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儒學的本來麵目
作者：明永昌（2012-08-28）
電郵：wcming@sph.com.sg 



　　最近，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在本報發表了一係列探討中國教育問題的文章，文中批評中國當前的教育體係缺乏獨立性，權力傾向於控製知識，知識界也依附政治權力或經濟利益，沒有強烈意識要“為了知識而創造知識”。在呼籲教育體製改革的同時，鄭教授指上世紀國民政府時期蔣介石建立的政權對知識界沒有過多的幹預，給中國造就了新的教育哲學，反而是1949年以後，政治回歸集權，“教育界的一切又變回去了”，教育體係隻是政治行政係統的一個延伸。但是他認為中國當前的教育哲學，性質和內容與儒家無異，又指儒家教育哲學缺少獨立性和進步觀念。 

　　他在文章中指出，儒家在中國曆代主要希望依靠君王來改造世界，導致對權力的過度依賴；當現實社會的發展不能吻合儒家的理想時，士大夫階層更多的是積極幹預和阻礙社會變遷。這不但導致中國的科學知識往往出現退化的現象，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立於王權的自治群體也難以形成。到了清末之後，“傳統上王權主導的儒家”不再是主導性教育哲學，向西方學習成為風潮，政治和知識之間的邊界才開始產生。這一番言論在本地儒學界引起關注。 

　　新加坡南洋孔教會上周末舉辦公開講座，分別請來了南洋理工大學教育學院嚴壽澂教授和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係王昌偉教授，主講儒家情懷與儒者風範。主辦方不諱言指出，舉辦這場講座是要回應鄭教授對儒學的曲解和誤讀。自五四以來，人們對儒學的理解存在著很多誤區，如何正確地認識儒家的精神實質，是舉辦這次講座的主要目的。 

　　兩位教授都認為，中國當前的教育體係缺乏獨立性與儒家無關。用王教授的話說，就是“自己犯錯就去怪老祖宗，說是老祖宗造成今天的問題。”嚴教授則進一步指出，權力控製知識在中國實際上是一個新問題，教育在中國古代很大程度上是靠民間力量來支撐。國家壟斷教育資源、知識為權力服務等中國現代教育的許多特點，其實是參照蘇聯模式，不應該與儒家的教育哲學聯係。 

　　至於對儒家知識分子依附王權的評價，王教授則根據史書對幾位古代儒者的事跡記載，說明儒者關心政治，參與社會改革，但是不依附政權，甚至在維護道統的過程中，必要時必須能夠與政權抗爭，才是真正的儒者風範。目前對儒學的誤解往往是因為人們想當然地把一些並非真正儒家的概念誤指為儒家，去講他“心目中想講的事情”，卻不是儒學的本來麵目。

　鄭教授對儒學的看法，其實是現代人對儒學持有的普遍印象。許多人認為，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全麵控製了中國古代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也益於皇權專製的穩固。但一些真正究心於儒學的人想試圖證明，儒家思想其實提倡和而不同、有容乃大。中國古代社會思想自由，皇權不隨便幹預民間的各種信仰。 

　　中國在民國初期經曆過短暫的尊孔運動，尊孔派在各地發起組織孔教會，並且向北洋政府上書，要求定孔教為國教。五四運動的反孔被視為是對民初尊孔的直接回應。到了文化大革命，孔子遭受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批判，連小孩老人都成了批孔的健將。 

　　近年來，伴隨著整個社會的“國學熱”，中國官方在全國各地舉辦祭孔活動、在國家博物館豎立孔子雕像、在北京奧運開幕式上展現“孔子弟子三千”的意境、以及在世界各地設立以孔子冠名的漢語推廣和文化傳播機構等。 

    這些舉措被視為是中國官方對孔子的重新認可，但與此同時，絕大部分在現代教育體係下成長的中國人，對於孔子的思想和學說依然惘然無知或充滿誤解。要消除五四以來人們對儒家的曲解和誤讀，還原儒學的本來麵目，看來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附錄



中國政治的頂頂層設計問題
作者：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時間：2012-08-28



　近年來，中國麵臨“想改革但又改革不動”的困難局麵，因此提出了改革的頂層設計問題。在這個基礎上，人們又更進一步提出了改革的頂頂層設計問題。就改革來說，頂層設計的概念的重要性是顯然的。無論哪一個國家，改革的動力盡管也往往來自地方和社會，但無論改革政策的製定還是執行，都要涉及到頂層設計問題。實際上，不管是改革還是革命，都需要頂層設計，隻是發生在不同的階段。改革是頂層設計，就是要先發製人，通過改革來避免類似革命那樣的激進變化。而革命盡管是要推翻舊的體製，但革命之後仍然會麵臨頂層設計問題。 

　　無論是頂層設計還是頂頂層設計，概念提出來了，但如何具體化和細節化呢？沒有具體化和細節化，這個概念就沒有操作性，就沒有可行性。從各國政治製度運作的經驗看，頂層設計和頂頂層設計都涉及到兩個相關的基本層麵，即權力的結構和改革的政策。權力結構決定了改革政策的方方麵麵，包括能不能產生政策？產生什麽樣的政策？能不能把已經製定的政策推行下去？ 

　　這個意義上的頂頂層設計涉及到的不僅僅是改革，而且也是政治製度日常運作和政治生活日常進行。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的領導者每天的日常生活都是在處理所麵臨的重大問題和挑戰，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的。而改革則更是一項永恒的事業，改革就是要不斷改革現存的政治體製，使得其不僅適應新的社會經濟現狀，而且也有能力來應付和解決所麵臨的問題和挑戰。 

確立政治責任製最重要 

　　頂頂層設計因此要滿足幾個基本的條件。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確立政治責任製。任何政治製度，無論是傳統的帝國製度和封建製度還是近代以來的專製和民主，最重要的就是要確立最高層的政治責任問題。如果領導層的政治責任不能確立或者不明確，那麽任何一個組織（包括政府）的生存和發展就會成為問題。 

　　第二個相關的條件就是賦予領導者履行其政治責任的製度能力。政治責任確立之後，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履行責任了。政治責任體現為政策，政策的執行需要通過製度來實現。這裏，製度能力表現為兩個方麵。其一是政治層麵，沒有足夠強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政治責任就很難轉化成為具體的政策。其二是行政層麵，沒有有效的行政執行機構，政策難以執行下去，那麽政治責任也隻是空中樓閣。 

　　如果前麵這兩個條件適用於曆史上任何政治體製，那麽在近代以來，因為民主化，頂層設計還必須考量到更多的其它條件。至少有兩個條件適用於越來越多的政治製度，包括中國。

第三個條件是如何保障頂層在履行政治責任時考慮體製和社會的整體利益，而非個別領導人的個人利益或者僅僅是領導層本身的利益。傳統政體和近現代政體的區別在於前者所追求的更多的是個人和家庭利益，而後者則是社會整體利益。這是一種觀念上的變化。在傳統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執政者追求個人和家庭利益被視為合理。但近代以來，盡管執政者也追求個人和家庭利益，但如果其不能追求社會整體利益，就會被視為不合理，沒有合法性。 
　　第四個條件更是和民主相關，即如何避免專斷和專製。近代以來，世界各國政治所要解決的就是這樣一對矛盾：既要權力集中，又要防止專製。中央集權製是任何一個近現代國家的主要特征。沒有權力集中，就沒有政治責任和履行政治責任的能力。但如何保障在權力集中的同時又可以避免類似傳統的個人專製呢？民主製度裏麵的分權要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當然，也不排除其它的方式來防止個人專製。 

須發展中國內部多元主義 

　　那麽，就中國現行政治體製來說，頂頂層設計要具有哪些具體製度安排方麵的創新呢？ 

　　這首先要考慮到中國現存政治製度的總體特點，即內部多元主義。本專欄上幾周已經論述了中國政治製度如何結合自身的文化傳統發展出和西方外部多元主義（即多黨製）不同的內部多元主義。頂頂層設計就是要既要發揮內部多元主義的優勢，又要避免其劣勢。 

　　從體製運作的經驗來看，有幾個方麵的問題特別突出。第一是集體領導體製和政治責任問題。在強人政治之後，黨內的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的重要性凸顯出來。現在集體領導是有了，領導層也有了足夠的互相製衡，但所缺失的是政治責任製度。在任何一個組織內，要領導層集體負責非常困難。在民主社會，多黨輪流執政，如果一個政黨的領導人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人民就會選擇另一個政黨，這算是集體負責，即政黨負責製。但即使在多黨製下，每一個執政黨內部都有領導人個人責任製，不僅對該政黨產生的政府負責，而且也對政黨本身的發展負責。這樣，政黨領導人可以更換，政府和黨的長遠利益則可以得到保證。在一黨執政的情況下，個人責任製尤其顯得重要。集體領導並不是說每一項事情上大家都要一起承擔責任。現在的情況是，內部分工有了，但協調沒有；個別領導人在自己的領域具有了決策權，但並不用承擔個人的責任。如果在某一特定的領域，決策權是個人的，而責任則是集體的；或者決策權是集體的，而責任是個人的，那麽都很難成為集體領導體製。在集體內部，個人決策權和責任不明確的結果會導致集體不負責任的局麵。 

　　第二是領導層的長遠利益觀。為了避免強人政治時代所發生的個人專製問題，中國進行了一係列的製度創新，例如限任製（主要領導人兩個任期）、年齡限製（到了規定的年齡退出領導崗位）和幹部交流（即一個幹部在一個地方任職不能超過規定的期限）等等。這些製度都非常有效。中國盡管是共產黨一黨執政，但能夠有效避免了個人專製、實行領導層世代交替。不過，另一方麵，這些新的製度安排也有負麵的效應，那就是領導層比較強調的是眼前利益，簡單地說就是自己任期和年齡之內的利益，而較少考慮長遠的利益。 

　　第三是執行問題。現在很多場合，並非沒有高層決策，而是高層製定的政策推行不下去，就是人們所說的“政令不出中南海”。政策執行不下去的原因要不就是決策本身的問題，要不就是官僚機構的執行能力問題。 

慎防現有體製蛻化成個人專製 

　　第四是防止現在的體製再次蛻化成為個人專製的可能性。這個問題現在並不嚴重。現在人們所擔心的是相反的東西，即內部製衡過多，產生不了權威。但曆史經驗告訴我們，體製的蛻化也是有可能的。中共曆史上也有強調集體領導的時候，在一些曆史時期裏，也有集體領導的實踐，但最終還是未能製度化而演變成為毛澤東的個人專製。這裏當然有毛澤東作為政治強人這一重要因素，但更多的是因為製度因素。這一點，鄧小平在世時就講得很清楚，即製度決定人的行為。

    不難理解，就頂頂層設計來說，改革就是要克服這些現存體製所麵臨的問題。近來人們也在討論如何找到切入可行的方法，來改進體製的運作。例如就高層集體領導體製，人們已經提出了是否減少政治局常委的人數，使得這個集體規模更小一些，責任更明確一些，效率更高一些。當然，也存在著其它可能的辦法。 

　　但是，不管常委規模有多小，隻要是一個集體，就會出現責任和效率問題。從一些國家的經驗看，設立委員會製度也很有效。例如可以設立國家政治委員會、國家經濟社會委員會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等。這方麵對中國來說並不難。現在已經有各種領導小組。但領導小組的製度化水平不夠高，它們往往是針對一些特別問題的特別機製安排，並且反映的是個別領導人的個人需要，並不能反映整個體係的需要。可以在領導小組的基礎上發展成為委員會。較之現在一個領導、一個板塊的做法，委員會製度有其巨大的政治優勢。第一，委員會製度在繼續滿足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的需要的同時使得高層權力相對集中，提高決策的效率。第二，委員會製度可以實現高製度水平的常態化和實體化。第三，委員在不同委員會交叉任職，這樣使得各委員超越本板塊的利益而具有整體利益觀，同時也使得各委員之間具有協調功能，克服部門主義，提高政策執行能力。 

　　因為實行內部多元主義，頂頂層設計必須考慮到權力結構的平衡問題。現存的體製，在一些領域，權力過重，而在另一些領域，權力過輕，這導致了不平衡，產生了非常多的問題。例如，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經濟和政治“兩手抓”，也就是說權力大多配置在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這兩塊，大部分權力都是存留在這兩個領域。結果呢？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建設應當放在首位，但這並沒有反映到權力結構上。無論是法律還是其他製度方麵，針對社會建設的權力小得可憐，製度建設很落後。在任何國家，權力結構上的既得利益不可避免，有了既得利益才能去追求自身的利益。問題在於在社會工作方麵沒有製度層麵的既得利益，那麽誰來追求社會利益呢？ 

　　也很顯然，頂頂層設計避免不了頂層設計問題，也避免不了地方和社會的動力問題。道理很簡單，頂頂層隻是整體國家治理製度的一部分，因此要解決頂頂層設計問題也需要改革其他國家基本製度（頂層），例如全國人大和政協、黨政關係、中央地方關係、政治任命和公務員分離製度等等。不改革這些，就解決不了頂頂層的決策執行問題，也解決不了如何保障頂頂層考慮體製的長遠利益問題。同時，如果不改革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問題，就很難解決頂層和頂頂層的改革動力問題，解決不了如何保障體製的開放性問題。所有這些方麵如何進行製度性改革，還需要很多很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