子監、地方學校、書(shu) 院等構成的教育製度；（4）以經義(yi) 為(wei) 標準的射策、對策、察舉(ju) 、科舉(ju) 等選舉(ju) 製度；（5）由民間書(shu) 院、社團組織、地域學派、家族教育等構成的民間經學機製。其中如經學典籍製度的敘事始於(yu) 《漢書(shu) ·藝文誌》，不僅(jin) 記敘了漢代藏書(shu) 、校書(shu) 製度，還將“六藝”配合“陰陽”和“五常之道”，建構了宇宙化的經典意識形態。《史記·儒林列傳(chuan) 》和《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記載了師法、家法構成的學術製度和各經的教育傳(chuan) 授體(ti) 係，開創了後世史籍中《儒林傳(chuan) 》《儒學傳(chuan) 》以及經學內(nei) 部的《傳(chuan) 經表》《傳(chuan) 經圖》《師承記》之類的文獻範式。經學製度的變遷也會(hui) 影響史傳(chuan) 的敘事體(ti) 例。比如《史記》和《漢書(shu) 》敘述經學傳(chuan) 授體(ti) 係皆以六經為(wei) 綱，但《史記》的六經次序沿用了戰國以來形成的《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次第，而《漢書(shu) 》則采用了漢代官方經籍製度中的《易》《書(shu) 》《詩》《禮》《樂(le) 》《春秋》次第。再如漢魏五經博士隸屬執掌禮樂(le) 的太常，晉以後設太學博士、國子博士等學官，官方經學教育逐漸由太常轉隸國子監係統，博士也不再分掌五經，師法章句製度衰亡，因此自南北朝諸史和新舊《唐書(shu) 》中的《儒學傳(chuan) 》，皆以人物為(wei) 目展開經學敘事。

製度不僅(jin) 是外在的規範和機構，而且體(ti) 現在思想意識的形態和話語的形式。比如經學的學派意識很強，有所謂的齊學、魯學、今學、古學、漢學、宋學等流派。師承門戶的差異，在文獻意識、經義(yi) 闡釋等方麵產(chan) 生分歧與(yu) 辯難，體(ti) 現出鮮明的宗派歸屬和製度意識。民間經學為(wei) 了獲得話語權威，也會(hui) 模仿官方經學的製度範式。比如劉歆欲立《左傳(chuan) 》為(wei) 學官，“引傳(chuan) 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yi) 理備焉”（《漢書(shu) ·楚元王傳(chuan) 》）；賈逵則“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yi) ，父子之紀綱。其餘(yu) 同《公羊》者什有七八”（《後漢書(shu) ·賈逵傳(chuan) 》）。章太炎就此現象斷言：“乃知《左氏》初行，學者不得其例，故傅會(hui) 《公羊》以就其說。”（《丙午與(yu) 劉光漢書(shu) 》）經學內(nei) 部的對話機製，還產(chan) 生了“駁難”“異同”“通義(yi) ”“通論”一類的經學文獻。唐宋以後，漢唐經學遭到揚棄，新儒學以自己的方式逐漸建構了“四書(shu) 五經”的經籍製度，他們(men) 的解經文獻多以“本義(yi) ”“新義(yi) ”“疑問”“啟蒙”甚至“臆說”來建構新的話語機製。

經學的製度研究及其方法論意義(yi)

盡管傳(chuan) 統學術對於(yu) 經學製度缺乏整體(ti) 研究，但對製度現象不乏關(guan) 注。比如陸德明《經典釋文》中的“六經次第”和“注解傳(chuan) 述人”對經籍製度和傳(chuan) 授譜係作出了梳理。再如王應麟《玉海·藝文》中的“經解”與(yu) “讎正五經”對漢代至宋代的經學史料進行了輯錄與(yu) 考訂，所列題目包括經籍名目、解題、目錄、文字、經學的家法章句、博士和經師製度、傳(chuan) 授製度、圖譜，經學會(hui) 議、辯難、講習(xi) 、課試、經書(shu) 文字、經籍校讎、刊刻、收藏以及石經等內(nei) 容；其《困學紀聞》中的“經說”輯考了六經名義(yi) 、博士製度、石經與(yu) 鏤板、經筵講義(yi) 等製度現象。現代經學史的研究對經學製度已具有自覺。比如王國維的《漢魏博士考》《漢魏博士題名考》《漢時古文本諸經傳(chuan) 考》《魏石經考》等，是專(zhuan) 門研究博士製度與(yu) 經籍製度的經典論著。再如周予同指出：研究經學要尋求三類與(yu) 經學通史“性質較近而有價(jia) 值的著作”：“一、以經師為(wei) 中心的”，如王國維《漢魏博士考》等；“二、以書(shu) 籍為(wei) 中心的”，如朱彝尊《經義(yi) 考》等；“三、以製度為(wei) 中心的”，如顧炎武《石經考》、王國維《五代兩(liang) 宋監本考》等。他還特別指出：“在古代，選舉(ju) 、學校與(yu) 經學也頗有密切的關(guan) 係，所以《通典》的“選舉(ju) 門”、《通誌》的“選舉(ju) 略”、《文獻通考》的“選舉(ju) 考”和“學校考”也屬於(yu) 這一類”（《經學曆史·序言》）。他的規劃恰恰包括了學官和師承製度、經籍製度、教育製度、選舉(ju) 製度等主要方麵。

經學的製度特征使之在中華傳(chuan) 統學術中具有鮮明的主體(ti) 形態和典範價(jia) 值，由於(yu) 它在近現代中國政治與(yu) 文化意識形態中的退場，經學研究進入了哲學、史學、文學等分科治學的領域，經學的學術主體(ti) 性喪(sang) 失，僅(jin) 在經學文獻學、經學史、經學思想等研究領域有所體(ti) 現，因此，關(guan) 注經學的製度特征有助於(yu) 深化我們(men) 對經學的整體(ti) 認識。考訂製度是中國經學和史學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而製度分析也是當代西方人文社會(hui) 研究中值得借鑒的理論與(yu) 方法。所以，我們(men) 不僅(jin) 要深入研究經學的製度文化，而且要將製度研究作為(wei) 一種方法和視角。事實上，經學製度不僅(jin) 是經學的外在規範與(yu) 組織形式，也是經學的話語和實踐機製。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經學的製度文化本身對經學做出了最為(wei) 直接的闡釋，由此，我們(men) 不僅(jin) 能夠知道經學說了和做了些什麽(me) ，更能夠知道經學如何去說，如何去做。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經學製度研究”（19ZDA025）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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