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論“夫子賢於(yu) 堯舜”

作者：米文科（寶雞文理學院馬克思主義(yi) 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十月初六日甲戌

          耶穌2024年11月6日

“夫子賢於(yu) 堯舜”一語出自《孟子·公孫醜(chou) 上》，是孟子引述孔子弟子宰我的一句話。同時，孟子還引述了孔子另兩(liang) 位弟子的話，即子貢講的“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和有若說的“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yu) 孔子也”。對此，孟子認為(wei) 三人之智足以知聖人，因此他們(men) 雖是孔子弟子，卻並非在阿諛奉承孔子。不過，孟子沒有明確孔子何以賢於(yu) 堯舜，故而後世學者對此有許多不同詮釋。

東(dong) 漢趙岐認為(wei) ，孔子賢於(yu) 堯舜，因為(wei) 孔子隻是聖人，不像堯舜那樣既是聖人又是君王，卻能夠“製作素王之道”，因而如果孔子也有堯舜君王的地位，自然比其“賢之遠矣”。不過，這樣一來就意味著孔子之聖要比堯舜之聖高，所以趙岐認為(wei) 宰我等人對孔子的稱譽，“其言大過”。題為(wei) 北宋孫奭疏的作者則從(cong) 難易和事功兩(liang) 個(ge) 角度對趙岐的說法做了進一步發揮和展開，指出“夫子賢於(yu) 堯舜”的意思不是指“聖”有所不同，而是從(cong) 難易來講，堯舜是有位之聖人，故其行道容易；孔子則是無位之聖人，故其行道較難。從(cong) 事功來說，堯舜治理天下，隻是見效於(yu) 當時，屬於(yu) 一時之功；孔子著述“五經”，則是載道於(yu) 萬(wan) 世，屬於(yu) 萬(wan) 世之功，因而說孔子賢於(yu) 堯舜。與(yu) 此同時，二程、朱熹等宋代理學家也大多從(cong) “事功”角度加以說明，如朱熹繼承程頤的說法，指出“夫子賢於(yu) 堯舜”不是說孔子之聖高於(yu) 堯舜之聖，他們(men) 作為(wei) 聖人都是一樣的，但聖人之事功卻不同。孔子將堯舜之道記載於(yu) 經書(shu) 之中，以垂教萬(wan) 世，故“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總之，“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可以說是宋儒的一種流行觀點，如朱熹的弟子輔廣等人亦主張此說，輔廣還明確說明語聖不異的具體(ti) 含義(yi) 是就德而言。

但與(yu) 程頤、朱熹等人的說法有所不同的是王安石的觀點。王安石雖然也認為(wei) 孔子賢於(yu) 堯舜不是其弟子的溢美之詞，但他對孔子的“賢”的認識卻不同於(yu) 程朱。王安石在其《夫子賢於(yu) 堯舜》一文中首先指出，所謂“聖”的含義(yi) ，指的是“至乎道德之妙而後世莫之增焉者之稱”。可見，同作為(wei) 聖人，孔子之聖與(yu) 堯舜之聖沒有什麽(me) 不同。其次，他強調，宰我之所以說孔子賢於(yu) 堯舜，是“言其時而已”。也就是說，對孔子之“賢”的理解要從(cong) “時”的角度來看。具體(ti) 來說，王安石指出，儒家之道發端於(yu) 伏羲，成之於(yu) 堯、舜，到了禹、湯、文、武又加以光大，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等人又相繼繼承了往聖之道。然而，雖然伏羲首先發現了“道”，但其法未成，直到堯而後成；堯雖然能製成聖人之法，卻不如孔子之完備。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wei) 伏羲、堯、舜等人做不到，而是因為(wei) 聖人並非追求有為(wei) 於(yu) 天下，聖人是要“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後再因其變而製定法則、準則。這就是說，從(cong) 伏羲直到孔子，聖人之法才逐漸完備起來，不是因為(wei) 聖人之知不夠、聖人之能不行，而是由於(yu) 所處之時不同。時不同，天下之變化也就不同，聖人則因變而製法。到了孔子之時，時變已備，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大備。因此，宰我說“夫子賢於(yu) 堯舜”，不是指孔子之聖高於(yu) 、優(you) 於(yu) 堯舜，而是指孔子能因時備變，集往聖之事而製成萬(wan) 世之法，這就是孔子的“賢”。可見，在王安石看來，孔子的“賢”主要不在於(yu) 載道，從(cong) 而將堯舜之道傳(chuan) 於(yu) 後世，而在於(yu) 能因時變化，使聖人之法得以完備。這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體(ti) 現了王安石“通其變，使民不倦”和“因時救世”的政治理想與(yu) 變法改革思想。

同樣，“因時救世”觀念也可以在王安石對孟子“三聖”說的詮釋中看到。孟子在《萬(wan) 章下》中一方麵認為(wei) 伯夷、伊尹、柳下惠也是聖人，另一方麵又指出三人之聖與(yu) 孔子之聖不同，認為(wei) 伯夷是聖之清，伊尹是聖之任，柳下惠是聖之和，孔子則是聖之時。對此，宋儒張載認為(wei) 清、任、和隻是性之一端，三人隻“於(yu) 一節上成聖”。後來朱熹也認為(wei) 伯夷三人因為(wei) 在知上有偏、知有未盡，故分別隻在清、任、和上成聖，而不能像孔子那樣兼清、任、和而時出之。王安石卻不這麽(me) 理解，他認為(wei) 孟子所說的清、任、和、時，意思不是指聖人有高下、優(you) 劣等層次之分，因為(wei) “聖”的含義(yi) 是指道德之極至，如果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聖隻是清、任、和，各隻在“一節”上成聖，那麽(me) 三人也就不能稱為(wei) 聖人了，所以孟子之言需要另作他解。王安石認為(wei) ，孟子所謂清、任、和、時，都是為(wei) 了拯救時弊，即“因時之偏而救之”。具體(ti) 來說，伊尹為(wei) 救天下之弊而以天下為(wei) 己任，並以道覺民，但後世之人卻不知伊尹之心，隻看到表麵，“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yi) ”。於(yu) 是伯夷出而用“清”來糾正伊尹之“任”帶來的弊端，但後世之人不能求伯夷之心，“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複刻”。於(yu) 是柳下惠又出而矯之以“和”，但是後世之人還是不能明柳下惠之心，“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到了孔子之時，三子之弊是“各極於(yu) 天下”，於(yu) 是孔子又以“時”來進行糾正。如此一來，聖人之道大具，無一偏之弊。可見，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相繼而出、相為(wei) 始終，都是因時以救弊，這即是王安石所說的：“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yu) 天下。”如果都想“為(wei) 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又怎麽(me) 稱得上是聖人呢？因此，王安石指出，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如果也處於(yu) 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wei) 孔子”。至於(yu) 孟子所說的“伯夷隘，柳下惠不恭”，王安石強調，那也是因為(wei) “時”不同了，所以看法和認識也就有所不同，這就像夏之道，殷人以為(wei) 野，而殷之道，周人以為(wei) 鬼一樣。

雖然王安石對“夫子賢於(yu) 堯舜”以及三子之聖的解釋在思想史上不是一種主流觀點，對後世影響也不大，但並沒有被後來的學者忘記。清初黃宗羲就繼承了王安石“因時救世”的觀點並加以發揮。他指出，孟子列舉(ju) 伯夷、伊尹、柳下惠，並將其與(yu) 孔子對比，並不是“泛泛定人品之優(you) 劣”。也就是說，孟子不認為(wei) 聖人有高下優(you) 劣之分，而是意在說明自古以來就有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代表的這幾種學問。這些學問都是為(wei) 了拯救時弊，即“伯夷出而救頑糯，伊尹出而救獨善自為(wei) ，柳下惠出而救刻薄，不得不然。孔子則如化工，其救在萬(wan) 世，不可以一節名之”。後來唯獨孔子的學問成為(wei) 萬(wan) 世之準則而不可移易，是因為(wei) 學伯夷之學容易流為(wei) 避世之士，學伊尹之學容易流為(wei) 功名之士，學柳下惠之學則容易成為(wei) 鄉(xiang) 願。總之，在黃宗羲看來，四人各有至處，都是參讚化育之人，隻是時不同，而各出以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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