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數字卦名稱的動態發展過程

作者：孫航 駱煬

來源：《周易研究》2024年第5期

摘要：數字卦的名稱有一個(ge) 動態發展的過程，大體(ti) 上包括醞釀、產(chan) 生、傳(chuan) 播、基本統一和繼續使用五個(ge) 階段。1978年底，張政烺在吉林大學古文字研討會(hui) 上提出“易卦”說，為(wei) “數字卦”名稱的產(chan) 生奠定了內(nei) 容基礎。1984年，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在武漢召開，“數字卦”一名在此次會(hui) 議上已正式出現，並為(wei) 多位學者所使用。1987年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在濟南召開之後，“數字卦”的名稱得以在海內(nei) 外廣泛傳(chuan) 播，並逐漸為(wei) 易學界所認可，名稱使用明顯呈現出趨於(yu) 統一的跡象。2013年清華簡《筮法》公布以來，數字卦研究有了相對充實的材料基礎，名稱基本統一到“數字卦”上來。2018年，丁四新提出數字卦研究終結論，客觀上抬高了數字卦研究的專(zhuan) 業(ye) 門檻，相關(guan) 研究開始降溫，但“數字卦”一名仍被沿用。

關(guan) 鍵詞： 數字卦 張政烺 清華簡《筮法》 丁四新 數字卦研究終結論

作者簡介：孫航（1986-），男，河南泌陽人，曆史學博士，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早期易學與(yu) 出土文獻；駱煬（1998-），男，浙江諸暨人，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書(shu) 籍史、易學。

在研究數字卦的過程中，“數字卦”名稱的使用十分混亂(luan) 。這一現象不僅(jin) 限製了數字卦問題的討論走向深入，而且製造了不必要的麻煩。對此，邢文、丁四新兩(liang) 位先生從(cong) 概念的角度進行了專(zhuan) 業(ye) 而深入的討論，見解深刻，發人深省。[1]然而，“數字卦”這一名稱是何時、何地又如何產(chan) 生的？有沒有一個(ge) 動態發展的變化過程？如果有，這一過程是如何展開的？對於(yu) 這些問題，由於(yu) 研究視角的差異，他們(men) 沒能給予應有的關(guan) 照，未能做出確切有效的回答。本文在充分梳理學術史的基礎上予以闡明。

一、吉林大學古文字研討會(hui) 與(yu) “數字卦”名稱的醞釀

在“數字卦”這一名稱正式出現以前，學界曾使用過多種名稱，試圖在體(ti) 現“易卦”這一本質屬性的基礎上準確概括其基本特征。

“數字卦”名稱產(chan) 生的基礎，是對數字卦性質認識的突破。學界對數字卦性質的認識，有一個(ge) 不斷深化的過程。1978年12月初，張政烺先生在吉林大學古文字研討會(hui) 上的臨(lin) 時發言《古代筮法與(yu) 文王演周易》認為(wei) ，這種“由數字構成的特殊符號”為(wei) “卦”，並按照奇數為(wei) 陽爻、偶數為(wei) 陰爻的原則對它們(men) 進行了轉換，闡明了其“筮數”和“易卦”的兩(liang) 大特征。[2]張先生雖未稱之為(wei) “數字卦”，卻明確指出它是“易卦”，實現了對“數字卦”性質認識的質的突破，實質上是這一名稱得以產(chan) 生的源頭。不過，張先生並沒有使用“數字卦”這一名稱，而是使用了“易卦”“筮卦”“筮數”等名稱。[3]因此，性質的確定雖然是名稱得以產(chan) 生的關(guan) 鍵，但並不意味著“數字卦”名稱的形成。

1979年至1984年初，相關(guan) 名稱大量出現。據不完全統計，在這一時期，對數字卦的稱名有十多種。徐錫台和樓宇棟先生稱之為(wei) “卦畫”；[4]張亞(ya) 初和劉雨先生稱之為(wei) “八卦數字符號”，認為(wei) 它是“由數字組成的八卦符號”；[5]齊家村西周甲骨發掘簡報稱之為(wei) “數卦”；[6]管燮初先生先稱之為(wei) “卦爻”，後來則改稱“數字易卦”，認為(wei) 它是“用數字作卦爻”，並將“筮數”稱為(wei) “數字卦爻”；[7]李學勤先生稱之為(wei) “數字符號”；[8]天星觀1號楚墓發掘報告稱之為(wei) “卦象”；[9]徐中舒先生稱之為(wei) “數占”；[10]王宇信先生使用“筮數”的名稱；[11]饒宗頤先生的用名比較多樣，有“契數”“契數符號”“數字符號”“刻數符號”“數卦”“數字卦號”等，在篇題中則統稱為(wei) “易卦”。[12]以上這些稱名，大體(ti) 可以歸為(wei) 三類：“卦畫”“卦爻”“卦象”可以歸為(wei) 一類，“八卦數字符號”“數卦”“數字卦號”可以歸為(wei) 一類，“數字符號”“數占”“筮數”“契數”“契數符號”“數字符號”“刻數符號”可以歸為(wei) 一類。其中，第一類側(ce) 重於(yu) “卦”，第二類兼顧“數”和“卦”，第三類側(ce) 重於(yu) “數”。此外，龐樸先生以數字卦為(wei) 《管子》中所說的“六峜”，[13]這一說法是否可靠，還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二、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與(yu) “數字卦”名稱的產(chan) 生

“數字卦”名稱的產(chan) 生，應不晚於(yu) 1984年5月30日。丁四新先生以1985年蕭漢明先生提出“數字爻卦”的名稱和1988年劉仲宇先生使用“數字卦”的名稱為(wei) 依據，判斷“數字卦”的概念“大致是在1985年至1988年之間產(chan) 生出來的”[14]。現在看來，這一說法是欠準確的。

“數字卦”的命名，是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的成果之一。1984年5月30日至6月5日，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在武漢召開。同年10月，張武先生主編的會(hui) 議史料集出版，而唐明邦、羅熾、張武、蕭漢明等先生編的會(hui) 議論文集《周易縱橫錄》直到1986年11月才正式出版。在會(hui) 議論文中，針對數字卦問題進行討論的文章主要有兩(liang) 篇：張政烺先生的《易辨》和徐錫台先生的《數與(yu) 〈周易〉關(guan) 係的探討》。其中，張政烺先生稱數字卦為(wei) “易卦”“筮數”，以“筮數”為(wei) “筮用數字”[15]，徐錫台先生稱數字卦為(wei) “數的圖形畫”“數圖形畫”“數圖形卦畫”等[16]，均未直接使用“數字卦”的名稱。然而，從(cong) 會(hui) 議史料集、會(hui) 議論文、張武和羅熾先生各自的會(hui) 議述要等來看，“數字卦”一名在此次會(hui) 議上已經正式出現，並為(wei) 多位學者所使用。1984年5月30日，在開幕詞中，蕭萐父先生使用“卦畫”並括注“數字卦”的名稱。[17]在開幕式的發言中，唐明邦先生在介紹張政烺、徐錫台等先生的相關(guan) 研究時，也使用了“數字卦”的名稱。[18]在閉幕式的發言中，張岱年先生將“數字卦”和“符號卦”視為(wei) 一對概念同時使用。[19]在會(hui) 議上，劉蔚華、舒默、宮哲兵等先生也使用了“數字卦”的名稱。[20]與(yu) 此同時，劉蔚華、韓仲民、溫少鋒、劉先枚等先生還使用了“數字圖形畫”“筮卦”“易卦”之名。[21]在會(hui) 後的總結中，羅熾、張武先生所記述的名稱除“數字卦”之外，還有“數字卦畫”“筮卦”“數字符號”“數的圖形畫”“數圖形畫”等。[22]可見，在總體(ti) 上，“數字卦”名稱的產(chan) 生可以視為(wei) 此次會(hui) 議的成果之一。這一名稱在此次會(hui) 議上的出現，雖然未必是概念自覺的體(ti) 現，但它反映了學界不懈探索的成果，標誌著“數字卦”這一名稱之形式的形成。

除此次會(hui) 議之外，1984年至1987年初，類似“數字卦”的稱名時有出現。1984年，徐錫台先生稱數字卦為(wei) “數字卦畫”“數的卦畫”。[23]1985年，陳全方先生稱之為(wei) “易卦符號”[24]，而蕭漢明先生則使用“數字爻卦”一名，並將它與(yu) “陰陽爻卦”視作相對的名稱[25]，明確並規範地從(cong) “爻”的層次命名，突出以“數字”為(wei) “爻”的特征，從(cong) 而正式把數字卦問題納入易學研究的領域。1986年，安陽苗圃北地遺址的發掘簡報使用了“數字符號”“刻數符號”“數字卦象”等名稱[26]，鄭若葵先生則多次使用“數字符號”“刻數符號”“數字卦象”“卦象符號”“筮卦”等名稱指稱“數字卦”[27]。1987年，羅西章和王均顯先生使用“卦數”一名[28]，突出“卦”的性質和“數”的特點。“數字符號”一名，中性色彩更為(wei) 明顯，更多時候是為(wei) 表明客觀性而使用的。“數字卦畫”“數字爻卦”“數字卦象”等名稱，雖然具備“數”和“卦”兩(liang) 大特征，但不符合命名的簡潔性原則，拚接的跡象比較明顯。盡管如此，這些名稱與(yu) “數字卦”一名在形式上畢竟具有較高的一致性。

由此可見，“數字卦”名稱的產(chan) 生不晚於(yu) 1984年5月30日，在總體(ti) 上應視為(wei) 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的成果之一。這個(ge) 時間，要比丁四新先生的判斷早一到四年，且更為(wei) 明晰準確。

三、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與(yu) “數字卦”名稱的傳(chuan) 播

1987年至2012年，是“數字卦”名稱被不斷使用並廣泛傳(chuan) 播的時期。此一時期，“數字卦”名稱的使用逐漸趨於(yu) 統一。

（一）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對“數字卦”名稱的強調

1987年12月5日至9日，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在濟南召開。與(yu) 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不同的是，此次會(hui) 議更具國際性，與(yu) 會(hui) 人員“來自七個(ge) 國家和地區”，受到海內(nei) 外報刊和電視台的廣泛關(guan) 注。[29]正是得益於(yu) 此次會(hui) 議提供的國際平台，“數字卦”一名得到了廣泛傳(chuan) 播，逐漸成為(wei) 學界通名。

1991年，由劉大鈞先生主編的會(hui) 議論文集《大易集成》正式出版。在論文集中，論及“數字卦”的文章主要有三篇：徐錫台先生的《研討殷墟卜辭中“巫”“燎”“帝”三字產(chan) 生的本義(yi) 》、周立升先生的《契數與(yu) 〈周易〉》和潘雨廷先生的《論〈左傳(chuan) 〉與(yu) 易學》。其中，徐錫台先生稱數字卦為(wei) “數字卦畫”“數目字卦畫”“圖形畫”等。[30]周立升先生在使用“數字卦”之名的同時，還使用“契數”“數字刻劃圖文”“數字的刻劃符號”“數字刻文”“契數卦”“數字圖文”“契數卦圖”等多種名稱，認為(wei) 它是由三個(ge) 或六個(ge) 數字組合而成的圖文。從(cong) 使用情況來看，周先生雖然多次使用“數字卦”之名，但他亦直接用“契數”名篇，文中又用“契數卦”，應是承襲饒宗頤先生的用名。他以“契數卦”為(wei) 正，且認可學界“數字卦”的通稱，即認為(wei) 兩(liang) 者名異而實同。同時，他將“數字卦”和“符號卦”作為(wei) 一對概念使用。[32]潘雨廷先生使用“數字卦”一名，並將它與(yu) “陰陽符號卦”視為(wei) 一對概念。[33]

此次會(hui) 議提供的國際平台，客觀上促進了“數字卦”名稱的傳(chuan) 播，有利於(yu) 增進港台地區和海外漢學界對這一問題的了解和關(guan) 注。

（二）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後“數字卦”名稱在港台和海外的傳(chuan) 播

在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後，盡管數字卦名稱的使用依然十分混亂(luan) ，但是“數字卦”一名的傳(chuan) 播範圍更加廣泛。

先說“數字卦”名稱在港台地區的傳(chuan) 播。1989年，在論述海峽兩(liang) 岸易學研究的情況時，台灣學者黃沛榮先生使用了“數字符號”“易卦”的名稱，並以“易卦”為(wei) 正。後來再涉及這一問題時，他改用“數字卦”之名。[34]與(yu) 黃先生不同的是，在論及數字卦問題時，戴璉璋先生不僅(jin) 直接以“數字卦”為(wei) 題，而且通篇使用“數字卦”一名。[35]這樣的處理方式不同於(yu) 多種名稱並用，它給予“數字卦”以獨立的地位。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可以說這一名稱在戴先生那裏得到了發揚。20世紀90年代，謝雲(yun) 飛、李殿魁、許學仁先生皆直接使用“數字卦”的名稱，盡管謝先生也同時使用“數字組”一名。[36]1997年，梁敢雄先生對數字卦問題進行了專(zhuan) 門論述，將“數字卦”和“爻畫卦”並用，形成一對相對的概念。相較而言，它要比“數字卦”與(yu) “陰陽爻卦”這對概念更合理一些。同時，他區分了“筮數組”“占數組”和“爻畫卦”，認為(wei) “筮數組隻是筮得的原始數據”，而“數字卦”是“明顯與(yu) 筮法有關(guan) 的數組”，且“考古發現的‘數字卦’大多是筮數組而非占數卦”。[37]21世紀初，在對數字卦材料進行整理時，季旭升先生在標題中使用“易卦”一詞，文中使用“數字卦”之名，並將其與(yu) “符號卦”作為(wei) 一對概念使用，同時對商卦象卣類符號進行了探討[38]，可知“易卦”為(wei) 涵括數字卦、商卦象卣類符號、符號卦的更高一級概念。此外，在涉及這一問題時，鄭吉雄、賴貴三、餘(yu) 廼永等先生都直接采用了“數字卦”一名。[39]

再看“數字卦”名稱在歐美地區的傳(chuan) 播。早在1988年，美國漢學家夏含夷先生就已經開始關(guan) 注“數字卦”問題，並使用“筮數”“數字符號”的名稱。[40]1990年，美籍學者成中英先生使用“數字卦”一名[41]，這應是其在參加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後首次使用這一名稱。2011年，在論及這一問題時，法國漢學家汪德邁先生同時使用“數字卦”“數字原卦”的名稱。[42]稱“數字原卦”，意在強調這一數字形式的卦是“易卦的初始形態”，是數字卦和符號卦關(guan) 係生成論語境下的言說。

（三）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後“數字卦”名稱逐漸得到易學界的承認

數字卦研究是從(cong) 考古學界和古文字學界起步，而後被納入易學研究領域的。“數字卦”名稱在易學界有一個(ge) 逐漸被接受和認可的過程。

1989年4月，在對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進行總結時，劉大鈞先生同時使用了“筮數”“奇偶數圖形”“數字卦”“卦畫符號”等名稱，而對數字卦的性質持存疑態度。[43]1996年，在涉及這一問題時，劉先生使用了“數字符號”“數字卦”等名稱，但仍對所謂“數字卦”持質疑態度，認為(wei) 它“至多是用來記錄占卜的”。[44]2001年，在百年易學研究回顧與(yu) 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的開幕辭和閉幕辭中，劉先生將“筮數”和“數字卦”兩(liang) 者並用。112010年，在編輯《百年易學菁華集成》時，劉先生采用了“數字卦”的名稱。[45]這意味著，他最終接受了“數字卦”這一名稱。

與(yu) 此同時，韓仲民、張立文、王新春、林忠軍(jun) 、廖名春等先生也承認了“數字卦”一名。在1984年舉(ju) 辦的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上，韓仲民先生稱數字卦為(wei) “筮卦”。[46]1988年，韓仲民先生改稱“數字卦”，並將其與(yu) “符號卦”視為(wei) 一對概念。[47]1990年，在涉及數字卦問題時，張立文先生同時使用“數字卦”“筮卦”“數的圖形畫”“數的圖形卦畫”“數字卦畫”“數字圖形卦畫”等多種名稱，後來則統一改稱為(wei) “數字卦”。[48]1993年，王新春先生使用“數字卦”並括注“筮數”的名稱，是將兩(liang) 者視為(wei) 同等概念而以“數字卦”為(wei) 主[49]，後來則直接使用“數字卦”的名稱，並肯定李學勤先生的清華簡《筮法》確證了“數字卦是以數字構成的卦”的說法。[50]2001年之後，林忠軍(jun) 先生主要使用“數字卦”一名，同時也使用“數字符號”“筮卦”等名稱，強調其“數字”的形式和“卦”的本質特征，並指明“數字卦”與(yu) “易卦”即“爻畫卦”的不同。[51]2003年，廖名春先生使用“數字卦”一名，認為(wei) 它是“用筮數記爻”，屬於(yu) “十位數字卦”，並從(cong) 形上、形下的角度區分了“陰陽爻畫”和“數字卦”。[52]2007年，受李學勤先生戰國竹簡數字卦性質卦畫說的影響，陳仁仁先生采用了“數字卦”之名，盡管僅(jin) 限於(yu) 指稱商周數字卦。[53]約略同時，梁韋弦、王化平、張朋、賴祖龍等先生雖然間或使用“數字卦畫”“數字卦象”等名稱，但都主要采用“數字卦”一名，並承認其作為(wei) 通稱的地位。[54]這種情況，特別是韓仲民、張立文、王新春、黃沛榮等先生改稱“數字卦”的現象，說明了易學界對這一名稱的承認。

（四）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後名稱使用的混亂(luan) 現象

在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後，雖然“數字卦”名稱得到了廣泛傳(chuan) 播，但名稱混亂(luan) 使用的現象依舊明顯。此一時期，除去“數字卦”一名被持續且廣泛使用外，還有很多名稱被同時使用，大體(ti) 上可以分為(wei) 四類：

第一，文字類命名。1988年，劉鄂培先生稱數字卦為(wei) “異形文字”。 [55]1990年，姚生民先生稱之為(wei) “易卦符號文字”。[56]2003年，洛陽東(dong) 周王城戰國陶窯遺址發掘報告稱之為(wei) “刻劃文字符號”“刻劃符號”。[57]籠統地講，這些都可以歸入文字類命名。張政烺先生對數字卦作為(wei) “卦”的本質屬性的認定是正確的，故文字類命名是不恰當的，應當被淘汰。

第二，數字類命名。1991年，喻博文先生稱數字卦為(wei) “數字符號”。[58]1992年，陳公柔、劉雨先生多稱“紀數符號”。[59]2009年，晏昌貴先生沿用了“筮數”一名。[60]2011年，陳世輝、湯餘(yu) 惠先生稱之為(wei) “數字記號”，認為(wei) 它應是“卜筮時的蓍數”。[61]以上幾例，可以歸入數字類命名。“卦”是數字卦的本質屬性，而“數字”隻是其構成要素和表現形式，因此單純的數字類命名也是不恰當的。

第三，易卦類命名。肖楠、馮(feng) 時、曹定雲(yun) 、晁福林先生直接稱之為(wei) “易卦”，同時曹定雲(yun) 先生間或使用“數卦”一名。[62]1989年，鎮江營遺址發掘介紹稱之為(wei) “易經卦象”。[63]1990年，徐冬昌先生使用了“易卦刻紋”“易卦”的名稱。[64]1993年，黎子耀先生沿用了“易卦”“筮卦”的名稱。[65]1995年，李棪先生稱之為(wei) “筮符”“易卦筮符”。[66]2000年，1997年灃西發掘報告針對同一數字卦例，既稱“刻劃符號”，又稱“易卦符號”。[67]2002年，長安、戶縣古遺址調查簡報使用了“卦象符號”的名稱。[68]2008年，郭永秉先生使用了“筮卦”一名。[69]籠統地講，這些名稱都屬於(yu) 易卦類命名。其中，晁福林先生使用“易卦”的名稱，認為(wei) 它是“以數字表示的易卦符號”，並將“數字符號”和“卦畫符號”作為(wei) 一對概念使用。此類命名雖然抓住了“卦”的本質屬性，但忽視了作為(wei) 構成要素的“數字”，既不利於(yu) 概念的區分、建構和傳(chuan) 播，也不利於(yu) 當代易學研究情境的再現和認知。

第四，數卦結合類。20世紀90年代，就數字卦這一論題，徐錫台先生發表了多篇文章，雖然他也使用“數字卦”“數字卦畫”的名稱，但主要是用“數圖形畫”，或稱之為(wei) “奇偶數圖形畫”“數圖形卦畫”。[70]1990年，李西興(xing) 先生名之為(wei) “易卦數符”，並簡稱“卦符”，認為(wei) 它是“由數字組成的易卦符號”。[71]1991年，管燮初先生稱之為(wei) “數字易卦”。[72]1996年至2011年，蔡運章等先生一直堅持使用“筮數易卦”一名[73]，認為(wei) 所謂“數字卦”當名為(wei) “筮數易卦”，並將“筮數易卦”和“符號易卦”視為(wei) 一對概念。[74]這一認識，得到了楊效雷、張金平等先生的積極肯定[75]，他們(men) 認為(wei) “筮數易卦”一名“比較全麵地概括了筮、數、卦三方麵的內(nei) 涵，更為(wei) 妥帖”[76]。1997年，安陽劉家莊殷代遺址發掘報告稱之為(wei) “卦數符號”。[77]同年，楊向奎先生使用了“筮卦”“筮卦數字”“卦數”等名稱。[78]1999年之後，宋鎮豪先生曾使用“數列符號”“筮占數字”“筮占數列符號”“筮數”“筮占數列”“筮數易卦”等名稱。[79]2002年之後，曹瑋先生主要使用“數字卦”的名稱，同時也用“筮卦符號”“筮卦”“卜筮數字”“筮數”等。[80]2008年，王長豐(feng) 等先生使用“數字卦符號”“數字卦”“數卦”“數字卦象”等名稱。[81]2003年，孟憲武先生使用了“數字符號”“數字卦象”“卦象符號”“八卦數字符號”等名稱。[82]2004年，程二行、彭公璞先生使用了“數字符號”“筮卦符號”的名稱。[83]2004年至2014年十年間，史善剛先生主要使用“數字易卦”和“數字卦”的名稱，同時還使用“易卦”“數字符號”“數字卦符”“數字卦畫符號”等名稱，[84]並將“數字卦”和“符號卦”視為(wei) 一對概念，而同屬於(yu) “易卦”的範疇[85]。2005年，王振複先生使用了“數圖形卦”一名。[86]2006年，徐天進先生使用了“數字卦符”的名稱。[87]2010年及稍後，孫敬明先生使用了“數字卦畫”“筮卦數字卦畫”“數字卦”“筮卦”等名稱。[88]2012年，程水金先生使用了“數字卦”“數字符號”“筮卦符號”等名稱，將“數字卦”和“符號卦”“數字符號”和“卦畫符號”視為(wei) 一對概念。[89]同年，陳明遠等先生使用了“數字卦”“數字卦畫”的名稱，並視“數字卦”為(wei) 與(yu) “奇偶卦”“陰陽卦”相平行的概念。[90]此類命名雖然缺乏充分的曆史依據，但是它將“卦”的本質屬性、“數”的構成要素和形式特征結合起來，準確、具體(ti) 而且形象。

由上可知，在“數字卦”名稱廣泛流傳(chuan) 的同時，其他名稱還在被使用，從(cong) 而呈現出異常混亂(luan) 的局麵，但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對“數字卦”名稱的強調、“數字卦”一名在港台地區和海外的傳(chuan) 播，以及“數字卦”一名逐漸得到易學界承認，說明數字卦名稱的使用在複雜多變的同時存在著較為(wei) 明顯的趨於(yu) 統一的跡象。

四、清華簡《筮法》與(yu) “數字卦”名稱的基本統一

清華簡《筮法》公布以後，數字卦研究有了相對充實的材料基礎。以此為(wei) 契機，名稱使用異常混亂(luan) 的情況得到了較大改善，並基本統一到“數字卦”這一名稱上來。

2013年8月，李學勤先生發表《清華簡〈筮法〉與(yu) 數字卦問題》一文，一改“筮數”一名要比“數字卦”更恰當的主張，接受了“數字卦”的名稱，糾正了此前自己所提倡的楚簡數字卦為(wei) 卦畫的說法，認為(wei) 清華簡《筮法》的出現確證了“數字卦是以數字構成的卦”。[91]同年12月，《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四）》出版，收有《筮法》《別卦》等篇，李先生亦使用了“數字卦”一名。[92]自此，“數字卦”一名成為(wei) 李學勤先生所用的定名，[93]且學界稱名亦趨於(yu) 統一。2014年12月4日至8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與(yu) 儒家經典專(zhuan) 題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在煙台召開，它對於(yu) “數字卦”名稱的統一在客觀上起到了推動作用。在此次會(hui) 議上，盡管李尚信先生稱“筮卦”，蔡飛舟先生稱“筮數”，但是大部分學者，如美國漢學家夏含夷、柯鶴立先生，中國學者林忠軍(jun) 、姚小鷗、高中華、張克賓、劉光勝、黃傑、董春、劉彬、張文智、李銳、賈連翔等先生，皆不約而同地使用了“數字卦”一名。[94]這種現象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學界用名已經基本統一到“數字卦”上來。這種統一，正是由於(yu) 清華簡《筮法》確證了“數字卦是以數字構成的卦”，從(cong) 而在學界形成了廣泛的共識。

與(yu) 此次會(hui) 議所反映的情況類似，在2013年8月至2018年10月數字卦研究終結論提出期間，“數字卦”一名基本成為(wei) 學界的通名。在中國大陸，大多數學者都采用了“數字卦”一名：見於(yu) 刊物者，如郭沂、李尚信、程浩、孫航、孫曉春、賈連翔、劉光勝、白軍(jun) 鵬、子居、陳建仁、侯乃峰、謝炳軍(jun) 、金春峰、張文智、李銳、賴少偉(wei) 、吳曉欣、李安竹、李紅薇、吳雪飛等先生；[95]見於(yu) 書(shu) 籍者，如張顯成、張濤、王化平等先生；[96]見於(yu) 學位論文者，如賈連翔、曹振嶽、邊曉冰、張娜、殷文超等先生；[97]見於(yu) 網絡者，如仲元吉、周偉(wei) 等先生。[98]其中，李尚信先生又使用“筮數易卦”“筮數卦”的名稱，劉光勝、邊曉冰先生間或稱“易卦符號”，子居先生間或稱“筮數易卦”，謝炳軍(jun) 先生間或稱“數字爻卦”，張娜先生同時使用“數字易卦”的名稱。中國港台地區亦如是，如周錫、陳詠琳、李宛庭、李怡嚴(yan) 、亞(ya) 當·施沃慈等先生都采用了“數字卦”的名稱。[99]其中，陳詠琳先生還使用“筮數易卦”一名。國外學者，如韓國學者元勇準、美國學者柯鶴立等先生，均使用“數字卦”的名稱。[100]盡管或有使用其他名稱者，但是皆難以影響“數字卦”一名的主流地位。

五、“數字卦研究終結論”與(yu) “數字卦”名稱的繼續使用

在對“數字卦”相關(guan) 概念進行反思的基礎上，丁四新先生提出了“數字卦研究終結論”，認為(wei) 以“數字卦”名義(yi) 進行的研究應當走向終結。此說提出之後，相關(guan) 研究變得愈加謹慎，但“數字卦”一名的使用仍在繼續。

2018―2019年，在對學術史進行梳理和概念辨析的基礎上，丁四新先生提出數字卦研究終結論，主張“數字卦研究應當走向終結”，回歸先秦易學研究的視域，“相關(guan) 學術研究活動雖然仍可以繼續，但‘數字卦’的名義(yi) 應當取消”。他這樣說的理由主要有五點：一是“數字卦”是今人提出的粗糙術語，“缺乏曆史的正當性”；二是“數字卦”的命名多半出於(yu) 今人的驚奇或無知，“缺乏命名上的正當性”；三是“‘數字卦’概念的使用，在早期易學和考古學領域引發了混亂(luan) ”；四是所有易卦都來源於(yu) 筮數，這一概念“繼續存在的意義(yi) 不足”；五是“數字卦研究的基本任務已經完成”，即“奇字”之謎、易卦和陰陽爻畫的來源已經得到有效回答。因此，“‘數字卦’的名義(yi) 應當取消”“數字卦研究本身應當走向終結”，相關(guan) 研究應該轉移到先秦易學或傳(chuan) 統易學上來。[101]

數字卦研究終結論提出以後，以“數字卦”名義(yi) 進行的研究開始降溫，相關(guan) 討論變得愈加謹慎。值得注意的是，在終結論提出以後，“數字爻畫”“數字爻卦”“數字爻畫卦”等概念受到了學界的重視。如譚德貴先生將新石器時代和商周戰國的數字卦材料統稱為(wei) “卦爻（圖像）符號”，並將其分為(wei) “陰陽爻畫”和“數字爻畫”兩(liang) 類，認為(wei) 它們(men) 是兩(liang) 套獨立的筮占體(ti) 係，且“陰陽爻畫”的出現早於(yu) “數字爻畫”。[102]與(yu) 此同時，“數字卦”一名仍在流行：見於(yu) 刊物者，如馬曉穩、付希亮、張毅、李忠林、孫航、史亞(ya) 當、江林昌、許子瀟、辛亞(ya) 民、楊勝男、馮(feng) 華、譚德貴、譚明冉、李銳、張朋、王暉等先生；[103]見於(yu) 書(shu) 籍者，如季旭升、夏含夷、賈連翔等先生；[104]見於(yu) 學位論文者，如曹雨田、張勝男、孫航等先生；[105]見於(yu) 會(hui) 議論文者，如劉光勝、漢伊理等先生。[106]盡管馬曉穩、史亞(ya) 當等先生同時使用“數位卦”“筮卦”“數字卦象”等名稱，但“數字卦”一名在研究實踐中仍在流行。

在終結論提出之後，“數字卦”的名稱遲遲未能取消，有約定俗成和學術慣性等方麵的原因，但從(cong) 根本上看是由於(yu) 這一用名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終結論雖然主張取消“數字卦”的名義(yi) ，但承認這一概念具有合理性，認為(wei) 從(cong) 約定俗成或當代學術史以及以“數字”為(wei) 構成要素的角度看，“數字卦”的概念是可以成立的，隻是稱為(wei) “數字爻卦”或“數字爻畫卦”更恰當一些。[107]“由數字構成的特殊符號”是“數字卦”的基本特征，也是自張政烺先生開始學界對這一概念的主要認知和基本共識。也就是說，“數字卦”從(cong) 一開始指向的就是由數字爻構成的卦即“數字爻（畫）卦”。所謂數字卦具有兩(liang) 大特點，一是“卦”的本質屬性，二是“數”的構成要素和形式特征。在《周易》中，卦具有幾個(ge) 特點：一是三爻或六爻成卦的結構特征，二是由陰陽爻畫構成的形式特征，三是以筮法為(wei) 其根本來源。與(yu) 之相比，數字卦絕大多數是三爻卦、六爻卦，隻存在極少數的四爻卦、五爻卦。[108]數字卦雖然由奇偶數字組成，具有不同於(yu) 陰陽爻畫的表現形式，但二者都來源於(yu) 筮法，且陰陽爻畫在本質上也是數字。因此，可以說“卦”是數字卦的根本屬性。與(yu) 此同時，數字卦不僅(jin) 由筮數組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數”的直觀形式。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數字卦”一名不僅(jin) 能夠反映其本質，而且準確概括了其特點，因此具有內(nei) 容和形式上的雙重合理性。此其一。

其二，數字卦屬於(yu) “卦畫”，但不等於(yu) “卦畫”。盡管數字卦在整體(ti) 上不是“數”而是“畫”——這一點“卦”字本身即可表明，但是作為(wei) “爻”的“數字”是其構成要素，“數字爻”本身不僅(jin) 是數字，具有“爻象”，而且可以相加取和比較大小，作為(wei) 判斷吉凶的依據。清華簡《筮法》中有一個(ge) 重要的詮釋原則“眾(zhong) 勝寡”，其含義(yi) 之一是可以通過上卦和下卦筮數取和並比較大小的方式判斷吉凶。如第十六節《戰》：

凡是，內(nei) 勝外。凡是，外勝內(nei) 。[109]

學界對於(yu) 這兩(liang) 例的理解，大體(ti) 上可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是筮數說，它以內(nei) 外卦筮數取和並比較大小解釋“內(nei) 勝外”“外勝內(nei) ”，代表學者有馬楠、王化平、季旭升等先生；二是五行說，它以內(nei) 外卦的五行相克進行解釋，代表學者是子居先生。[110]就具體(ti) 卦例而言，兩(liang) 種方案雖然都解釋得通，但相較之下，前者更符合《筮法》所明言之“夫天之道，男勝女，眾(zhong) 勝寡”[111]的總原則。因為(wei) 《筮法》中雖然存在以五行解釋的情況，但是五行說既與(yu) “男勝女”相悖，又不符合“眾(zhong) 勝寡”的原則。第一例外卦為(wei) 坎，於(yu) 《筮法》五行為(wei) 火，又為(wei) 男卦；內(nei) 卦為(wei) 離，於(yu) 《筮法》五行為(wei) 水，又為(wei) 女卦。從(cong) 五行的角度說是離水克坎火，為(wei) “內(nei) 勝外”；從(cong) “男勝女”的角度說為(wei) 坎男勝離女，是“外勝內(nei) ”。因此，筮數說是較為(wei) 可取的方案。數字卦本身建基於(yu) 筮數，筮數又可以相加取和進而判斷吉凶。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數字卦”在整體(ti) 上雖然是“畫”而非“數”，但它和“卦畫”之間不能簡單劃等號。

其三，“筮卦”“易卦”“卦畫”等傳(chuan) 統易學中固有的概念在具體(ti) 問題的討論中不切實用，而“數字卦”“奇偶卦”“爻畫卦”等名稱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其不足。對於(yu) “筮卦”“易卦”“卦畫”“數字卦”等概念，丁四新先生進行了剖析，認為(wei) “筮卦”是指“實占之卦”“‘易卦’兼指筮卦和《三易》之卦”“卦畫”是指由爻畫包括筮數和陰陽爻構成的圖畫整體(ti) ，“數字卦”是指由數字爻構成的數字爻（畫）卦。其中，“易卦”包括三大類：第一類“純由一奇一偶兩(liang) 個(ge) 數字構成”，指“三《易》”經文之六十四卦和八經卦，如出土《周易》、秦簡《歸藏》和清華簡《別卦》；第二類“由具體(ti) 揲蓍活動演算而成”，指實占之卦的“筮卦”，如“戰國楚卜筮祭禱簡上的筮數及絕大多數殷周甲金文中的六位數字組”；第三類是“卦例性質”的易卦，如清華簡《筮法》。[112]如果是從(cong) 共時性的視角分析不同卦畫之間的關(guan) 係，則“筮卦”“易卦”“卦畫”等傳(chuan) 統易學概念的確足矣；但若從(cong) 曆時性的視角探討不同卦畫之間的發展、演變，由於(yu) 概念之間的區分度不夠明顯，隻使用傳(chuan) 統易學概念就會(hui) 引發不必要的混亂(luan) 。如在分析數字卦的演變時，譚明冉先生同時使用“奇偶卦”“數字卦”“爻畫卦”的概念，認為(wei) 卦符的發展經曆了一個(ge) 由“奇偶卦”到“數字卦”再到“爻畫卦”的變化過程。[113]這樣的觀點或許還有商榷的餘(yu) 地，但討論類似問題，單靠“筮卦”“易卦”“卦畫”等傳(chuan) 統概念是有欠缺的。而且，從(cong) 傳(chuan) 播學的角度講，“數字卦”一名生動形象，指向明確，更易於(yu) 接受。因此，終結論雖有較為(wei) 充分的理由，但與(yu) 其驟然廢止“數字卦”的概念，不如在嚴(yan) 加限定的前提下謹慎使用之。

數字卦研究終結論是在先秦易學研究整體(ti) 視域下的觀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數字卦研究遇到瓶頸的客觀現實。在終結論提出以後，“數字卦”名稱雖然仍被沿用，但相關(guan) 研究開始降溫是不爭(zheng) 的事實。盡管如此，由於(yu) “數字卦”一名本身具有自身的合理性等原因，與(yu) 其說終結論的提出意味著以“數字卦”名義(yi) 進行的研究應當終結，不如說是對這項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抬高了數字卦研究的專(zhuan) 業(ye) 門檻。

結語

在研究數字卦的過程中，名稱的使用存在一個(ge) 相對複雜的動態發展過程，大體(ti) 上包括醞釀、產(chan) 生、傳(chuan) 播、基本統一和謹慎使用五個(ge) 階段。1978年12月初，在吉林大學古文字研討會(hui) 上，張政烺先生提出易卦說，為(wei) “數字卦”名稱的產(chan) 生奠定了內(nei) 容上的基礎。1984年，在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上，蕭萐父、唐明邦、張岱年等先生使用“數字卦”的名稱，標誌著其形式和內(nei) 容融為(wei) 一體(ti) 。1987年，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召開，促進了這一名稱在港台地區和海外的傳(chuan) 播。此後，數字卦名稱的使用明顯呈現出趨於(yu) 統一的跡象。2013―2014年，清華簡《筮法》的公布和煙台會(hui) 議的舉(ju) 辦，使其用名基本統一到“數字卦”上來。2018年，丁四新先生提出數字卦研究終結論，客觀上提高了此項研究的門檻，使相關(guan) 研究開始降溫，但“數字卦”的名稱仍被繼續使用。作為(wei) 當代易學研究的重要問題，數字卦研究的曲折曆程由此可見一斑。

注釋

[1]參見邢文《數字卦與(yu) 〈周易〉形成的若幹問題》，載《台大中文學報》總第27期，2007年，第7-16頁；丁四新《數字卦研究的階段、貢獻及其終結》，載《周易研究》2018年第5期，第50-51頁；丁四新《數字卦及其相關(guan) 概念辨析》，載《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3期，第30-36、59頁。

[2]參見《吉林大學古文字學術討論會(hui) 紀要》，載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北京：中華書(shu) 局，1979年，第2-3頁。

[3]參見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載《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第403-415頁；張政烺《帛書(shu) 〈六十四卦〉跋》，載《文物》1984年第3期，第9-11頁；張政烺《殷虛甲骨文中所見的一種筮卦》，載中華書(shu) 局編輯部編《文史》第二十四輯，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1-8頁；張政烺《易辨——近幾年根據考古材料探討〈周易〉問題的綜述》，載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7-196頁。

[4]參見徐錫台、樓宇棟《西周卦畫探原——周原出土卜甲上卦畫初探》，載《中國考古學會(hui) 第一次年會(hui) 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59-162頁。

[5]參見張亞(ya) 初、劉雨《從(cong) 商周八卦數字符號談筮法的幾個(ge) 問題》，載《考古》1981年第2期，第154-163頁。

[6]參見陝西周原考古隊《扶風縣齊家村西周甲骨發掘簡報》，載《文物》1981年第9期，第5-7頁。

[7]參見管燮初《商周甲骨和青銅器上的卦爻辨識》，載四川大學曆史係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六輯，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1年，第141-149頁；管燮初《數字易卦探討兩(liang) 則》，載《考古》1991年第2期，第143-146頁。

[8]參見李學勤《西周甲骨的幾點研究》，載《文物》1981年第9期，第7-12頁。

[9]參見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載《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第109-110頁。

[10]參見徐中舒《數占法與(yu) 〈周易〉的八卦》，載中國古文字研究會(hui) 、山西省文物局、中華書(shu) 局編輯部編《古文字研究》第十輯，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3年，第379-387頁。

[11]參見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30頁。

[12]參見饒宗頤《殷代易卦及有關(guan) 占卜諸問題》，載中華書(shu) 局編輯部編《文史》第二十輯，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3年，第1-13頁。

[13]參見龐樸《陰陽五行探源》，載《中國社會(hui) 科學》1984年第3期，第84-85頁；龐樸《周易古法與(yu) 陰陽觀念》，載《國際漢學》編委會(hui) 編《國際漢學》第一期，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1995年，第35-38頁。

[14]參見丁四新《數字卦研究的階段、貢獻及其終結》，載《周易研究》2018年第5期，第46頁。

[15]參見張政烺《易辨——近幾年根據考古材料探討〈周易〉的綜述》，載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第177-196頁。

[16]參見徐錫台《數與(yu) 〈周易〉關(guan) 係的探討》，載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第197-222頁。

[17]參見蕭萐父《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開幕詞——1984年5月30日於(yu) 武昌》，載張武主編《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史料輯集》，武漢：湖北省社會(hui) 科學院哲學所、武漢大學哲學係、湖北省哲學史學會(hui) ，1984年，第7頁；蕭萐父《〈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開幕詞（代序言）》，載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第3-4頁。

[18]參見唐明邦《唐明邦同誌在開幕式上的發言》，載張武主編《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史料輯集》，第137頁。

[19]參見張岱年《張岱年教授在大會(hui) 閉幕式上的發言〈摘要〉》，載張武主編《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史料輯集》，第143頁。

[20]參見劉蔚華《〈易經〉中的樸素辯證法思想》，載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1986年，第24-26頁；張武主編《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史料輯集》，第160-163頁。

[21]參見韓仲民《帛書(shu) 〈周易〉六十四卦淺說》，載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第223-232頁；溫少峰《〈周易〉的“卦”與(yu) “象”——〈八卦釋象〉前言》，載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第250頁；劉先枚論南方之學與(yu) 北方之學的辯證發展——南〈老〉北〈易〉源流初探，載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第555頁。

[22]參見羅熾《〈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觀點綜述》，載《江漢論壇》1984年第8期，第31頁；張武《〈周易〉研究的新成果、新特點、新趨勢——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概要》，載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1986年，第610-612頁。

[23]參見徐錫台《周原齊家村出土西周卜辭淺釋》，載人文雜誌編輯部編《西周史研究》，西安：人文雜誌編輯部，1984年，第334-339頁。

[24]參見陳全方《周原出土陶文研究》，載《文物》1985年第3期，第75頁。

[25]參見蕭漢明《論〈周易〉的哲學思想與(yu) 爻性爻位的關(guan) 係》，載《武漢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1985年第5期，第43頁。

[26]參見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80—1982年安陽苗圃北地遺址發掘簡報》，載《考古》1986年第2期，第114、117、124頁。

[27]參見鄭若葵《安陽苗圃北地新發現的殷代刻數石器及相關(guan) 問題》，載《文物》1986年第2期，第46-51頁。

[28]參見羅西章、王均顯《周原扶風地區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認識》，載《文物》1987年第2期，第19-20頁。

[29]參見劉大鈞《〈大易論集摘要〉序》，載畢群聖主編《大易論集摘要》，濟南：山東(dong) 友誼書(shu) 社，1990年，序第1頁；畢群聖主編《大易論集摘要》，第198-254頁；劉大鈞《〈大易集成〉前言》，載劉大鈞主編《大易集成》，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前言第1頁。

[30]參見徐錫台《研討殷墟卜辭中“巫”“燎”“帝”三字產(chan) 生的本義(yi) ——兼論〈易〉卦起源的若幹問題》，載劉大鈞主編《大易集成》，第1-17頁。

[31]參見周立升《契數與(yu) 〈周易〉》，載劉大鈞主編《大易集成》，第31-42頁；周立升《契數與(yu) 〈周易〉（摘要）》，載畢群聖主編《大易論集摘要》，第81-82頁。

[32]參見潘雨廷《論〈左傳(chuan) 〉與(yu) 易學》，載《易學史發微》，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13頁。

[33]參見黃沛榮《近十年來海峽兩(liang) 岸易學研究的比較》，載《周易研究》1989年第1期，第96-102頁；黃沛榮《近代出土文物在〈易〉學研究上的意義(yi) 》，載《“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總第20期，2010年，第53-80頁。

[34]參見戴璉璋《易傳(chuan) 之形成及其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第234-243頁。

[35]參見謝雲(yun) 飛《原始文字及其中的一些數字組》，載《第三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6-9頁；李殿魁《從(cong) 出土考古資料及書(shu) 麵資料試探易之起源與(yu) 真相（一）》，載《中國文字》新17期，1993年，第255-261頁；許學仁《戰國楚墓〈卜筮〉類竹簡所見“數字卦”》，載《中國文字》新17期，1993年，第263-282頁。

[36]參見梁敢雄《〈周易〉及〈連山〉占數卦考》，載《中華易學》1997年第6期，第52-55頁。

[37]參見季旭升《古文字中的易卦材料》，載劉大均主編《象數易學研究》第三輯，成都：巴蜀書(shu) 社，2003年，第10-39頁。

[38]參見鄭吉雄《中國古代形上學中數字觀念的發展》，載《周易研究》2006年第5期，第3-17頁；賴貴三《說“易”在上古的形成、流傳(chuan) 與(yu) 詮釋》，載《易學思想與(yu) 時代易學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第140-166頁；餘(yu) 廼永《〈易經〉之“易”乃剔也及簡易也的字義(yi) 溯源——由甲骨卜辭之數字卦至〈周易〉陰陽兩(liang) 爻的易數之學》，載《華學（第九、十）輯》第1冊(ce)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5-69頁。

[39]參見[美]夏含夷《〈周易〉筮法原無“之卦”考》，載《周易研究》1988年第1期，第15-16頁。

[40]參見[美]成中英《〈易〉的象、數、義(yi) 、理一體(ti) 同源論》，載《周易研究》1990年第1期，第9頁。

[41]參見[法]汪德邁《從(cong) 文字的創造到〈易經〉係統的形成：中國原始文化特有的占卜學》，載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yu) 研究中心編《儒家典籍與(yu) 思想研究》第三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16-324頁。

[42]參見劉大鈞《〈大易集成〉前言》，載劉大鈞《大易集成》，前言第1-2頁。

[43]參見劉大鈞《關(guan) 於(yu) “圖”“書(shu) ”及今本與(yu) 帛本卦序之探索》，載《象數易學研究》第一輯，濟南：齊魯書(shu) 社，1996年，第9-10頁。

[44]參見劉大鈞《百年易學研究回顧與(yu) 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開幕辭（2000年10月31日於(yu) 濟南）》《百年易學研究回顧與(yu) 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閉幕詞（2000年11月2日於(yu) 濟南）》，載《周易研究》2001年第1期，第86、90頁。

[45]參見參見劉大鈞總主編《1900—2009百年易學菁華集成初編·出土易學文獻》，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0年。

[46]參見韓仲民《帛書(shu) 〈周易〉六十四卦淺說》，載《江漢論壇》1984年第8期，第20-21頁。

[47]參見韓仲民《帛書(shu) 〈係辭〉淺說——兼論易傳(chuan) 的編纂》，載《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第23-29頁。

[48]參見張立文《〈周易〉帛書(shu) 淺說》，載湯一介主編《中國文化與(yu) 中國哲學1988》，北京：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1990年，第85-102頁；張立文《〈周易〉的智慧》，載《周易研究》2002年第1期，第47頁。

[49]參見王新春《首屆海峽兩(liang) 岸〈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紀要》，載《哲學動態》1993年第11期，第13-15頁。

[50]參見王新春《哲學視域中戰國楚竹書(shu) 〈周易〉的文獻價(jia) 值》，載《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第20-29頁；王新春《清華簡〈筮法〉的學術史意義(yi) 》，載《周易研究》2014年第6期，第5-16頁。

[51]參見林忠軍(jun) 《王家台秦簡〈歸藏〉出土的易學價(jia) 值》，載《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第6-8頁；林忠軍(jun) 《試論易學象數起源與(yu) 〈周易〉文本形成》，載《哲學研究》2012年第10期，第43-49頁。

[52]參見廖名春《長安西仁村陶拍數字卦解讀》，載《周易研究》2003年第5期，第8-13頁。

[53]參見陳仁仁《從(cong) 楚地出土易類文獻看〈周易〉文本早期形態》，載《周易研究》2007年第3期，第3-16頁。

[54]參見王化平《數字卦兩(liang) 點思考》，載《求索》2005年第12期，第213-215頁；王化平《數字卦與(yu) 〈周易〉》，載《周易研究》2009年第2期，第19-23頁；王化平《〈左傳(chuan) 〉和〈國語〉之筮例與(yu) 戰國楚簡數字卦畫的比較》，載《考古》2011年第10期，第62-67頁；梁韋弦《關(guan) 於(yu) 數字卦與(yu) 六十四卦符號體(ti) 係之形成問題》，載《周易研究》2007年第1期，第14-19頁；張朋《數字卦與(yu) 占筮——考古發現中的筮法及相關(guan) 問題》，載《周易研究》2007年第4期，第7-12頁；張朋《數字卦的解讀以及〈易〉卦起源》，載《中州學刊》2010年第1期，第151-155頁；賴祖龍《筮數易卦源流研究》，山東(dong) 大學2008年碩士學位論文，第3-5頁。

[55]參見劉鄂培《試論〈周易〉的兩(liang) 個(ge) 基本符號的意義(yi) 兼論卦象源於(yu) 數字》，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1988年第3期，第47-58頁。

[56]參見姚生民《淳化縣發現西周易卦符號文字陶罐》，載《文博》1990年第3期，第55-57頁。

[57]參見洛陽文物工作隊《洛陽東(dong) 周王城戰國陶窯遺址發掘報告》，載《考古學報》2003年第4期，第573-574頁。

[58]參見喻博文《〈周易〉研究十年述要》，載《煙台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1991年第3期，第13-20頁。

[59]參見陳公柔、劉雨《殷周金文中的象與(yu) 數》，載《周易與(yu) 自然科學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9-96頁。

[60]參見晏昌貴《西周陶簋所見筮數、圖象考釋》，載《周易研究》2009年第2期，第12-18頁。

[61]參見陳世輝、湯餘(yu) 惠《古文字學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0頁。

[62]參見肖楠《安陽殷墟發現“易卦”卜甲》，載《考古》1989年第1期，第66-70頁；馮(feng) 時《殷墟“易卦”卜甲探索》，載《周易研究》1989年第2期，第13-21頁；曹定雲(yun) 《殷墟四盤磨“易卦”卜骨研究》，載《考古》1989年第7期，第636-641頁；曹定雲(yun) 《新發現的殷周“易卦”及其意義(yi) 》，載《考古與(yu) 文物》1994年第1期，第46-51頁；晁福林《西周易卦與(yu) 筮法初探》，載《周易研究》1995年第3期，第1-9頁；晁福林《商代易卦筮法初探》，載《考古與(yu) 文物》1997年第5期，第58-62、14頁。

[63]參見鎮江營考古隊《鎮江營遺址發掘工作介紹》，載孫進己等主編《中國考古集成·華北卷·新石器（一）》，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4年，第43頁。

[64]參見徐冬昌《青墩出土麋鹿角上刻劃紋之文化涵義(yi) 探析》，載《東(dong) 南文化》1990年第5期，第299-301頁。

[65]參見黎子耀《殷契卜辭及周金銘文紀日幹支中之易卦》，載《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1993年第1期，第56-64頁。

[66]參見李棪《早周骨甲所刻易卦筮符綜說》，載《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hui) 論文集（續編）》，1995年，第31-52頁。

[67]參見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豐(feng) 鎬工作隊《1997年灃西發掘報告》，載《考古學報》2000年第2期，第199-256頁。

[68]參見陝西省考古研究所《2000年長安、戶縣古遺址調查簡報》，載《考古與(yu) 文物》2002年增刊《先秦考古》，第23-31頁。

[69]參見郭永秉《讀〈戰國成君鼎銘及其相關(guan) 問題〉小記》，載《中國曆史文物》2008年第3期，第74-75頁。

[70]參見徐錫台《奇偶數與(yu) 圖形畫——釋四位奇數和四位（包括五位）陰陽符號排列組合成的圖形畫》，載《周易研究》1990年第1期，第54-56頁；徐錫台《〈周易〉探源》，載《人文雜誌》1992年第3期，第83-86頁；《淳化出土西周陶罐刻劃奇偶數圖形畫研討》，載《考古與(yu) 文物》1994年第1期，第52-56頁；徐錫台《奇偶數圖形畫及其卦序的探討》，載《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hui) 論文集（續編）》，1995年，第1-29頁。

[71]參見李西興(xing) 《淳化縣出土西周陶罐上易卦數符管見》，載《文博》1990年第6期，第33-38頁。

[72]參見管燮初《數字易卦探討兩(liang) 則》，載《考古》1991年第2期，第143-146頁。

[73]參見蔡運章《筮數易卦研究（內(nei) 容提要校訂稿）》，載《中國第三屆西周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1996年；蔡運章《商周筮數易卦釋例》，載《考古學報》2004年第2期，第131-156頁；蔡運章《秦簡〈寡〉、〈天〉、〈䖭〉諸卦解詁——兼論〈歸藏易〉的若幹問題》，載《中原文物》2005年第1期，第42-52、68頁；蔡運章、安亞(ya) 偉(wei) 《西周陶簋所見圖畫、筮數和文字簡論》，載《考古》2007年第2期，第61-66頁；安亞(ya) 偉(wei) 《河南洛陽市唐城花園西周墓葬的清理》，載《考古》2007年第2期，第94-96頁；郭引強、蔡運章、周建亞(ya) 等《叢(cong) 書(shu) 前言》，載張政烺著，李零等整理《張政烺論易叢(cong) 稿》，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1年，第2-3頁。

[74]參見蔡運章《論甲骨金文中的互體(ti) 卦》，載《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hui) 論文集》，1997年，第169-186頁。

[75]參見張金平、楊效雷《商周四爻筮數（或符號）易卦考釋》，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4年第2期，第7-9頁；楊效雷、張金平《殷墟“易卦卜甲”解讀》，載《中原文物》2014年第4期，第46-47、122頁；楊效雷《考古發現與(yu) 〈易〉學溯源研究·序》，載張金平《考古發現與(yu) 〈易〉學溯源研究》，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15年，序第1頁。

[76]楊效雷、張金平《陝西淳化西周陶罐筮數易卦新探》，載《周易研究》2013年第4期，第27頁；張金平《考古發現與(yu) 易學溯源研究》，第198頁。

[77]參見安陽市文物工作隊《1995—1996年安陽劉家莊殷代遺址發掘報告》，載《華夏考古》1997年第2期，第34-35頁。

[78]參見楊向奎《宗周社會(hui) 與(yu) 禮樂(le) 文明》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6頁。

[79]參見宋鎮豪《再論殷商王朝甲骨占卜製度》，載《中國曆史博物館館刊》1999年第1期，第24頁；宋鎮豪《談談〈連山〉和〈歸藏〉》，載《文物》2010年第2期，第48-58頁。

[80]參見曹瑋《陶拍上的數字卦研究》，載《文物》2002年第11期，第65-71頁；曹瑋《周原新出西周甲骨文研究》，載《考古與(yu) 文物》2003年第4期，第43-49頁；曹瑋《周原出土甲骨文》，載《收藏》2010年第6期，第59-64頁。

[81]參見王長豐(feng) 等《浙江跨湖橋遺址所出刻劃符號試析》，載《東(dong) 南文化》2008年第1期，第26-29頁。

[82]參見孟憲武《商代筮卦的幾組文物》，載《安陽殷墟考古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7-90頁。

[83]參見程二行、彭公璞《〈歸藏〉非殷人之易考》，載《中國哲學史》2004年第2期，第100-107頁。

[84]參見史善剛《數字易卦的演變與(yu) 發展》，載《哲學與(yu) 文化》2004年第10期，第3-14頁；史善剛《數字卦與(yu) 簡帛易》，載《中州學刊》2005年第6期，第145-149頁；史善剛《數字易卦與(yu) 易經》，載《齊魯學刊》2006年第6期，第5-9頁；史善剛、董延壽《〈易經〉成書(shu) 時代考》，載《中州學刊》2009年第2期，第158-160頁；史善剛、董延壽《王家台秦簡〈易〉卦非“殷易”亦非〈歸藏〉》，載《哲學研究》2010年第3期，第34-41頁；董延壽、史善剛《論西周易卦與(yu) 〈易經〉》，載《哲學研究》2011年第12期，第28-38、56頁；董延壽、史善剛《論帛書(shu) 〈易經〉中的卦畫與(yu) 爻畫》，載《哲學研究》2014年第1期，第36-43頁。

[85]參見董延壽、史善剛《論帛書(shu) 〈易經〉中的卦畫與(yu) 爻畫》，載《哲學研究》2014年第1期，第36-43頁。

[86]參見王振複《上博館藏楚竹書(shu) 〈周易〉初析》，載《周易研究》2005年第1期，第10-16頁。

[87]參見徐天進《周公廟遺址的考古所獲及所思》，載《文物》2006年第8期，第55-62頁。

[88]參見孫敬明《陳莊考古發現比較摭談》，載《管子學刊》2010年第3期，第111-114頁；孫敬明、趙克增《陳莊筮甲》，載《中原文物》2014年第3期，第44-50頁。

[89]參見程水金《龜卜筮占的遞興(xing) 與(yu) 〈易〉卦符號的性質》，載《周易研究》2012年第1期，第15-24頁。

[90]參見陳明遠、[美]金岷彬《關(guan) 於(yu) “陶器時代”的論證（之三）八卦起源於(yu) 陶器時代的數字卦》，載《社會(hui) 科學論壇》2012年第4期，第31-42頁。

[91]參見李學勤《出土筮數與(yu) 三易研究》，載朱曉海主編《新古典新義(yi) 》，台北：台灣學生書(shu) 局，2001年，第107-112頁；李學勤《出土筮數與(yu) 三易研究》，載《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shu) 社，2006年，第273-279頁；李學勤《清華簡〈筮法〉與(yu) 數字卦問題》，載《文物》2013年第8期，第66-69頁。

[92]參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上海：中西書(shu) 局，2013年，第75頁。

[93]參見李學勤《〈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最新整理報告揭示〈筮法〉〈別卦〉與(yu) 〈算表〉》，載《中國文化報》2014年1月14日第8版；李學勤《關(guan) 於(yu) 清華簡〈筮法〉的五點認識和五個(ge) 問題——在清華簡與(yu) 儒家經典專(zhuan) 題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上的演講》，載《濟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6年第3期，第5-9頁。

[94]參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與(yu) 儒家經典專(zhuan) 題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集》，2014年，第1-137頁。

[95]參見郭沂《從(cong) 自然易到道德易而形上易——試論三代文化與(yu) 〈周易〉的成書(shu) 》，載《周易研究》2013年第5期，第5-11頁；李尚信《論清華簡〈筮法〉的筮數係統及其相關(guan) 問題》，載《周易研究》2013年第6期，第5-10頁；程浩《清華簡〈筮法〉與(yu) 周代占筮係統》，載《周易研究》2013年第6期，第11-16頁；孫航《清華簡〈筮法〉芻議》，載《周易文化研究》第五輯，北京：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3-44頁；孫曉春《〈周易〉符號係統的形成及其文化史意義(yi) ——從(cong) 出土與(yu) 傳(chuan) 世文獻相結合的角度看》，載《周易研究》2014年第1期，第32頁；賈連翔《清華簡〈筮法〉與(yu) 楚地數字卦演算方法的推求》，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hui) 科學版）》2014年第3期，第57-60頁；劉光勝《從(cong) 清華簡〈筮法〉看早期易學轉進》，載《曆史研究》2015年第5期，第76-91頁；白軍(jun) 鵬《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出土數字卦鼎及相關(guan) 問題》，載《考古》2014年第12期，第90-93頁；子居《清華簡〈筮法〉解析》修訂稿上，載《周易研究》2014年第6期，第17-28頁；陳建仁《“數字卦”考辨》，載《社會(hui) 科學論壇》2015年第3期，第93-97頁；侯乃峰《釋清華簡〈筮法〉的幾處文字與(yu) 卦爻取象》，載《周易研究》2015年第2期，第19-22頁；謝炳軍(jun) 《清華簡〈筮法〉理論性與(yu) 體(ti) 係性新探》，載《理論月刊》2015年第6期，第52-56頁；金春峰《從(cong) 邏輯與(yu) 曆史的統一解答〈周易〉古經的一些問題——讀〈易〉劄記》，載《周易研究》2015年第4期，第5-18頁；張文智《從(cong) 出土文獻看京房“六十律”及“納甲”說之淵源》，載《周易研究》2015年第5期，第29-37頁；李銳《讀清華簡〈筮法〉劄記》，載中國文化遺產(chan) 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五輯，上海：中西書(shu) 局，2016年，第89-92頁；等等。

[96]參見參見王化平、周燕《萬(wan) 物皆有數：數字卦與(yu) 先秦易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97]參見賈連翔《出土數字卦材料整理與(yu) 研究》，清華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第3、124、207頁；曹振嶽《清華簡〈筮法〉研究》，曲阜師範大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第29-30頁；邊曉冰《出土數字卦“兩(liang) 係用數體(ti) 係”假說研究》，曲阜師範大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第53頁；張娜《出土易學文獻“卦體(ti) 兩(liang) 係”問題研究》，曲阜師範大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第5、23頁；殷文超《出土文獻視角下〈周易〉的卦畫與(yu) 卦名研究》，華東(dong) 師範大學2017年碩士學位論文，第8頁。

[98]參見仲元吉《數字卦與(yu) 重卦說》，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3091；周偉(wei) 《殷墟所見易卦文物》，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sEpbmE9irvefdtXfUpMhAg。

[99]參見周錫《論“觀象係辭”與(yu) 〈周易〉的成書(shu) ——兼談“數字卦”問題》，載《中華文化論壇》2015年第1期，第88-94頁；陳詠琳《近代“數字卦”研究考述》，載《台北市立大學學報（人文社會(hui) 類）》2016年第2期，第39-56頁；李宛庭《〈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四）·筮法〉研究》，“國立中興(xing) 大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5頁；李怡嚴(yan) 《術士的占卦秘笈：〈清華簡·筮法〉試探》，載《清華學報》2017年第1期，第157-198頁；亞(ya) 當·施沃慈《從(cong) 象數角度解釋〈筮法〉“死生”篇的一些內(nei) 容》，載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十二輯，上海：中西書(shu) 局，2018年，第127頁。

[100]參見[韓]元勇準著，張悅譯《茶山對“夏商之舊法”說的再檢討——與(yu) 易類出土文獻的比較考察》，載《周易研究》2016年第3期，第64-71頁；[美]柯鶴立《試用清華簡〈筮法〉解讀包山占卜記錄中的卦義(yi) 》，載楊振紅、鄔文玲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六春夏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8-28頁。

[101]參見丁四新《數字卦研究的階段、貢獻及其終結》，載《周易研究》2018年第5期，第50-51、72頁；丁四新《數字卦及其相關(guan) 概念辨析》，載《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3期，第59頁。

[102]參見譚德貴、解加馨於(yu) 《早期出土文物中卦爻符號指稱意義(yi) 研究——與(yu) 數字卦指稱的商榷》，載《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7期，第75-81頁。

[103]參見馬曉穩《殷墟戚家莊出土筮卦戈的討論》，載《甲骨文與(yu) 殷商史》新9輯，2019年，第521-524頁；張毅《論竹書(shu) 筮占材料對〈左傳(chuan) 〉筮例研究的意義(yi) 》，載《孔子研究》2020年第1期，第129-139頁；孫航、楊效雷《李學勤易學研究的成就與(yu) 特點》，載《南開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20年第6期，第179-188頁；史亞(ya) 當《用數術說閱讀數術書(shu) ：〈周易·頤〉“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含義(yi) 新考》，載複旦大學出土文獻與(yu) 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yu) 古文字研究》第9輯，2020年，第398頁；江林昌《考古發現與(yu) 先秦儒家學術思想新認識》，載《海岱學刊》第22輯，濟南：齊魯書(shu) 社，2020年，第7-9頁；辛亞(ya) 民、賈椏釗《八卦新探——卦名來源於(yu) 與(yu) “重卦說”及卦義(yi) 關(guan) 係的探討》，載《世界宗教研究》2021年第2期，第102-104頁；楊勝男、王承略《大衍揲扐法與(yu) 清華簡〈筮法〉揲扐法再探討》，載《周易研究》2021年第3期，第55頁；李銳《鼎卦戈研究》，載中國文化遺產(chan) 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20輯，2022年，第65-71頁；張朋《〈周易〉對陰陽觀念的三重表述》，載《中州學刊》2023年第3期，第133-134頁等等。

[104]參見季旭升主編，張榮焜等合撰《〈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讀本》，台北：萬(wan) 卷樓圖書(shu)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美]夏含夷《出土數字卦文獻輯釋序》，載賈連翔《出土數字卦文獻輯釋》，上海：中西書(shu) 局，2020年，第3頁。

[105]參見曹雨田《考古發現與(yu) 〈易經〉成書(shu) 年代研究》，山東(dong) 師範大學2021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8-35頁；張勝男《前經典時代〈周易〉結構與(yu) 思想形態研究》，哈爾濱師範大學2022年碩士學位論文，第27-31頁；孫航《數字卦研究》，天津師範大學2022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221頁。

[106]參見劉光勝《出土文獻與(yu) 早期易學體(ti) 係的多樣化生成》，載《易學“兩(liang) 創”研討暨〈易圖文獻選輯〉成果發布會(hui) 論文集》上冊(ce) ，2021年，第401-419頁；漢伊理《甲骨占卜實踐與(yu) 〈周易〉的起源》，載《第十屆海峽兩(liang) 岸〈周易〉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集》上冊(ce) ，2023年，第60頁。

[107]參見丁四新《數字卦研究的階段、貢獻及其終結》，載《周易研究》2018年第5期，第72頁；丁四新《數字卦及其相關(guan) 概念辨析》，載《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3期，第34頁。

[108]參見常見的“對卦”，即兩(liang) 兩(liang) 並列形式的數字卦，由兩(liang) 個(ge) 六爻數字卦並列組成，如清華簡《筮法》中的卦畫。它們(men) 雖然由兩(liang) 個(ge) 並列的六爻卦組成，但實際上仍屬於(yu) 六爻成卦的範疇，隻不過是六爻成卦揲蓍程序的重複進行罷了。

[109]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第102頁。

[110]參見馬楠《清華簡〈筮法〉二題》，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hui) 科學版）》2014年第1期，第64頁；王化平、周燕《萬(wan) 物皆有數：數字卦與(yu) 先秦易筮研究》，第180-182頁；季旭升《〈清華四〉芻議：聞問，凡是（征），昭穆》，載複旦大學出土文獻與(yu) 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yu) 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88頁；子居《清華簡〈筮法〉解析》修訂稿上，載《周易研究》2014年第6期，第26-27頁。

[111]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第115頁。

[112]參見丁四新《數字卦及其相關(guan) 概念辨析》，載《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3期，第31-32頁。

[113]參見譚明冉《數字卦和〈周易〉關(guan) 係再探——以〈左傳(chuan) 〉“龜，象也；笙，數也”為(wei) 視角》，載《周易研究》2022年第5期，第82-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