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學院必須創造條件講孔子
    ——為孔子學院的健康發展進言
    董明（北京師範大學漢語文化學院）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西曆2012年10月13日
    
    
    
一
    
    
    所謂“講孔子”，可粗可細，可詳可略。最粗最略者，一兩次講座即可完成，如概括介紹孔子的生平及其主要思想、學說；至詳至細者，可開設一係列相關課程，掰開揉碎，講一年甚至講幾年，如講《論語》、《周易》等儒家經典；講 “和”、“合”、“忠恕”、“仁義禮智信”以及儒家的人生觀、道德觀、社會觀、政治觀、宇宙觀等重要理念； 講不同曆史時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如孟子、董仲舒、韓愈、周敦頤、張載、二程（程顥、程頤）、朱熹、王陽明；講儒家與道家、佛家的比較。諸如此類，皆可謂之“講孔子”。
    
    
    本人欲為孔子學院所進之言有二：一是建議孔子學院必須創造條件講孔子；二是附帶建議孔子學院中方院長和教師的選拔應考慮其中國傳統文化素養、特別是儒家文化素養這一因素。之所以有這第兩條建議，是因為《孔子學院章程》第六章“管理”第二十八條說：“孔子學院院長應當了解和熟悉中國國情，熟練掌握所在國語言，具有與本崗位工作相稱的管理工作經驗，具有較強的公共關係和市場開拓能力。”同章第二十九條說：“孔子學院所聘教師應具備崗位所需的專業水平和教學能力。”〔1〕是以上兩條均未對孔子學院的中方院長與教師人選提出含儒家文化素養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素養的任何要求。試想，孔子學院既不講孔子，其院長和教師又缺乏中國傳統文化素養，不熟悉孔子思想與儒家學說，則孔子學院豈非有其名而無其實？豈非名正而言不順？
    
     
    
                                      二



    竊以為辦孔子學院首先應該明確兩個道理：
    
    
    （一）孔子學院的“開展漢語教學”當然十分必要，但講孔子與開展漢語教學並不矛盾，即講孔子並不影響漢語教學。比方說，在孔子學院原計劃內的漢語教學活動照常進行的情況下，每年麵對社會各界開設若幹次孔子講座，不就是講孔子嗎？或者更進一步，在漢語學習材料裏融入一些孔子思想和儒家理念，不也是講孔子嗎？這樣做，對漢語教學活動不僅毫無妨礙，反而有可能因為講孔子所產生的積極影響而吸引更多的漢語學習者。
    
    
    （二）外國人學漢語固然可能有助於增加其對中國及中華文化的親近感，但並非必然絕然。譬如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不僅其文部省，甚至包括其外務省與陸軍參謀本部，出於對中國領土、資源的覬覦，為了日後侵華的需要，都在積極進行包括語言準備在內的多方麵綢繆，因而都在積極開展漢語教學，並且導致了軍方和外務省對漢語教育的操控，使其漢語教育在一定範圍內和很大程度上浸染了為其侵華政策服務的可怖色彩。〔2〕質而言之，漢語跟其他語言一樣，隻是個工具，是人們相互交流、表情達意的工具，並不必然具有決定或者改變漢語學習者世界觀的功能。甚而至於有可能出現前邊所講的情況：一個骨子裏仇華、反華且欲侵華、滅華的國度或群體，掌握了漢語以後，其反華能量非但不會削弱，反而會如虎添翼，變得愈加可怕，明治維新後日本人的重視漢語學習可視為前車之鑒。明乎此，即不應僅僅滿足於孔子學院數量與學漢語人數的增加，而應該同時在孔子思想與儒家文化的對外傳播方麵多動腦筋，多下功夫。
    
     
    
                                      三
    
    
    
    筆者之所以強調孔子學院必須創造條件講孔子，還基於如下理由：
    
    
    （一）講孔子方可向世界展示儒家文化的普適性與普世性內涵，促進中外文明的深度“對話”。
    
    
    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和集大成者，是至聖先師，萬世師表，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軸心和總代表，是世界文化名人。儒家是自漢代以迄近代一直在中國居於主導地位的學術思想體係與價值體係。在2000多年的曆史長河中，雖然曾經出現過儒家不被重視的局麵，甚至出現過“打倒孔家店”與“批林批孔”的激進和極左的浪潮，但儒家的“獨尊”的地位總體上卻始終如巍巍泰嶽屹立不搖。其根本原因即在於儒家思想具有永恒而光耀千古的淑世主義精髓與普世價值；亦源於儒家的眾多思想理念已經融入炎黃子孫的血液，內化為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基因，故雖屢經坎坷阻撓，畢竟浩浩湯湯，東流而去。
    
    
    儒家理念中超越曆史時空的普適性內容所在皆是，其宇宙觀、社會觀、政治觀、道德觀、人生觀、教育觀等，無不充滿可圈可點、可奉為圭臬的大智慧。譬如：其民本思想；民主思想；平等思想；博愛思想；法治思想；自強不息的思想；中和思想；重道思想；“為政以德”、為政以正的思想；唯才是舉、任人唯賢的思想；反對貧富不均的思想；換位思考、推己及人的思想；“天人合一，民胞物與”（張載語），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發展經濟、重視民生與開展教育、建立精神文明並重的思想；勇於擔當、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各國和諧相處與天下大同的思想，等等。試問，上述思想哪一條不具有普世性與普適性？哪一種不值得深思回味、不令人振奮感悟？不值得人們重之寶之、借鑒弘揚？至於儒家對君子與士的論述，對做人標準與人際關係的闡發，對自身修養的重視，對往聖先賢的歌頌，對各種社會角色本質屬性的定位，對教育與文化的深刻思考等等，亦皆警句迭出，光耀千古，澤被後人。
    
    
    可見，要向海外介紹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具有普適性與普世性的孔子思想與儒家文化理所當然地居於首選之列，其他各家各派諸如佛、道、法、名、墨、兵、農等，雖亦皆有善可陳，然皆不足以與孔子及儒家文化比肩抗衡而取代之。
    
    
    近年來，提倡世界各國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對話”頗為時髦。竊以為，我們所推出的欲與異國異質文化對話的人物與文化，應該是高品位的，能代表中華5000年文明的，在古今中外的曆史上具有廣泛影響的。如是，方能使彼此間的對話深度展開，達成不同文化相互借鑒學習的目的。
    
    
    公元前500年前後，世界陸續誕生了幾位文化偉人，他們是創立佛教的釋迦牟尼、開創儒家學派的孔子、創建猶太教的亞拉伯罕、大哲學家柏拉圖。“從那以後兩千五百年來，人類生活、社會發展實際上都在遵循著他們的教導，後世智者們的思考研究直到現在也沒有超出這四人所劃定的範圍，所以西方學者稱那段時間為世界的軸心時代，意思是兩千多年來整個世界都在圍著他們的學說轉。”〔3〕這足可證明孔子的身份高雅體麵，孔子思想與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影響深遠，同任何國家的任何曆史文化名人相比，同任何國家任何時期的任何思想家的思想相比，都毫不遜色，同世界上各種文明深度對話皆可應之有餘，是中華傳統文化最傑出、最具影響力、最有權威性的代表。                                                                                                                                                                                                                                                                                                                                                                                                                                                                                                                                                         
    
    
    （二）講孔子方可避開“宗教”、“社會主義”等敏感話題，大張旗鼓而又潤物無聲地弘揚中華文化。
    
    
    中國的傳統文化曆來有儒釋道三大源流的說法，但道教、佛教都是不折不扣的宗教，在國外由孔子學院宣講中國化的宗教易授人以柄，斷乎不宜。
    
    
    道家，不同於道教，故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之一的老子、莊子等道家代表人物的優秀思想當然可以講。《道德經》和《莊子》蘊含了眾多人類智慧的精華，諸如反對戰爭，反對窮兵黷武，反對強權，主張各國平等（大國尊重小國），反貪婪，倡寡欲，反貧富不均，等。此外，老莊更有一係列絮淨精微、精妙絕倫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在當時堪稱哲學高峰。
    
    
    孔子與儒家學說則完全可以在任何國家任何地區宣講而不至引起反感和非難。原因很簡單，即孔子並非教主，儒家不是宗教，孔子思想與儒家學說不屬於宗教理論。
    
    
    雖然我國曆來有“儒釋道三教”的說法，舊中國也曾出現過所謂“孔教會”，甚至時至今日仍有人在為建立孔教、儒教奔走呼號、搖旗呐喊，但不可否認的是，孔子學說與儒家思想本質上都不是宗教。因為任何宗教都有獨立的組織網絡，有專業的傳教隊伍，更有自己的清規戒律，而儒家則沒有這些。此外，任何宗教都企圖說明宇宙、人生的真相，都要回答人從哪裏來，死後到哪裏去的問題，回答何為宇宙之主宰。而孔子和儒家恰恰對上述問題經常采取回避態度。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4〕（《論語·公冶長》）“子不語怪力亂神。”〔4〕（《論語·述而》）“敬鬼神而遠之。”〔4〕（《論語·雍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4〕（《論語·先進》）“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藏。賜不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5〕（《孔子家語》卷二）頗可為證。孔子和儒家講的都是實實在在的人世間的道理，講怎樣做人，怎樣講求學問，怎樣完善品格，怎樣處理各種人際關係，怎樣盡社會義務，怎樣擔當家庭、社會責任，怎樣治國、平天下，諸如此類的“世間法”跟宗教實有本質之別。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之一，自其誕生之日起即一直被西方國家視為“另類”，針對我國的封鎖、禁運、演變、顛覆等手段亦從未停止，且無所不用其極。在這種情況下，假使我們在國外宣傳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宣傳“三個代表”，則肯定會被誣為“別有用心”、“圖謀不軌”。這也就是為什麽筆者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所極力陳白的欲同異國文明有效“對話”，向海外廣泛傳播中華文化，宏觀上所當實行的傳播策略：“在兼顧中國現當代優秀文化的同時，以講授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為主；傳統文化中，在兼顧物質文化的同時，以講授製度文化、行為文化、觀念文化為主；製度文化、行為文化、觀念文化中，以講授觀念文化為主；觀念文化中，在兼顧各家各派的同時，以講授儒釋道三家為主；儒釋道三家中，以講授儒道兩家為主；儒道兩家中，以講授儒家為主。”〔6〕執行如是文化傳播策略，則可大張旗鼓而又潤物無聲地宣傳那些經甄別選擇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具有普適性、普世性內涵的孔子思想與儒家文化。
    
    
    （三）講孔子方可深入闡釋我國政府的若幹現行政策，使國際上“妖魔化”中國的言論不攻自破。
    
    
    如眾所知，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建國之日起，皆從未停止過被西方“妖魔化”。首先應該肯定，這其實並非壞事，因為它至少說明我們黨和政府堅持了自己的發展道路與治國理念，沒有同西方世界同流合汙，更未向他們舉手投降。
    
    
    盡管如此，如果我們堅信自己的政策與做法是正確的，是符合中國國情、有利於社會發展與人類進步的，又不能任由西方指天畫地，信口雌黃，隨意“妖魔化”，而必須予以堅決反擊。反擊的方法不一而足，從曆史傳承、文化傳統、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等諸多角度對我國內外現行政策進行深入闡釋，不僅可以減少和弱化國內的“戾氣”，增加與強化“祥和之氣”，而且可以使國際上某些“妖魔化”中國的言論不攻自破。諸如國內“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小康社會”的提法，國際上“和諧世界”的提法，“和平共處”的外交原則，“睦鄰安鄰”的理念，提倡對話協商、反對動用武力的一貫思想，等等，其實都根植於傳統的儒家文化，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具有極強的生命力與感召力，就可以在國內媒體上廣為宣傳，亦可在孔子學院的孔子講座上相機宣講。
    
    
    我們不能向洋人宣傳馬列主義，不能宣傳“三個代表”和“四項基本原則”，不能宣傳中共黨史和共產主義理想，但是可以理直氣壯地宣講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闡釋和平發展、和諧社會、小康社會，乃至介紹中國的衣食住行、風俗習慣、文學藝術等，並揭示其中所蘊含的人文理念。這些人文理念所賴以形成的原始文化要素其實多蘊藏在儒家的元典之中。講相關人文理念時，倘能如實地將這些原始文化要素充分揭示出來，既可展現中國文化數千年來的一脈相承，同時有助於增加孔子與儒家思想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權重與影響力。
    
    
    誠然，如是講孔子極有可能同國外受眾原有的生活經驗、知識儲備、文化觀念發生“碰撞”，對此我們不僅不必心虛害怕，反而應該彈冠相慶，因為這正是我們所預期所追求的效果。我們應該堅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管哪國人，其主體都是通情達理的，他們會進行比較分析，最終接受真理，揚棄謬誤。此外，我們更要堅信孔子的偉大，堅信其思想“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堅信其具有折服人心的巨大魅力。
    
    
    自2004年11月我國在首爾建立海外第一所孔子學院以來，迄今不足十年，海外的孔子學院與孔子課堂已經發展到近900個，充分證明外國人對孔子與儒家思想是歡迎的，接受的，證明了“孔子”這一文化品牌的巨大能量與巨大效應。這不僅是漢語走向世界的標誌和有利時機，也是中國文化特別是孔子思想與儒家文化走向世界的標誌和有利時機。我們應該充分把握和利用這一有利時機，進一步解放思想，創造條件，讓孔子學院越辦越好，讓漢語與孔子思想、儒家文化同步走向世界，讓同儒家優秀文化聲氣相求、息息相通的我國的若幹對內對外政策進一步影響世界。如果對這一千載難逢的有利時機不充分加以利用，猶疑徘徊，甚至熟視無睹，僅僅滿足於“教漢語”而已，即所謂“天與不取”。
    
    
    （四）講孔子可為熱惱的寰球提供一副清涼劑，有效抵製西方“文化一體化” 的圖謀。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知識信息膨脹爆炸，生活節奏日益加快。與此同時，各種自然災害頻繁肆虐，吞噬著人類的生命與家園。更有甚者，國際社會間亦充滿暴力、恐怖、掠奪、傾軋、血腥、不公，對人類的生存與安寧構成了更大威脅。因此，稱其為“熱惱的寰球”實屬恰如其分。
    
    
    寰球變得如此熱惱，固然有其政治的、經濟的、曆史的、軍事的、地緣的等等多種原因，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進化論”以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一“叢林法則”在世界範圍內的過度泛化、極度推衍與視之為天經地義、理所當然，以及杜魯門主義的推行，則是推波助瀾造成此種熱惱態勢的重要因素。
    
    
    曆史與實踐都證明，要為熱惱的寰球降溫，救民於水火，靠某些宗教恐怕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先不談宗教多偏重於“死後”或“來生”的前景，並無足夠力量幹預人間政治，僅回顧一下此前世界上出現的諸多令人觸目驚心的事實，即可了然：那些艦巨炮利，熱衷於實踐“叢林法則”，到處伸手，到處炫耀武力，到處大打出手的國度，何嚐不“信奉”某個宗教？那些以“人肉炸彈”、“汽車炸彈”相威脅，到處製造恐怖事件的邪惡勢力，又何嚐不“信奉”某個宗教？此外，過分強調宗教，依靠宗教，恐怕還有可能加劇不同宗教之間的對立，誘發新的爭鬥，給熱惱的世界增加新的熱惱。
    
    
    於是許多人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孔子與儒家的思想理念，認定古老的東方智慧堪比清涼劑，可以給熱惱的南閻浮提降溫，拯救災難深重的世界。1988年1月，全球的諾貝爾獎得主即在巴黎開會並發表宣言，深情告誡世人：“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顧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7〕。無疑，指出孔子的智慧可以拯救人類的人本身就是智者。
    
    
    文化曆來是多元的，一個國家的文化是多元的，世界文化更是多元的。惟其多元，不同的文化才爭妍鬥豔，異彩紛呈，也才能在互相接觸、融合、吸收的過程中共同發展。但是，西方某些學者，卻出於其所代表的國家的政治、經濟利益的考量和文化霸權主義的需要，偏執地鼓吹盎格魯—撒克遜文化，鼓吹“文化一體化”，宣稱“美國的民主製度是人類曆史的終結，人類社會最終都要走向美國的模式，曆史將把所有的人都塑造成抱有美國式的價值觀、民主自由與個人至上的人。……配合著這些理論，視中國為敵的勢力相互勾結，通過明的、暗的、物質的、精神的手段把西方的價值觀向中國大舉滲透。”〔8〕
    
    
    當然，所謂“文化一體化”的圖謀從根本上違背了曆史發展規律和文化發展規律，因而注定是一廂情願的意淫與自我陶醉的虛幻泡影，注定要被多元的世界文化大潮席卷而去，但我們卻不能不對此圖謀提高警惕並積極應對。在孔子學院講孔子即不失為一種積極的應對之策。通過講孔子，各國人民便可接觸、了解儒家那些迄今仍具有普適性和普世性的思想內涵，受到啟發教育，從而增加抵製“文化一體化”圖謀的力量。
    
    
    （五）中國古代曆史上語言文化的對外傳播即始於講孔子，該事實亦可作為孔子學院必須創造條件講孔子的理據支持。
    
    
    縱觀古代漢語漢文化對外傳播史，尤其是“漢字文化圈”範圍內的傳播史，可以發現中國古代的對外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是混而為一的，具體來說，外國人學習中國語言的同時即在學習儒家經典和古典詩文，或者說是通過學習儒家經典和古典詩文來學習中國語言文化。形成此種狀況的原因固然同當時語言教學沒有獨立地學科地位有關，然同時也可作為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可以熔於一爐的曆史證據。當然，時變勢異，在語言教學（包括對外漢語教學）已經取得獨立學科地位的今天，教外國人學漢語，已不可能再以儒家經典或古典詩文充當基本教材。但既然掛著孔子學院的招牌，則創造條件適當地講孔子，實乃順理成章；而不提孔子、不講孔子，便覺不可思議。
    
    
    
    參考文獻：
    
    〔1〕雅虎網：孔子學院總部、國家漢辦《孔子學院章程》。
    
    〔2〕王幼敏：《近代日本的中國語教育》，《國外漢語教學動態》2004年第4期（見王寶平《甲午戰前中國駐日翻譯官考》，《日語學習與研究》2007年第5期）。
    
    〔3〕許嘉璐《為了天下太平》，北京：華藝出版社，2010年，173頁。
    
    〔4〕《論語》
    
    〔5〕《孔子家語》
    
    〔6〕董明《從“漢字文化圈”談起——關於為學生開設中國文化課的思考》，見北京漢語國際推廣中心、北京師範大學漢語文化學院《國際漢語教育人才培養論叢》（第三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月。
    
    〔7〕新加坡·吳德耀《古今人對孔子的評價》，《走向世界》，1989年。
    
    〔8〕許嘉璐《當前文化問題的症結在哪裏》，2006年5月22日《北京日報·理論周刊》。
    
    
    2011年4月30日初稿，2012年10月13日改畢。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