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與(yu) 文化精髓

作者：魏衍華（孔子研究院科研管理部部長、研究員）

來源：中國日報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八月十六日乙酉

          耶穌2024年9月18日

講清楚以孔子儒學為(wei) 代表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內(nei) 涵，是“中國有約·相約山東(dong) ”活動向海內(nei) 外展示孔子故裏曲阜深厚的曆史文化底蘊的重要內(nei) 容。山東(dong) 曲阜是春秋時期魯國都城，是五千年中華文明重要的見證地，是中華文明重要的精神標識。相約山東(dong) 曲阜，讓我們(men) 一起走進東(dong) 方聖城，走近聖賢的精神世界，感悟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

講清楚“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成為(wei) 近年來思想文化界的一項重要任務，在此基礎上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ti) 係”，進而“講好中國故事、傳(chuan) 播好中國聲音”。

那麽(me) ，何謂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呢？毫無疑問，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自然也就出現過許多具有重要影響的曆史人物，包含諸多重要的文化元素。對曆史人物和文化元素理解的不同，人們(men) 提煉的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自然也會(hui) 存在明顯的差異，屬於(yu)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

為(wei) 更好的構建主流文化，至遲從(cong) 漢代時期就已經有人開始提煉與(yu) 中華文化關(guan) 係最密切的元素，如有學者說：“孔子以前，黃帝以後，於(yu) 中國有大關(guan) 係者，周公一人而已。”這裏重點強調的是“周公”，同時說明黃帝、周公和孔子皆是與(yu) 中國關(guan) 係最大者，並為(wei) 此後的中國學者所高度認可，如清末民初的曆史學者夏曾佑先生在他的《中國古代史》就引用了此語。所以，黃帝、周公和孔子三人應是中華傳(chuan) 統文明重要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

黃帝，姓公孫，號軒轅，“五帝”之首，被後世奉為(wei) 中華民族人文始祖，是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記載的中國第一位傑出曆史人物。據司馬遷描述，黃帝不僅(jin)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拘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而且救亂(luan) 於(yu) “神農(nong) 氏世衰”之時。黃帝通過“習(xi) 用幹戈，以征不享”的雷霆手段，最終實現了“諸侯鹹來賓從(cong) ”。此後，黃帝又打敗炎帝、蚩尤等其他部落，並獲得當時所有諸侯的尊崇，是中華民族曆史上的首次融為(wei) 一體(ti) 。

盡管春秋時代出現“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史記·五帝本紀》）的狀況，但這絲(si) 毫不影響孔子對黃帝的讚譽和尊崇。《孔子家語·五帝德》一文詳細記載了孔子心目中的黃帝形象，他不僅(jin) “治五氣，設五量，撫萬(wan) 民，度四方”，而且“播時百穀，嚐味草木，仁厚及於(yu) 鳥獸(shou) 昆蟲”，既為(wei) 天下創造和平安定的環境，而且為(wei) 百姓的生活和身心健康提供食物、藥材，同時他的仁愛之德澤及自然界的動物，呈現出人們(men) 心目中向往的“大同”世界。

在秦漢之後的中國社會(hui) ，黃帝逐漸成為(wei) 中華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用司馬遷的話說就是“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而此後很多部族的姓氏都可以追溯黃帝的後裔，在維護民族團結上自然發揮著極為(wei) 重要的作用。如《史記·匈奴列傳(chuan) 》記載“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曰淳維移”；又如《北史·魏本紀》記載：“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鮮卑山，因以為(wei) 號。”所以，黃帝是維係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民族團結的重要紐帶，成為(wei) 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信仰。

周公，姓姬，名旦，西周王朝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被後世尊奉為(wei) “元聖”。據《禮記·明堂位》記載：“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yu) 天下，是以封周公於(yu) 曲阜，地方七百裏，革車千輛，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le) 。”在西周時期，周公的地位極為(wei) 特殊，《尚書(shu) 大傳(chuan) 》中總結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luan) ，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製禮作樂(le) ，七年致政成王。”盡管這種說過於(yu) 整齊曾受到疑古學者的質疑，但是這也反應出周公與(yu) 西周王朝關(guan) 係。

如果說穩定新生政權主要是對西周王朝有利，那麽(me) “製禮作樂(le) ”則與(yu) 中國數千年的風教文化密切相關(guan) ，進而奠定五千年中華禮樂(le) 文明的基本精神，也就是人們(men) 常說的“沒有周公不會(hui) 有傳(chuan) 世的禮樂(le) 文明”。山東(dong) 曲阜周公廟第一進院落東(dong) 西兩(liang) 側(ce) 石坊上方的“經天緯地”“製禮作樂(le) ”，分別代表的是周公對中華文明的貢獻及其作用。按照通常的理解，周公“製禮作樂(le) ”是周代初期禮樂(le) 製度的創建過程，應是西周初期統治集團的共同建樹，周公在其中則起著主導作用，自然也就成為(wei) 西周禮樂(le) 製度的主要締造者。

就常理而言，周代成熟的禮樂(le) 不會(hui) 憑空產(chan) 生，應是此前禮樂(le) 文化的總結和提升。孔子通過比較三代的禮製，所得出的結論是：“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wei) 政》）一方麵，三代禮樂(le) 是“因革”“損益”的關(guan) 係，一脈相承；另一方麵，周代禮樂(le) “監於(yu) 二代”，是此前禮樂(le) 文明的集大成，最終匯聚成“鬱鬱乎文哉”（《論語·八佾》）的“周禮”，這也是孔子時常“夢見周公”（《論語·述而》）的原因。

孔子，名丘，字仲尼，中國春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被後世尊奉為(wei) “至聖”。孔子首先是一位“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師者典範，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從(cong) 三十歲開始，孔子就開始創辦私學，將自己所學的“先王之道”傳(chuan) 授給弟子，成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教育史上的典範。孔子一生教授的弟子眾(zhong) 多，用《史記·孔子世家》中的話說是：“孔子以《詩》《書(shu) 》禮樂(le) 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此規模龐大的學術團體(ti) ，為(wei) 戰國時期文化繁榮以及諸子百家爭(zheng) 鳴都奠定了基礎。

當在魯國的為(wei) 政受挫後，孔子便帶領弟子開啟周遊列國之行。就孔子師徒周遊列國的目的，至少有以下三個(ge) 方麵：一是傳(chuan) 道，也就是為(wei) 在各地傳(chuan) 播自己的思想學說；二是求仕，也就是尋求實現自己思想抱負的平台；三是學習(xi) ，也就是通過實地考察豐(feng) 富自己的思想學說。盡管孔子周遊列國的範圍並不廣，主要涉及今天的山東(dong) 、河南一帶，但是孔子周遊列國之行也是思想學說影響擴大的過程，被稱為(wei) 儒學的第一次南傳(chuan) 北進，也為(wei) 戰國時期儒學成為(wei) “顯學”奠定基礎。

孔子晚年回到魯國，在“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的情況下，孔子開始全身心整理典籍，也就是人們(men) 常說的“刪《詩》《書(shu) 》，定《禮》《樂(le) 》，讚《易》，修《春秋》”的工作。孔子自述說“述而不作”，也就是將此前搜集到的文獻資料進行整理，特別是蘊含“先王之道”的內(nei) 容，也就是司馬遷說的“備王道，成六藝”（《史記·孔子世家》）。所以，這些典籍既是後世中國人了解中華上古文明的一把鑰匙，同時也推動孔子儒學成為(wei) 孟子心目中此前中華文化的“集大成”。

巧合的是，黃帝、周公和孔子三人都與(yu) 山東(dong) 曲阜這座小城密切有關(guan) 。曲阜是黃帝的出生地，據《史記正義(yi) 》記載：“母曰附寶，……生黃帝於(yu) 壽丘。壽丘在魯東(dong) 門之北，今在兗(yan) 州曲阜縣東(dong) 北六裏。”曲阜是周公的封國，據《史記·周公世家》記載：“（武王）豐(feng) 周公旦於(yu) 少昊之虛曲阜，是為(wei) 魯周公。”盡管“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但是由於(yu) 周公的特殊地位，先秦時期的魯國擁有“兼用”“四代之服器官”（《禮記·明堂位》）的特權。同時，曲阜更是至聖孔子的出生地，《史記·孔子世家》開篇就有“孔子生魯昌平鄉(xiang) 陬邑”的記載，孔子通過創立“儒學”使曲阜從(cong) 此前的一座“文化高地”，變成此後的一座“文化高峰”。從(cong) 這樣的角度說，曲阜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見證地，並孕育出眾(zhong) 多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文化精髓的重要載體(ti) 。而“中國有約·相約山東(dong) ”2024年國際媒體(ti) 采訪活動走進曲阜，也是將中華文化精髓向世界展示，與(yu) 世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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