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學記（下）

——北宋湖州兩(liang) 進士的科舉(ju) 之路

作者：莊華、遽玦亮

來源：湖州發布

時間：西曆2022年6月4日

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

中國文化到北宋進入了一個(ge) 群星璀璨的時代：北宋統治者汲取唐代藩鎮割據的曆史經驗教訓大力加強中央集權製，形成有宋一代“重文輕武”的格局，經過北宋初的積澱，以歐陽修、蘇軾為(wei) 代表的士大夫精英走上曆史舞台，正式取代了唐末以來在社會(hui) 動亂(luan) 中消亡的貴族階級。士大夫政治出現的基礎之一，是科舉(ju) 製的成熟。

科舉(ju) 製是朝廷開設科目，士人可以自由報考，主要以考試成績決(jue) 定取舍的選拔官員的製度。科舉(ju) 製萌芽於(yu) 南北朝，創始於(yu) 隋，確立於(yu) 唐，完備於(yu) 宋，而後一直延續至清。在中國科舉(ju) 製度史上，宋代是一個(ge) 變化更革相當大的時期，也是一個(ge) 科舉(ju) 製度趨於(yu) 完備、成熟的時期。較之唐代，宋代教育的重要發展不僅(jin) 在於(yu) 科舉(ju) 製的日漸成熟，也在於(yu) 宋朝統治者對學校建設的持續投入，創造性地將科舉(ju) 與(yu) 學校合並。北宋湖州的兩(liang) 位進士莫君陳與(yu) 賈安宅的科舉(ju) 之路，呈現出兩(liang) 種迥異的形態。

宋仁宗坐像

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朝廷照例開科取士，距離上一次科舉(ju) 已有五年之久，大批學士名儒湧現，這一年的主考官是歐陽修，最後進士及第有蘇軾、蘇轍、曾鞏、張載、程顥、呂惠卿等，這些人中蘇軾、蘇轍、曾鞏均位列“唐宋八大家”，程顥、張載深刻影響了宋朝理學的發展，呂惠卿、章惇則成為(wei) 了北宋政壇的重要人物。距離北宋開國九十多年的這次進士榜，人才輩出，被後人譽為(wei) “千年龍虎榜”，湖州的莫君陳名列其中。

按《安定學案》記載，莫君陳，湖州歸安人，少從(cong) 胡瑗學。篤誌力行，不樂(le) 仕。第嘉祐進士，不赴調。莫君陳“禦家嚴(yan) 整，無大小對之如神明”，自莫君陳始莫家連續五代人中進士，堪稱宋代科舉(ju) 史乃至中國科舉(ju) 史的一個(ge) 奇觀。

宋代科舉(ju) 按先後次序分為(wei) 解試、省試、殿試三輪考選。在沒有攝影等現代技術的年代裏，宋代人在實踐中想方設法優(you) 化了科舉(ju) 製度。嘉祐元年（1056）三月五日，朝廷下詔開貢舉(ju) ，莫君陳踏上了解試之路，他首先需要向湖州府出具家狀和保狀。家狀上至少包含了莫君陳的姓名、年甲、三代、治經、舉(ju) 數、鄉(xiang) 貫等，大致相當於(yu) 今天的準考證。“保”是一個(ge) 單位，宋朝諸路州府軍(jun) 監請解，需三人以上結為(wei) 一保，如果一州不到三人，則召命官一員保識。本保內(nei) 必須有曾經解試合格並發解參加過省試的舉(ju) 人。保狀主要保證的事情有七條，證明自己具有應試資格。相比唐代，宋代貢舉(ju) 可謂“取士不問家世”，尤其是慶曆四年（1044）後大大降低了考生門第的門檻，大凡品行端正，未曾觸犯刑罰、身家清白，不曾為(wei) 僧道胥吏、不在尊長服喪(sang) 期內(nei) 、身體(ti) 未有重度殘疾的人皆可應試，同時為(wei) 加強屬地管理，方便確認考生身份，外加“本貫取解，非為(wei) 寄應”的條件。一旦一人被發現違規，另外兩(liang) 人會(hui) 被剝奪兩(liang) 次報考科舉(ju) 的機會(hui) 。

三月朝廷下詔開貢舉(ju) ，湖州考生將家狀、保狀等一應材料提交至州府後，時任知州楊紘，按例挑選了一位品學兼優(you) 又是進士出身的屬官作為(wei) 考試官，並在八月初對一切考試相關(guan) 官員需要進行名為(wei) “鎖院”的封閉化管理。諸多主要考試相關(guan) 官員中，考試官主要負責考試的出題和考卷的考校，監試官主要負責監試、考試引試、分發試卷、關(guan) 防作弊、後勤保障等所有各種管理事務，點檢官的設置則是為(wei) 了加強命題和去取的檢驗。從(cong) 諸種考官的設置來看，宋代考試管理已經相當接近現代考試。

八月中旬解試正式開考，考試的地點位於(yu) 州治所在，一般是本州府軍(jun) 監治所，可見宋代還沒有專(zhuan) 門固定的考試場所，體(ti) 現了行政與(yu) 教育的高度一體(ti) 化特質。考生應試需要自備白紙，在紙上寫(xie) 明自己的姓名籍貫以及應考科目。有宋一代，貢舉(ju) 科目設置，以王安石變法為(wei) 分界點，前後發生了重大變化。宋初進士科大概沿襲五代後周之製。《文獻通考》卷三十記載道：

“凡進士，試詩、賦、雜文各一首，策五道，貼《論語》十貼，對《春秋》或《禮記》墨義(yi) 十條。”

“雜文”相當於(yu) “論”，“貼”相當於(yu) 今天的填空題，“墨義(yi) ”相當於(yu) 今天的默寫(xie) 。難度隨考生備考的經典容量的增大而提升，比如進士科外的諸科中，因準備經文不同而區分九經、五經、三傳(chuan) 、三禮等科目，當數九經最為(wei) 繁難。學有餘(yu) 力的考生也會(hui) 采取兼經的學習(xi) 方式，正式考試時有一定的優(you) 惠。

在考試中有監門官把守考場出入要道，由巡鋪官在考場巡考，考試結束後，又需要封彌官與(yu) 謄錄官處理試卷，避免考官識別考生。最終由點校官對謄錄的考卷考校評定等第，再由考試官再次確認考生信息，進行複評，尤其要注意的是，考卷不能觸犯政治上的避諱。考試結果確定後，九月初州府放榜，再由舉(ju) 送官將解試合格舉(ju) 人的家狀、保狀、試卷及解狀等解送到禮部，以便得解舉(ju) 人參加來年禮部舉(ju) 行的省試。至此解試告一段落。

按嘉泰《吳興(xing) 誌》，嘉祐二年章衡榜上除莫君陳外，還有張修、施碩，這三位歸安同鄉(xiang) 有可能結為(wei) 一保，立下保狀。此時胡瑗擔當太學講授，想必躊躇滿誌的莫君陳一定非常想和老師在汴京相會(hui) 吧！

通濟渠水路圖

按照推算，莫君陳一行前往汴京應當由湖州出發，自湖州沿頔塘東(dong) 至平望，轉而北上途經蘇州、鎮江、揚州、高郵、淮安、淮陰，轉船行通濟渠直達開封。可惜莫君陳幾乎沒有留下詩歌，不然我們(men) 一定可以看到其筆下沿途的風景。通濟渠在宋代稱為(wei) 汴河，當時全國最富庶的東(dong) 南六路（淮南路，江南東(dong) 、西路，荊湖南、北路，兩(liang) 浙路）的漕糧百貨，均由通濟渠運往京師，所謂“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並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開封城內(nei) 外數十萬(wan) 駐軍(jun) 、數十百萬(wan) 戶居民，仰給在此一渠。因此宋人張方平說：“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yu) 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北宋承平日久，彼時莫君陳一行經由汴河進城，比張擇端更早體(ti) 驗到汴京的繁華景致。

《東(dong) 京舊城之圖》與(yu) 《外城之圖》，見於(yu) 南宋陳元靚編《事林廣記》，元至順年間西園精舍刊本。

宋承唐製，貢舉(ju) 省試一般在開科翌年正月舉(ju) 行，在省試引試之前要求得解或者免解舉(ju) 人繳納家保狀、文卷、試紙等報名考試。關(guan) 於(yu) 到省投狀報名日期，宋初規定大概是十月二十五日。考慮到諸路偏遠州府，到嘉祐年間應該是延遲到十一月底。為(wei) 照顧遠方得解舉(ju) 人需要承擔的旅費，政府會(hui) 發放公券，公券製度在南宋依然沿用，足見宋朝對士人的優(you) 厚。不遠千裏趕到汴京後，得解舉(ju) 人需要將保狀交到開封府，由開封府歸類後送到禮部貢院進行契勘，以防冒名頂替。想來莫君陳抵達汴京交罷保狀後，一定第一時間聯係老師胡瑗，師生契闊，不知胡瑗是否與(yu) 這位篤誌於(yu) 學的學生秉燭夜談？

禮部貢院契勘無誤後，朝廷會(hui) 召集天下貢舉(ju) 人覲見大宋皇帝，謂之群見。嘉祐二年得解舉(ju) 人6500人匯集庭前，當年的得解舉(ju) 人的優(you) 秀代表林希（約1035-約1101）發表了《開封府群見致辭》的講話，大致上是“臣希等伏以聖人在上，首善始於(yu) 京師，天下修文，貢士興(xing) 於(yu) 田畝(mu) ”一類“謝主隆恩”的官方語。由於(yu) “遠方之士未知朝廷儀(yi) 範”，群見時的場麵或許非但不如林希的致辭那樣嚴(yan) 肅，甚至還令相關(guan) 管理人員十分頭痛，往後便隻讓成績靠前的“解頭”覲見。沈括是嘉祐八年的“解頭”之一，他在《夢溪筆談》中毫不留情地吐槽了當時回首所見的混亂(luan) 場景：

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為(wei) 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cong) 前一兩(liang) 行，稍應拜起之節，自餘(yu) 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為(wei) 閣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謂舉(ju) 人、番人、駱駝。

不知道林希和莫君陳知道沈括把舉(ju) 人和駱駝相提並論會(hui) 有何感想。

群見之後，諸生前往國子監拜謁先聖先師，如果胡瑗在場，他的目光一定會(hui) 默默尋找著茫茫人群中自己精心栽培出的學生吧。

北宋·李公麟《四學士圖》

禮部貢院是省試考試管理機構，在對全國得解舉(ju) 人的學籍資料等進行緊張嚴(yan) 格的核驗後，還負責頒布貢舉(ju) 相關(guan) 的製度和政令等，在這一忙季常常需要向其他部門借調人手。在考試官方麵，按照《宋會(hui) 要》記載，正月五日，朝廷任命翰學士歐陽修為(wei) 權知貢舉(ju) ；天章閣侍講盧士宗、集賢校理張師中封印卷首；館閣校勘張洞、王獵充覆考官，梅堯臣、張子諒、張唐民、董傪、鮮於(yu) 侁充點檢試卷。一眾(zhong) 考試官在正月十五進入鎖院流程，為(wei) 照顧考試官們(men) 的飲食起居以及身體(ti) 健康，朝廷還專(zhuan) 門派醫官陪同。對士大夫來說，這是一項光榮而令人欣羨的任務。歐陽修《禮部唱和詩序》中這樣描述道：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cong) 五人者於(yu) 尚書(shu) 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yu) 期間相與(yu) 作為(wei) 古律長短歌雜言，庶幾所謂群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

北宋東(dong) 京城圖

嘉祐二年的省試在武成王廟進行，考試前一天排定座位，張榜公布，監門官按姓名引入，考生按照榜就座，不得移易。考場內(nei) 設都堂，都堂上設一垂簾，內(nei) 有考試官坐鎮，一般情況下垂簾內(nei) 外不得相互聯係，但當考生遇到出處不明的題目時，經同意後可以到簾前詢問簾內(nei) 官。嶽珂在《桯史》卷九《堯舜二字》中詳細記錄了嘉祐二年省試中歐陽修麵對的一次上請：

方與(yu) 諸公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梅聖俞怒曰：“瀆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鵠袍環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為(wei) 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觀者哄然笑。文忠不動，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nei) 外又一笑。

得解舉(ju) 人在考場上突然發揮疑古精神，詢問儒家經典中最基礎的堯舜事，實在讓人哭笑不得，不知莫君陳在場聽聞後會(hui) 有何感想。

嘉祐二年省試分三場，第一場考三道策，第二場考論，最後一場考詩賦。在考試時間上，唐代實行夜試，給予考生三根蠟燭的時間，宋代改為(wei) 晝試，不許繼燭，主要緣由是宮中禁火，二來光天化日之下作弊更加困難。考場上嚴(yan) 禁交頭接耳，考生們(men) 孤軍(jun) 奮戰。有考試便會(hui) 有作弊，最經典的作弊手段是懷夾書(shu) 冊(ce) ，由於(yu) 監門官在進門引試時候會(hui) 搜檢考生，會(hui) 存在十幾個(ge) 考生眾(zhong) 籌雇傭(yong) 一人專(zhuan) 門夾帶書(shu) 冊(ce) 進場的情況。當時經典的小抄稱為(wei) 巾箱本，製造小抄則以福建建陽最為(wei) 有名。如果有考生作弊被巡鋪官發現，情節輕的停止兩(liang) 到三屆科舉(ju) ，情節嚴(yan) 重則終身不得應舉(ju) ，這項罪責即便是皇帝特赦也不能免去。

考試結束收卷後，封彌官將應舉(ju) 人試卷截去卷首三代家狀，代以字號，封彌之後送謄錄所謄錄，以及其他需要封彌之事。由於(yu) 省試舉(ju) 人少則五六千人，省試三場，需要謄錄的試卷一、兩(liang) 萬(wan) 份，其工作量相當大，需要數百名書(shu) 手才能完成，管理這些謄錄人的謄錄官十分重要。為(wei) 保障謄錄無誤，需將朱筆抄寫(xie) 的謄錄卷與(yu) 考生原有墨卷校對，負責校對的官員稱為(wei) 對讀官。謄錄校對好的試卷移交點檢官，由點檢官初定分數，判定等第，然後交由覆考官。如果點檢與(yu) 覆考官的評定有很大出入，送至知貢舉(ju) 複核裁定。最後考試合格的名單奏名禮部，這已經是歐陽修等考試官結束五十天鎖院後的事了。正式放榜時煌煌6500名學子人頭攢動，但最終隻有400人能夠進入殿試。張修、施碩、莫君陳三人在這龍門一躍的時刻內(nei) 心不知有多麽(me) 忐忑！想必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繁華熱鬧的汴京街市上茶館、酒樓、炊餅店的老板夥(huo) 計們(men) 在省試的日子裏驚喜於(yu) 生意的紅火之餘(yu) ，一定會(hui) 被放榜那天士子幾家歡樂(le) 幾家愁的情緒所感染，說到底，誰也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是否能夠在這一天改變，誰也不甘自己的命運需要靠著街邊看命先生給予指引。

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

宋代士子在全國得解舉(ju) 人競爭(zheng) 的省試中突圍後，來到殿試的最後考驗，競爭(zheng) 仕途入場券。唐代科舉(ju) 隻有解試和省試兩(liang) 輪，宋太祖開寶六年（973）開創殿試製度，以變“恩歸有司”為(wei) “恩由主上”，由皇帝親(qin) 掌“士權”以鞏固和加強君主專(zhuan) 製與(yu) 中央集權。同時為(wei) 籠絡士人，避免唐代不少進士在動亂(luan) 時刻淪落叛亂(luan) 的隱患，宋代逐步保證了殿試的最低收益。除去給予往屆年長殿試落榜考生“特奏名”的優(you) 待，提高進士獲得官位品級等政策外，在嘉祐二年開始有殿試的“同進士出身”。據《宋會(hui) 要·選舉(ju) 》載：

三月五日，帝禦崇政殿試禮奏名進士，內(nei) 出《民監賦》《鸞刀詩》《重巽命論》題，得章衡已下三百八十八人並賜及第，出身，同出身。

我們(men) 來簡單計算一下，嘉祐二年參加省試的舉(ju) 人有6500人，最後400人通過省試，殿試進場率隻有6%。需注意的是，這400人中有12個(ge) 人因為(wei) 被發現違規或者出現卷麵沒有避諱等問題而被黜落無緣殿試，也就是說3%的人被黜落，這已經是“嘉祐二年親(qin) 試舉(ju) 人，凡進士與(yu) 殿試者，始免黜落”優(you) 化的結果。太宗端拱二年榜（989）合格奏名進士共368人，最後陳堯叟已下186人獲進士及第，約49%的人被黜落，開寶八年（975）王嗣宗榜，即創立殿試製度之後的第二榜，合格奏名進士王式已下290人，最後殿試完僅(jin) 得王嗣宗已下31人，也就是說89%的人在慘遭黜落。在皇帝與(yu) 文官集團的妥協下，殿試不黜落製度自嘉祐二年成為(wei) 定式。

這一年的殿試結果分為(wei) 五等，前三甲進士及第，四甲賜進士出身，五甲賜同進士出身。這一榜的狀元章衡是章惇的侄子，有意思的是，由於(yu) 在考場上沒有比過自己的侄兒(er) ，章惇憤然複讀重考。今天我們(men) 知道莫君陳位列前三甲而不知道他拿到的具體(ti) 名次，大概同樣不滿於(yu) 所得名次，莫君陳才會(hui) “第嘉祐進士，不赴調”，又在熙寧年間，改考新置的大法科並一舉(ju) 拿下頭名，不過這已是後話。莫君陳著有筆記《月河所聞集》，記載了他仕宦生涯中所見的趣聞軼事，筆調老練沉穩，他青年時代科舉(ju) 道路上究竟有著怎樣的情緒波動終究不為(wei) 人知了。元祐四年（1089）七月，蘇軾第二次赴杭州任知府時與(yu) 莫君陳這位同年相逢西湖，驚喜之際寫(xie) 下絕句《與(yu) 莫同年雨中飲湖上》，嘉祐二年的金榜題名兩(liang) 位菁英士子曆經三十多年宦海沉浮，饒是樂(le) 觀放達的蘇軾亦感慨“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顛”。

嘉祐二年，莫君陳與(yu) 兩(liang) 位歸安同鄉(xiang) 張修、施碩名列三甲，自此以後，宋代湖州科舉(ju) 史上的最好成績為(wei) 熙寧六年（1073）的一甲二名的朱服（1045-1102），他得到了第一個(ge) 榜眼名額，而後就是大觀三年（1109）年僅(jin) 22歲的狀元賈安宅。據洪邁《夷堅誌》中載：

鄱陽高嵲就館於(yu) 邑，宰以無訟堂為(wei) 學舍，池中蓮生花雙頭，丞賈選見之，曰：“此嘉祥也。先君大觀二年吳興(xing) 鄉(xiang) 校肄業(ye) ，直廬後產(chan) 此花。守兵白教授率諸生來觀之，折取諦玩，葉間隱隱有金書(shu) 先君姓名三字，諸生共致慶語，勉令力學，以來歲大魁相期。輕薄子翕然笑曰：‘賈癩子作狀元，是天下無士也’。時正病，瘡遍體(ti) ，故雲(yun) 。至秋獲薦，送廷對，果第一，賈名安宅。”

《夷堅誌》中的逸聞多有神異色彩，故事中那位臥病狀元郎被神仙化為(wei) 雙頭蓮荷葉之間隱隱金書(shu) 的“天注定”，事實上賈生中舉(ju) 的客觀原因就在故事中：北宋對州縣學校建設的持續投入，以及將學校與(yu) 科舉(ju) 相結合的三舍法，不同於(yu) 嘉祐二年莫君陳在解試、省試與(yu) 殿試的過關(guan) 斬將，大觀三年的狀元賈安宅是北宋在全國範圍內(nei) 推廣三舍法由學校選士的結果。

《尚書(shu) 正義(yi) 》唐·孔穎達等撰。南宋浙刊單疏本。

賈安宅（1088—？），字居仁，歸安人，少力學，博通經史，擅詩文。賈安宅的一生與(yu) 北宋科舉(ju) 緊密關(guan) 聯，他18歲考入最高學府太學，學識更為(wei) 長進。大觀三年，22歲的賈安宅參加殿試，在685名應試者中獨占鼇頭。中狀元後，賈安宅入仕，初任秘書(shu) 省校書(shu) 郎，累官至戶部侍郎兼太上皇讚讀官。他多次擔任考官，取士公正，所選士人成名者極多，徽宗曾手書(shu) 詔令嘉獎。史書(shu) 中有關(guan) 賈安宅的記載十分有限，順治《湖州府誌前編》收錄其《苕溪》一首，詩曰：“廣苕山下有源深，發此清流去不渾。直抵太湖三百裏，滔滔分入海天門。”這首歌詠故鄉(xiang) 苕溪的七言絕句，樸素淡雅，比興(xing) 圓熟，借物詠誌，不露情緒，宋儒理性克製的表達與(yu) 內(nei) 在極高的自我期許相結合，恰如詩中的苕溪水，靜則深源清流，動則滔滔入海。

哲宗紹聖三年（1096），8歲的賈安宅來到州學附屬小學，麵見教授，遞上家狀與(yu) 本家尊署名的保狀，開啟小學生涯。宋代以前，小學教育以識字為(wei) 主。到宋代，小學教育形成了劃分明確的三類基本課程。北宋初官辦小學的製度對課程有明確規定，按《金石萃編》收錄的《京兆府小學規》載，根據仁宗至和元年（1054）京兆府小學的學規，這所小學的教學內(nei) 容主要是語文教學，分識字、詩賦和經術三大類，學生按照學力分為(wei) 三等並按照等級教學，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最初等的教學內(nei) 容主要是識字，另外學習(xi) 少量詩歌，每日念書(shu) 50-70字，書(shu) 寫(xie) 10行，念詩一首。第二等的學生除識字外，詩賦教學的分量增大，開始讀賦和學習(xi) 寫(xie) 詩，學習(xi) 典故作為(wei) 理解和寫(xie) 作詩賦的基礎，撰寫(xie) 對子作為(wei) 創作詩賦的基礎訓練，每日念書(shu) 約100字，書(shu) 寫(xie) 10行，讀賦兩(liang) 韻，吟詩一絕，作對子一聯，記典故一個(ge) 。第三等級的學生除識字和詩賦學習(xi) 的要求提升外，還增設儒家經典的教學，並且開始閱讀史書(shu) 以配合詩賦和經術課程：每日念書(shu) 一二百字，書(shu) 寫(xie) 10行，吟五言或七言律詩一首，每三日讀賦一篇，考試寫(xie) 賦一篇或四韻，每日聽教師講解經典，每三日讀史書(shu) 3到7頁，記住其中典故三個(ge) 。以賈安宅的中狀元的年齡反推，我們(men) 可以相信他在州學附屬小學順利完成了本階段的教學任務，這些課程在天資聰穎的賈安宅來說應該都不在話下。《京兆府小學規》中教授會(hui) “於(yu) 生徒內(nei) 選差學長二至四人，傳(chuan) 授諸生藝業(ye) 及點檢過犯”，我們(men) 有理由相信年幼的賈安宅在讀書(shu) 上展現出天賦與(yu) 努力後，會(hui) 被教授選為(wei) 助手，協助教學。

《蒙求》三卷，唐·李瀚撰。日本內(nei) 閣文庫藏。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小學的每種課程都有與(yu) 之適應的豐(feng) 富教材，諸如識字課程有《千字文》，詩賦學蕭統的《文選》，曆史課本用《蒙求》，其中許多課本的體(ti) 裁和內(nei) 容都是宋朝所首創，反映了本時期文化教育事業(ye) 的高度繁榮。從(cong) 元朝到清代，雖然有補充和發展，小學教育基本繼承了宋代開創的格局。

學校升級製度是宋朝在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個(ge) 重要創舉(ju) 。科舉(ju) 與(yu) 學校是兩(liang) 個(ge) 完全不同的概念，科舉(ju) 與(yu) 學校並不是天然地結合在一起。隋唐以來，以學校養(yang) 才，以科舉(ju) 取士，科舉(ju) 與(yu) 學校在科舉(ju) 製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二者本應該密切結合，但由於(yu) 士人隻需“懷牒自列於(yu) 州縣”即可應舉(ju) ，並不要求一定的學曆，朝廷與(yu) 士人日漸重科舉(ju) 而輕學校，致使科舉(ju) 與(yu) 學校日益分離，學校甚至淪為(wei) 科舉(ju) 的附庸。北宋王朝為(wei) 提升國力急需大批治國安邦的人才，在慶曆新政中進一步放寬了科舉(ju) 取士的門檻以招攬天下士子，同時國家與(yu) 政府積極主動地發展教育，興(xing) 辦學校，仁宗天聖五年（1027）改革派領袖範仲淹在《上執政書(shu) 》中大聲疾呼：不興(xing) 學校，長育人材，而隻以貢舉(ju) 取士，等於(yu) “不務耕而求獲”。在慶曆三年（1043）範仲淹擔任參知政事後建議改革學校貢舉(ju) 製，務必使教育本於(yu) 學校，士察於(yu) 鄉(xiang) 裏。在慶曆四年（1044），太學從(cong) 國子監分離出來，由於(yu) 國子監仍然隻招收七品以上官員的子孫，麵向全社會(hui) 的太學的地位與(yu) 影響日漸趕超國子監。前文提及的莫君陳參與(yu) 解試、省試，都受到了慶曆新政的重大影響。熙寧年間王安石變法，他名義(yi) 上複古上追三代，實際上進行的是“教之、養(yang) 之、取之、任之有道”的教育選舉(ju) 革新，力求取士本於(yu) 學校。熙寧四年（1071）太學的三舍法得到確立，雖然元祐年間熙寧新法悉遭罷黜，太學三舍考選、升補、推恩之製亦遭廢除，但哲宗親(qin) 政後不但恢複了太學三舍法，並且將三舍法推廣到州學，達成了科舉(ju) 與(yu) 學校的合並。《宋史·選舉(ju) 誌》載：

元符二年（1099），初令諸州行三舍法，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nei) 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nei) 舍生，三試不升舍，遣還其州。其內(nei) 舍免試，至則補為(wei) 外舍生。

熙寧中太學的三舍法的製度，簡單來講主要包括考試升級和直接任官兩(liang) 方麵：將全校學生分為(wei) 三個(ge) 等級，初級為(wei) “外舍”，人數不限；第二級為(wei) “內(nei) 舍”，定額200人；第三級為(wei) “上舍”，定額100人。新生首先進入外舍，然後通過每月定期的考核評定，學業(ye) 成績與(yu) 品行出眾(zhong) 的學生由學校領導和教授報告朝廷，在太學內(nei) 鑒定為(wei) “上舍上等”後可由皇帝授予官位。慶曆改革後國子監和太學的教學內(nei) 容與(yu) 科舉(ju) 和從(cong) 政還沒有直接聯係，王安石創製的三舍法不僅(jin) 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大學階段的升級製度，也使得士人第一次可以通過學校教育直接獲得官位。

外舍對學生的考核主要分為(wei) “行”與(yu) “藝”兩(liang) 方麵，“以帥教不戾規矩為(wei) 行，治經程文合格為(wei) 藝”，按照規定教授每月出題測試學生一次，考試的內(nei) 容或因主政者政策方針而發生變化，王安石取消了公立學校的詩賦課程，第一個(ge) 月考察經術，第二個(ge) 月考察論，第三個(ge) 月考察策。每個(ge) 學生的測驗成績連同平時的操行表現按月登記，在季末再進行檢查評選，年終積累學分最多的100人授予年度評定，人數上大概占外舍學生總數的5%。此外，朝廷每年派遣官員到太學出題考試一次，稱為(wei) “公試”，流程上類似科舉(ju) 考試，學生按照成績劃分等第，其中第一和第二等且已擁有年底評定的學生，才有機會(hui) 按照成績優(you) 劣升入內(nei) 舍，具體(ti) 人數則根據內(nei) 舍空額裁定。三舍法推廣到州縣學後，一方麵州縣上參照太學三舍法嚴(yan) 格選評優(you) 等生按每年規定的數額向中央推薦進貢，另一方麵太學外舍中落伍的學員則有被退學遣送原州郡的風險。

內(nei) 舍的學生定額為(wei) 300人，大約是外舍的七分之一。在平時考核上與(yu) 外舍生相似，能夠拿到年終評定的有30人，與(yu) 外舍生不同的是，內(nei) 舍生的年度評定分為(wei) “優(you) ”“平”兩(liang) 等。朝廷對內(nei) 舍的公試每兩(liang) 年一次，第一場考經義(yi) ，第二場考論、策，成績分為(wei) “優(you) ”“平”“否”。公試成績與(yu) 年度評定決(jue) 定了內(nei) 舍生是否能夠升級，最優(you) 秀的內(nei) 設生獲得優(you) 等成績與(yu) 優(you) 等年度評定後被授予“上舍上等”的榮譽，立即正式畢業(ye) 受命為(wei) 官，所謂“兩(liang) 優(you) 釋褐”。值得一提的是，“上舍上等”能夠立馬被任命為(wei) 京官，比科舉(ju) 及第者高七至十階。“一優(you) 一平”的內(nei) 舍生可以繼續學習(xi) ，到科舉(ju) 時免除解試和省試，直接進入殿試，一般穩定獲取進士及第。如果內(nei) 舍生不幸獲得“兩(liang) 平”或“一優(you) 一否”，則判為(wei) “上舍下等”，科舉(ju) 到來時僅(jin) 可免除解試，進入禮部主辦的省試。即便朝廷對於(yu) 每年的上舍生有極其嚴(yan) 格的數量限製，比如紹聖元年（1094）規定上舍上等任官每年不超過2人，上舍中等直接參加殿試每舉(ju) 不超5人，上舍下等直接參加省試每次不超過20人，太學對士人依然具有極大吸引力。另外，宋朝的黨(dang) 爭(zheng) 導致諸多政策難以延續持久，三舍法由太學推廣至州學的時間十分有限，因此賈安宅這樣經由三舍法選取一路從(cong) 州學升入太學、從(cong) 太學中脫穎而出成為(wei) 狀元的士人可謂鳳毛麟角。另外，太學生並不局限於(yu) 太學內(nei) 部三舍法的升級製度，在元豐(feng) 二年（1079）的三舍法實施後，太學生學滿一年後可以自由選擇科舉(ju) 考試。

宋徽宗坐像

徽宗即位之初顯得頗有政治抱負，他以尊崇熙寧之政為(wei) 名，於(yu) 崇寧元年（1102）大興(xing) 學校，即開封府城南門外營建外學，稱為(wei) 辟雍。辟雍由當時著名建築學家、《營造法式》的作者李誡設計，按照三舍法，辟雍相當於(yu) 太學的外舍。徽宗詔令增太學上舍生至200人，內(nei) 舍生至600人，外舍生至3000人，三舍生皆由州學升貢。可不要小看太學的擴招，教育體(ti) 係金字塔頂的擴招意味著宋朝政府需要給予更多學生及其家屬免役的特權。崇寧三年（1104）正月十四日詔令：“諸路增養(yang) 縣學弟子員：大縣五十人，中縣四十人，小縣三十人。”十一月，詔罷州郡及禮部科舉(ju) ，其取士並由學校升貢，於(yu) 是三舍法行遍天下。

《天子辟雍圖》，見於(yu) 南宋陳元靚編《事林廣記》，元至順年間西園精舍刊本。

元符二年的教育製度改革深刻改變了賈安宅的考試升級之路。按嘉泰《吳興(xing) 誌》載，大觀三年進士榜上赫然有賈安宅的兩(liang) 位同學陳湯求和錢楊，他們(men) 均是太學上舍上等生直接釋褐。雖然不能確定崇寧五年（1106）賈安宅是否和陳、錢共同進入太學，至少三人在州學同窗共讀並經曆過三舍法下漫長而激烈的競爭(zheng) 。賈安宅在太學的考評結果要略遜一籌，作為(wei) 上舍中等生免除了省試，在殿試的最終角逐中被徽宗青睞欽點為(wei) 狀元，據《宋會(hui) 要·選舉(ju) 》載，

三月六日，上禦集英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得賈安宅已下七百三十一人，賜及第、出身、同出身。

宋徽宗《十八學士圖卷》

徽宗選擇賈安宅作為(wei) 狀元不僅(jin) 因為(wei) 賈安宅個(ge) 人品行學養(yang) 的出眾(zhong) ，據《宋會(hui) 要·選舉(ju) 》載，大觀三年三月七日，殿試次日，徽宗有禦筆批示：

“貢士興(xing) 於(yu) 鄉(xiang) ，而科舉(ju) 較一日之藝，則貢士當觀科舉(ju) 。比覽貢士已試程文，未足魁多士，可令詳定所以貢院所奏中選試卷與(yu) 廷試人參較取最優(you) 者一名，為(wei) 殿試之首。若所取非貢士，則貢士次之。”

貢士相對於(yu) 通過省試的廷試人固然有著考核“非一日之藝”的優(you) 勢，但是在殿試之首的預設上，則明顯有著執政者對學校教育的政策傾(qing) 斜。徽宗對學校教育的支持本無可厚非，可惜蔡京當政時政治黑暗，在階級矛盾集中爆發、社會(hui) 日益動蕩不安的年代裏，宋朝政府的財政需要應對麵對冗官冗兵、大興(xing) 土木建設，以及對外貢養(yang) 遼和西夏的“歲幣”“歲賜”支出，三舍法在全國層麵的推廣維持所需要的教育經費就成了財政優(you) 先裁減的對象，加之三舍法本身帶有的一些問題，宣和三年（1121）便廢除了州縣學層麵的三舍法，唯有太學三舍法繼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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