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論“新子學”

作者：方勇（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中國諸子研究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九月初十日己酉

          耶穌2024年10月12日

自2012年以來，筆者就“新子學”理念已有六次專(zhuan) 文論述，涉及到諸多方麵的內(nei) 容。子學與(yu) 經學、儒學、哲學的關(guan) 係是討論子學時繞不開的話題，它關(guan) 係到子學自身的定位與(yu) 核心特質，也關(guan) 係到子學研究應如何傳(chuan) 承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應對中外文明交流的新局麵。學界關(guan) 於(yu) “新子學”的討論也大多覆蓋到了上述話題，此次我們(men) 將從(cong) “孟學史”這一個(ge) 案切入，來深入剖析相關(guan) 問題，在經學、哲學等研究範式的對照中，闡發一種具有子學色彩的典籍研究範式，勾勒一種有子學深度參與(yu) 的中華文明圖景。

一

“孟學史”即關(guan) 於(yu) 孟子及《孟子》一書(shu) 的研究所構成的學術史，《孟子》在中國曆史上是一部較為(wei) 特殊的文化經典，它存在著多種身份，這也使得孟學史與(yu) 多種學術門類存在關(guan) 聯。首先，《孟子》曾是一部子書(shu) 。孟子作為(wei) 先秦諸子的重要代表，其思想的載體(ti) 《孟子》一書(shu) 最初自然被歸於(yu) “諸子類”的著作中，宋之前的圖書(shu) 目錄分類皆如此。其次，《孟子》亦有經書(shu) 的身份。從(cong) 唐朝興(xing) 起的“孟子升格運動”到了宋朝則蔚為(wei) 大觀，孟子因為(wei) 其思想中心性論、道統論等要素契合儒學發展的需要而受到了儒者空前的重視，《孟子》在宋代也成了科舉(ju) 書(shu) 目，並列於(yu) 當時所刻的“石經”之中，目錄學家已然認為(wei) “《論》《孟》並列為(wei) 經”（《直齋書(shu) 錄解題》卷三《語孟類》），此後元明清各朝，《孟子》一直列於(yu) 十三經之中。成為(wei) 經書(shu) 的《孟子》其論點觀念在古人看來具備權威性，不可隨意質疑，同時又要在堯舜至周孔這一脈道統上來闡發《孟子》，研究者對於(yu) 《孟子》“述”的成分要多於(yu) “作”的成分，這些都是經學式《孟子》研究相較之前子學式《孟子》研究的差別所在。再次，《孟子》亦被視為(wei) 一部哲學著作。近現代西學東(dong) 漸的浪潮中，發端於(yu) 西方的哲學在中國學壇確立了牢固地位，哲學經曆了學科化之後，大致形成了形而上學、道德哲學、政治哲學等分支，它們(men) 恰與(yu) 《孟子》中的天人之學、心性說、民本論相呼應，《孟子》研究由此轉入哲學學科體(ti) 係中，當然其他學科門類如文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hui) 學亦有相應的孟子學研究。相較於(yu) 對《孟子》的子學式或經學式研究，哲學式《孟子》研究以一些專(zhuan) 門的哲學問題為(wei) 切入點來闡發《孟子》，其論述顯然更專(zhuan) 精。

可見，孟學史與(yu) 子學、經學及哲學皆存在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學界多將孟學史置於(yu) 經學史或哲學史的脈絡下來討論，很少從(cong) 子學史視域對其展開論述。但下文正要對孟學史展開回顧，由此展示子學不僅(jin) 是孟學最初的歸屬領域，孟學史各個(ge) 階段亦皆滲透著子學式研究的色彩。

魏晉以前，除了一些專(zhuan) 門注《孟》的成果外，學者對《孟子》的探討也常以辯難的形式展開，這顯然是受到先秦諸子百家爭(zheng) 鳴風氣的浸染，子學色彩極其鮮明。先秦儒家的殿軍(jun) 荀子與(yu) 各類學說論辯，亦曾辯難過孟子的性善理論，並基於(yu) 其建構客觀製度的訴求，進而反思孟子思想“幽隱”“閉約”等問題（詳見《荀子·非十二子》）。漢朝時，以批判精神而著稱的思想家王充亦有《刺孟》一文，著重於(yu) 辯難孟子言說不周之處及“莫非天命”等論點。孟學史中的“辯《孟》”“難《孟》”是一種延續不絕的傳(chuan) 統，例如宋代“尊孟”思潮盛行，但像李覯、司馬光、蘇軾、葉適等重要學者也曾責難孟子的論點。此類傳(chuan) 統的意義(yi) 絕不可小覷：《孟子》一書(shu) 正是在諸子相互辯難中淬煉而成的，欲使《孟子》在後世保存其原初的生命活力，就必須保存其原初的爭(zheng) 鳴語境，讓《孟子》直麵後人的辯難。對於(yu) 辯難者來說，正因為(wei) 《孟子》的論說已然很精當，他們(men) 在超越孟子後而找到的結論才更有價(jia) 值，此即蘇軾所說“以孟子為(wei) 近於(yu) 孔子也”“故必與(yu) 孟子辨，辨而勝，則達於(yu) 孔子矣”（載於(yu) 餘(yu) 允文《尊孟續辨》卷下）。此外，孟子的維護者在應對這些批判時，一般會(hui) 對《孟子》的相關(guan) 觀點做進一步解析，使人們(men) 對孟子思想形成更深入的認識，這無疑能增加《孟子》研究的理論深度，推動了學術的進步。可見，孟學史中的辯難傳(chuan) 統傳(chuan) 承著子學時代的學術風氣，辯難者及維護者在此過程中都是受《孟子》啟發而開辟了新境界，在這層意義(yi) 上，《孟子》可謂是保存了原有的活力，而不是被當成教條限製人的思想。

唐宋時期，《孟子》一書(shu) 所蘊含的義(yi) 理價(jia) 值愈發受到儒者的重視，義(yi) 理是子學的核心關(guan) 切，唐宋孟學史所出現的重義(yi) 理發揮的風氣可謂是將《孟子》的子書(shu) 特質充分彰顯，盡管此時《孟子》經曆了由子入經的演變，但是孟學史中子學式研究的色彩依舊鮮明。中唐時期，李翱著力發展《孟子》中的心性論，重內(nei) 聖、通天人的《孟子》在義(yi) 理層麵上的優(you) 勢被重新發現，這成為(wei) 後世理論家探索《孟子》的關(guan) 鍵切入點。晚唐時期，則有林慎思作《續孟子》一書(shu) ，依據孟子的核心主張、套用其文體(ti) 形式而衍生出新文本，他能直探孟子仁政等學說的主旨並以己意發揮之，這顯然不同於(yu) 前代趙岐等注《孟》者據於(yu) 文本為(wei) 之訓詁的方式，其重心顯然已轉向更深的義(yi) 理層麵。宋代學術對義(yi) 理更為(wei) 重視，宋代理學家對心性、宇宙等問題的認識更是達到了新高度，形成了以“理”為(wei) 核心的精密思想體(ti) 係。而《孟子》則給他們(men) 提供了理論資源，他們(men) 同樣將孟學的義(yi) 理思辨維度推向新高峰，比如以氣質之性與(yu) 天地之性來發展孟子性論、以“明理”來解釋孟子“知言養(yang) 氣”等嚐試，這些成果對孟子學說的義(yi) 理規模是一次重要擴展。合而觀之，無論是唐儒據《孟子》主旨續寫(xie) 《孟子》的文本，還是宋儒重構《孟子》的概念與(yu) 體(ti) 係，他們(men) 都以義(yi) 理為(wei) 依憑而進行自主的發揮與(yu) 創造，使孟子思想得到了新的生長，這種做法與(yu) 諸子時代諸子後學擴展子書(shu) 、衍生新論的行為(wei) 是一脈相承的，它們(men) 都是子學作為(wei) 義(yi) 理之學所必然導向的現象，在這層意義(yi) 上，我們(men) 說“由子入經”的唐宋孟學仍有子學的色彩。

宋明時期，逐漸崛起的心學一脈給孟子學又帶來了新的氣象，心學家側(ce) 重自身精神與(yu) 孟子的會(hui) 通，這種對孟子思想的接受方式在子學傳(chuan) 承曆史上屢見不鮮，所以此種孟學傳(chuan) 統亦有子學色彩。宋明時期的幾位心學巨擘的思想源頭都被歸到孟子那裏，如陸九淵自謂其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陸九淵集·語錄下》），陳獻章則被時人稱為(wei) “活孟子”（《明史·陳獻章傳(chuan) 》），王陽明“致良知”學說更是直承孟子理論。這幾位心學家作為(wei) 孟子思想的直接傳(chuan) 承者，他們(men) 卻都沒有對《孟子》的專(zhuan) 門注疏作品，大概因為(wei) 心學認為(wei) 心即理，隻要發明自己本心，便能與(yu) 孟子之心相契會(hui) ，立文字來說明這種體(ti) 驗純屬畫蛇添足，這種由“自得”而體(ti) 悟到的孟子真精神才能造就“活孟子”。可見心學家對孟子理論的傳(chuan) 承不是偏重義(yi) 理的解析，而是偏重心靈的體(ti) 驗，追求在實踐中展現孟子的真精神，他們(men) 用自己生命活動與(yu) 《孟子》相交融，雙方相互詮釋彼此。許多諸子學派思想在後世的傳(chuan) 承亦與(yu) 之類似：諸子本身不僅(jin) 是理論家，更是實踐者，諸子本人的真精神直接地貫注在他們(men) 各自的實踐活動中，間接地呈現在他們(men) 所著的子書(shu) 中，而後人必然會(hui) 有與(yu) 之相類似的實踐，人們(men) 在相關(guan) 實踐中的心靈體(ti) 驗便能會(hui) 通相關(guan) 諸子學派的真精神。這種“會(hui) 通”常常沒有義(yi) 理解析、文本注疏等形式的加持，僅(jin) 呈現為(wei) 一種“隱性的接受”，後世的隱士對於(yu) 老莊道家，帝王對於(yu) 申韓法家，俠(xia) 士對於(yu) 墨家思想，及此處的心學家對於(yu) 孟子思想，都體(ti) 現著這種子學傳(chuan) 承中基於(yu) 實踐層麵、臻於(yu) 精神境界的“會(hui) 通”。

通過以上梳理，我們(men) 看到了孟學發展史中一直未曾淡化的子學色彩，包括論辯氛圍、義(yi) 理發揮、在實踐中會(hui) 通前人精神等方麵，它們(men) 對當前學界把握子學本質、探討“新子學”的開展路徑都有重要意義(yi) 。當然，孟學史中還滲透著經學色彩、哲學色彩，在孟學史上，子學範式與(yu) 經學範式、哲學範式所處的微妙關(guan) 係值得探討，下文依次論之。

二

早在漢代，注《孟》者趙岐已嚐試將孟學與(yu) 經學結合，他指出孟子擅長《詩經》《尚書(shu) 》，《孟子》能與(yu) 五經相互發明，並提到漢初曾為(wei) 之置傳(chuan) 記博士（詳見《孟子題辭》）。如果說漢儒在強調《孟子》與(yu) 先王之典的統一性，那麽(me) 宋儒的“道統說”則宣揚孟子與(yu) 先王之道的貫通性。漢儒僅(jin) 限於(yu) 強調《孟子》羽翼六經的地位，宋儒則基於(yu) 道統理念已然將《孟子》升格為(wei) 經，並在元明獲得官方認可後完全固定了下來。同時，我們(men) 也應看到，《孟子》入“經”後，《孟子》研究成為(wei) 經書(shu) 研究活動的一部分，但《孟子》研究憑借著自身固有的子學色彩給經書(shu) 研究的風貌帶來了一些新變：之前的經學注重師法與(yu) 家法，特別強調經書(shu) 文本與(yu) 內(nei) 涵在傳(chuan) 授過程中的穩定性，到了宋代，《周易》《春秋》等經書(shu) 的研究已然轉向義(yi) 理的發揮，隻是其中的象數、史事對相關(guan) 發揮仍構成限製，而《孟子》作為(wei) 一種偏重義(yi) 理的諸子類著作，宋代解《孟》者可根據義(yi) 理有更加自主的發揮，由此使經學風貌變得更加深邃通脫。這種相得益彰的經子關(guan) 係亦是“新子學”所要著力闡發的學術史圖景，由此扭轉《漢誌》所確立的“經尊子卑”意識。

當然，隨著程朱理學的《孟子集注》在元明成為(wei) 科舉(ju) 時應答的標準，它亦確立了近乎經學的地位，人們(men) 漸以權威視之，其僵化的趨向也愈發明顯，而心學一脈的崛起則再次釋放了《孟子》原本作為(wei) 子書(shu) 的活力。前文提到子學傳(chuan) 承者與(yu) 先秦諸子具有相近的實踐經曆，所以他們(men) 對於(yu) 諸子與(yu) 子書(shu) 不以權威視之，雙方有一種平等的、近乎知音的關(guan) 係。而心學家麵對著已然成為(wei) 經書(shu) 的《孟子》，他們(men) 仍然能高揚自身的道德主體(ti) 性，欲發明自己本心來遙接先聖，與(yu) 之實現精神上的會(hui) 通，這顯然有著子學傳(chuan) 承者的氣質。既然自己的內(nei) 心世界與(yu) 實踐活動便是先聖真精神的展現，自己閱讀經典時偶然間契合於(yu) 己心處才是最有價(jia) 值的內(nei) 容，由此“六經注我”從(cong) 最初的理論命題發展為(wei) 詮釋模式，這在《四書(shu) 評·孟子卷》《四書(shu) 遇·孟子卷》等晚明孟學著作中都有所體(ti) 現。此時已歸入經學的孟子學獲得了新氣象，在當時的經書(shu) 研究中獨樹一幟，而這又與(yu) 子學式傳(chuan) 承模式密不可分，在這裏，經學與(yu) 子學互補而相得益彰的規律再次得到驗證。

在當代，由經學角度切入孟子研究仍是一種重要的研究方式：學者會(hui) 強調孟子在中華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即他對堯舜禹湯到孔子、曾子、子思這一脈“道統”有完美的繼承，《孟子》與(yu) 先王之典（《詩》《書(shu) 》之類的“五經”）及聖賢之作（“四書(shu) ”中的《論語》《中庸》等）在內(nei) 蘊上是相統一的，要在“四書(shu) 五經”的係統中理解《孟子》。這種理解自有其理論依據，無法輕易否認，但我們(men) 也應注意到，僅(jin) 將孟子放置於(yu)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這一曆時性脈絡中來理解，必然是不全麵的。孟子之所以成為(wei) 孟子，亦在於(yu) 他與(yu) 同時代的楊墨後學、告子、宋子、許行門人等先秦諸子相互辯論而進一步地確立了自身的立場。孟子與(yu) 孔子、曾子、子思在學說上有所差異，正因為(wei) 他們(men) 麵臨(lin) 的具體(ti) 時代課題不同、麵臨(lin) 的論爭(zheng) 對手不同，百家爭(zheng) 鳴對諸子學說的塑造作用絕不可小覷。“新子學”注意到這種作用，故主張用一種平等的眼光看待孟子的理論對手，對他們(men) 的論點同樣給予深入的剖析與(yu) 同情的理解，繼而擴大範圍，將目光轉向儒家的荀子及道家、法家諸子等等能與(yu) 孟子形成對照的學者，在對比中更深入地了解孟子在先秦諸子中的定位。這種基於(yu) 先秦諸子群體(ti) 內(nei) 在共時性結構的孟學研究途徑體(ti) 現著子學的本位，它與(yu) 前述在曆時脈絡中理解孟子的經學式做法恰可相互補充。

這種審視孟子的新角度同樣能啟發我們(men) 重新看待《論語》《大學》《中庸》等經部的儒家典籍。孔子、曾子、子思諸儒的思想不僅(jin) 僅(jin) 是堯舜諸先王道統的延續，它們(men) 同樣處在諸子爭(zheng) 鳴的大背景之下，他們(men) 與(yu) 同時代諸子分享著相近的論說語境，這些極具共性的思想家彼此間相互映襯、時有精彩的理論對話，共同構成了一個(ge) 獨立的係統。在諸子係統中理解孔子與(yu) 《論語》，自然要將同時代的另一位思想大家老子作為(wei) 重要參考，在孔老對照中理解孔子思想的精髓、界定他在中華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六論“新子學”》對此已展開探討。同理，對於(yu) 《大學》的作者曾子，我們(men) 亦應置之於(yu) 同時代的諸子群體(ti) 中來認識，在子遊、子夏、子張等曾子同門的參照下，我們(men) 能更好地理解曾子忠恕孝悌等核心主張。而且理解了曾子與(yu) 子遊諸人的密切關(guan) 聯，我們(men) 亦可認識到其弟子子思並非單一地繼承了曾子思想，子思作《中庸》是對前代諸子各類立場的綜合與(yu) 開新。可見，以諸子群體(ti) 為(wei) 參照來理解孔、曾等思想家及其著作時，不像以先王道統為(wei) 基準的經學視野那樣特意強調某一人或某一書(shu) 在學術史上的主幹地位與(yu) 權威性，而是能保證諸子地位的平等性，由此把握此人此書(shu) 的獨特性，從(cong) 而複現先秦學術圖景的多元性與(yu) 生命力，這正是“新子學”欲使《論》《孟》諸典還歸於(yu) “子”的願景所在。

三

哲學化的《孟子》研究早在宋明理學那裏便有了端倪。哲學學科常關(guan) 注一些普遍、本質的問題，宋儒深入挖掘《孟子》中心、性、天、命等形而上學概念的理論意蘊，兼收道家理論資源，將儒家固有的仁義(yi) 禮智等原則置於(yu) 宇宙論、本體(ti) 論等具有普遍性的理論框架中，使儒學與(yu) 印度佛教的形而上學理論實現了對話與(yu) 論爭(zheng) 。在我們(men) 現代人看來，儒學由此具備了更鮮明的哲學形態，此時的孟子學不僅(jin) 屬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的義(yi) 理之學，也和印度、古希臘乃至近代歐洲的各種學說一樣有著相同的哲學元素。現代新儒家基本延續了宋明理學的理論興(xing) 趣，同時將西方的哲學思想巧妙地融合在中國既有傳(chuan) 統中，如借用神秘主義(yi) 、道德自律等西方概念來發明《孟子》奧義(yi) ，都取得了可觀的效果。隨著哲學在現代中國實現了學科化，而子學、經學尚未找到進入現代學科體(ti) 係的合適路徑，現當代的孟子研究基本被統攝在哲學研究的框架下，“四書(shu) ”中《中庸》《大學》的研究情況亦類似。

在“新子學”看來，子學式的孟子研究恰可與(yu) 哲學式的孟子研究形成互補。結合哲學學科的經典問題來研究孟子時，其關(guan) 注點在於(yu) 宇宙論、本體(ti) 論、心性論等相關(guan) 領域，這些問題是東(dong) 西哲學的重疊論域，亦是孟子思想體(ti) 係的邏輯出發點。但當時孟子思想的形成卻未必以此為(wei) 出發點，在東(dong) 周亂(luan) 世的背景下，孟子應與(yu) 其他諸子分享著共同的問題意識——“致治”，以此為(wei) 出發點而逐步衍生出性善、仁政、民本等係列學說。子學式孟子研究應將孟子置於(yu) 諸子百家求治的語境下，在諸子求治路徑的參照中理解孟子的致治思路，由此對孟子性善、存心、養(yang) 氣、事天等內(nei) 聖之學形成新理解。諸子求治是為(wei) 了拯救在周代禮樂(le) 文明崩潰後的亂(luan) 局，這也是對新文明形態的展望，諸子思想深入地參與(yu) 到了秦後兩(liang) 千年中華文明的建構曆程中。“新子學”側(ce) 重討論孟子及其他諸子與(yu) 中華文明的關(guan) 係，文明的論域與(yu) 哲學的論域不同，它更關(guan) 注經驗的世界而非超驗的世界，其論題涉及：文明體(ti) 與(yu) 自然宇宙之間的關(guan) 係；各文明體(ti) 之間的關(guan) 係；文明體(ti) 內(nei) 在的秩序結構與(yu) 權力形態；文明體(ti) 中群體(ti) 行動模式及其深層的精神依據；文明體(ti) 的形成演進規律；文明的物質基礎等等方麵。當《孟子》《中庸》等書(shu) 與(yu) 這些問題結合起來時，我們(men) 討論的便不再是具有普遍意味的哲學類問題，而是具有特殊意味的中國性問題。我們(men) 相信，在哲學視野下，孟子思想及中華文明會(hui) 映照出愈發璀璨的閃光點，而在子學的視野下，孟子思想及中華文明會(hui) 呈現出愈發完整而獨立的輪廓。鑽石因切割而璀璨，哲學便是切割孟子思想的刀，奇石則因無雕刻之痕而珍貴，子學正是要存孟子思想之原態、現中華文明之本色。

當然，“新子學”不僅(jin) 有對中國性的描述，也會(hui) 有關(guan) 於(yu) 文明一般問題的探討，由此實現從(cong) 特殊到普遍、從(cong) 現象描述到理論建構的跨越。“新子學”將從(cong) 人類文明共有的一般性問題切入，對比孟子等先秦諸子與(yu) 國外古今學者在文明構建理念上的異同，由此理解文明間的差異、探討文明對話的方向。“新子學”將平章百家、融匯中外，在現代的語境下對這些問題給出自己的回答，從(cong) 而傳(chuan) 承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推動中華文明再次實現跨越式發展。尋找答案的過程是漫長的探索之路，雖然會(hui) 很曲折，但為(wei) 之付出精力是值得的。

四

那麽(me) 具體(ti) 就《孟子》而言，“新子學”應以何種子學式路徑來開發其文化價(jia) 值、使其助力於(yu) 中華文明複興(xing) 呢？

首先，根據前文的論述，“子學路徑”應是將孟子視為(wei) 獨立、完整的一“子”，避免孟子思想被撕裂支離於(yu) 各個(ge) 學科之中。除了哲學學科外，文學、教育學、社會(hui) 學、政治學等學科都在描繪各自印象中的孟子，但顯然它們(men) 即便合起來也不是一個(ge) 完整的孟子。如何把握到那個(ge) 完整的孟子，這恰恰需通過文明的視野來實現。在“周文重建”的文明史論域中，孟子所提出的各種理論學說，如人性本善、知言養(yang) 氣、先覺覺後覺、勞心勞力之辯、王道仁政等看似分屬不同學科，其實它們(men) 蘊含著極強的內(nei) 在統一性，它們(men) 都含在孟子構思理想文明體(ti) 時所設置的理論框架之中。比如，在《孟子》中，先覺覺後覺似乎是教育學範疇，勞心勞力之辯似乎是社會(hui) 學範疇，但“新子學”則在文明的大視野下匯通兩(liang) 者，認為(wei) 兩(liang) 者討論的都是文明的基礎是差序還是齊同這個(ge) 關(guan) 鍵問題，孟子對此類問題的全局性洞見不僅(jin) 影響著古代中國文明的形態，亦啟發著未來中國文明的方向。

其次，“子學路徑”還應將孟子置於(yu) 先秦諸子的大係統中來開發孟子思想的文化價(jia) 值，避免將孟子思想當成獨斷排他的權威。一方麵，“新子學”要在其他諸子的參照下理解孟子，在對比中評定孟子思想的所長與(yu) 所短，從(cong) 而綜合各家所長來應對當前文明發展中的挑戰。另一方麵，“新子學”不僅(jin) 要做綜合的工作，更要做創新的工作，“創新”亦是以孟子與(yu) 其他某一子的對照為(wei) 基礎，不過其目的並非評定孰優(you) 孰劣，而是要發現這兩(liang) 種對立立場所共存的“局限性”，從(cong) 而超越此局限性來創造更新的學說。相較而言，對各家學說的“綜合”更接近雜家的傳(chuan) 統，超越對立而後“創新”則是先秦大多原創思想家的法門，如孟子同時批判楊墨兩(liang) 派而為(wei) 儒學開辟新境，莊子超越儒墨的論爭(zheng) 而獨樹“齊物論”之新說。我們(men) 當下若欲在開發《孟子》文化價(jia) 值時繼承先秦子學的創新精神，就要展開孟荀、孟莊、孟老、孟韓、孟墨、孟告等一係列的對照，通過一一超越各對立組合來創新理論、適應當下。當然，在超越對立的同時，我們(men) 也應善於(yu) 發現共識，前者有助於(yu) 我們(men) 文明的創新，後者則穩定著我們(men) 文明的傳(chuan) 承，如前文所提到的諸子關(guan) 於(yu) “治”的共識，在我們(men) 文明中有著核心、標識性的地位，《論》《孟》研究亦應強化此方麵。

最後，“子學路徑”應從(cong) 義(yi) 理與(yu) 實踐兩(liang) 個(ge) 層麵來發展孟子思想，避免把《孟子》中的文字當成金科玉律式的僵化教條。諸子之學相較於(yu) 三代的王官傳(chuan) 統似乎是“載之空言”的純理論，但它相較於(yu) 後世的玄學等學術形態，則又多了很多實踐力行的色彩。前文也討論了子學傳(chuan) 承的兩(liang) 類重要特質，即在義(yi) 理發揮中開拓諸子學說的規模、在實踐體(ti) 驗中會(hui) 通諸子本人的精神，亦可見義(yi) 理與(yu) 實踐是子學內(nei) 部的兩(liang) 條主幹線。而無論是義(yi) 理發揮還是實踐體(ti) 驗，它們(men) 都要求傳(chuan) 承者能夠超越子書(shu) 文本的局限，汰其粗而尋其精，遺其跡而通其神，不固守盲從(cong) 書(shu) 中的個(ge) 別詞句。具體(ti) 到《孟子》而言，“新子學”主張今人不應將《孟子》中的一些話奉之為(wei) 圭臬、亦步亦趨地遵循，而是應直探其中的義(yi) 理核心及其可延伸的空間進行發揮，同時也通過自身的親(qin) 身體(ti) 驗把握孟子的真精神，將孟子的真精神靈活地付諸社會(hui) 實踐中。這種孟子學可謂是一種“活的”孟子學，它能夠作為(wei) 一種紐帶貫通古今，而不是作為(wei) 一種枷鎖以古限今。

結語

一個(ge) 人在不同的群體(ti) 中會(hui) 呈現不同的身份，一部經典亦複如此。將《孟子》置於(yu) 諸子百家典籍的參照中審視，《孟子》可謂是子書(shu) 的代表性著作，孟學史可謂是子學研究的典範性樣本。可見，孟子及孔子、子思等人的諸子身份不會(hui) 降低其本人在中華文化中的地位，反而可以進一步激發其理論的潛能、實現其精神的傳(chuan) 承。子學範式也通過孟學史呈現了它與(yu) 經學範式、哲學範式之間的互補關(guan) 係，子學、經學、哲學三類範式能天然地統一於(yu) 孟學史及孟學研究中，這說明三者的互補大於(yu) 互斥、貫通大於(yu) 隔閡。當然，在現代學科體(ti) 係中，與(yu) 哲學、經學等研究進路相通又相異的子學研究進路具體(ti) 應如何展開，本文僅(jin) 略作了些設想，這仍是未來“新子學”將要持續探索的課題。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