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門後學的離散與(yu) 楚國儒學的演進

作者：胡霖（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yu) 保護中心助理研究員）

來源：《河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 2024年第5期

摘要：孔子卒後，七十子及其後學的離散，對於(yu) 推動儒學南傳(chuan) 具有關(guan) 鍵作用。七十子階段，遊居楚國的大儒雖僅(jin) 有子張、澹台子羽數人，但其弟子眾(zhong) 多，在私學領域的影響不容小覷；七十子後學階段，楚國儒風漸盛，名儒輩出，影響力由私學領域擴大到政治領域，逐漸演變為(wei) “世之顯學”。楚國儒學之所以能夠興(xing) 盛，不僅(jin) 得益於(yu) 魯、魏儒學文化圈的輻射影響及其“為(wei) 王者師”傳(chuan) 統的光大，更離不開吳起變法所引起的楚國士風、學風的轉向。吳起入楚在楚國儒學發展史上起著關(guan) 鍵性的轉捩作用。

關(guan) 鍵詞：楚國儒學；七十子；七十子後學；吳起

在以孔、孟、荀為(wei) 主線的先秦儒學史認識框架下，楚國儒學難以進入研究視野。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郭店簡、上博簡中儒家佚籍的大量麵世，七十子及其後學的重要性日漸凸顯，儒學在楚國的顯學地位愈發受到關(guan) 注。有關(guan) 學者逐漸認識到，孔門後學的離散，對於(yu) 推動儒學在楚國生存、傳(chuan) 播與(yu) 發展至關(guan) 重要。不過論及七十子及其後學的遊楚細節，諸家分歧很大。[1]七十子及其後學究竟何人有遊楚經曆？楚國儒學又呈現出何種發展邏輯？楚國儒學興(xing) 盛的原因何在？本文擬在甄辨史事的基礎上，進一步聯係楚國士風、學風的變化，對上述問題給予切實回答。

一、七十子遊楚與(yu) 楚國儒學的初興(xing)

儒學南傳(chuan) 楚國，自孔子遊楚始。囿於(yu) 其遊楚範圍及楚國保守的貴族政治體(ti) 製，影響力比較有限。孔子亦有少量楚籍弟子，如任不齊、公良儒、陳亢等，惜乎其生平事跡不彰，對儒學南傳(chuan) 有何貢獻已頗難稽考。真正對楚國儒學有積極影響者，當從(cong) 孔子辭世後遊居楚國的七十子之徒論起。關(guan) 於(yu) 七十子的離散，《史記·儒林列傳(chuan) 》有簡要記載，其中涉及遊楚者，有“子張居陳，澹台子羽居楚”[2]二句。此外，早期文獻中亦有曾子、子路等人“仕楚”的記載。前賢對上述史料的真偽(wei) 頗存歧見，下文逐一進行考辨。

（一）“子張居陳”始末考

由於(yu) 楚滅陳為(wei) 縣在孔子卒後翌年（前478年），故遊居陳地的七十子理應納入考察。關(guan) 於(yu) 子張的籍貫，史有二說：一說是陳人，見於(yu)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chuan)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3]《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同。一說是魯人，見於(yu) 《呂氏春秋·尊師》:“子張，魯之鄙家也。”[4]崔述曾據《左傳(chuan) 》莊公二十二年載顓孫因陳國之亂(luan) 奔魯，指出子張應是陳公子顓孫的後裔，世居魯國。[5]因此說既揭破子張先祖為(wei) 陳人，又解明子張出身於(yu) “魯之鄙家”的原因，頗為(wei) 後人信從(cong) 。[6]

盡管如此，部分學者仍持“陳人說”。李啟謙反對“魯人說”的依據是《新序·雜事》。李氏認為(wei) ，《新序》既載子張“不遠千裏之外”[7]見魯哀公，說明他並非魯人，而是陳人。[8]衛雲(yun) 亮在此基礎上，又引《大清一統誌》為(wei) 證，主張子張墓在今安徽省蕭縣南，此地與(yu) 陳國接壤，故子張應為(wei) 陳人無疑。[9]

以上證據均不足以推翻子張出自“魯之鄙家”說。首先，以《大清一統誌》立說，證據時代太晚，難免後人攀附之嫌，可信度自然要打折扣。其次，即使《新序》的記載可信，也隻能證明子張“此時曆仕他國，歸於(yu) 魯耳”[10]，並不足以否定子張生於(yu) 魯國。

前人考證子張生平事跡，多將其出生地與(yu) 活動地混為(wei) 一談。事實上，“魯人說”和“陳人說”並不矛盾。從(cong) 文獻記載看，子張生於(yu) 魯國的可能性最大，不過《史記·儒林列傳(chuan) 》載“子張居陳”，說明孔子卒後，子張離魯居陳。《仲尼弟子列傳(chuan) 》稱子張“陳人”，可能是受子張祖籍在陳的影響，也可能因為(wei) 子張有一段在陳地生活的經曆。《新序》載子張“不遠千裏之外”來見魯哀公，又以楚國“葉公好龍”的故事進諫，倘若此說可信，恰證明“子張居陳”而不在魯國，且他對楚國政事相當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子張居陳之後，晚年可能又自陳返魯，卒於(yu) 魯國。[11]《禮記·檀弓》載子張臨(lin) 終前，其子申祥隨侍在側(ce) ；去世後，弟子公明儀(yi) 為(wei) 其主持喪(sang) 禮，曾子前來吊喪(sang) 。我們(men) 知道，曾子常年居魯，《檀弓》載其聞子夏喪(sang) 子失明，曾遠赴西河吊唁。據此推測，曾子赴陳哭子張，抑或在魯吊之，皆有可能。不過，《禮記·祭義(yi) 》載子張弟子公明儀(yi) 又曾師事曾子，《孟子·公孫醜(chou) 下》載子張之子申祥曾為(wei) 魯穆公臣。相較而言，子張卒於(yu) 魯國的可能性更大。

綜上，子張生於(yu) 魯國，先祖是陳公子顓孫。孔子卒後，子張移居楚國陳地，授徒講學，晚年或返歸魯國。子張在陳、魯兩(liang) 地皆有聲跡，否認“子張居陳”之說不足為(wei) 據。

（二）“澹台子羽居楚”辨疑

澹台滅明，字子羽，魯國武城人。據《論語·雍也》，他因受武城宰子遊舉(ju) 薦，師事孔子。子遊任武城宰，在孔子返魯以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chuan) 》載子遊“少孔子四十五歲”，澹台滅明“少孔子三十九歲”。[12]而《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載子遊“少孔子三十五歲”，澹台滅明“少孔子四十九歲”。[13]有學者通過排比子遊、澹台滅明的生平事跡，認為(wei) 《孔子家語》的記載更為(wei) 可靠。[14]其說可從(cong) 。據此推算，子遊任武城宰應在孔子68歲至73歲之間，此時澹台滅明最小僅(jin) 19歲，最大不過24歲。這意味著，孔子生前，澹台滅明尚不具備設帳授徒的能力。《仲尼弟子列傳(chuan) 》載孔子聽聞澹台滅明“南遊至江”[15]後名聲大振，後悔自己當初以貌取人，這則記載並不可靠。

筆者認為(wei) ，《史記·儒林列傳(chuan) 》“澹台子羽居楚”與(yu) 《仲尼弟子列傳(chuan) 》“南遊至江”所述應為(wei) 一事，時間在孔子卒後。高華平曾引《史記索隱》“今吳國東(dong) 南有澹台湖，即其遺跡所在”之說，認為(wei) 澹台子羽“隻能居吳或越，而絕不可能‘居楚’”，進而否定“澹台子羽居楚”的可靠性。[16]這是以晚出材料否定早出記載，邏輯上站不住腳。

事實上，《仲尼弟子列傳(chuan) 》所載澹台滅明“南遊至江”，並不構成對《儒林列傳(chuan) 》“澹台子羽居楚”的否定，況且今南昌一帶仍有其遺跡，誠如學者所言：“江西南昌有澹台滅明之墓。此或屬衣冠塚(zhong) 一類，但亦可為(wei) 滅明南遊至江、居於(yu) 楚（江西故楚地）的一個(ge) 佐證。”[17]總之，在沒有明確反證的情況下，“澹台子羽居楚”的記載不宜輕易否定。

（三）曾子、子路“仕楚說”質疑

曾子“仕楚”，見於(yu) 《韓詩外傳(chuan) 》，該書(shu) 載曾子“親(qin) 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18]，又載曾子雲(yun) “吾嚐南遊於(yu) 楚，得尊官焉”[19]。崔述認為(wei) “其事則必無之事也”[20]。衛雲(yun) 亮采信此說，又引上博簡八《命》篇“葉公子高之子見於(yu) 令尹子春”為(wei) 證，主張“令尹子春”即曾子弟子樂(le) 正子春，曾子及其弟子均有出任楚國令尹的經曆。[21]

其實，曾子、樂(le) 正子春“仕楚說”難以成立。首先，《孟子·公孫醜(chou) 下》載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yi) ，吾何慊乎哉？”[22]《鹽鐵論·地廣》亦載：“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23]可見曾子主張德高於(yu) 勢、以道自任，麵對晉、楚兩(liang) 國的財富、爵位，絲(si) 毫不為(wei) 所動。反觀曾子“南遊於(yu) 楚，得尊官焉”的記載，此說不僅(jin) 文獻晚出，且與(yu) 曾子堅守的“道尊於(yu) 勢”的理念正相違背。

其次，上博八《命》《王居》篇所見“令尹子春”，整理者最初提供了兩(liang) 種可能，一為(wei) 曾子弟子魯人樂(le) 正子春，一為(wei) 楚昭王之孫“郚公子春”。[24]李守奎注意到“令尹子春”在《命》篇中自稱“昜為(wei) ”，而清華簡《係年》“莫囂昜為(wei) ”的活動時間與(yu) “令尹子春”正相吻合，故推測“令尹子春”“莫敖昜為(wei) ”“郚公子春”同為(wei) 一人。[25]蘇建洲讚同“莫敖昜為(wei) ”“令尹子春”應為(wei) 一人，但認為(wei) 與(yu) “郚公子春”可能無關(guan) 。[26]從(cong) 現有材料看，“令尹子春”是“莫敖昜為(wei) ”可以定讞，他究竟出自楚國昭氏家族，還是屈氏家族，仍有待深究，但基本可以排除魯人樂(le) 正子春的可能。綜上，曾子、樂(le) 正子春“仕楚說”並不可信。

子路“仕楚”，見於(yu) 《說苑·建本》及《孔子家語·致思》。《說苑·建本》載子路“親(qin) 沒之後，南遊於(yu) 楚，從(cong) 車百乘，積粟萬(wan) 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wei) 親(qin) 負米之時，不可複得也”[27]。崔述質疑其說，衛雲(yun) 亮信以為(wei) 真。[28]此事頗可疑。

首先，《說苑》所載子路“南遊於(yu) 楚”的遭際，與(yu) 《韓詩外傳(chuan) 》記曾子“南遊於(yu) 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29]的敘事如出一轍，兩(liang) 則傳(chuan) 聞如此相似，有明顯套作的痕跡。其次，子路隨孔子遊楚之際，楚昭王意欲聘用孔子，但令尹子西擔心孔子及其賢弟子對楚國不利，阻止了楚昭王。昭王死後，子西連任令尹，其在用人態度方麵恐怕不會(hui) 有太大改觀。子路卒於(yu) 魯哀公十五年衛國政變，令尹子西死於(yu) 魯哀公十六年白公之亂(luan) 。在此情勢下，子路晚年再度入楚且得居高位的可能性極小。

綜上所論，曾子、樂(le) 正子春、子路“仕楚說”均不可信。孔子身後，推動儒學在楚國紮根的主要力量是子張、澹台子羽等人。值得注意的是，《韓非子·顯學》載孔子之後“儒分為(wei) 八”[30]，其中“子張之儒”居八派之首，說明子張弟子眾(zhong) 多，所立學派在當時影響甚大。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chuan) 》載澹台滅明“南遊至江，從(cong) 弟子三百人”[31]，其門人弟子的數量也蔚為(wei) 壯觀。眾(zhong) 所周知，儒家不僅(jin) 傳(chuan) 承學派思想，還承擔民間的私學教育，“散布於(yu) 民間的大小不等的眾(zhong) 多儒家私學團體(ti) ，實際上就扮演了一個(ge) 公共學校的角色，是春秋時代鄉(xiang) 校的延續”[32]，這是儒家之所以號稱“顯學”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當我們(men) 審視楚國儒學的發展時，不僅(jin) 要關(guan) 注子張、澹台子羽等偉(wei) 大個(ge) 體(ti) ，還要看到他們(men) 背後群體(ti) 性的儒家私學團體(ti) 的存在。可以說，正是有賴於(yu) 子張、澹台子羽等繼承孔子廣收門徒、傳(chuan) 道授業(ye) 的傳(chuan) 統，形成眾(zhong) 多的私學團體(ti) ，楚國儒學才能積細流而成江海，以致發展為(wei) 一股強勁的學術思潮。

二、為(wei) 王者師：魯、魏儒學文化圈之於(yu) 楚國的影響

儒學的本質特征在於(yu) 它的政治實踐性。如果說七十子階段，儒學在楚國的影響主要在私學領域，盡管“從(cong) 屬彌眾(zhong) ，弟子彌豐(feng) ”[33]，但是尚未受到統治者重用的話，那麽(me) 到了七十子後學階段，楚國儒學則顯現出日益增長的政治影響力。而這首先得益於(yu) 魯、魏兩(liang) 大儒學文化圈的輻射影響及其“為(wei) 王者師”傳(chuan) 統的光大。

孔子卒後，七十子群體(ti) 中影響最大的兩(liang) 個(ge) 儒學團體(ti) ，一是以曾子為(wei) 首的洙泗學派，二是以子夏為(wei) 首的西河學派。以此為(wei) 基礎，戰國初年分別形成了以魯、魏為(wei) 中心的兩(liang) 大儒學文化圈。

孔子生前從(cong) 未涉足三晉之地，直至七十子散遊諸侯，子夏定居西河，設帳授徒，“教弟子三百人”[34]；又被魏文侯尊奉為(wei) 師，“文侯受子夏經藝”[25]，儒學才在三晉大地紮根落戶。子夏是首位享有“王者師”稱譽的孔門弟子。魏文侯的“好古”“崇儒”及其對子夏、段幹木、田子方、李克等儒者的禮敬，把儒學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任用賢臣變法，推行外儒內(nei) 法、儒法並濟的改革政策，使魏國一躍成為(wei) 戰國初年諸強之首，也使儒家在政治舞台上取得了一席之位。尤為(wei) 重要的是，魏文侯變法，首開戰國養(yang) 士之風。[36]此舉(ju) 不僅(jin) 為(wei) 魏國儒者打開了仕進之門，更為(wei) 廣大諸侯作出了積極示範。總之，以子夏在西河設教為(wei) 起點，以魏文侯變法改革為(wei) 契機，三晉之地率先掀起一股尊儒學儒的風尚。

至於(yu) 儒學大本營魯國，向來擁有深厚的禮樂(le) 傳(chuan) 統。盡管孔子身後，因三桓霸魯，儒家難有在政治舞台大顯身手的機會(hui) ，不過以曾子為(wei) 首的部分弟子仍自覺承擔起傳(chuan) 續孔子之道的使命，繼續在洙泗之間授徒講學，使得鄒魯儒學綿延不絕。《孟子·離婁下》載：“曾子居武城……從(cong) 先生者七十人。”[37]其中，著名弟子有樂(le) 正子春、公明儀(yi) 、公明高、公明宣、子襄、陽膚、單居離、沈猶行、曾元、曾申、子思等人，他們(men) 可謂承傳(chuan) 鄒魯儒學的主力軍(jun) 。

待到三桓垮台後，魯穆公為(wei) 複興(xing) 公室，全麵啟用儒家學說進行改革。《孟子·告子下》雲(yun) ：“魯繆公之時，公儀(yi) 子為(wei) 政，子柳、子思為(wei) 臣。”[38]又《萬(wan) 章下》雲(yun) ：“繆公之於(yu) 子思也，亟問，亟饋鼎肉。”[39]《公孫醜(chou) 下》雲(yun)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ce) ，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ce) ，則不能安其身。”[40]此外，《禮記·檀弓》中亦有魯穆公向子思、曾申問禮的記載。可見，子思、公儀(yi) 休、泄柳、申祥、曾申等儒者開始受到重用。

需要說明的是，《孔叢(cong) 子·抗誌》載魯穆公欲拜子思為(wei) 相，子思辭而不受。《孟子·萬(wan) 章下》載魯穆公欲以子思為(wei) 友，子思不悅，堅持以師道自守。而《漢書(shu) ·藝文誌》有子思“為(wei) 魯繆公師”[41]的記載。可見，在魯穆公改革中，子思並未直接參政，而是扮演“賓師”或“顧問”的角色。子思拒絕為(wei) 魯穆公臣、魯穆公友，堅持以“王者師”自居，且敢於(yu) 在魯穆公麵前忠言直諫，充分證明他作為(wei) 孔子嫡孫、儒家正統傳(chuan) 人，在魯國享有很高的社會(hui) 聲望。值得注意的是，據《韓非子·說林上》，魯穆公即位後，視齊國為(wei) 大敵，為(wei) 了對抗齊國，他曾遠派群公子“或宦於(yu) 晉，或宦於(yu) 荊”[42]，以尋求強國庇護。近年來出土文獻資料顯示，“子思之儒”的著述在楚國流傳(chuan) 甚廣。這一方麵有賴於(yu) “子思之儒”自身強大的社會(hui) 影響力，另一方麵恐與(yu) 魯穆公遣質子入楚、主動結交楚國這一有利的外部環境不無關(guan) 係。

回顧魯、魏儒學發展史，可以發現，子夏、子思首開儒家“為(wei) 王者師”的傳(chuan) 統，分別在魏文侯改革、魯穆公變法中扮演“帝王師”的角色，極大地促成了戰國初年魯、魏儒學文化圈的形成。應該說，子夏、子思在政治上的成功實現了儒家“得君行道”的外王理想，也開啟了儒學與(yu) 政治緊密綰合的時代潮流。而隨著各國變法浪潮的興(xing) 盛，尚賢觀念的深入人心，儒家“為(wei) 王者師”的理念影響愈來愈大，逐漸蔓延到其他諸侯國。

值此之際，受業(ye) 於(yu) 儒門的吳起，先被魯穆公任命為(wei) 將，後為(wei) 魏文侯、魏武侯重用，又在楚國內(nei) 外交困之時投奔楚國，受楚悼王重用，進而主持變法。總之，吳起曆仕魯、魏、楚三國，出入於(yu) 魯、魏兩(liang) 大儒學文化圈，深受“為(wei) 王者師”觀念的熏陶，又效法魏文侯改革在楚國推行變法。吳起入楚，可謂推動楚國儒風盛行的關(guan) 鍵力量。

三、吳起入楚與(yu) 楚國儒學的興(xing) 盛

吳起師承何人，曆來歧解甚多。《呂氏春秋·當染》:“吳起學於(yu) 曾子。”[43]《史記·孫子吳起列傳(chuan) 》本此說，稱吳起“嚐學於(yu) 曾子”[44]。又《儒林列傳(chuan) 》雲(yun) ：“如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ye) 於(yu) 子夏之倫(lun) 。”[45]或以為(wei) 吳起師從(cong) 曾參、子夏二人。[46]其說實誤。

劉向《別錄》載：“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47]清人黃式三較早援引此證，指出吳起“學於(yu) 曾子”的曾子，應為(wei) 曾參次子曾申。他又引《禮記·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yu) 曾子”為(wei) 據，證明“曾子”亦可指稱曾申。[48]其後，學者們(men) 通過推算曾參、吳起生卒年，發現吳起生年與(yu) 曾參卒年接近，進一步排除了吳起師事曾參的可能性。[49]故吳起所師者，應為(wei) 曾申而非曾參。

至於(yu) 吳起師從(cong) 子夏，郭沫若力主此說。[50]信之者甚眾(zhong) 。事實上，《史記·儒林列傳(chuan) 》“子夏之倫(lun) ”，實為(wei) “子夏之輩”，亦即“子夏等人”之意。[51]《呂氏春秋·當染》載：“田子方學於(yu) 子貢，段幹木學於(yu) 子夏，吳起學於(yu) 曾子。”[52]說明田子方、段幹木、吳起師承有別。而《儒林列傳(chuan) 》說他們(men) “皆受業(ye) 於(yu) 子夏之倫(lun) ”，實際上是對《呂氏春秋·當染》這句話的省略式表達。總之，吳起曾投於(yu) 曾申門下，學習(xi) 儒學，後因母死不奔喪(sang) ，被曾申逐出師門，吳起未曾從(cong) 曾參、子夏問學。

上文提到，吳起入楚對於(yu) 楚國儒風盛行具有助推之功。一方麵，吳起出身儒門，深受儒學滋養(yang) 。盡管吳起急功近利的性格及其政治實幹家的身份，決(jue) 定了他在政治實踐中往往采取儒法並用、王霸混雜的治理方式。不過，吳起勸魏文侯“內(nei) 修文德，外治武備”[53]，又向魏武侯闡述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險”[54]的道理，還給魏武侯講述“《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55]的涵義(yi) ，皆證明儒學在他身上留有很深的烙印。吳起入楚後，身居令尹高位，他的成功昭示了“學而優(you) 則仕”的可能性，有助於(yu) 推動社會(hui) 崇儒的風氣，提高楚國士子學儒的積極性。

另一方麵，吳起變法采取“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56]“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57]等措施，目的在於(yu) 破除楚國“任人唯親(qin) ”的世官製，建立“舉(ju) 賢尚功”的用人機製。而這一舉(ju) 措，有利於(yu) 為(wei) 楚國士人打開原本閉塞的仕進通道，扭轉“楚地多隱君子”[58]的社會(hui) 風習(xi) ，促使楚國社會(hui) 形成一股熱衷學習(xi) 、積極入仕的風氣。

劉向《別錄》載：“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59]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雲(yun) ：“鐸椒為(wei) 楚威王傅，為(wei) 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wei) 《鐸氏微》。”[60]可見，吳起曾身體(ti) 力行傳(chuan) 授儒學，把《春秋》之學帶到了楚國；而楚人鐸椒通過學習(xi) 儒學，獲得了入仕的機會(hui) ，出任楚威王太傅，且編成《鐸氏微》四十章，以供楚王閱覽。除此之外，《孟子·滕文公上》還載有楚國大儒陳良及其弟子的事跡：

陳良，楚產(chan) 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yu) 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61]

經考證，孟子、陳相相遇約在公元前322年至前320年之間。[62]此時，陳相、陳辛師從(cong) 陳良學儒已“數十年”，陳良業(ye) 已去世。據此推算，陳良一生中絕大多數時間都生活在吳起變法（前381）之後。陳良入北前，就已經喜歡上“周公、仲尼之道”，這說明其時儒家思想早已在楚國流傳(chuan) 。孟子在文化上向來歧視楚人，但是麵對北上學儒的陳良不吝溢美之詞，稱讚他為(wei) “豪傑之士”，認為(wei) “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甚至痛斥陳相、陳辛兄弟“師死而遂倍之”的行徑。不少學者推測，陳良“北學於(yu) 中國”時，可能與(yu) 孟子一樣，也“受業(ye) 子思之門人”，有機會(hui) 接觸到“子思之儒”的著述。[63]從(cong) 時間上看，此說極有可能。總之，陳良身為(wei) 楚人，積極北上學儒，甚至比北方學者造詣更深；又在學成之後，在楚國授徒講學，陳相、陳辛師從(cong) 陳良“數十年”之久。吳起變法之後楚國儒學的盛況由此可見一斑。

不僅(jin) 如此，馬幹臂子弓、世碩亦是七十子後學階段著名的楚國儒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chuan) 》載：“孔子傳(chuan) 《易》於(yu) 瞿，瞿傳(chuan) 楚人馬幹臂子弘，弘傳(chuan) 江東(dong) 人矯子庸疵。”[64]《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載：“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dong) 馬幹臂子弓。”[65]盡管馬幹臂子弓究竟是孔門第二代弟子還是第三代弟子，史籍記載不一，但其為(wei) 孔門《易》學的重要傳(chuan) 人，卻是無可爭(zheng) 辯的事實。

至於(yu) 世碩，見於(yu) 《漢書(shu) ·藝文誌》“《世子》二十一篇”條自注：“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66]此時楚已滅陳，故班固所謂“陳人”，實指楚國陳縣人。據《論衡·本性》，他曾作《養(yang) 書(shu) 》一篇，主張“人性有善有惡”論。《禮記·檀弓》:“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鄭玄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67]然據章太炎考證，“子柳”“子碩”實為(wei) “世柳”“世碩”，二人為(wei) 兄弟，皆姓世，為(wei) 陳人。魯穆公時賢臣子柳，即世（泄）柳。[68]章太炎注意到“陳有泄冶”，他據此推測泄柳為(wei) 陳人，世柳、世碩互為(wei) 兄弟，有其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馬王堆帛書(shu) 《五行》在說解部分兩(liang) 次引用“世子曰”，這裏的“世子”即世碩。考慮到《五行》經部為(wei) 子思所作，子思、世柳同為(wei) 魯穆公之臣。如此看來，世碩為(wei) 世柳之弟的可能性極大。《漢書(shu) ·藝文誌》稱世碩為(wei) “七十子之弟子”，加之他對子思《五行》有說解，可知世碩大致與(yu) 子思同時或稍晚，二人在學術思想上應有密切關(guan) 聯。

綜上所論，七十子後學階段，楚國著名儒者有馬幹臂子弓、吳起、吳期、鐸椒、世碩、陳良等人，他們(men) 或是商瞿的弟子，或是曾申的傳(chuan) 人，或是子思的同門或弟子，均與(yu) 鄒魯儒學有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此時，楚國儒學的影響力已擴及政治領域，名儒輩出，門徒日增，聲跡寖遠，逐漸演為(wei) “世之顯學”。楚國儒學之所以日漸興(xing) 盛，不僅(jin) 得益於(yu) 區域間儒學交流、互動的加深，更離不開吳起變法所引起的楚國士風、學風的轉向。

結語

人物、文獻、製度是觀察地域儒學生成、傳(chuan) 播、發展的基本視角，也構成地域儒學研究的三個(ge) 維度。[69]近年來，隨著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安大簡中儒家佚籍的大量刊布，楚國儒學之興(xing) 盛已成為(wei) 不證自明的共識。然而，對於(yu) 楚國儒學的傳(chuan) 播主體(ti) 及其賴以生存的製度環境，我們(men) 知之甚少。本文即以孔門後學的離散為(wei) 視角，力求考定七十子及其後學的遊楚情況，勾勒楚國儒學的發展邏輯，進而解釋楚國儒學興(xing) 盛的製度原因，彌補這一缺憾。

文章認為(wei) ，孔孟之間百餘(yu) 年間，楚國儒學經曆了兩(liang) 個(ge) 發展階段：七十子階段，楚國儒學的主力軍(jun) 是子張、澹台子羽及其弟子，其影響集中在私學領域；七十子後學階段，楚國儒學的代表人物有馬幹臂子弓、吳起、吳期、鐸椒、世碩、陳良等人，其影響由私學領域擴大到政治領域。其中，吳起學儒出身，曆仕魯、魏、楚三國，出入於(yu) 魯、魏兩(liang) 大儒學文化圈，他的入楚變法，對於(yu) 推動楚國士風、學風的轉變，促進楚國儒學的勃興(xing) ，具有關(guan) 鍵性的轉捩作用。

[1]衛雲亮主張，子張、曾子、子路、子貢、漆雕開、公孫龍、澹台滅明等在孔子卒後皆有遊楚經曆；高華平則認為，“子張居陳，澹台子羽居楚”之說不可信，“孔子之後在楚國傳播儒家學術的，主要是七十子的弟子或再傳弟子。其中影響較大的有馬幹臂子弓、吳起、陳良及荀子等人”。衛雲亮：《楚國儒學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49—86頁；高華平：《先秦諸子與楚國諸子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42頁。
 
[2]司馬遷：《史記》卷121，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786頁。
 
[3]司馬遷：《史記》卷67，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678頁。
 
[4]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卷4，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93頁。
 
[5]崔述：《洙泗考信餘錄》卷3,《崔東壁遺書》第4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第414-415頁。
 
[6]持此說者甚眾。詳參周海生，劉璐：《子張裏籍與生平考析》,《管子學刊》,2019年第4期。
 
[7]劉向編著，石光瑛校釋：《新序校釋》卷5，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765頁。
 
[8]李啟謙：《子張研究》,《中州學刊》,1986年第6期。
 
[9]衛雲亮：《楚國儒學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50頁。
 
[10]劉向編著，石光瑛校釋：《新序校釋》卷5，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765頁。
 
[11]宋立林較早提出此說。宋立林：《子張之儒新考》，賈磊磊，楊朝明主編：《第三屆世界儒學大會學術論文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1年，第265—266頁。
 
[12]司馬遷：《史記》卷67，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675、2680頁。
 
[13]高尚舉，張濱鄭，張燕：《孔子家語校注》卷9，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第495、499頁。
 
[14]楊朝明，盧梅：《孔子弟子年齡問題匯考：以〈史記〉〈孔子家語〉為考察中心》，楊朝明主編：《孔子學刊》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4—167頁。
 
[15]司馬遷：《史記》卷67，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680頁。
 
[16]高華平：《先秦諸子與楚國諸子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42頁。
 
[17]蔡仁厚：《孔門弟子誌行考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176頁。
 
[18]韓嬰撰，許維遹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卷1，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頁。
 
[19]韓嬰撰，許維遹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卷7，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47頁。
 
[20]崔述：《洙泗考信餘錄》卷1,《崔東壁遺書》第4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第319頁。
 
[21]衛雲亮：《楚國儒學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60—63頁。
 
[22]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8，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59頁。
 
[23]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卷4，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209頁。
 
[24]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10—211頁。
 
[25]李守奎：《清華簡〈係年〉“莫囂昜為”考論》,《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2期。
 
[26]蘇建洲：《也論清華簡〈係年〉“莫囂昜為”》,《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
 
[27]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卷3，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59頁。
 
[28]崔述：《洙泗考信餘錄》卷2,《崔東壁遺書》第4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第349頁；衛雲亮：《楚國儒學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69—70頁。
 
[29]韓嬰撰，許維遹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卷7，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47頁。
 
[30]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19，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457頁。
 
[31]司馬遷：《史記》卷67，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680頁。
 
[32]張循：《宦學事師：戰國時代儒家私學團體的社會角色》,《孔子研究》,2009年第3期。
 
[33]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卷2，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53頁。
 
[34]今本《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無“弟子三百人”，唐李賢注《後漢書·徐防傳》引《史記》作“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為魏文侯師”，清人陳玉澍以為：“今本《史記》無‘弟子三百人’一語，係脫漏；章懷所見自是古本。”陳玉澍：《卜子年譜》卷下，《儒藏·史部·儒林年譜》第1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727頁。
 
[35]司馬遷：《史記》卷44，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223頁。
 
[36]錢穆：《先秦諸子係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149頁。
 
[37]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17，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601—603頁。
 
[38]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24，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830頁。
 
[39]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21，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713頁。
 
[40]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9，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05頁。
 
[41]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30，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24頁。
 
[42]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7，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77頁。
 
[43]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卷2，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53頁。
 
[44]司馬遷：《史記》卷65，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635頁。
 
[45]司馬遷：《史記》卷121，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786頁。
 
[46]高華平：《先秦諸子與楚國諸子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44—45頁。
 
[47]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卷1，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695頁。
 
[48]黃式三：《周季編略》,《黃式三全集》第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6頁。
 
[49]郭沫若：《青銅時代》,《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1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506—508頁；錢穆：《先秦諸子係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180頁；孫開泰：《吳起傳》，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103—107頁。
 
[50]郭沫若：《青銅時代》,《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1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509頁。
 
[51]楊朝明：《子夏及其傳經之學考論》,《孔子研究》,2002年第5期。
 
[52]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卷2，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53頁。
 
[53]陳曦：《吳子集釋》卷上，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第4頁。
 
[54]司馬遷：《史記》卷65，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637頁。
 
[55]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卷3，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57頁。
 
[56]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4，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96-97頁。
 
[57]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卷3，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57頁。
 
[58]薑亮夫：《重訂屈原賦校注·二招校注》,《薑亮夫全集》(6)，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06頁。
 
[59]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卷1，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695頁。
 
[60]司馬遷：《史記》卷14，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648頁。
 
[61]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11，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93頁。
 
[62]梁濤，劉寶才：《中國學術思想編年·先秦卷》，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03頁。
注釋
[63]徐文武：《楚國思想與學術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28頁；高華平：《先秦諸子與楚國諸子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47頁。
 
[64]司馬遷：《史記》卷67，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686頁。
 
[65]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88，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597頁。
 
[66]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30，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24頁。
 
[67]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卷8，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791頁。
 
[68]章太炎：《膏蘭室劄記》卷2,《章太炎全集》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1頁。
 
[69]馬琛：《人物·文獻·製度：地域儒學研究路徑及其傳承機製》,《地域文化研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