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中的為(wei) 政思想對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啟迪意義(yi)

作者：陸衛明 張敏娜

來源：選自《論語學研究》（第二輯）

《論語》究竟是一部什麽(me) 性質的書(shu) ？有一種說法認為(wei) ，“《論語》的真諦就是告訴大家，怎樣才能過上我們(men) 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le) 的生活”，把《論語》視作一部“心靈雞湯”之類的書(shu) 。這種說法無論在理論上、事實上，還是在邏輯上均有悖於(yu) 常識。還有一種說法認為(wei) ，“孔子不講政治，隻講為(wei) 政”，把《論語》看作行政學之類的著作，主張《論語》講的是“行政的大道理”，其不是政治哲學書(shu) ，這涉及對政治哲學的理解問題。所謂的“政治哲學”，是指上升到哲理形態的關(guan) 於(yu) 治國安邦的政治學說。《論語》中的為(wei) 政思想，的確包含了許多行政的大道理、大原則。正如林語堂所指出的：“整個(ge) 儒家的教育觀點，似乎教育係為(wei) 士（上等社會(hui) 之知識分子）而設，以便日後為(wei) 君主治理國家，或輔佐帝王以濟世為(wei) 政，因此在討論教育時，始終皆以治國為(wei) 宗旨。”總體(ti) 看來，《論語》主要是一部政治哲學著作，在中國古代也素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這應該是沒有多大疑問的。在某種意義(yi) 上而言，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經典，大多數屬於(yu) 政治哲學著作，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ge) 突出特點。《論語》中的為(wei) 政智慧，既包括治國理念，也包括行政原則，富有智慧，對當今治國理政、治理能力現代化有著重要的啟迪意義(yi) ，值得認真總結和詳細闡發。

一、治國理念

（一）治理之道

1.以人為(wei) 本

從(cong) 理論上來說，一切以人為(wei) 本的思想與(yu) 學說從(cong) 本質上而言均可以稱作“人文主義(yi) ”。中華文化充滿了人文主義(yi) 的色彩，這是中華文化的一大根本精神。樓宇烈先生曾指出：“與(yu) 西方文化相比，以人為(wei) 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個(ge) 最重要的特征。”中國人文主義(yi) 傳(chuan) 統精神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溯其淵源，則非孔子學說莫屬。孔子的以人為(wei) 本思想，大抵包含以下三個(ge) 層麵的含義(yi) 。

（1）以人為(wei) 尊

這是孔子以人為(wei) 本思想的第一層含義(yi) 。

子不語怪、力、亂(luan) 、神。（《述而》）

孔子不怎麽(me) 談論怪異、暴力、變亂(luan) 、鬼神。不少人把這句話解釋為(wei) 孔子不談論怪異、暴力、變亂(luan) 、鬼神的事情，這與(yu) 事實是有出入的。《論語》一書(shu) 中也曾談到戰爭(zheng) 、天命、鬼神等問題，但是很少談及，則是不爭(zheng) 的事實。例如：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進》）

孔子對鬼神迷信抱持一種清明理性的態度，他更關(guan) 注現實人生、現實社會(hui) ，反映了孔子清明理性與(yu) 積極入世的態度。

廄焚。子退朝，曰：“傷(shang) 人乎？”不問馬。（《鄉(xiang) 黨(dang) 》）

馬棚失火。孔子隻問人，不問馬，表明了他對人的生命的尊重，是以人為(wei) 本思想的典型反映，具有深刻的包括尊重生命在內(nei) 的人道主義(yi) 精神。

（2）以民為(wei) 貴

這是孔子以人為(wei) 本思想的第二層含義(yi) 。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yi) ，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雍也》）

在這裏，孔子強調“務民之義(yi) ”，即盡力做對民眾(zhong) 有利的事情，反映了其典型的民本思想。那麽(me) ，如何“務民之義(yi) ”呢？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yu) 民而能濟眾(zhong) ，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yu) 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雍也》）

孔子強調“務民之義(yi) ”“博施於(yu) 民而濟眾(zhong) ”等，體(ti) 現了他的以民為(wei) 貴思想。孔子的民本思想，就其思想淵源看，至少可以追溯到《尚書(shu) 》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後來，孟子繼承與(yu) 弘揚了孔子的民本思想，提出“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孟子·盡心下》）的主張。此後，“民貴君輕”的思想廣泛流傳(chuan) ，一直為(wei) 後人所津津樂(le) 道。

（3）以仁為(wei) 本

這是孔子以人為(wei) 本思想的第三層含義(yi) 。

子曰：“仁者人也，親(qin) 親(qin) 為(wei) 大。”（《禮記·中庸》）

這句話在《論語》中並未見到，但應該是可信的。孟子對之加以繼承與(yu) 弘揚，提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盡心下》）“仁也者，人也”，這是一個(ge) 十分卓越的命題，仁就是人，仁和人結合起來就是道。換句話說，人是有道德的動物，人與(yu) 其他動物的根本區別就是人有道德，其他動物沒有道德。因此，以人為(wei) 本與(yu) 以仁為(wei) 本在本質上也是一致的。

盡管仁的內(nei) 涵相當寬泛宏富，但是其核心內(nei) 涵則是“愛人”，這應無疑義(yi) 。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顏淵》）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在階級社會(hui) 中，愛也是有階級性的。但是，仁者愛人的思想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具有相當廣泛的群眾(zhong) 性基礎，曆朝曆代開明的統治者也莫不將它奉為(wei) 圭臬。它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人倫(lun) 道德，而且也是開明的統治者的執政理念，在曆史上產(chan) 生過非常積極的作用。

當下社會(hui) 中，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中強調的友善，從(cong) 思想淵源上來說，是與(yu)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中的仁愛思想一脈相承的。以人為(wei) 本，也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重要執政理念，主要體(ti) 現為(wei) “以人民為(wei) 中心”這一根本宗旨與(yu) 指導思想，這是對傳(chuan) 統以人為(wei) 本思想的傳(chuan) 承與(yu) 發展。

2.治國“三總綱”

路線是綱，綱舉(ju) 目張。國家治理的根本原則，即總綱領是什麽(me) 呢？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

其中，“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治國安邦的“三總綱”。程子批注道：“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孔子的話雖然很淺顯，也很簡單，但聖人講的道理從(cong) 古至今都是通用的。孔子的這三句話，要是仔細推敲，運用到極致，即便是堯舜時期治理國家也不過如此。大道至簡，大象無形。“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道德經》第三十五章）

3.治國“三部曲”

治理國家，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麽(me) 呢？孔子提出了治國“三部曲”：庶、富、教。

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庶”，就是人口眾(zhong) 多、人丁興(xing) 旺。在中國古代社會(hui) 中，人口眾(zhong) 多、人丁興(xing) 旺是一個(ge) 國家繁榮富強的重要標誌。在現代社會(hui) 中，國家與(yu) 社會(hui) 要發展，也需要一定規模的人口體(ti) 量。誰能否定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奇跡中不包含“人口紅利”呢？任何一個(ge) 國家與(yu) 社會(hui) ，要想獲得比較快的發展，都需要有一定的人力資源，尤其是人才資源的數量與(yu) 質量更具有決(jue) 定作用。當然，人口過多也不行，超出了社會(hui) 的承載能力就會(hui) 走向反麵，這也符合“過猶不及”的中庸之道。

“富”，就是使民富裕、藏富於(yu) 民，這是國家繁榮、社會(hui) 穩定的根基。

哀公問於(yu) 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yu)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yu) 足？”（《顏淵》）

有若深得孔子治國理政思想的真諦，把孔子的富民思想發揮到了極致。孟子則說：“民之為(wei) 道也，有恒產(chan) 者有恒心，無恒產(chan) 者無恒心。”（《孟子·滕文公上》）他還提出明君“製民之產(chan) ”，使民眾(zhong)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le)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yu) 死亡”（《孟子·梁惠王上》），這是孟子對孔子民生思想的一種繼承與(yu) 發展。

“教”，就是教化百姓。百姓的溫飽問題得到解決(jue) 並且百姓走上富裕道路以後，為(wei) 政者就要特別重視加強對民眾(zhong) 的教育，普遍提高他們(men) 的文化素養(yang) 與(yu) 道德水平。這並非說教化民眾(zhong) 隻是在他們(men) 富裕起來以後的事情，作為(wei) 治理之道，對民眾(zhong) 的教育任何時期都不可或缺。當然，“富”與(yu) “教”在不同時期的側(ce) 重點還是有所不同的。社會(hui) 經濟發展初期，重點在於(yu) “富”；社會(hui) 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重點就要相應地轉移到“教”上來。

孔子講的“庶”“富”“教”，對國家治理、社會(hui) 管理的現實啟迪意義(yi) 極大。

4.治國“三途徑”

具體(ti) 到國家與(yu) 社會(hui) 的治理步驟，孔子提出了著名的治國“三途徑”：足食，足兵，民信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顏淵》）

孔子在此明確提出了國家與(yu) 社會(hui) 治理的三大途徑：足食，足兵，民信之。子貢對此也十分認可，但是他還想知道這三者究竟孰輕孰重。孔子認為(wei) ，三者並非等量齊觀，而是有輕重緩急之分的，他排了一個(ge) 由重到輕的次序：民信，足兵，足食。其中，孔子把為(wei) 政者取信於(yu) 民放在首位，充分體(ti) 現了“民無信而不立”的治國理念，值得高度肯定。

（二）善治標準

孔子生活於(yu) 春秋末期，這是一個(ge) 動蕩的時代，戰爭(zheng) 頻仍，生靈塗炭，禮崩樂(le) 壞，世道澆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微子》）。對此，孔子痛心疾首，他最迫切的政治理想是結束這種動蕩的時代，恢複“大一統”的局麵，實現“大同”的理想社會(hui) 。他說：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qin) 其親(qin) ，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ang) ，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yu) 地也，不必藏於(yu) 己；力惡其不出於(yu) 身也，不必為(wei) 己。是故謀閉而不興(xing) ，盜竊亂(luan) 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

這就是孔子心目中“大同”的理想社會(hui) 。有人認為(wei) 這隻是孔子提出的“烏(wu) 托邦”理想，是建立在小農(nong) 經濟基礎上的空想社會(hui) 主義(yi) ，對此不屑一顧。事實上，孔子的大同社會(hui) 理想對中國社會(hui) 曆史影響至為(wei) 深遠。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一直有一種追求大同社會(hui) 理想的傳(chuan) 統，從(cong) 曆朝曆代農(nong) 民起義(yi) 的“均貧富”到洪秀全的《天朝田畝(mu) 製度》，從(cong) 康有為(wei) 的《大同書(shu) 》到孫中山的“天下為(wei) 公”，均一以貫之。郭沫若在1926年1月1日出版的《洪水》第一卷第七期上發表了題為(wei) 《馬克思進文廟》的文章，其中認為(wei) 馬克思的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理想與(yu) 孔子的大同社會(hui) 理想是契合的，可以進行對話，此論說不乏洞見。

孔子在大同社會(hui) 理想設計中，提出了不少有價(jia) 值的基本原則，諸如：“天下為(wei) 公”的目標，“選賢與(yu) 能”的用人準則，“講信修睦”的道德氛圍，“不獨親(qin) 其親(qin) ，不獨子其子”的仁愛原則，“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ang) ”的人道主義(yi) 精神，等等。這些基本原則對當代中國社會(hui) 建設也具有重要的啟迪價(jia) 值。

如果說“大同”的理想社會(hui) 是孔子提出的善治社會(hui) 總的標準，那麽(me) 涉及善治社會(hui) 的具體(ti) 標準，《論語》中有以下一段文字，應該引起我們(men) 的注意。

子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qing)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季氏》）

其中“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qing) ”“修文德”，可以視作善治社會(hui) 的四條具體(ti) 標準。

“均無貧”，說的是公平正義(yi) 對社會(hui) 發展的積極作用。社會(hui) 貧富的存在有一定的現實性，但是如果貧富差距過大，就不利於(yu) 社會(hui) 穩定與(yu) 和諧，將會(hui) 導致社會(hui) 動蕩，從(cong) 而嚴(yan) 重阻礙社會(hui) 經濟的發展，這是一條曆史法則。毋庸諱言，孔子講的“均無貧”在一定程度上的確帶有小農(nong) 經濟的平均主義(yi) 色彩。但是，他在這裏講的主要不是平均主義(yi) ，而是社會(hui) 財富分配中的公平正義(yi) 思想。老子曾有言：“天之道，損有餘(yu) 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yu) 。孰能有餘(yu) 以奉天下？唯有道者。”（《道德經》第七十七章）“人之道”與(yu) “天之道”背道而馳。誰能夠以有餘(yu) 來供奉天下呢？隻有那些有道之人。杜光庭在《道德真經廣聖義(yi) 》卷四八中闡釋道：“天道均平，有餘(yu) 必損，不足必興(xing) 。”這是對此語的極好注解。老子講的“天之道”與(yu) 孔子講的“均無貧”是一脈相承的。

毛澤東(dong) 曾經指出：“我們(men) 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yi) ，也反對過分懸殊。”這是一個(ge) 永恒的價(jia) 值法則。進入21世紀，中國社會(hui) 生產(chan) 力快速發展，針對分配領域中存在的比較突出的矛盾問題，現在的確有必要重新審視孔子“均無貧”思想的現代性內(nei) 涵，更加注重社會(hui) 公平了。

“和無寡”，說的是和諧對社會(hui) 發展的重大價(jia) 值。崇尚和諧是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最高價(jia) 值之一。孔子提出的“和無寡”思想，被他的弟子有若闡發到了極致。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wei) 貴。先王之道斯為(wei) 美，小大由之。”（《學而》）

“禮之用，和為(wei) 貴”是有若的名言，它的確反映了孔子思想的精義(yi) ，其中有兩(liang) 層含義(yi) ：一是強調和諧的重要性，二是指出“禮”是實現“和”的根本途徑。孔子的“和無寡”思想，對中華文化和諧精神起了重要的形塑作用。

“安無傾(qing) ”，說的是安定對社會(hui) 發展的積極意義(yi) 。任何一個(ge) 國家的發展，都必須有一個(ge) 安定的社會(hui) 環境，否則就將一事無成。當今現代化與(yu) 社會(hui) 穩定存在著一種張力作用，存在著一種“二律背反”現象：一方麵，現代化建設需要有一個(ge) 穩定的社會(hui) 秩序，這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尤為(wei) 重要；另一方麵，現代化在某些時候又會(hui) 導致社會(hui) 出現一些動蕩的現象。李光耀在總結現代化曆史經驗過程時曾經指出：“在發展現代國家的過渡時期，政治穩定受到很大的壓力。但政治穩定是成功的基本先決(jue) 條件。”

“修文德”，說的是文化教育對社會(hui) 發展的重大價(jia) 值。其中，尤其不能忽視道德教化對國家與(yu) 社會(hui) 治理所起的重大作用。把文化教育作為(wei) 國家與(yu) 社會(hui) 治理的重要途徑，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特色，也是行之有效的治國理念。一個(ge) 良好的社會(hui) 必須營造良好的道德氛圍，否則，這個(ge) 社會(hui) 就是沒有希望與(yu) 未來的。

二、行政原則

（一）領導素養(yang)

治理國家，首重吏治，這是政治學與(yu) 行政學的首要課題。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衛靈公》）

這是至理名言。無論在什麽(me) 樣的政治製度與(yu) 政治體(ti) 製中，做事都在人為(wei) 。為(wei) 政之要首在得人，這個(ge) “人”就是幹部，而且必須是好幹部，或者稱作“關(guan) 鍵少數”。毛澤東(dong) 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jue) 定的因素。”孔子關(guan) 於(yu) 為(wei) 政者素養(yang) 的思想非常豐(feng) 富，值得借鑒。

1.以德服人

這裏突出一個(ge) “德”字。孔子強調以德服人，為(wei) 政以德，為(wei) 政者應當通過加強自我的道德修養(yang) ，依據道義(yi) 要求來處理政事，並以自身高尚的道德情操與(yu) 行為(wei) 去感化百姓，教化社會(hui) 。

子曰：“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zhong) 星共之。”（《為(wei) 政》）

為(wei) 政以德，包含兩(liang) 層意思：一是為(wei) 政者需要有良好的道德修養(yang) ，施政措施要符合道義(yi) 要求；二是為(wei) 政者要對百姓加強道德教化，以改良社會(hui) 風氣。其中，為(wei) 政者良好的道德修養(yang) 至關(guan) 重要。

季康子問政於(yu) 孔子。孔子對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

為(wei) 政者的品德好比風，百姓的品德就像草，風在草上吹，草就必然隨風傾(qing) 倒。當然，孔子並非一味地反對殺除無道之人，而是主張盡量少殺人。孔子重視德治，主張德主刑輔。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顏淵》）

當然，治理國家，不能不依靠刑罰手段。孔子提出“無訟”的思想，不免有些過於(yu) 理想化了，但是一味強調嚴(yan) 刑峻法也是靠不住的。秦王朝采用法家思想，對統一天下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打下天下以後仍然推行法家的嚴(yan) 刑峻法，很快激化了社會(hui) 矛盾，導致二世而亡，秦王朝的短命曆史就證明了這一點。

2.子帥以正

為(wei) 政者第二個(ge) 素養(yang) 是自身要正：一身正氣，正義(yi) 凜然，正己正人。這裏突出一個(ge) “正”字。對此，《論語》中有不少膾炙人口的名言警句，為(wei) 曆代清廉勤勉的為(wei) 政者所津津樂(le) 道。

季康子問政於(yu) 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cong) 。”（《子路》）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yu) 從(cong) 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為(wei) 政者自身要正直，以身作則，率先垂範。否則，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國家與(yu) 社會(hui) 的局麵也就無法控製了。把政治的政與(yu) 正直的正連接在一起，是孔子的一大發明。換言之，所謂的“政治”就是要把社會(hui) 引上正道，這是一個(ge) 了不起的思想，對政治學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為(wei) 政者自身是否正直，直接關(guan) 係到國家是否有較高的公信力、號召力、影響力，更關(guan) 乎下屬是否有較強的執行力與(yu) 行政力。政治就是要求為(wei) 政者做表率，隻有這樣百姓才會(hui) 積極響應。正人的前提是正己，隻有正己才能正人。陳來先生指出：“在這裏，政治的本質不再被理解成正人，而是正己，正己就是首先要做表率。”

3.盡忠盡職

這裏突出了一個(ge) “忠”字，忠者盡心。對於(yu) 為(wei) 政者來說，忠主要有兩(liang) 層含義(yi) 。一是忠於(yu) 職守。為(wei) 政者要身先士卒，勤勉工作。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

這裏的“先之”，就是領導者要率先垂範；“勞之”，就是領導者要善於(yu) 團結與(yu) 帶領大多數人共同勤勉工作；“無倦”，就是領導者要有不知疲倦的敬業(ye) 精神。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顏淵》）

身居要位不能懈怠，執行政令忠實勤勉，為(wei) 政者必須具有敬業(ye) 精神。“幹部幹部，‘幹’字是當頭的。”

二是以道事君。為(wei) 政者要直道事君，不能欺騙上級。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yu) ？”子曰：“吾以子為(wei) 異之問，曾由與(yu) 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yu) 求也，可謂具臣矣。”（《先進》）

真正的大臣能夠用周公之道來侍奉君主，如果行不通，那麽(me) 寧肯辭職不幹。孔子的弟子仲由和冉求兩(liang) 人，隻能算是普通的大臣罷了。在這裏，孔子區分了“大臣”與(yu) “具臣”的概念，很有價(jia) 值。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顏淵》）

在這裏，孔子講到“以道事君”“從(cong) 道不從(cong) 君”的問題，從(cong) 現代管理學的角度來說，意思就是以直道來對待上級。《孔子家語·困誓》中甚至還有“屍諫”一說：“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常言說：“文死諫，武死戰。”當然，“以道事君”也要講究藝術，否則就會(hui) 自取其辱。正如孔子的弟子子遊所說：“事君數，斯辱矣。”（《裏仁》）

值得一提的是，如何處理君臣或者說上下級關(guan) 係，這是政治學與(yu) 行政學中的一個(ge) 重要問題，這需要雙方都要作出努力。

定公問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

孔子提出，“君禮臣忠”才是理想的狀態。對此，孟子作了具體(ti) 闡發：“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正如人際關(guan) 係是雙向的，君臣關(guan) 係也是一樣，要求有各自的準確的角色定位與(yu) 行為(wei) 規範，理想的君臣關(guan) 係是“君禮臣忠”“君仁臣忠”。當然，這一切均需要建立在遵循大道的基礎之上。

4.慎言慎行

孔子提出為(wei) 政者的第四大素養(yang) ：慎言慎行。這裏突出了一個(ge) “慎”字。為(wei) 政者身居要位，“一言可以興(xing) 邦，一言可以喪(sang) 邦”，不可不慎。

子張學幹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yu) ，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yu) ，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為(wei) 政》）

這裏的“幹祿”就是為(wei) 官的意思。一個(ge) 人說的每句話、做的每件事都對，往往是不可能的事情。為(wei) 政者要努力做到“言寡尤，行寡悔”，這是素質要求，也是職責所係。

至於(yu) 領導者的素養(yang) 問題，明代大儒薛瑄曾說：“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於(yu) 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洽事。此居官之七要也。”（《從(cong) 政名言》卷二）這是當好官的七大要領，這個(ge) 說法十分精辟，與(yu) 孔子的思想一脈相承。

2013年6月28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全國組織工作會(hui) 議上指出：“好幹部要做到信念堅定、為(wei) 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yu) 擔當、清正廉潔。”當好幹部，實質上需要為(wei) 政者具有較高的領導素養(yang) 。孔子關(guan) 於(yu) 領導素養(yang) 的思想，對當今幹部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jia) 值。

（二）領導職能

領導職能，就是領導者的職責和社會(hui) 功能，它是領導者本質的具體(ti) 表現，這就涉及領導者的職能定位問題。那麽(me) ，領導者的主要職能是什麽(me) 呢？孔子又是怎樣說的呢？

仲弓為(wei) 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ju) 賢才。”（《子路》）

其中，“先有司，赦小過，舉(ju) 賢才”堪稱現代管理的“九字箴言”。

1.先有司

古代設官分職，各有專(zhuan) 司，故稱“有司”。有司，後來泛指官吏。“先有司”，是說領導者要先做表率，帶領各職能部門的官員明確並履行自己的職責。

分工明確，各司其職，權利與(yu) 義(yi) 務相匹配，才能使組織運行有序，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為(wei) 達此目的，要做到：一方麵，對組織架構搞好頂層設計；另一方麵，要使各職能部門的官員明確自己的職責，並切實做好職責範圍內(nei) 的事情。對此，《論語》中還有以下一段文字。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泰伯》）

對此問題，後人褒貶不一。有人認為(wei) ，這是“事不關(guan) 己，高高掛起”“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本位主義(yi) 思想，是孔子為(wei) 政思想中的消極內(nei) 容，應該予以摒棄。事實上，從(cong) 行政學的角度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是正確的管理方式。各個(ge) 部門與(yu) 部門內(nei) 的人員要明確職責，各司其職，要懂得自己的邊界，不越位，不越權攬權，不越俎代庖。因為(wei) 權力與(yu) 職責是統一的，假如職責不清，分工不明，就會(hui) 事權重疊，出現互相攬權，或互相推諉的現象，內(nei) 耗嚴(yan) 重，難以團結，導致出現嚴(yan) 重的後果。

2.赦小過

領導者對待下屬在工作中出現的過錯，應該辯證地分析。如果不是工作中原則性的大是大非問題，而隻是一些小的過失，領導者就要學會(hui) 寬容。

一輩子不犯任何錯誤的幹部，絕不是好幹部。除非他不幹事，否則就難免犯錯。有些幹部奉行這樣一種處世哲學：不幹事不犯錯，少幹事少犯錯，多幹事多犯錯。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得過且過，明哲保身，導致幹部不作為(wei) 。從(cong) 管理學的角度看，幹部不作為(wei) ，屍位素餐，是一種嚴(yan) 重的瀆職腐敗行為(wei) ，決(jue) 不能等閑視之。正確的理念應該是：不幹事是最大的錯，多幹事難免有錯。但是，隻有在前進的過程中不斷地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糾正過錯，這才是事業(ye) 興(xing) 旺發達的希望所在。

孔子提出的“赦小過”的思想，從(cong) 管理學上來說是極有見地的。任何開拓性的事業(ye) ，必然伴隨著不斷犯錯、糾錯的過程。如果不容許下屬在工作中出現差錯，甚至把小過錯與(yu) 腐敗現象相提並論，那樣下屬就會(hui) 整天處於(yu) “戰戰兢兢，如臨(lin) 深淵，如履薄冰”的境地中，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為(wei) 天下先，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也就不會(hui) 有任何創造性的工作，等於(yu) 扼殺了事業(ye) 興(xing) 旺發達的希望。

因此，領導者對下屬在工作中所犯的過錯，如果不是原則性的大是大非問題，就要學會(hui) 包容，加以原諒，總結教訓，批評教育，讓其放下包袱，輕裝前進。領導者應該在一定範圍內(nei) 建立一套試錯、糾錯機製。

3.舉(ju) 賢才

所謂的“舉(ju) 賢才”，就是推舉(ju) 賢能之士。按照現代管理學的說法，賢才至少有兩(liang) 個(ge) 標準：一是能力，二是品德。真正的賢才應該德才兼備，德勝於(yu) 才、才勝於(yu) 德都不是最理想的人才類型。賢才是社會(hui) 發展的第一資源，是關(guan) 係事業(ye) 成功的關(guan) 鍵。《論語》中講到“才難”，即治理國家，人才最為(wei) 難得。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luan) 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yu) 斯為(wei) 盛。”（《泰伯》）

這裏的“亂(luan) 臣”，是治臣的意思。人才難得，唐堯和虞舜時期，人才是最興(xing) 盛的。有一次，孔子與(yu) 季康子談到衛靈公無道而衛國卻不失位的問題，孔子的解答比較有典型意義(yi) 。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治宗廟，王孫賈治軍(jun) 旅。夫如是，奚其喪(sang) ？”（《憲問》）

仲叔圉、祝、王孫賈均為(wei) 衛國的賢臣，雖然衛靈公無道，但有賢能之臣治理國家，這就是衛國不失位的根由。

孔子在總結唐堯、虞舜以及周初事業(ye) 興(xing) 盛的原因時，提出了“才難”的觀點。對此，孟子進一步闡發道：“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yu) 其朝矣。”（《孟子·公孫醜(chou) 上》）尊重賢才，使用能人，讓傑出的人才都有職位，充分發揮其作用，那麽(me) 天下英才就會(hui) 從(cong) 四方趕來，貢獻他們(men) 的才智。若能尊賢使能，則何愁大事不成！劉邦能夠取得天下，最重要的一個(ge) 原因就是善於(yu) 識別並大膽重用人才。其中，謀有良臣張良，戰有猛將韓信，守有賢相蕭何，此三者皆為(wei) 人傑。

那麽(me) ，如何舉(ju) 薦賢才呢？孔子認為(wei) ，隻要推舉(ju) 你所知道的賢才就可以了。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ju) 之？”子曰：“舉(ju) 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子路》）

舉(ju) 薦賢才，要建立在“識人”的基礎之上。隻舉(ju) 薦自己真正了解的人，對於(yu) 自己不了解，或者是道聽途說的人不負有舉(ju) 薦的義(yi) 務。但是，如果自己知道賢才而不對其加以舉(ju) 薦，則是一種瀆職行為(wei) 。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yu)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yu) 立也。”（《衛靈公》）

孔子批評臧文仲是一個(ge) 竊居官位的人，臧文仲明明知道柳下惠是一位賢人，卻不舉(ju) 薦他一起做官。

除了舉(ju) 薦人才，還有如何使用人才的問題：務使德與(yu) 位相匹配。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周易·係辭下》）

德性淺薄卻地位很高，智慧不足卻謀劃大事，能力有限卻擔負重任，這樣遲早會(hui) 招致災禍的。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衛靈公》）

每個(ge) 人都要有自知之明，有多大的能力，就做多大的事情，不要去做與(yu) 自己的德能不相匹配的事情。否則，就會(hui) 事與(yu) 願違，結果隻會(hui) 害己害人。

4.舉(ju) 直錯諸枉

所謂的“舉(ju) 直錯諸枉”，就是把正直的君子提拔上來，把不正直的小人壓製下去，這是孔子提出的領導的又一職責。孔子在《論語》中兩(liang) 次講到了“舉(ju) 直錯諸枉”的問題。

孔子對曰：“舉(ju) 直錯諸枉，則民服；舉(ju)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為(wei) 政》）

子曰：“舉(ju)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顏淵》）

“舉(ju) 直錯諸枉”與(yu) 上文講的“舉(ju) 賢才”有一定的關(guan) 聯，但是並不完全等同。它涉及國家與(yu) 社會(hui) 管理的另一個(ge) 關(guan) 鍵問題：樹立正氣。風清才能氣正。親(qin) 賢臣，遠小人，則國興(xing) ；親(qin) 小人，遠賢臣，則國廢，這是亙(gen) 古不變的真理。

2013年6月28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全國組織工作會(hui) 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用一賢人則群賢畢至，見賢思齊就蔚然成風。”這句話深刻地揭示了選賢與(yu) 能對整個(ge) 幹部係統、整個(ge) 社會(hui) 風氣、整個(ge) 國家的重要影響。

說到領導職責，毛澤東(dong) 曾經指出：“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幹部兩(liang) 件事。”這已成為(wei) 領導科學中的經典論斷，與(yu) 孔子講的“先有司，赦小過，舉(ju) 賢才”有異曲同工之妙。

（三）領導藝術

領導既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為(wei) 政之道，當然還得講求領導藝術。孔子關(guan) 於(yu) 領導藝術方麵的思想極為(wei) 豐(feng) 富，主要有以下五個(ge) 方麵。

1.先正名

孔子認為(wei) ，領導藝術要遵循的第一大準則就是正名，隻有名正才能言順，師出必須有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wei) 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顏淵》）

在這裏，孔子特別強調對為(wei) 政來說，“正名”問題具有極端重要性。孔子所講的“正名”，實際上就是禮治的思想。他主張為(wei) 國以禮，具體(ti) 來說，主要包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社會(hui) 角色與(yu) 名分。

齊景公問政於(yu) 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

各階層的社會(hui) 成員隻有各安名分，各盡職責，社會(hui) 才會(hui) 穩定有序；隻有各自的權利與(yu) 義(yi) 務明確了，社會(hui) 才會(hui) 穩定和諧，這就是“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真正含義(yi) 。

正名分，明責任，這兩(liang) 者正是現代管理學的重要基礎。如果名分不正，就會(hui) 職責不明；如果職務不明，就會(hui) “言不順，事不成”。

2.德主刑輔

這既是一個(ge) 治國理念，也是一大領導藝術。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wei) 政》）

對此，學界一直存有爭(zheng) 議。有人認為(wei) ，這是一種重德治、輕法治的思想，要加以批判。其實，孔子主張為(wei) 政以德、德治為(wei) 主，但是他從(cong) 來沒有忽視法治的作用。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chuan) ·昭公二十年》）

孔子認為(wei) ，德禮合治，寬猛相濟，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政令才會(hui) 通暢，社會(hui) 才能和諧。德治與(yu) 法治是治理國家的兩(liang) 種主要手段，道德可以揚善但不能懲惡，法律可以懲惡但不能揚善，兩(liang) 者處於(yu) 互補狀態之中，從(cong) 來不可偏廢，必須有機地結合起來。

孔子主張的禮法合治、德主刑輔、寬猛相濟等思想，對當今治國理政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yi) 。

3.尊五美

孔子認為(wei) ，優(you) 秀的領導者應該遵循以下五種美德。

子張曰：“何謂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堯曰》）

“惠而不費”，就是給百姓帶來巨大的利益與(yu) 好處，為(wei) 政者本身也並沒有什麽(me) 損失，這是極其高明的領導藝術。那麽(me) ，究竟怎樣才能做到“惠而不費”呢？孔子對此進一步解釋說，必須“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以百姓的整體(ti) 訴求作為(wei) 施政目標，從(cong) 而使他們(men) 從(cong) 中獲得巨大的利益與(yu) 好處，就能做到“惠而不費”。

“勞而不怨”，就是役使百姓，而百姓毫無怨言。從(cong) 領導的角度來說，為(wei) 政者能使下屬勤勉地工作而無怨無悔，這也是一個(ge) 相當高妙的領導藝術。那麽(me) ，如何才能做到“勞而不怨”呢？孔子對此進一步解釋說，必須“擇可勞而勞之”“使民以時”，即選擇可以役使百姓的時間去役使，使用民力符合仁義(yi) 。

“欲而不貪”，是說為(wei) 政者正當的欲望是應該得到滿足的，但是不要貪求無度。人都有私欲，處於(yu) 合理範圍內(nei) 的私欲需要得到滿足，一定的私欲也是人們(men) 奮鬥的動力源之一。為(wei) 政者合理的私欲應該得到滿足。但是，為(wei) 政者如果貪求無度，隻顧一己私利，而不顧整體(ti) 利益，就會(hui) 把自己的形象給毀掉，也就無法實行有效的領導。那麽(me) ，如何做到“欲而不貪”呢？孔子說：“欲仁而得仁。”（《堯曰》）就是說，為(wei) 政者要宅心仁厚，為(wei) 仁由己，自己想得到仁，自然就會(hui) 得到仁，那樣就不會(hui) 貪得無厭了，說到底，就是要以道製欲。

“泰而不驕”，是說為(wei) 政者要泰然自若而不自大傲慢。那麽(me) ，如何才能做到“泰而不驕”呢？孔子解釋說，這需要做到“無眾(zhong) 寡，無小大，無敢慢”（《堯曰》）。無論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不厚此薄彼；無論何人何事，都平等對待，這樣就不至於(yu) 招來怨恨。

“威而不猛”，是說為(wei) 政者要有威嚴(yan) 而不凶猛。那麽(me) ，如何才能做到“威而不猛”呢？孔子說：“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yan) 然人望而畏之。”（《堯曰》）為(wei) 政者衣冠整齊，目不斜視，神情莊重，讓人望而生畏，但又不失親(qin) 和力，不至於(yu) 使人對他敬而遠之。

上述五種美德中，前兩(liang) 者涉及領導者的技巧，後三者則關(guan) 乎領導者的形象。五種美德，均是一位優(you) 秀的領導者需要具備的為(wei) 政素養(yang) 與(yu) 領導藝術。

4.摒四惡

這是孔子提出的第四個(ge) 方麵的領導藝術。

子張曰：“何謂四惡？”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yu) 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堯曰》）

其中的“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出納之吝”，就是孔子所說的為(wei) 政者要摒棄的四種惡習(xi) 。此句頗令人費解，多有歧義(yi) ，隻能談談個(ge) 人心得。

“不教而殺”，是說平時不加強教育，一旦下屬犯了大錯就加以嚴(yan) 懲，這就叫作“虐”。幹部的成長需要一個(ge) 長期的過程，培養(yang) 一個(ge) 幹部並不容易。一個(ge) 重要崗位的幹部一旦離職，就會(hui) 給事業(ye) 帶來重大損失。因此，“不教而殺”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肆虐行為(wei) 。平常需要強化對幹部的教育，防患於(yu) 未然，這也是愛護、保護幹部的重要舉(ju) 措。

“不戒視成”，是說平時不加以告誡，隻看中下屬的成績，這就叫作“暴”。下屬平時有了小過失，要及時給予警示，令其改正，不能聽之任之。否則，時間長了，積重難返，再加以糾正，所付出的代價(jia) 就會(hui) 很高。“不戒視成”是一種鬆於(yu) 管理的暴戾行為(wei) ，應該摒棄。

“慢令致期”，是說政令遲遲才下達，但又要求下屬在很短的時間裏如期完成任務，如果不能如期完成任務就加以嚴(yan) 懲，這就叫作“賊”。這樣做的後果，將會(hui) 導致下屬消極對待，要麽(me) 弄虛作假，要麽(me) 投機取巧，會(hui) 對事業(ye) 造成嚴(yan) 重的戕害。

“出納之吝”，是說應該給的報酬福利沒有及時足額兌(dui) 現，在報酬福利發放時斤斤計較，顯得小家子氣。從(cong) 管理學的角度來說，物質報酬是重要的激勵手段，因為(wei) 人畢竟是物質性的存在，物質利益的滿足是最基本的需求之一。

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cong) 政矣。”（《堯曰》）

孔子認為(wei) ，隻有做到了“尊五美，屏四惡”，才可以從(cong) 事行政工作。“尊五美，屏四惡”，這是一個(ge) 問題的兩(liang) 個(ge) 方麵，如果說“尊五美”是從(cong) 積極的、正麵的層麵來說的，那麽(me) “摒四惡”則是從(cong) 消極的、反麵的層麵而言的。

5.無為(wei) 而治

無為(wei) 而治，是領導者所追求的為(wei) 政的最高境界，是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中最高的管理哲學，無論是道家還是儒家，無不讚同這一政治主張。

一般來說，無為(wei) 而治，較早為(wei) 老子所推崇。無為(wei) 而治作為(wei) 重要的治國理念，在《道德經》中前後七次被提及。其中，最典型的說法是：“為(wei) 無為(wei) ，則無不治。”（《道德經》第三章）老子認為(wei) ，為(wei) 政者隻有做到“無為(wei) ”，才能實現“無不治”的目標。受老子的影響，孔子在《論語》中多次明確講到要效法聖王堯舜，實行無為(wei) 而治。

子曰：“無為(wei) 而治者，其舜也與(yu) ！夫何為(wei) 哉？恭己正南麵而已矣。”（《衛靈公》）

孔子曾經不遠千裏前往東(dong) 周洛陽問禮於(yu) 老子，拜老子為(wei) 師，受到老子思想不小的影響。因此，人們(men) 多說儒道對立，但是很少有人論及儒道統一，儒道融通。仔細比較《論語》與(yu) 《道德經》，我們(men) 就會(hui) 發現兩(liang) 者的思想觀念有諸多契合之處，這原本不足為(wei) 奇。在無為(wei) 而治的政治主張方麵，孔子與(yu) 老子的觀點具有驚人的一致性。在這裏，孔子使用“無為(wei) 而治”這個(ge) 詞語，顯然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響。

子曰：大哉！堯之為(wei) 君也！巍巍乎！唯天為(wei) 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泰伯》）

《周易·係辭下》有“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說法。無為(wei) 而治，即無所煩勞就能使天下大治，這是為(wei) 政者所孜孜以求的目標。樓宇烈先生指出：“無為(wei) 而治不是一種消極的態度，相反，它蘊含著積極的意義(yi)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禹治水。大禹沒有采取‘堵’的方式治水，而是順應水性去化解水災。儒家對他的做法給予了高度的讚揚。”這個(ge) 評價(jia) 是較為(wei) 中肯的。

那麽(me) ，這個(ge) 目標如何才能實現呢？老子與(yu) 孔子都認為(wei) ，無外乎“無為(wei) ”與(yu) “有為(wei) ”兩(liang) 大途徑。

一是無為(wei) 。老子、孔子講的“無為(wei) 而治”中的“無為(wei) ”，主要指不要肆意妄為(wei) ，而要順應自然而為(wei) 。所謂的“自然”，實指自然法則、客觀規律，包括自然規律與(yu) 社會(hui) 規律，有自然而然、理所當然之義(yi) 。老子說：“以輔萬(wan) 物之自然而不敢為(wei) 。”（《道德經》第六十四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道德經》第十七章）換句話說，要順勢而為(wei) ，不要逆勢而動；要以天為(wei) 則，不與(yu) 天爭(zheng) 職。唯有這樣，才能達到“無為(wei) 無不為(wei) ”的境地。因此，老子說：“我無為(wei) ，而民自化。”（《道德經》第五十七章）《淮南子》一書(shu) 對此解釋說：“無為(wei) 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cong) 己出也。”（《主訓術》）治理國家，應該以天為(wei) 則，從(cong) 大自然的法則中汲取智慧。君主隻有做到不肆意妄為(wei) 、胡作非為(wei) ，百姓才會(hui) 自覺服從(cong) 管理，國家與(yu) 社會(hui) 才會(hui) 大治。

孔子繼承了這種思想，在政治領域中特別強調重視民情，順應民意，以天為(wei) 則，以史為(wei) 鑒，推行仁政，反對苛政。老子講的“無為(wei) ”，就是孔子講的“天則”。

苛政猛於(yu) 虎。（《禮記·檀弓下》）

對這一思想，孟子作了進一步闡發。他以大禹治水為(wei) 例，指出：“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孟子·離婁下》）智者治理國家，要像大禹治水一樣，順其自然，因勢利導，所謂“行其所無事”就是無為(wei) 的意思。儒家把大禹治水視為(wei) 順應自然的典範，與(yu) 老子的思想的確是一脈相承的。

二是有為(wei) 。無為(wei) 與(yu) 有為(wei) 密不可分，無為(wei) 必須建立在有為(wei) 的基礎之上，一味地崇尚自然而反對人為(wei) ，注定不可能有大的作為(wei) 。正如韓非子所說：“君道無為(wei) ，臣道有為(wei) 。”（《韓非子·天道第十三》）孔子認為(wei) ，對於(yu) 為(wei) 政者而言，如果能夠做到為(wei) 政以德，舉(ju) 薦賢才，就基本可以實現無為(wei) 而治的目標。舜治理天下的方法，對孔子無為(wei) 而治的思想影響至深。

三、現實啟迪

孫中山先生主張，所謂的“政治”就是管理眾(zhong) 人的事情。上文已經多次強調，《論語》主要是一部政治哲學著作，落腳點在於(yu) 為(wei) 政，包括治國理念與(yu) 行政原則兩(liang) 個(ge) 方麵。有人說，孔子學說在現實中的出路有三條：一是政治化，二是宗教化，三是生活化，前兩(liang) 條路徑均走不通，隻剩下生活化一途，這就嚴(yan) 重低估了《論語》一書(shu) 作為(wei) 政治哲學著作的重大價(jia) 值。其實，《論語》強調的為(wei) 政，就是今天廣義(yi) 上的管理，蘊含著極為(wei) 豐(feng) 富的治國理政的思想，對現實國家治理的啟迪意義(yi) 不可低估。

“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是北宋初期宰相趙普講的一句名言。陳繼儒在《小窗幽記》中也有“要治世，半部《論語》”的說法。

從(cong) 曆史經驗來看，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雖然在戰亂(luan) 年代“打天下”的過程中起不到多大作用，但是在和平年代國家治理的過程中往往屢建奇功，發揮重大功能。征諸曆史，大多如此。這是有深層原因的：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主要不是鬥爭(zheng) 文化，而是和諧文化。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儒學思想就成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主導思想，在治國理政方麵產(chan) 生了重大的作用。諸如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開元之治”，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等，在很大程度上來說，均是儒學的仁德思想所結出的明豔的政治之花。

至今，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中，有許多治國理念尚在發揮著積極作用。李克強總理上任時，將他的執政的理念歸納為(wei) 九個(ge) 字：“行大道，民為(wei) 本，利天下。”這雖然是他自己概括出來的，但實際上仍然可視為(wei) 儒家治國理政思想的現代體(ti) 現。

2014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ju) 行第十八次集體(ti) 學習(xi)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主持學習(xi) 時強調：“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曆史和傳(chuan) 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

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主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wei) 政之要莫先於(yu) 得人、治國先治吏，以及為(wei) 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在治國理政方麵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思想資源，需要我們(men) 以現代化為(wei) 主體(ti) 和參照係，作進一步的創造性挖掘整理，從(cong) 而為(wei) 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的智慧啟迪。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目前的執政文化，的確批判性地繼承發展了不少儒家文化理念。比如，以德治國、與(yu) 時俱進、以人為(wei) 本、以和為(wei) 貴、執政為(wei) 民、親(qin) 望親(qin) 好、協和萬(wan) 邦等，皆屬於(yu) 儒家式的政治口號與(yu) 執政理念，這也是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題中應有之義(yi) 。

 （陸衛明，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張敏娜，女，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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