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天神還是人王

作者：趙燕姣（山東(dong) 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十月十五日癸未

          耶穌2024年11月15日

禹深受戰國諸子的推崇，甚至在儒家的學說裏被推為(wei) “二帝三王”中的三王之首，在諸家的作品中，盡管諸子根據自身學派所需，對禹的事跡做了一定程度的取舍與(yu) 增飾，但禹的大致事跡基本統一。曆代學者對相關(guan) 記載雖曾有質疑，但是從(cong) 來沒有人懷疑過禹的真實性。然而，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顧頡剛先生為(wei) 代表的古史辨派，卻展開了一場以禹為(wei) 中心的古史論戰，進而提出禹是天神，而非真實的人王。此觀點一經提出，便引起極大的社會(hui) 反響，餘(yu) 波甚至影響至今。近年來，隨著出土文獻與(yu) 考古資料的大量問世，為(wei) 我們(men) 進一步尋找禹、走近禹、認識禹提供了可能。

■豳公盨，現藏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 作者/供圖

出土文獻中的禹

2002年，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購得一件豳公盨，時代約西周早期恭王時期或稍晚，銘首雲(yun) ：“天令禹敷土，隨山濬川，乃差地設征。”李學勤先生認為(wei) ，此句可對照《尚書(shu) ·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及《書(shu) 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盨銘有關(guan) 文字又見於(yu) 《尚書(shu) ·益稷》，其中“禹敷土”全同於(yu) 《禹貢》，“隨山濬川”全同於(yu) 《書(shu) 序》，是非常令人驚奇的。這是目前出土文獻中有關(guan) 禹的最早記載，講的是禹接受天命，敷（布）土定九州，開通山道，疏決(jue) 大川，區分土地規定各自貢賦的偉(wei) 績，盨銘的重要性自不言而喻。近出的清華簡《厚父》是流傳(chuan) 後世的周初檔案文件，所記為(wei) 周武王與(yu) 厚父君臣間的對話。篇首周武王即曰：“遹聞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很顯然周初人也認為(wei) 禹乃夏邦開國之君。

在禹眾(zhong) 多的功績裏，平治洪水、疆理天下無疑最為(wei) 人稱道。禹治理洪水疆定後的天下在早期文獻中多被稱為(wei) “禹跡”，《尚書(shu) ·立政》曾告誡周文王的賢子孝孫：“其無詰爾戎後，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於(yu) 海表，罔有不服”，即要整治武備，軍(jun) 事力量要能達到禹跡所及之域，遍及天下，直到海邊，都沒有不臣服於(yu) 我們(men) 的。此外，在稍晚的器銘中亦有類似表述，叔夷鍾（《集成》0285 春秋）為(wei) 春秋仕齊的宋人叔夷所作，其自稱“（宋）穆公之孫”，在追溯自己祖先榮耀時，曾提及“伊小臣唯輔，鹹有九州，處禹之堵（土）”。又秦公簋（《集成》4315 春秋）銘提及“顯朕皇祖受天命，鼎宅禹跡”，也認為(wei) 祖先授命後領有的國土曾為(wei) 大禹經營。

雖說以豳公盨為(wei) 證，有關(guan) 禹的記載至多不早於(yu) 西周，絕對年代離禹之時仍嫌遠，但是以晚出之物證早出之事實屬尋常。以《史記·殷本紀》為(wei) 例，此書(shu) 雖成於(yu) 西漢初年，然此書(shu) 所載早已得到了甲骨卜辭印證。杜勇先生認為(wei) ，究其根本在於(yu) 中國具有悠久的重史傳(chuan) 統和史官製度，史官有自己的職業(ye) 操守，他們(men) 秉筆直書(shu) ，從(cong) 而使不具文字記錄條件的上古文明通過口耳相傳(chuan) 的方式得以流傳(chuan) 下來，有些細節可能失真，但基本框架和標誌性人物不會(hui) 是虛造的，必然有其史實的質素。

考古資料中的禹

近年來，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國”項目的逐步深入，圍繞大遺址開展的主動發掘項目成果顯著，特別是多學科的運用使得考古學成為(wei) 在發展速度和進步幅度上最為(wei) 顯著的人文科學之一。如下發掘或與(yu) 禹有關(guan) ：

平治水土 鯀禹父子二人受命治水的故事家喻戶曉。《山海經·海內(nei) 經》載：“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yu) 羽郊。鯀複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南京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院研究員吳慶龍2016年發表在《科學》（Science）的報告《公元前1920年潰決(jue) 洪水為(wei) 中國大洪水傳(chuan) 說和夏王朝的存在提供依據》（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提出，在公元前1900年前後，黃河上遊的積石峽段由於(yu) 地震而形成了兩(liang) 個(ge) 堰塞湖，決(jue) 堤後所造成的洪水淹沒了中下遊低地，由此為(wei) “鯀禹治水”傳(chuan) 說的真實性提供了科學依據。

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研究員譚亮成通過對甘肅烏(wu) 鴉洞石筍等研究發現，大約在距今4000年（±48年），黃土高原發生了持續約20年的極端強降雨事件。當黃河上遊持續極端降水之後，必然會(hui) 導致黃河下遊持續的洪水泛濫。值得注意的是，4000±48 a BP的年代點與(yu) 夏商周斷代工程所推斷的公元前2070年（4020 a BP）夏朝建立時間非常一致。另從(cong) 治水時間上看，鯀治水9年，禹治水13年，兩(liang) 人治水共計22年，與(yu) 持續20年的強降雨研究也基本吻合。這一研究不僅(jin) 增強了鯀禹治水的客觀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夏王朝的真實性。

塗山之會(hui) 大禹在治水功成後，曾“合諸侯於(yu) 塗山，執玉帛者萬(wan) 國”（《左傳(chuan) ·哀公七年》），又《尚書(shu) ·益稷》載：“（禹）娶於(yu) 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可見，塗山既是大禹確定盟主地位之地，又是其娶妻生子之地，於(yu) 禹而言意義(yi) 毋庸贅述。然而，千百年來有關(guan) “塗山地望”及“禹會(hui) 塗山”事件的考證一直仁智互見、歧異頗多，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實施和禹會(hui) 村遺址的考古發掘，才使這一爭(zheng) 訴千年的懸案形成了初步定論。

2006年，被列為(wei)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科研項目的考古工作在蚌埠塗山南麓的禹會(hui) 村展開。曆時五年的大規模發掘，考古工作者在此發現了一處麵積達50萬(wan) 平方米的史前遺址，時代屬龍山文化晚期，恰與(yu) 大禹時代吻合。出土遺跡表明，這是一處大型的祭祀禮儀(yi) 遺存，或可稱之為(wei) “祭場”，中軸線上一列柱坑及柱洞，極有可能是前來參加會(hui) 盟的各“諸侯”的樹旗之洞。與(yu) 此推測相吻合的是，禹會(hui) 村的整體(ti) 文化特征也體(ti) 現了南北文化的交匯複雜性，其中既有來自中原文化王油坊類型的陶器，也有來自山東(dong) 龍山文化以及南方的陶器。遺址中還出土了大量一次性祭祀用的器物和簡易式工棚設施，而遺址使用的年代有一二百年的曆史。王震中先生認為(wei) ，如果一二百年的遺址使用年代與(yu) 當地人（如塗山氏）存在有關(guan) 的話，那麽(me) 短暫性的遺跡使用極有可能與(yu) 禹會(hui) 塗山關(guan) 係密切。

禹都陽城 《史記·夏本紀》曾載“帝舜薦禹於(yu) 天，為(wei) 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sang) 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yu) 陽城”，有關(guan) 陽城之地望學界已爭(zheng) 論數千年之久。1983年，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安金槐先生在《文物》上刊文，稱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應該就是曆史記錄中的禹都陽城所在地。在離王城崗遺址東(dong) 北方向大約15華裏的地方，發現了戰國時期韓國的陽城陶文。但由於(yu) 該城址長、寬不足百米，作為(wei) 禹都確實過小，因而在當時並未得到學術界公認。

2002—2005年，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登封王城崗遺址周圍龍山文化遺址的調查”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崗遺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圍地區的聚落形態”項目的推進，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登封告成八方王城崗遺址發現一座麵積達30萬(wan) 平方米的帶護城壕的龍山文化晚期大城址。在發掘中還發現了龍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表明該遺址的等級高並且是當時的中心聚落。通過碳十四測年數據可知，王城崗小城的年代即為(wei) 王城崗龍山文化第二期，已接近夏的始年，而大城城牆和城壕的使用年代已進入夏的始年公元前2070年以內(nei) 。聯係到曆史上夏的鯀、禹、啟的傳(chuan) 說多集中這一帶，方燕明先生認為(wei) ，王城崗小城可能為(wei) “鯀作城”，而王城崗大城有可能即是“禹都陽城”。

禹征三苗 據《山海經·海外南經》《呂氏春秋·恃君覽》《淮南子·氾論訓》《史記》等文獻記載，早在堯、舜時期中原部族已與(yu) 三苗多次發生衝(chong) 突，至禹時戰爭(zheng) 愈發激烈。這場戰爭(zheng) 似乎是禹在三苗發生天象異常（日食、血雨）的情況下發動的突然襲擊，戰後“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苗民無辭於(yu) 罰，乃絕厥世”（《尚書(shu) ·呂刑》）。

考古學文化顯示：距今4500年前後的石家河文化後期，隨著中原文化的再度崛起和強盛，中原龍山文化（主要是王灣三期文化）不斷向南方地區拓展和推進。在不太長的時間內(nei) ，不僅(jin) 收複了曆史上被屈家嶺文化北上所占領，並一直持續到石家河文化時期的漢江中遊的鄂西北和豫西南地區，並順著漢江河穀繼續南下，進入江漢平原地區，扭轉了長江中遊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方向，改變了大溪—油子嶺文化、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一路傳(chuan) 承發展下來的當地文化和既定路線，促使該地區產(chan) 生出一種文化內(nei) 涵、特征與(yu) 王灣三期文化有相似之處的新的考古學文化，即“後石家河文化”或“肖家屋脊文化”。

對上述考古學文化更替的曆史背景，韓建業(ye) 等學者認為(wei) 與(yu) 古史傳(chuan) 說中的“禹征三苗”的記載有關(guan) ，認為(wei) “禹征三苗”之後，“三苗衰微，石家河文化被中原龍山文化替代，中國由華夏、東(dong) 夷和苗蠻三大集團的‘三足鼎立’演變為(wei) 夷與(yu) 夏東(dong) 西爭(zheng) 雄”。

餘(yu) 論

禹作為(wei) 遠古聖王，由於(yu) 先秦文獻記載的多樣性、複雜性，其麵貌始終處在煙靄迷霧之中，更有學者一度懷疑其存在的真實性。有賴於(yu) 近年來考古學及自然學科的相關(guan) 研究成果，我們(men) 清晰地認識到，文獻中那些看似離奇甚至荒誕的記載並非子虛烏(wu) 有、向壁虛造，隻不過是不同時代、不同屬性的文獻，在敘事上自有其特征，不應簡單地以“層累疊加”這一思維路徑來處理它們(men) 之間錯綜而多元的關(guan) 係。

在文字正式出現之前，遠古史實的保存主要依賴於(yu) 史官的口耳相傳(chuan) ，盡管有些細節或有失真，但曆史的基本框架和人物大事必賡續有序。近出的清華簡《楚居》就詳細記載了楚國從(cong) 遠祖一直到楚肅王曆代楚國君王所居郢都的遷徙路線，同時還記錄了楚國國名的來源等十分珍貴的內(nei) 容，可見遠古時期此類文獻的發達。

而禹不僅(jin) 是古聖王，其直係後代在西周時還受武王之封，建立了杞國，因此，其遠祖事跡極可能是時人皆曉的常識。杜勇先生認為(wei) ，自孔子興(xing) 辦私學之後，先前被少數貴族壟斷的學術文化逐漸下移，更多的人包括社會(hui) 下層的人們(men) 也獲得了讀書(shu) 、求知、論學的機會(hui) ，古史信息的傳(chuan) 播途徑大為(wei) 拓寬。而且一些學有所成的人，在戰國時代社會(hui) 劇烈變動的情況下，都想利用自己的知識給社會(hui) 提供解救的藥方，於(yu) 是各種學派蜂起並作，激烈論辯，把當時所聞見的古史一股腦兒(er) 翻了出來，為(wei) 自己的主張作注腳，因而出現了人們(men) 豔說古史而內(nei) 容大增的盛況。誠如弗雷澤所言：“戰國之際並非單純理性伸張，蒙昧隱退的時代，與(yu) 此潮流齊頭並進的是另外一股非理性主義(yi) 的曆史人物神話化運動。在後者的影響下，一批曆史人物完成了由人到神的轉變，從(cong) 而構成了中國古代神話晚出的文化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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