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納言、獻詩以諫製度與(yu) “采詩觀風”話語的形成

作者：顏敏（浙江科技大學人文學院）

來源：《國際儒學》2024年第1期

摘要：周代出納言製度滲透著周代行政職官體(ti) 係，是民間音樂(le) 性言說被大量采集，進入官方禮樂(le) 係統的基礎。出納事人是承擔出政令、納民言這一普遍性職責者的統稱，在履行職能的過程中會(hui) 采集謳、歌、謠、誦等音樂(le) 性言說。周共王時，出納事人正式承擔諫諍的責任。在列者“獻詩以諫”時，通過“語”的過程，音樂(le) 性言說被賦予或進一步明確其中關(guan) 乎時政的褒貶意義(yi) ，具備了“詩”的諫諍作用。“獻詩以諫”在周王室衰敗的兩(liang) 周之際走向興(xing) 盛。納言、諫諍製度的興(xing) 衰與(yu) 《詩》的采集、編纂密切相關(guan) 。“納言”這一話語表述在周代的一以貫之與(yu) 詩的諫諍目的是先秦史書(shu) 不存“采詩觀風”之說的根本原因。儒家根據學派傳(chuan) 《詩》、習(xi) 《詩》目的，將《堯典》的“敷言以奏”具體(ti) 化至《詩》的采集，形成“采詩觀風”話語。

關(guan) 鍵詞：納言；采詩；觀風；獻詩以諫；《詩經》

根據“審音知政”“風”字與(yu) 民風的關(guan) 係等，學界對於(yu) 先秦存在“采詩”行為(wei) ，基本沒有異議。如李輝、李山等都從(cong) 《詩經》文本出發，提供“采詩”的內(nei) 證，（1）《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四）》中《采風曲目》的存在，（2）更是這一論題的有力證據。而這些歌謠，能夠從(cong) 民間進入官方禮樂(le) 係統，必然存在某種輸入渠道或者依憑於(yu) 某種製度。對此，曆來有“行人采詩”“采詩觀風”之說。《漢書(shu) ·食貨誌》:“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yu) 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yu) 天子。”（3）《漢書(shu) ·藝文誌》更直言：“古有采詩之官。”（4）漢人以“行人”為(wei) 采詩官。《周禮》載小行人“使適四方”“及其萬(wan) 民之利害為(wei) 一書(shu) ，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wei) 一書(shu) ，其悖逆暴亂(luan) 作慝猶犯令者為(wei) 一書(shu) ，其劄喪(sang) 凶荒厄貧為(wei) 一書(shu) ，其康樂(le) 和親(qin) 安平為(wei) 一書(shu) 。凡此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yu) 王，以周知天下之故”。（5）付林鵬通過考察周代的行人機構與(yu) 培養(yang) 機製指出：行人具備采詩資格，並在《國風》的編訂中起到很大作用。（6）但在《周禮》的職官係統中除行人外，尚存不少巡行天下、能夠收集到詩歌的官吏，所以“行人采詩”一詞無法總括周代采詩情況。另外，《詩經》十五《國風》雖然名列不同國別，但在篇章形式、韻部、助詞等的使用上有高度的一致性，《詩序》對《詩》的解讀也有較固定的格式和美刺判斷，這都顯示了詩在采集後，有被整理、賦義(yi) 的過程。那麽(me) “詩”進入官方禮樂(le) 係統之前以什麽(me) 形式、手段被采集？“采詩”是個(ge) 職官性的行為(wei) 嗎？其目的何在？先秦史書(shu) 為(wei) 什麽(me) 沒有“采詩觀風”的話語敘述？本文即嚐試解決(jue) 上述問題。

一、早期納言製度的興(xing) 衰及其作用

早期文獻數見“納言”一詞。《尚書(shu) ·堯典》載舜命龍作“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7）《皋陶謨》亦有“工以納言”。《大雅·烝民》載周宣王命仲山甫：“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孔安國傳(chuan) ：“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yu) 上，受上言宣於(yu) 下。”通過這些記載，可以見出上古有一種或者一類職官有“納言”之責，即出納王命，將天子的政令布宣給民眾(zhong) ，通過民言考察政教善惡上傳(chuan) 天子。《泰誓》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重視民言，是周代一以貫之的傳(chuan) 統。“納言”正是這一觀念的實踐。通過梳理先秦傳(chuan) 世、出土文獻，可以發現周代納言製度的實際存在。納言是一個(ge) 具有普遍性的、許多官吏、甚至諸侯都需要承擔的職責，在周代政治曆史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目前可以斷代為(wei) 西周早期，尤其是成、康時期的青銅器銘中有相似的文例，根據稱呼不同，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類。第一類，“用饗/言（王）出內(nei) /入（事人）”：

1.小子生尊：唯王南征，在，王令生辨事於(yu) 公宗，小子生賜金、鬱鬯，用作簋寶尊彝，用對揚王休……用饗出入事人。（《集成》6001）(8)

2.小臣宅簋：唯五月壬辰，同公在豐(feng) ，令宅事伯懋父。伯賜小臣宅畫、戈九，賜金車、馬兩(liang) ，揚公伯休，用作乙公尊彝……用饗王出入。（《集成》4201）

3.伯矩鼎：伯矩作寶彝，用言王出內(nei) 事人。（《集成》2456）

4.衛鼎：衛肈作厥文考己仲寶，用壽，永福，乃用饗王出入事人。（《集成》2733）

還有一件青銅器雖然未係於(yu) 王世，但被歸至西周早期：

伯龢鼎：唯十又二月既望丁醜(chou) ，伯龢作寶鼎，用鄉(xiang) 王出內(nei) 事人。（《新收》NA1690）(9)

《說文》:“內(nei) ，入也”“入，內(nei) 也”。（10）“內(nei) ”“入”互訓。“內(nei) ”，吳大澂認為(wei) “即古納字”“內(nei) 當讀作納”。（11）高田忠周：“今內(nei) 字本義(yi) ，多皆以納為(wei) 之，聲通耳。”（12）可以說，“出入事人”即“出納事人”。

第二類，“用饗王逆複（事/事人）”：

1.伯密父鼎：伯密父作旅貞，用鄉(xiang) 王逆複事人。（《集成》2487）

2.仲爯簋：仲爯作厥寶彝，用鄉(xiang) 王逆複。（《集成》3747）

3.簋：作寶簋，用鄉(xiang) 王逆複事。（《集成》3731）

4.伯者父簋：伯者父作寶簋，用鄉(xiang) 王逆複。（《集成》3748）

5.作冊(ce) 夨令簋：用乍丁公寶簋，用尊事於(yu) 皇宗，用鄉(xiang) 王逆複。（《集成》4300）

李學勤《釋“出入”和“逆造”——金文釋例之一》指出：“出入”“逆造”等都是指人而言，即王或國君的使者。（13）即代替王賜命或者傳(chuan) 達王命者。

若說上麵的“出入事人”“逆複事人”尚不能明顯看出職能。麥組六器中的邢侯方彝和麥方尊的“出納王命”之意則更明顯。

1.邢侯方彝：在八月乙亥，辟邢侯光厥正事，於(yu) 麥宮。賜金，用作尊彝。用邢侯出入令。（《集成》9893）

2.麥方尊：乍冊(ce) 麥賜金於(yu) 辟侯。麥揚，用作寶尊彝，用讚侯逆複明令。（《集成》6015）

此二器是成康時期邢侯的正吏、作冊(ce) 麥得賜吉金而鑄。同一人所作的同類器皿，相同的文例中混用“出入”和“逆複”，可以更明顯地看出兩(liang) 者含義(yi) 相同。此外，叔父卣並用“逆複”“出入”：“女茲(zi) 小鬱彝，女其用饗乃辟侯逆複出入事人”（《集成》5428），亦可為(wei) 證。“出入”和“逆複”後接“令”，李學勤指出：“”，即“將”，將命之人，即為(wei) 使人，傳(chuan) 達國君命令。根據銘文語境，尚無法判斷這些“出納事人”隻是承擔傳(chuan) 達命令的職責，還是接受某項具體(ti) 政令並去執行，但是成康時期，從(cong) 周王室到諸侯國都存在出納命令的官員，是無疑的。此期集中出現“出入事人”“逆複事人”的文例反映出：周代出納事人、出納言製度在此時已經具備了較為(wei) 成熟的機製。

《周禮》亦有“出入”“複逆”之說，其言太仆“掌……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複逆”；小臣“掌王之小命……掌三公及孤卿之複逆”；禦仆“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複”。鄭玄雲(yun) ：“出大命，王之教也。入大命，群臣所奏行”“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shu) ”。諸侯、三公、卿大夫、群吏受王命出之，事畢，則反而報之、上書(shu) 奏事，根據爵位官職的不同，由不同等級的職官接待。此在先秦史書(shu) 中記作“複命”“反命”。如《左傳(chuan) 》:“申叔時使於(yu) 齊，反，複命而退。”（《左傳(chuan) ·宣公十二年》）是天子使臣之出納。“（僖公）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於(yu) 周……歸，複命曰……”(《左傳(chuan) ·僖公十三年》）是諸侯使臣之出納。《孟子》載子產(chan) 使校人畜魚於(yu) 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孟子·萬(wan) 章》）雲(yun) 雲(yun) ，是小吏之出納。“複逆”“逆複”“出入”“出納”雖然表達方式不同，但實際所指相同，都是領受上級命令，出行完成命令，並給以回複。

代行王命者，商代已有。如商王之寢官，朱鳳瀚指出“寢官直接服侍於(yu) 王左右，負責執行或傳(chuan) 達王日常旨意”。（14）周因革殷禮，這一部分內(nei) 容亦被周承接，並成為(wei) 周公製禮的重要內(nei) 容。成康時期，周公被讒。《尚書(shu) ·金滕》:“武王既喪(sang) ，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yu) 國曰：‘公將不利於(yu) 孺子’。”（15）今本《竹書(shu) 紀年》:“成王元年……庚午，周公誥諸侯於(yu) 皇門。”（16）《逸周書(shu) ·皇門》篇即是周公針對讒言所發的誥文。文中追溯了往昔聖王的賢臣能夠誠實通達地進善言，“其善臣……罔不允通，鹹獻言，在於(yu) 王所”，使“王用有監，明憲朕命，用克和有成，用能承天嘏命”。而“至於(yu) 厥後嗣”，即成王時，“以昏求臣，作威不詳，不屑惠聽，無辜之亂(luan) 辭是羞於(yu) 王”，君主不聽善言，亂(luan) 臣賊子以亂(luan) 政之辭、誣言、謊言混淆王聽。“是人斯乃讒賊媢嫉，以不利於(yu) 厥家國”，讒言風行，禍亂(luan) 國家，最終“天用弗保”。（17）《史記·魯周公世家》還記載周公於(yu) 成王七年親(qin) 政後再次被讒，“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18）胡士行《尚書(shu) 詳解》注解舜因“讒說殄行”命龍“作納言”：“讒說之得以動眾(zhong) 者，以上下之情不通故也。有納言以出納之，則下情上達，上情下孚……讒說之私自無庸得行矣。”（19）“納言”上下通達的方式有利於(yu) 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流言問題。周公親(qin) 曆讒言、流言之亂(luan) ，“出納王命”作為(wei) 解決(jue) “讒說殄性”的有效方法，為(wei) 其所關(guan) 注並實踐。周公製禮，作《周官》，其中就涉及出納言製度。故而出納王命者在此時獲得了較為(wei) 固定的稱呼，並被賦以相應的禮製、禮器，頻繁地出現在銅器銘文中。而成康之後，用饗出內(nei) 事人的禮器完備，就不再賜金製作，也就沒有相關(guan) 的銘文記載了。這說明出納事人已成為(wei) 周代行政中較為(wei) 常見的職官。

在成康後的青銅器中有兩(liang) 例“出內(nei) 王/聯命”的銘文出現，可以接續上述討論。周共王時期的師望鼎：“望肇帥井皇考，虔夙夜出內(nei) 王命。”（《集成》2812）師望立誌繼承昭穆時期的先祖宄公的事業(ye) ，為(wei) 王出納言。稍晚的大克鼎銘文中，克追述其祖師華父“勤克王服，出內(nei) 王令”，並記載了王的冊(ce) 命之辭：“克，昔餘(yu) 既令汝出內(nei) 朕令，今餘(yu) 唯申就乃令。”（《集成》2836）這兩(liang) 則銘文提到的出納王命者有四人，師望的祖父、周共王時的師望、師華父和周夷王時的克，他們(men) 都是“夙夜”，即長期承擔傳(chuan) 達王命、回複民意職能的專(zhuan) 職官員。從(cong) 師望和克對他們(men) 祖父“出納王命”之責的承接來看，最晚在周共王時期，出現了類似樂(le) 、史一般，代代相傳(chuan) 的以“出納王命”為(wei) 職能的家族。昭穆時期起，納言製度有了進一步發展。

目前所見，最晚載有“出納王命”之辭的是周夷王時期的大克鼎。此後金文中，再無此文例。這可能是西周晚期青銅器銘文衰敗大背景下的普遍現象，但究其原委，與(yu) 周厲王時起周王室的國策國情密切相關(guan) 。厲王十四年始監謗，“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大雅·桑柔》芮伯刺厲王，即言“匪言不能，胡斯畏忌”，民眾(zhong) 並非無話可說、無事可陳，而是畏懼不敢言。國人莫敢言，自然無“納言”之事。這一製度在宣王時期有短暫的複興(xing) ，可從(cong) 《大雅·烝民》所載仲山甫的職能見出。《小雅》中收錄了此期的遣使臣之歌《皇皇者華》，詩中強調使臣的職責是收集言論：“周爰谘諏”“周爰谘謀”“周爰谘度”“周爰谘詢”。遣使臣配備了專(zhuan) 門的儀(yi) 式用樂(le) ，可見其時製度之興(xing) 。進入幽王執政和二王並立時期，讒言甚囂塵上：《小雅·青蠅》“饞人罔極，交亂(luan) 四國”；《沔水》“讒言其興(xing) ”；《雨無正》“巧言如流”。《小雅·北山》記載官吏們(men) “或出入風議”，此時出納的內(nei) 容已經變成了無根據、不能反映真實情況的誇誇其談、不實之言。這很大程度上是出納言製度不行、上下不通的結果。

以上討論中，商王寢官、仲山甫、申叔、仲孫湫等是天子、國君或者高級官吏直接派遣的執行某項命令的出納事人，龍、宄公、師望、師華父、克等是接受冊(ce) 命、長期出納王命的出納事人。而基於(yu) 對周代職官的考察，可以發現有一批行政性的職官，實際也在執行出納王命的任務。

《周禮》所載有巡行天下之職的官吏，除篇首所提及的適四方、集五書(shu) 的小行人外，尚有不少。傳(chuan) 達王命者如“撢人掌誦王誌，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鄭玄注：“以王之誌與(yu) 政事諭說諸侯，使不迷惑。”小宰、鄉(xiang) 師、遂師、小司徒、小司寇、士師等亦有類似職責。考察吏治者，如鄉(xiang) 大夫“掌鄉(xiang) 之政教，受教法於(yu) 司徒，頒之於(yu) 鄉(xiang) 吏，考察萬(wan) 民之德行、道藝”。考察民風、民情者，如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yu) 其上下之誌，誦四方之傳(chuan) 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鄭玄注：“四時於(yu) 新物出則觀之，以知民誌所好惡。”掌交在巡行邦國，傳(chuan) 達王之好惡的同時，“見民有喜說之事，王與(yu) 國君未知，掌交通達於(yu) 王及國君也”。承擔這些職責的官吏，皆可稱為(wei) 出納事人。周代天子定期巡視諸侯國，過程中實際也會(hui) 涉及納言（下詳）。

周代有“致事”之責的職官亦承擔著納言職責。根據《周禮》的記載，從(cong) 地方組織的鄙師、遂大夫、族師、黨(dang) 正、鄉(xiang) 大夫等，到中央一級的大宰、小宰、大司徒、小司徒、小司寇等，均有“致事”之責。鄭玄注：“致事，上其計簿”“致事，言其歲盡文書(shu) 。”以地官司徒係統為(wei) 例。“致事”由大司徒總領，“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令官吏公正地整理政事簿書(shu) ，遞交上級，以待考察。賈公彥的疏文解釋得更詳細。“鄉(xiang) 大夫……歲終，則令六鄉(xiang) 之吏皆會(hui) 政致事”條下，賈公彥曰：“年終將考其得失，則令六鄉(xiang) 之吏州長之官，皆計會(hui) 教政之功狀，致其所掌之事於(yu) 鄉(xiang) 大夫。鄉(xiang) 大夫以下，致與(yu) 大司徒，然後考之。”“黨(dang) 正……歲終，則會(hui) 其黨(dang) 政，帥其吏而致事”條下：“黨(dang) 正以一黨(dang) 之內(nei) 有族師以下諸官等，故歲終則會(hui) 計一黨(dang) 政治功狀，則帥其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yu) 州長，州長又致與(yu) 鄉(xiang) 大夫，鄉(xiang) 大夫致與(yu) 大司徒而行賞罰也。”每到年終考績，黨(dang) 正率領其治下的族師等官吏，整理一年的政治功狀，將政事簿致於(yu) 州長，層層向上遞交備查。諸侯定期朝覲周王室、述職，亦是“致事”的一種。

在周代“天聽自我民聽”的傳(chuan) 統下，“致事”中必然也會(hui) 包含民言的內(nei) 容。何休《春秋公羊傳(chuan) 解詁》述及采詩之法：“男女有所怨恨，相從(cong) 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xiang) 移於(yu) 邑，邑移於(yu) 國，國以聞於(yu) 天子。故王者不出戶牖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鄉(xiang) 以下的基層行政組織，委派無子的老年人，（20）在民間搜集不同職業(ye) 、性別、生活水平的民眾(zhong) 的言論，用以反應吏治、民情，實際是基層采集民言的方式。致事即為(wei) 采詩中“鄉(xiang) 移於(yu) 邑、邑移於(yu) 國”機製的製度基礎，而負有這一職責的職官，可以廣義(yi) 地被歸入出納事人。

通過上述討論可知，雙向運行的出納言製度滲透著周代行政職官體(ti) 係。既有由天子或者國君直接派遣的出納事人由上至下地收集民言，亦有各個(ge) 行政區劃的各級官吏由下至上地進獻民言，實現政令下達民言上傳(chuan) ，維護周王朝統治。《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齊威王的出納事人巡視地方，謂阿大夫：“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辟，民貧苦。”阿大夫作為(wei) 地方行政官吏在向上致事、納言時，以不實之言蒙蔽君主，而君主直接下派的出納事人戳穿了他的“譽言”。這個(ge) 例子十分典型地說明各個(ge) 階層、身份、職官的出納事人存在的必要。納言是一個(ge) 具有普遍性的、許多官吏、甚至諸侯都需要承擔的職責。那麽(me) 在施行這個(ge) 職責的過程中，是否會(hui) 采集到詩歌呢？

二、納言與(yu) 采詩的密切關(guan) 係

“言”“音”古相通。郭沫若、於(yu) 省吾、李孝定、饒龍隼等雖然對“言”字初意為(wei) 何論說不一，但都讚同“言與(yu) 音初本同名，後世以用各有當，遂分化為(wei) 二”。（21）甲骨文先有“言”字，至西周仍有“言”無“音”，多寫(xie) 作（《合集》13640）、“”（《合集》22072）,(22）皆從(cong) 口、辛聲。目前可見的金文材料中，春秋早期秦公鎛才出現獨立字意、字形的“音”字：“作厥龢鍾，靈音銑銑雝雝，以宴皇公”（《集成》267），寫(xie) 作“”。此字結合早期“言”之字形，在“口”中加一橫，作為(wei) 指事字的標注，《說文》“音，從(cong) 言含一”即是此意。從(cong) 字形演變分化看，早期“納言”一定程度上即是“納音”，可參之以《尚書(shu) 》。《堯典》舜曰：“命汝（龍）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皋陶謨》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納言，時而揚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23）串聯《堯典》和《皋陶謨》的記載，可知“五言”即是“六律、五聲、八音、七始”所構成的言語，即音樂(le) 性言說。而龍通過出納王命，來收集音樂(le) 性言說，說明在早期存在以采納音樂(le) 性言說為(wei) 主的“納言”。樂(le) 工則通過對納言的進一步處理，使君主能夠體(ti) 察民情、政事之善惡，善者延續之，惡者刑以威之。

西周時期，還存在任命出納事人時賜予樂(le) 官的事例。大克鼎銘載克受命出納王令，並獲賜之事：“昔餘(yu) 既令汝出內(nei) 朕令，今餘(yu) 唯申就乃令……賜汝史、小臣、(24）鼓鍾……敬夙夜用事，勿廢朕令。”“”“鼓鍾”與(yu) “史”“小臣”並列，可見亦是職官。陳夢家認為(wei) “”從(cong) 霝龠聲，指伶人。（25）即協和聲律的樂(le) 官。“鼓鍾”指奏鼓、奏鍾的樂(le) 師。孝王時器師簋中有“命汝司乃祖舊官小輔、鼓鍾”（《集成》4324），言祖先舊時任小輔、鼓鍾。亦可見此二例中，鼓鍾非樂(le) 器，而是官名。銘文中記載賜奴隸者習(xi) 見，而賜樂(le) 官者較少，是一種特殊的賞賜，可以一定程度上說明行事過程中樂(le) 官的存在。前文述及昭穆時期，納言之官成為(wei) 了代代相傳(chuan) 的官職，或許正是因為(wei) 出納王命時，需要特殊的官員如樂(le) 師的輔助，而執行者本人也需要較高的音樂(le) 素養(yang) 。

根據史書(shu) 記載，周代納言確會(hui) 采集民間音樂(le) 性言說。《周禮·內(nei) 史》:“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hui) 計。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四方之事書(shu) ，內(nei) 史讀之。”史官中如內(nei) 史有“受納訪”的職責，即收集、編輯由納言所得的材料，並告之於(yu) 王。《春秋》《左傳(chuan) 》《國語》《戰國策》等史料存有時人的音樂(le) 性言說，說明史官所受納訪中有音樂(le) 性言說，即納言亦采集音樂(le) 性言說。考察史傳(chuan) 中存錄的音樂(le) 性言說，並將之與(yu) 《詩經》對比，可以進一步見出兩(liang) 者關(guan) 係。

在先秦史書(shu) 中，平民的言論以“輿人誦之”“國人誦之”“童謠有之”“城者謳曰”“鄉(xiang) 人或歌之”“有童謠曰”“築者謳曰”“野人歌之曰”“歌之曰”（26）等形式被記載。鄭玄曰：“以聲節之曰誦。”（27）“誦”指有節奏地吟詠。《說文》:“謠，徒歌。”（28）即無樂(le) 器伴奏的歌。“謳，齊歌也”，(29）即合唱。“歌，詠也”，(30）馬敘倫(lun) 曰：“聲有宛轉抑揚所謂一唱而三歎者也。”（31）誦、謠、謳、歌皆是音樂(le) 性的言說形式。

這些言說的內(nei) 容多與(yu) 《詩經》對應。有評價(jia) 國君、貴族者，如《國語·晉語》載有兩(liang) 則刺晉惠公的誦歌：“惠公入而背外內(nei) 之賄。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sang) 其田。詐之見詐，果喪(sang) 其賂。得國而狃，終逢其咎。喪(sang) 田不懲，禍亂(luan) 其興(xing) ’。”“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yu) 外”。國人誦：“國斯無刑，偷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qing) 。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雲(yun) 雲(yun) 。（32）前者諷刺晉惠公賄賂秦穆公和裏克等得以歸國即位，卻背信棄義(yi) ，並預言受賄者和毀諾者終將自取滅亡。後者諷刺惠公即位，企圖借為(wei) 申生改葬而為(wei) 自己造勢，卻為(wei) 民眾(zhong) 看穿其偽(wei) 善本質，引發對重耳的思念。《邶風》中與(yu) 宣薑有關(guan) 的詩歌《牆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齊風》的《南山》《敝笱》刺獻公、文薑，《陳風·墓門》刺陳佗，即是此類。

褒貶政事者。《左傳(chuan) ·襄公三十年》載子產(chan) 執政於(yu) 鄭時國人的言論。子產(chan) 從(cong) 政一年，將私田納入征稅範圍，人民憤恨，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chan) ，吾其與(yu) 之！”及三年，人民得利於(yu) 此，作誦讚美子產(chan) ：“我有子弟，子產(chan) 誨之；我有田疇，子產(chan) 殖之。子產(chan) 而死，誰其嗣之？”（33）《詩經》中《邶風·北風》反映衛國政治灰暗，人民相攜出逃，《齊風·東(dong) 方未明》表達人民對繁重勞役的怨憤，皆是此類。

對戰爭(zheng) 、軍(jun) 旅的記述。西周銘文所載受命出征的大師或者師某多指執政大臣或者武官。但也有類於(yu) 師的家族，世代在“先王小學”，任職小輔、鼓鍾，以樂(le) 教國子。大師從(cong) 武官名演變為(wei) 樂(le) 官名，可能與(yu) 作為(wei) 軍(jun) 隊統帥，需要通過聽聲來判斷軍(jun) 情有關(guan) 。《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jun) 聲而詔吉凶”。春秋時期還保留著出征攜帶樂(le) 官“審聲”的習(xi) 俗。《國語·越語》大夫皋如問：“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34）師曠聽鳥烏(wu) 之聲，歌南風、北風，考察戰情，是樂(le) 官在戰爭(zheng) 中發揮作用的實證。《左傳(chuan) ·僖公二十八年》載：晉楚城濮之戰，晉文公憂慮於(yu) 楚軍(jun) 占據得利的地勢，聽輿人之誦：“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35）此誦以原田之草每每然茂盛喻晉軍(jun) 美盛，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反映軍(jun) 隊士氣激昂。士兵在戰爭(zheng) 中通過誦、言等形式來表達對戰爭(zheng) 的想法，《詩經》中的戰爭(zheng) 詩，尤其是《國風》中的戰爭(zheng) 詩，或多為(wei) 師官、樂(le) 官隨征時所采。

這些歌謠皆為(wei) 民眾(zhong) 對時人、時事的評論，是《詩經》中論世、美刺之詩的來源，部分也表現了《詩經》某些詩歌結構的原始形式。例如《左傳(chuan) ·宣公二年》載鄭、宋之戰，宋國華元被俘後逃歸，巡視築城工程時：

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複。於(yu) 思於(yu) 思，棄甲複來。”

華元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役人曰：“從(cong) 其有皮，丹漆若何？”

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zhong) 我寡。”（36）

築城的服役之人作謳謠對華元進行漫畫氏的諷刺。華元命車夫以牛皮和犀兕之皮尚多可製甲答之，粉飾丟(diu) 盔棄甲之事。役人反以塗甲用的丹漆稀少來說明盔甲不可棄。此四句問答，若隻取對話內(nei) 容組合之，可合為(wei) 四章的問答體(ti) ，前三章押韻，首章覺部，次章歌部，三章歌部。《詩經》中亦有此類問答體(ti) 詩。如《陳風·株林》:

胡為(wei) 乎株林？從(cong) 夏南？

匪適株林，從(cong) 夏南。

駕我乘馬，說於(yu) 株野。

乘我乘駒，朝食於(yu) 株。

株林乃夏氏之采邑，靈公數往而淫於(yu) 夏姬。首章乃國人問責之語：“君何為(wei) 於(yu) 彼株林之邑，從(cong) 夏氏子南之母為(wei) 淫泆兮？”後三章是靈公答語：“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cong) 夏氏子南之母兮，我別自適之他處耳。”首二句押侵部韻，第三句魚部，末句侯部。《株林》，雜三、四、五言，短短四句換韻三次，可能保留了所采對話的原貌。由《華元謳》的產(chan) 生，可知《株林》這類詩歌不必以為(wei) 是國人自擬代言之辭，或是確有其事，出納事人采而編之。

國人的音樂(le) 性言說中多見比興(xing) 。《左傳(chuan) ·昭公十二年》載南蒯為(wei) 季氏家臣，而欲反害季氏，鄉(xiang) 人歌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cong) 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dang) 之士乎！”（37）圃者，所以殖菜蔬也。杞非可食之物，本不生於(yu) 圃。鄉(xiang) 人以圃生杞，喻南蒯在費欲為(wei) 亂(luan) 。昭公二十五年，師已聞童謠：“鴝之鵒之，公出辱之。鴝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鴝鵒跦跦，公在乾侯，征褰與(yu) 襦。鴝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sang) 勞，宋父以驕。鴝鵒鴝鵒，往歌來哭。”（38）童謠先以“鴝鵒之來”興(xing) 昭公出奔，退居齊地，被齊景公辱稱“主君”，以“鴝鵒振羽而飛也”比昭公流亡齊、晉，以“鴝鵒貼地而行”比昭公停留乾侯，不得歸國，以“鴝鵒之巢遠且晃動不定”喻昭公遠離故國、居處不安的境況，並引出昭公病逝於(yu) 乾侯，以“鴝鵒鴝鵒，往歌來哭”結之。此手法與(yu) 《詩經·國風》“興(xing) ”體(ti) 如出一轍。

上文從(cong) 形式、內(nei) 容、結構、表現手法四個(ge) 方麵，對史傳(chuan) 類文獻所載音樂(le) 性言說與(yu) 《詩經》進行對比，可明顯見出兩(liang) 者的相似性和密切關(guan) 聯，《小雅》《國風》中的大部分作品即采自民間音樂(le) 性言說。

值得一提的是，納言是《詩》的主要來源，納言製度的盛衰也關(guan) 乎《詩》的盛衰。為(wei) 何兩(liang) 周之際之後，進入春秋以來，《詩三百》中不存周王室之詩？孟子“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肩負王命的出納事人的行跡即是王者之跡的一部分。最早從(cong) 周厲王時起，周王室的納言製度時有興(xing) 亡，加之兩(liang) 周之際包括史官、樂(le) 官在內(nei) 的職官大量出奔，出納事人數量有所萎縮，加之諸侯國對周王室的朝聘致事不複往日，由天子發起的納言活動也就逐漸消歇了。而春秋以來，諸侯國勢大，諸侯對地方民意的管控和采集能力愈加強大，使得大批民言得以保存。出納言製度在諸侯國的發展，是大量諸侯國歌謠得以被采集、入《詩》的製度基礎。當然，從(cong) 整個(ge) 曆史發展來看，納言的過程中必然也會(hui) 采集到非音樂(le) 性言說的部分，相應地，納言也並非采詩的唯一路徑。但是通過討論，“納言”是“采詩”《詩》的編纂中重要的甚至基礎性的路徑，是無疑的。

三、獻詩以諫與(yu) 詩意的模糊性

《尚書(shu) ·堯典》之“納言”，孔安國傳(chuan) 曰：“必以信。”強調出納言的真實、可靠，即準確地傳(chuan) 達政令、民言的本義(yi) ，使君主得以客觀地聽民言、察其事，解決(jue) “讒說殄行”的問題。《夏書(shu) 》載：“遒人以木鐸徇於(yu) 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官師對遒人采納的音樂(le) 性言說進行“規範”即賦義(yi) ，增加“諫”的內(nei) 容，然後令樂(le) 工合於(yu) 聲律，陳於(yu) 王前，達到諫的目的。在《夏書(shu) 》的敘述中，納言與(yu) 帝聽之間增加了“諫”的過程，民言直接成為(wei) 諫諍工具。

於(yu) 周而言。西周中期，“出納王命”與(yu) “諫”聯係在一起。大克鼎載，克追述其祖師華父，“穆穆朕文祖師華父……肆克恭保厥辟恭王，諫乂王家……勤克王服，出內(nei) 王令”。共王時期的師華父出納王令的同時，又以諫諍之法匡扶周王室。那麽(me) 根據納言來展開諫諍，是情理之中。馬銀琴師雲(yun) ：“至晚從(cong) 穆王時代起，詩文本已不僅(jin) 僅(jin) 為(wei) 儀(yi) 式配樂(le) 的單純目的而純在，它在承擔著固有的儀(yi) 式功能的同時，也擔起了諷刺時事、勸勉時王的諷諫功能。”（39）目前可見材料所記載出納事人承擔諫諍職責，最早在共王時期，可能是出於(yu) 銘文語言的滯後性，（40）又或是穆王時期諷諫尚是無組織的附加功能階段，至共王時期才被正式賦予出納事人。銘文所表現出的共王時期出納事人用納言於(yu) 諫諍，與(yu) 馬銀琴師之詩文本開始具備諷諫功能至晚起自穆王時的結論，在王係上的臨(lin) 近，更加表明了納言與(yu) “采詩”的密切關(guan) 聯。西周中期，出納事人所采集的音樂(le) 性言說，在進獻到帝王麵前時，已是具備諫諍意義(yi) 及詩歌形態的“詩”了。

周厲王以後，周王室走向衰微。但愈是亂(luan) 世，諫乂之責愈重。西周晚期銘文集中出現作器主對繼承祖先“諫”職的自覺，如大克鼎“諫乂王家”、番生簋蓋“用諫四方”（《集成》4326）、逨盤“諫乂四方”（《新收》NA0757）、作冊(ce) 封鬲“諫薛四國”（《新收》NA1556）。而王室靡亂(luan) 所伴隨的是出納言製度衰敗，民言不得完備地通達於(yu) 上。當納言不足用時，周王室的官吏自作詩以諫，或采用前代之美詩，作為(wei) “思古”之作獻於(yu) 王前，通過“陳古諷今”來諫言。《詩經》所收“刺幽詩”中為(wei) 後序標為(wei) “思古”之作者，多是此類。

《國語·楚語》載衛武公之言：“自卿以下至於(yu) 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yu) 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誌而納之，以訓導我。”（41）清晰地闡釋了從(cong) 納言到諫諍的過程。《說文》:“詩，誌也，誌發於(yu) 言。”奉事於(yu) 天子、諸侯者對於(yu) 所聽聞、采集的民言，不僅(jin) 僅(jin) 是傳(chuan) 達，還需先體(ti) 味、尋索其中的“誌”，再用以訓導、告誡。這種音樂(le) 性言說被賦義(yi) 的過程，在傳(chuan) 世文獻中被記為(wei) “獻詩以諫”。見於(yu) ：

1.《國語·周語》：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yu) 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shu) ，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chuan) 語，近臣盡規，親(qin) 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42）

2.《晉語》：故興(xing) 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yu) 民，於(yu) 是乎使工誦諫於(yu) 朝，在列者獻詩使勿，風聽臚言於(yu) 市，辨祅祥於(yu) 謠，考百事於(yu) 朝，問謗譽於(yu) 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43）

3.《左傳(chuan) 》：史為(wei) 書(shu) ，瞽為(wei) 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chuan) 言，庶人謗，商旅於(yu) 市，百工獻藝……諫失常也。（44）

4.《楚語》：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幾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xie) 禦之箴，臨(lin) 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shu) ，矇不失誦，以訓禦之。（45）

先秦時人對諫諍製度的闡釋有比較固定的模式：以先王完備的諷諫製度作為(wei) 經驗和典範，勸諫周天子、國君廣開言路，以多種方式，聽取多方意見，謹慎為(wei) 政。從(cong) 爵等看，公卿、大夫、士，都有“獻詩以諫”的職責；從(cong) 職官看，以師、瞍、矇、百工、瞽等樂(le) 官和史官為(wei) 主，涉及各個(ge) 階層、各種身份。其中由樂(le) 官發起的行為(wei) 有箴、賦、誦、諫、教誨、導等，暗含樂(le) 官獻“詩”的特點和目的。

“箴”，段玉裁注“引伸之義(yi) 為(wei) 箴規”，指規勸。襄公四年，魏絳諫晉侯：“昔周辛甲之為(wei) 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yu) 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wei) 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shou) 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yu) 原獸(shou) ，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yu) 夏家。獸(shou) 臣司原，敢告仆夫’”（46）“官箴”的直接作用是指出“王闕”，虞人之箴的主要內(nei) 容是頌讚大禹德政，針砭後羿過失，並由此推及今王之政。“箴”的規勸意明確直接。“瞍賦”“應屬‘直諫’而非‘譎諫’”。（47）“矇誦”“師工之誦”“矇不失誦”“工誦箴諫”，孔穎達疏：“誦則非直背文，又為(wei) 吟詠以聲節之。”“誦”指有節奏地吟詠，是言說方式，不涉及內(nei) 容。而師曠指出工所誦的內(nei) 容是“箴諫”，亦有明確的諫言色彩。“工執藝事以諫”“百工諫”，《說文》:“諫，證也。從(cong) 言柬聲”“證，諫也。從(cong) 言正聲”。楊樹達指出：“諫諍之言謂之正言，此證字從(cong) 言從(cong) 正，訓為(wei) 諫之義(yi) 也。”（48）“諫”是經過篩選後的正道之言。“瞽史教誨”，《說文》:“誨，曉教也。”段玉裁注：“曉教者，明曉而教之也……曉之以破其晦是曰誨。”“誨”是明確指出、使不迷惑的意思。《晉語》:“在列者獻詩使勿。”《說文》:“廱蔽也。”此句尤其強調了獻詩務明，使君主不被蒙蔽。上述字例皆說明包括樂(le) 官在內(nei) 的在列者獻詩的直接目的是指刺王闕、並教之以正道。

納言所得的一部分歌謠，諷諫意較為(wei) 明確。如齊國歌謠《歲暮歌》“歲已暮矣而禾不獲，忽忽兮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惙惙兮如之何”，(49）直觀地表達冬日服役之艱難。而大部分音樂(le) 性言說本身主旨模糊或沒有明確的諫諍意義(yi) 。如使用比興(xing) 手法者，晉侯聽輿人誦，輿人本意是表達對此戰的充足信心，而晉侯卻“疑焉”“疑眾(zhong) 謂己背舊謀新”，是誦中的隱喻導致誤讀。上文引及的“我有圃，生之杞乎”“從(cong) 其有皮，丹漆若何”，皆需要在具體(ti) 語境中才能得其美惡意義(yi) 乃至具體(ti) 所指。又如《小雅》所收幽王時的思古詩，不明其意，則會(hui) 誤為(wei) 頌今之作。詩意的模糊性與(yu) 獻詩以諫間的矛盾，需要通過解讀詩歌及其諫諍意義(yi) 的“語”來解決(jue) 。

子夏答魏文侯問樂(le) ：“君子於(yu) 是語，於(yu) 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le) 之發也。”（50）“語”即語樂(le) 、詩，言說古樂(le) 之內(nei) 涵。《周禮》載大司樂(le) “以樂(le) 語教國子：興(xing) 、道、諷、誦、言、語”。通過大司樂(le) 的教導，國子習(xi) 古樂(le) ，得以提高修養(yang) 、協和家庭，但更重要的是通過學習(xi) “樂(le) 語”獲得對納言進行評論、闡釋或創造性生發，進行規誨諍諫、匡扶天下的能力。鄭玄注雲(yun) ：“興(xing) 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剴今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51）“興(xing) ”與(yu) “道”是詩歌的表現手法，是導致詩意模糊性的主要原因。學“興(xing) ”“道”可習(xi) 得以“引譬連類”和“陳古諷今”之法作詩解詩。兩(liang) 者皆關(guan) 乎從(cong) 詩歌的表現手法方麵去闡釋詩意。“諷”和“誦”是獻詩的兩(liang) 種言說方式。言和語，是解讀詩歌的兩(liang) 種基本手段。《詩經·公劉》“於(yu) 時言言，於(yu) 時語語”，毛傳(chuan) 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言”指直接解讀詩義(yi) 。以“諷”“誦”等方式獻詩之後，指出其中比興(xing) 或者陳古諷今之意，達到諫諍目的，即為(wei) “言”。“語”指的是詩義(yi) 不明，被問詢時的繼起、答疑之辭。隻有通過“興(xing) 、道、諷、誦、言、語”之“樂(le) 語”，獻詩才能達到“諫乂王家”的目的。

“樂(le) 語”的具體(ti) 過程於(yu) 文獻亦可窺見。《晉語》載錄晉國大夫郭偃針對輿人誦和國人誦的議論，是對當世之詩的“語”。對於(yu) 惠公背諾之誦，郭偃評道：“善哉！夫眾(zhong) 口禍福之門，是以君子省眾(zhong) 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內(nei) 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xi) ，戒備畢矣。”（52）認為(wei) 理政者需要審慎處理輿論表達的民意。對於(yu) 國人厭惡惠公、思重耳的歌謠，郭偃曰：“君改葬共君以為(wei) 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yu) 中，必播於(yu) 外，而越於(yu) 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塚(zhong) 嗣其替乎？其數告於(yu) 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yu) 民矣……紀言以敘之，述意以導之，明曜以昭之。”（53）這段解讀涉及對詩歌本事和由此引申的治國理政之道的闡釋，是典型的解詩之“語”。《禮記·樂(le) 記》載孔子與(yu) 賓牟賈討論《大武》樂(le) 章，說到“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其後講述了武王克殷入商後的分封和閉藏兵甲之事。注言“欲語以作《武》樂(le) 之意”，(54)“牧野之語”即是流傳(chuan) 的《武》的解讀語。《禮記·文王世子》載“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清廟》作為(wei) 固定的儀(yi) 式用樂(le) 時，歌畢，有語說其中“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的過程。在賦詩言誌的過程中，也有“語”的存在。《國語·魯語下》記載諸國伐秦，軍(jun) 隊到達涇水時無肯先渡河者。叔孫穆子借《匏有苦葉》表達渡河的打算。叔向聽後亦決(jue) 定渡河，並對相關(guan) 的官吏解釋了原因：“夫苦匏不材於(yu) 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55）苦匏不能被人食用，隻能用於(yu) 渡河，叔向據此推測叔孫穆子誦讀《匏有苦葉》，一定是打算渡河，並向舟虞等解釋，避免他們(men) 不明詩意。也有無法“語”詩導致被嘲者，如襄公二十七年“叔孫與(yu) 慶封食，不敬。為(wei) 賦《相鼠》，亦不知也”。（56）在《詩》已經被廣泛地用作應對交際工具的春秋時期，尚存在“不知”的情況，可知“獻詩以諫”的過程中“語”這一解說過程存在的必要性。

從(cong) 納言所得的音樂(le) 性言說到具備諫諍意義(yi) 的“詩”“獻詩以諫”時的“語”發揮了重要作用。《詩序》首序之“美”“惡”“傷(shang) ”“規”“誨”“疾”“樂(le) ”“戒”等與(yu) 描述諫諍行為(wei) 所用的動詞很大程度上相合，包含明確的正誤、褒貶指向，或是編詩時，對獻詩後“語”的總結。

四、“采詩觀風”話語的形成

至此，我們(men) 可以解釋為(wei) 什麽(me) 《詩經》中明顯存在民間色彩的詩，而先秦史書(shu) 卻不見“采詩”的話語表述。這是因為(wei) 所采集的並非是“詩”，而是民間音樂(le) 性言說。采集音樂(le) 性言說的職責被係於(yu) 出納事人，在“出納王命”中踐行。“納言”“出納”作為(wei) 采集民言的固定表達可上溯至舜時，且為(wei) 周人所接納、襲用，沒有創造新的話語表述的必要。而音樂(le) 性言說隻有經過“獻詩以諫”，成為(wei) 公卿至於(yu) 列士諫諍、匡扶政教的工具，才能被稱為(wei) “詩”。這個(ge) 過程中，詩意一定程度上根據諫臣所針對的問題，通過“語”的方式創造性生發並陳說，而並不著眼於(yu) 詩歌本身所展現的民風、民俗。“觀風”並不是周代詩用的主要方麵。這是先秦史書(shu) 無“采詩觀風”之話語敘述的根本性原因。

及至春秋，方在孔子後學、儒家討論巡守製度的言論中出現“采詩”相關(guan) 言論，主要見於(yu) 《孔叢(cong) 子·巡守篇》的子思答陳子之語、《禮記·王製》和《尚書(shu) 大傳(chuan) 》。通過將之與(yu) 《尚書(shu) ·堯典》進行比對，可以看出儒家所記述的巡守之月份、方向、停留地點等都本之於(yu) 《尚書(shu) ·堯典》的巡守結構：“歲二月，東(dong) 巡守，至於(yu) 岱宗，柴，望秩於(yu) 山川……五月南巡守，至於(yu) 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於(yu) 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yu) 北嶽，如西禮。歸，格於(yu) 藝祖，用特。”並且儒家子弟的討論在延續《堯典》巡守結構的基礎上，不斷增加巡守細節。

具體(ti) 來看，子思增加了五個(ge) 程序：其一，在巡守前的告祖先、廟、社稷山川之禮；其二，通過親(qin) 問百歲老人考察諸侯功德，並行獎懲；其三，“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57）是目前可見文獻中，最早的“采詩觀風”相關(guan) 話語敘述；其四，正禮製；其五，考察老者、賢才、民眾(zhong) 的生存教化情況，並行獎懲。《禮記·王製》吸納子思巡守說的第二、三、四點，並曆數不敬、不孝、不從(cong) 者的懲治措施，進一步鋪衍子思諸侯獎懲“有功”“無功”“無教”“無法”者的說法。同時，《王製》將“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轉述為(wei)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兩(liang) 者稍微有不同，子思認為(wei) 史官負責采詩，而《王製》認為(wei) 巡守過程中，太師負責向天子陳獻所采集到的詩歌，至於(yu) “采詩”者何，《王製》並未直言。《尚書(shu) 大傳(chuan) 》吸納了子思出行“告禮”說；采用“陳詩”說，“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58）隻與(yu) 《王製》一字之差；對不敬者等的獎懲與(yu) 《王製》所載相類似；增補“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liang) 階之間”的歸返之“告禮”，使得整個(ge) 巡守程序上更完整。

通過梳理，可以看出子思作為(wei) 目前可見材料中，儒家討論巡守製度的第一人，在繼承《堯典》的基礎上，奠定了儒家巡守製的基本模式，而《王製》《尚書(shu) 大傳(chuan) 》因襲增補之。此外，子思之第五點中的“入其疆，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君免……入其疆，土地墾辟，養(yang) 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與(yu) 孟子言巡守之“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yang) 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59）僅(jin) 是闡釋順序和個(ge) 別字詞的差別。這些都反映了儒家內(nei) 部對巡守包括與(yu) 之相關(guan) 的采詩問題的認識具有一致性。“采詩觀風”之說首出子思，言辭簡短，後人以相似的句法轉述，表現出明顯的繼承軌跡。“采詩觀風”“陳詩觀風”的話語敘述當是儒家在闡釋經典過程中加入，並得以傳(chuan) 承的。

《尚書(shu) ·堯典》在“巡守”部分以“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為(wei) 結束語。鄭玄注：“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禮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此句實際上是對天子巡守中具體(ti) 使命和目的的總結：通過民言考察諸侯的功績，有功者則賞賜之。儒家對巡守過程的豐(feng) 富，除去出行前後的“告禮”，並未出於(yu) 其外，尤其“采詩觀風”的敘述，實際上是對“敷言以奏”在職官和職官行為(wei) 上的具體(ti) 化。有趣的是，《尚書(shu) 大傳(chuan) 》在討論巡守之末，引用了《堯典》之“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獨未引“敷奏以言”，而“敷奏以言”實際更接近周“采詩”的原貌，即向天子陳獻、上奏采納所得的民言。

儒家提出“采詩觀風”，與(yu) 其傳(chuan) 《詩》理念密切相關(guan) 。儒家以《詩》為(wei) 經典，將之係於(yu) 王之巡守，凸顯《詩》先王之典的地位。同時，在習(xi) 《詩》、傳(chuan) 《詩》的過程中，儒家脫離詩諫時王、時政的目的，嚐試通過《詩》來體(ti) 察其中的民風民情。上博簡《孔子詩論》:“《邦風》其納物也博，觀人俗焉，大斂材焉。”黃懷信認為(wei) “其納物也博”是指“《國風》采納包容的事物廣博”“觀人俗焉”是指“可以從(cong) 中看到民俗”。（60）《孔子詩論》多次用“民性固然”來評詩。《大戴禮記》:“子曰：……循弦以觀於(yu) 樂(le) ，足以辨風矣”，以琴瑟等弦樂(le) 演奏詩，能夠辨別其中不同的民風。《論語》亦載孔子言學《詩》可以“多識鳥獸(shou) 草木之名”。在考察民俗民性和博識廣知的教學目的下，“詩可以觀”的理論性話語得以產(chan) 生。當《詩》被作為(wei) 儒家教材使用，儒生在追尋詩之源頭及其本義(yi) 的時候，建立了與(yu) 《詩》之采集、編纂相關(guan) 的理論，形成一個(ge) 排除其他幹擾的專(zhuan) 門性話語闡釋，即脫離“納言”“諫諍”製度的“采詩觀風”話語。

漢武帝以來，儒學大興(xing) 。尊崇儒術的漢人接受了這套話語，並結合文獻對之進行了轉述、再創造。《漢書(shu) ·食貨誌》“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yu) 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yu) 天子。故曰王者不窺戶牖而知天下”的這段記載即是對儒家“采詩觀風”“大師陳詩”說的進一步闡釋。

 
注釋
 
（1）李輝：《“采詩”說及其在〈詩經〉中的內證》《文化與詩學》2013年第1期，第187—201頁；李山：《禮樂大權旁落與“采詩觀風”的高漲——“王官采詩”說再探討》《社會科學家》2014年第12期，第133—140頁。
 
（2）馬承源命名《采風曲目》並指出：“官方采風，樂官更應有記錄……本篇就內容而言，可能是經過楚國樂官整理的采風歌曲目錄的殘本。”見氏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61頁。
 
（3）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123頁。
 
（4）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第1708頁。
 
（5）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影印清嘉慶刊本，第1930、1932頁。本文所引《十三經》經文及注疏文字，除非單獨標注，均據此書，下文不再出注。
 
（6）付林鵬：《行人製度與先秦“采詩”說新論》《中國詩歌研究》第10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47—60頁。
 
（7）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92頁。
 
（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下引此書，簡稱《集成》，文中夾注。
 
（9）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等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匯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第1154頁,器1690。下引此書，簡稱《新收》，文中夾注。
 
（10）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24頁。
 
（11）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古文字詁林》第9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49頁。
 
（12）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古文字詁林》第5冊，第426頁。
 
（13）李學勤：《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81—182頁。此部分所引器銘及下引邢侯方彝、麥方尊、叔父卣銘中“逆複”二字，《集成》皆作“逆造”，李學勤亦釋作“造”，而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餘文集成釋文》皆作“逆複”，且《周禮》“複逆”之說與所引金文之“逆造”“逆複”意義內涵相同，茲從《釋文》，釋為“逆複”。
 
（14）朱鳳瀚：《作冊般黿探析》《中國曆史文物》2005年第1期。
 
（15）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234頁。
 
（16）郝懿行：《竹書紀年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3880頁。
 
（17）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39—242頁。
 
（18）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839頁。對於周公被讒之事，鄭玄、《尚書大傳》《史記》有不同解讀，這並不是本文的討論重點，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的是，成王時周公被讒確有其事，且對當時的朝政有重要影響。
 
（19）胡士行：《尚書詳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99頁。
 
（20）李山提出“賤民”即采詩官，認為“舉賤民而蠲之”說的是“出身低賤的老年男女由官家提供衣食”“目的即第三簡所謂‘觀人俗’，所以要‘大斂材’，即重視‘臣妾’們的‘采詩’活動”。可備一說。見氏著：《“王官采詩”的遐想——〈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劄記之一》《人民政協報·文化周刊》2002年4月16日，第B3版。
 
（21）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古文字詁林》第2冊，第715—717頁；於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撰：《甲骨文字詁林》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695—697頁；饒龍隼：《殷周甲金文中的言意字義疏證》，見氏著：《上古文學製度述考》，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1—26頁。
 
（22）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總編輯：《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1982年。文中引此書，簡稱《合集》，文中夾注。
 
（23）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441頁。
 
(24)《殷周金文集成》作“霝龠”二字，此處從吳大澄、陳夢家之釋，作[上霝下龠]之形。
 
（25）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63頁。
 
（26）前五例，下文有引，此不贅述。“築者謳曰”見於《左傳·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台，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撲，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有童謠曰”見於《國語·鄭語》:“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糜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野人歌之曰”見於《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於洮，太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歌之曰”見於《左傳·哀公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於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上述諸言論形式，各略舉一例而已，史傳所載更豐富。
 
（27）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第1700頁。
 
（28）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第93頁。
 
（29）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第95頁。
 
（30）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第411頁。
 
（31）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古文字詁林》第7冊，第798頁。
 
（32）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303—305頁。
 
（33）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182頁。
 
（34）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第558頁。
 
（35）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第458—459頁。
 
（36）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第653—654頁。
 
（37）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第1338頁。
 
（38）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第1459—1460頁。
 
（39）馬銀琴：《兩周詩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236頁。
 
（40）唐鈺明：“銘文是一種書麵化程度相當高的文體，這種文體往往語言舊質交遲退出而語言新質較晚進入，因此，它不但與周代實際口語距離較大，而且與周代的其他文體相比，也略偏於泥古和保守。”見於唐鈺明：《其、厥考辨》《中國語文》1990年第4期。
 
（41）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第501頁。
 
（42）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第11—12頁。
 
（43）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第387—388頁。
 
（44）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第1017—1018頁。
 
（45）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第501頁。
 
（46）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第938—939頁。
 
（47）馬銀琴：《從賦稅之“賦”到登高能“賦”——追尋賦體發生的製度性本原》《清華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第66—77頁。
 
（48）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古文字詁林》第3冊，第23頁。
 
（49）張純一校注，梁運華點校：《晏子春秋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45頁。
 
（50）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第1451頁。
 
（51）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第1700頁。
 
（52）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第303—304頁。
 
（53）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第305—306頁。
 
（54）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影印清嘉慶刊本，第3344頁。
 
（55）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第182—183頁。
 
（56）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第1127頁。
 
（57）傅亞庶撰：《孔叢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52頁。
 
（58）皮錫瑞撰，吳仰湘編：《尚書大傳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35—36頁。
 
（59）焦循撰，陳居淵整理：《孟子正義》，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第1767—1768頁。
 
（60）黃懷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解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248—2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