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儒家政治治理的特色

作者：張輝（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倫(lun) 理研究中心講師）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西曆2024年12月7日

關(guan) 於(yu) 儒家的治理模式，常見儒家是人治一說。早在20世紀初，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就將儒家稱為(wei) “人治主義(yi) ”，法家稱為(wei) “法治主義(yi) ”。人治這一說法是否合乎儒家治理理念，值得進一步審視。

儒家非人治

儒家確實強調個(ge) 人的作用，主張“為(wei) 政在人”（《中庸》），“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有亂(luan) 君，無亂(luan) 國；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荀子》），認為(wei) “其人存，則其政舉(ju) ；其人亡，則其政息”（《中庸》），把人看作實現良治的關(guan) 鍵因素，再加上現實中存在種種徇私枉法的情況，故而常給人以儒家輕視法治、推崇人治的印象。其實這一印象，並不準確。

首先，儒家固然重視人的作用，但也沒有忽視客觀規範的價(jia) 值。孔子既講“道之以德”，又講“齊之以禮”，強調禮這一普遍的公共規範的重要性。孟子也說“非禮無行”，指出要以禮規範政治活動。《禮記》中將儒家的治理方式總結為(wei) 禮樂(le) 刑政：“禮以道其誌，樂(le) 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儒家在治理中推崇人的作用並不意味著排斥客觀之禮法，而是在強調德性的根源性基礎上追求人的德性與(yu) 客觀法度相輔並行：“夫人勝法，則法為(wei) 虛器。法勝人，則人為(wei) 備位。人與(yu) 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

其次，儒家對參與(yu) 政治生活的個(ge) 人德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儒家主張在修身正己、明明德的基礎上才能參與(yu) 政治，治理民眾(zhong) ，所以《中庸》中在講“為(wei) 政在人”後緊接著說“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在政治實踐中，儒家重視選賢與(yu) 能，強調修身為(wei) 本，要求提升和完善自我德性，尤其是在上位者要以身作則，摒棄個(ge) 人的私欲偏好，不可任憑個(ge) 人情緒恣意妄為(wei) 。《禮記》中說：“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要求以民之好惡為(wei) 好惡，這顯然與(yu) 因個(ge) 人感情的隨意性而影響決(jue) 策的人治不同。將亞(ya) 裏士多德所言的人治套用到儒家的治理模式上並不合適，不能準確揭示儒家治理模式的特質。

儒家德治的基本內(nei) 涵

儒家的治理模式並非人治，亦非法治，而是德治，這是因為(wei) 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德性貫穿始終，構成了政治的原則、基礎、目的和實現方式。儒家德治的基本內(nei) 涵表現為(wei) ：

第一，堅持德教為(wei) 政治治理的原則。孔子主張“為(wei) 政以德”，提倡道德教化，他區分了用“政刑”和“德禮”治國的不同：“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堅持將德治作為(wei) 治國的原則，反對專(zhuan) 恃刑殺，認為(wei) 使用刑法禁令懲罰百姓，即便民眾(zhong) 出於(yu) 恐懼不敢為(wei) 惡，免於(yu) 刑罰，但為(wei) 惡之心未嚐不在，不能培養(yang) 起人的道德感、羞恥心，成就人的德性，無法從(cong) 根本上實現良好的治理和人的自我實現。孔子這一主張為(wei) 儒家一貫之義(yi) 。孟子在與(yu) 梁惠王的對話中，一上來就說：“何必曰利，亦曰仁義(yi) 而已矣”，堅持仁義(yi) 治國，反對將功利作為(wei) 治國的原則和目的。《大戴禮記》中說：“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le) ；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強調德教在政治實踐中的重要性。為(wei) 政不本諸德，則一切政教法令會(hui) 喪(sang) 失價(jia) 值，流入功利霸道之術，淪為(wei) 嚴(yan) 刑峻法之途。董仲舒曾言：“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為(wei) 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春秋繁露》），張載也說：“為(wei) 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正蒙》）。可見，曆來儒家都視德政為(wei) 治國的根本原則，反對用刑罰、功利的原則治國。

第二，強調自我德性的實現是政治治理的基礎。孔子言子帥以正，修身以先（上博簡《顏淵問於(yu) 孔子》），認為(wei) 身正則不會(hui) 作亂(luan) ，且能正人。孟子言“惟仁者宜在高位”，“其身正天下歸之”，“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反複陳說正己、正身在政治治理中的根源性價(jia) 值。《中庸》也說“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都是講擁有優(you) 良的品德在治國中的重要性。郭店簡《成之聞之》中說：“古之用民者，求之於(yu) 己為(wei) 恒。行不信則命不從(cong) ，信不著則言不樂(le) ……君子之求諸己也深，不求諸其本而攻諸其末，弗得矣”，把求諸己也就是個(ge) 體(ti) 德性的提升看作是治理民眾(zhong) 的根本。荀子也說治國的關(guan) 鍵在於(yu) 修身：“請問為(wei) 國？曰：聞修身，未嚐聞為(wei) 國也。”所有這些論述都表明在儒家這裏，善治的實現最終都落實在了個(ge) 體(ti) 德性的提升上。

第三，重視在上位者的道德表率和感召作用。針對國君的問政，孔子不斷強調上好禮、上好義(yi) 、上好信，這樣才能使民信服，容易管理。《孟子》和《中庸》中也都有關(guan) 於(yu) 在上位者的道德水平影響民眾(zhong) 和社會(hui) 治理效果的論述：“君仁莫不仁，君義(yi) 莫不義(yi) ，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yi) 者也，未有好義(yi) 其事不終者也”（《中庸》）。儒家之所以強調在上位者的道德水平，是因為(wei) 在上位者的言說舉(ju) 止能引起民眾(zhong) 的效仿，成為(wei) 整個(ge) 社會(hui) 的價(jia) 值導向。在位者的道德能感化他人，收到上行下效之結果，所以說治理民眾(zhong) ，首先要做到的是自我道德的提升和完善，所謂“先之以德，則民進善焉”（郭店簡《尊德義(yi) 》）。

德風德草，上行下效，在上者的道德是民眾(zhong) 的表率，能引導整個(ge) 社會(hui) 走向善治。治民、蒞民的要義(yi) 在於(yu) “先之以德”“身服善以先”（郭店簡《成之聞之》），完善自我的德性，作道德的榜樣和表率，最終實現“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孟子》），“民進善焉”。儒家常用標杆和影、盤子和水、源和流的關(guan) 係來類比說明在上位者的道德對民眾(zhong) 的感化作用。先修己而後治民，先立德而後為(wei) 政，強調在上位者的道德表率作用是儒家德治的內(nei) 在要求。此外，儒家強調在位者的道德表率，根本上是實現對民眾(zhong) 的感化和自我教化，而非指有位者以道德權威自居訓導民眾(zhong) 。

第四，主張循人之道、因人之德來治理。孔子在論述如何治民時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借助於(yu) 郭店簡《尊德義(yi) 》“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強也”等相關(guan) 表述，可知“由”為(wei) 導、順從(cong) 義(yi) ，“知”為(wei) 勉強、強迫義(yi) ，其實講的就是治理民眾(zhong) 應該因任其本有之道，而不可用刑政的外力來強迫。《尊德義(yi) 》中還說萬(wan) 事萬(wan) 物皆有其道，按其道行事才能成功。同樣，治理百姓，教化民眾(zhong) 也要按照人本有之道而行，而不是強製改變其道，所謂“教非改道也”。何為(wei) 人之道、民之道？“率民向方者，唯德可”，德為(wei) 人之內(nei) 在本有之道，也是理政之本。以人道治民實質就是循人之性，以德為(wei) 本，將人先天固有之德還給人自身。如果不循人道，不行其本，不由其德，隻是發號施令，強迫民眾(zhong) 服從(cong) ，則勢必難以奏效：“苟不從(cong) 其由，不反其本，雖強之弗入矣。上不以其道，民之從(cong) 之也難。”（郭店簡《成之聞之》）所以，儒家言德治倡導“以人治人”（《中庸》），以人所固有的德性來順從(cong) 人，使民自覺自知，從(cong) 而成就人之性，而非僅(jin) 僅(jin) 視德為(wei) 獲取特定政治目的的手段，更非用外在強力約束人。德治在根本上要求自我德性的實現，是自我教化，是循己之性而成就自我，而不是以德去教訓他人。

綜上，儒家倡導“為(wei) 政以德”，始終強調以道德為(wei) 政治治理的根本原則，認為(wei) 自我德性的完善是實現善治的起點，也是政治的目的，在上位者的道德表率能起到感召效果。在德治理念下，治民之要在以德化民，因人之性而成就人之德，反對濫用刑罰等手段來強製民眾(zhong) ，反對把人視為(wei) 工具。德治貫穿了儒家為(wei) 政的方方麵麵，成為(wei) 儒家政治最鮮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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