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木鐸之教”

作者：周慶許

來源：《文史知識》2010年第3期

二三子何患於(yu) 喪(sang) 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wei) 木鐸。

——《論語·八佾》

這是孔子周遊列國，“儀(yi) 封人請見”，出來時，跟眾(zhong) 弟子說的一句話，我姑且將之稱為(wei) “儀(yi) 封人預言”。儀(yi) ，衛國屬邑；封人，據《周禮·地官·封人》：“掌詔王之社壝，為(wei) 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也就是說，這是一位衛國“君子之至於(yu) 斯也，吾未嚐不得見”的典守封疆的官員。至於(yu) 兩(liang) 人在屋裏談了些什麽(me) ，不得而知，但這句話卻預示了一個(ge) 新的教化時代的到來。

鐸，起源於(yu) 夏商，盛行於(yu) 春秋至漢代，是一種以金屬為(wei) 框的響器，以木為(wei) 舌者稱木鐸，金舌為(wei) 金鐸。《尚書(shu) 正義(yi) 》載：“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yu) 路（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周禮·天官·小宰》載：“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釋曰：小宰徇以木鐸以警眾(zhong) 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欲使之用命，不犯刑也。”《周禮·地官·小司徒》載：“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法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周禮·秋官·小司寇》載：“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周禮·地官·鄉(xiang) 師》載：“凡四時之征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以市、朝。”《論語注疏》載：“正義(yi) 曰：雲(yun) ‘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者，禮有金鐸、木鐸，……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

▲養(yang) 子伯鐸（河南博物院藏）

由上可知，木鐸之用，通常在每年之初，有新的政令頒布，或者考察地方治績時，由專(zhuan) 人沿途，或於(yu) 朝堂搖之，以引起人們(men) 的關(guan) 注。當然，也有其他用途，例如宣布禁令，以引起人們(men) 的警覺，《周禮·天官·宮正》載：“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周禮·秋官·士師》載：“掌國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徇之於(yu) 朝。”再如西漢采詩：“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yu) 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yu) 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漢書(shu) 》卷二四·上）

“正義(yi) 曰：‘天將以夫子為(wei) 木鐸’者，木鐸，金鈴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製作法度，以號令於(yu) 天下，如木鐸以振文教也”（《論語注疏》卷三）。我國古代有著悠久的教化傳(chuan) 統，甚至可以說，儒家學說的核心就是道德教化，用馬克斯·韋伯的話則“是一部對受過教育的世俗人的政治準則與(yu) 社會(hui) 禮儀(yi) 規範的大法典”（王容芬譯《儒教與(yu) 道教》，商務印書(shu) 館，2004，203頁）。所以，我認為(wei) 所謂“振文教”，在絕對意義(yi) 上就是興(xing) 教化，這個(ge) “預言”就是以儒家思想為(wei) 主導的教化運動由淺入深、逐步發展的曆史進程。不過，孔子生前未能見到這種情形，儒學在經過幾百年的顛簸後，直到西漢武帝一朝，終見天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實施，使其主流地位逐步得以確立。

董仲舒說：“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春秋繁露》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3頁）並在《賢良對策》中第一次係統地闡述了其教化理論。在《策一》中，武帝問如何長治久安，“傳(chuan) 之亡窮而施之罔極”時，董仲舒說：

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le) 教化之功也。……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wan) 民不正也。夫萬(wan) 民之從(cong) 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yu) 此，是故南麵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wei) 大務。立大學以教於(yu) 國，設庠序以化於(yu) 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xi) 俗美也。（《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

董仲舒在《策二》中說：

養(yang) 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guan) 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xing) 太學，置明師，以養(yang) 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在《策三》中進一步提出了“（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的論斷。

漢唐以降，這種教化思想與(yu) 行為(wei) 的主體(ti) ，僅(jin) 限於(yu) 社會(hui) 上層，尤其士人群體(ti) ，在內(nei) 容上也局限於(yu) 禮樂(le) ，相關(guan) 論述也僅(jin) 散見於(yu) 奏議與(yu) 文論之中。有些甚至隻停留在理論層麵，並未付諸實施；另外，采風、巡行也擔負相關(guan) 職能，但有逐步減弱之勢，從(cong) 而使得這種教化未能普及於(yu) 一般社會(hui) 民眾(zhong) 的精神世界之中。這種情形在宋季之後漸有改善，是“預言”走向深入的開端。“正如餘(yu) （英時）先生所說，……這種在地方上整頓倫(lun) 理秩序的活動，‘表示士大夫已明確地認識到，治天下必須從(cong) 建立穩定的地方製度開始’。正因為(wei) 如此，王安石對‘人無異論’的‘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相當上心，朱熹也特意重新編纂《家禮》、修訂《呂氏鄉(xiang) 約》、編輯《童蒙須知》，陸九淵一係更對家族倫(lun) 理秩序的重建和維護相當用心。在這一脈絡下，還可以看到相當多這類曆史現象，……這種國家與(yu) 社會(hui) 的共同推進，導致了‘宋代文明同一性’的逐漸確立和擴張”（葛兆光《拆了門檻便無內(nei) 外：在政治、思想與(yu) 社會(hui) 史之間》，《書(shu) 城》2004年第1期）。

到明清兩(liang) 朝，“教化”兩(liang) 字則大量出現在諭敕、奏折等國家文件之中，而且各種社會(hui) 力量也響應配合，風起雲(yun) 湧。此一風氣則以朱元璋為(wei) 肇始，成為(wei) 其治國理政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明教化者在於(yu) 興(xing) 學校”（《明太祖寶訓》卷1，轉引自顧明遠主編《曆代教育製度考》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1057頁）。洪武二年（1369），詔增築國子學舍，“大學，育賢之地，所以興(xing) 禮樂(le) 、明教化”（《明太祖實錄》卷40，轉引同上，1057頁）。洪武四年，太祖曰：“教化必本諸禮義(yi) ，政刑豈宜先之？”（《明太祖寶訓》卷2，轉引同上，1067頁）洪武三十年，發布《教民榜文》，確立了裏老人製，其第十九條規定：

每鄉(xiang) 每裏各置木鐸一個(ge) ，於(yu) 本裏內(nei) 選年老或殘疾不能理事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兒(er) 牽引持鐸，循行本裏。如本裏內(nei) 無此等之人，於(yu) 別裏內(nei) 選取。俱令直言叫喚，使眾(zhong) 聞知，勸其為(wei) 善，勿犯刑憲。其詞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xiang) 裏，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wei) ”，如此者每月六次。（《古代鄉(xiang) 約及鄉(xiang) 治法律文獻十種》，影印《皇明製書(shu) 》萬(wan) 曆七年張鹵刻本，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101—102頁）

每鄉(xiang) 每裏各置木鐸一個(ge) ，於(yu) 本裏內(nei) 選年老或殘疾不能理事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兒(er) 牽引持鐸，循行本裏。如本裏內(nei) 無此等之人，於(yu) 別裏內(nei) 選取。俱令直言叫喚，使眾(zhong) 聞知，勸其為(wei) 善，勿犯刑憲。其詞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xiang) 裏，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wei) ”，如此者每月六次。（《古代鄉(xiang) 約及鄉(xiang) 治法律文獻十種》，影印《皇明製書(shu) 》萬(wan) 曆七年張鹵刻本，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101—102頁）

這就是著名的“洪武六諭”，木鐸被正式直接賦予教化的喻義(yi) 。不難發現，朱元璋開始也是跟董仲舒的邏輯一樣，仿古聖王，入手太學、禮義(yi) ，後來顯然又將視點下移，與(yu) 《小宰》“觀治象之法”、《小司徒》“觀教法之象”、《小司寇》“觀刑象”時，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有異曲同工之妙，走了一條自上而下的道路。至此，也結束了巡行教化，全麵轉向本土，就地教化，直接而有效，實是清季宣講聖諭之濫觴。

洪武三十五年（1402），朱棣命戶部申明“木鐸教民之令”：“太祖高皇帝開創洪業(ye) ，仿古為(wei) 治，三十餘(yu) 年，……尚慮教化未洽，遊食者眾(zhong) ，自京師至於(yu) 天下郡縣，皆嚐置木鐸及見丁著業(ye) 牌，……可傳(chuan) 萬(wan) 世。”（《明太宗實錄》卷一二·下，轉引自顧明遠主編《曆代教育製度考》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1069頁）

正統八年（1443），直隸揚州府通州知州魏複奏：“近歲以來，木鐸之教不行，民俗之偷日甚。乞令天下鄉(xiang) 裏仍置木鐸，循行告誡，庶人心有所警省，風俗日歸於(yu) 厚。（從(cong) 之。）”（《明英宗實錄》卷一〇一）

萬(wan) 曆間禮部尚書(shu) 沈鯉也極力推行此法，他說：“聖訓六言勸化民俗而設木鐸，徇於(yu) 道路，則所以提撕警覺之也。近年以來，此舉(ju) 久廢”，申請重設雲(yun) 雲(yun) （《禮部誌稿》卷四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史部·職官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856頁）。

明末，浙江會(hui) 稽一位鄉(xiang) 間儒者範鋐著有《六諭衍義(yi) 》，以通俗文字，配以詩歌、故事和有關(guan) 法令，對這六條逐一解釋，並在自序中強調其宗旨，“惟以去薄從(cong) 厚，型仁講義(yi) 為(wei) 本，可以代木鐸老人，庶頹風可挽，以補其不及，務使家喻戶曉，人人長厚，以去其澆漓”（轉引自賴正維《琉球古國華裔儒學大師程順則》，《華僑(qiao) 華人曆史研究》2005年第1期）。在這裏，他提出了“可以代木鐸老人”的做法，深獲清初諸帝賞識，一再刊行，更引發雍正前後《聖諭廣訓》等類書(shu) 籍的產(chan) 生。

這種“木鐸之教”的單體(ti) 行為(wei) 雖然在明季時斷時續，但到了清朝，卻各方麵積極響應，各地方貫徹有力，君臣互動，朝野共行，秉承木鐸遺韻，終於(yu) 釀成一場轟轟烈烈的大教化運動，力圖將國家（朝廷）意誌內(nei) 化為(wei) 民眾(zhong) 日常的自覺行為(wei) 準則，也是不斷發展而成的儒家道德借助國家權力，製度化之一端，進而世俗化或者社會(hui) 化，並延續後世，在國民的精神世界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另外，此“預言”與(yu) 孔子相關(guan) ，“木鐸”也成為(wei) 教育和教師的代稱，如宋人王十朋：“吾夫子以天縱將聖，生於(yu) 晚周之魯。木鐸之教，止行乎洙泗三千之徒。”（《梅溪集》卷二六，《四庫全書(shu) 》“集部·別集類”，591頁）再如，明人陳士元說，“宋王伯厚應麟曰：‘聖人作經載道，學者因經明道。’粵自木鐸聲寢，經與(yu) 道榛塞。”（《孟子雜記》卷四，《四庫全書(shu) 》“經部·四書(shu) 類”，355頁）

以至於(yu) 今，木鐸之聲，不絕於(yu) 耳。北京師範大學的校徽、以及啟功先生手書(shu) “木鐸金聲一百年”，台灣木鐸學社均與(yu) 此有關(guan) ，誠可謂之：先民良願，萬(wan) 世薪傳(chuan) 。

▲位於(yu) 北師大校園裏的“木鐸金聲”廣場雕塑，鑄有啟功先生手書(shu) 的“木鐸金聲一百年”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