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宋代“名學”的開創者

作者：包佳道（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七月廿六日乙醜(chou)

          耶穌2024年8月29日

長期以來，近代知識方法（名言方法）主導的“名學”研究於(yu) 宋代關(guan) 注不多，且貶斥其倫(lun) 理政治（名教）意涵。胡適傾(qing) 力於(yu) 先秦“名學”，對宋代僅(jin) 提及程朱“格物”方法，並貶斥其缺乏歸納程序，又限在倫(lun) 理、政治哲學之中。虞愚《中國名學》於(yu) 宋代也僅(jin) 關(guan) 注程頤和朱子，指出其“格物”說大體(ti) 類於(yu) 歸納，並無精確步驟。李匡武、周雲(yun) 之等《中國邏輯史》簡要提及了張載“窮理”、程朱“格物致知”等方法包含合乎邏輯方法的因素。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傳(chuan) 統認識論遭受極大挑戰，與(yu) 此相應，中國哲學以知識方法為(wei) 主的舊“名學”得到檢討。藤井倫(lun) 明鑒於(yu) 知識論解讀的不足而對朱熹“格物致知”轉向功夫論詮釋，倪培民也從(cong) 功夫視角糾偏對程朱“格物致知”知識化的理解。沿著這一方向，下麵試就宋代儒學在新“古今中西之變”下作名教和名言方法一體(ti) 的“新名學”考察。

宋代儒學複興(xing) ，外受佛道思想挑戰，內(nei) 臨(lin) 漢唐經學衰微。麵對這一嚴(yan) 峻形勢，張載謹守“儒者自有名教可樂(le) ”的警訓，發前人之未發，尤其在“名學”上功績顯著（非理學家沿襲漢唐“名學”，理學家周敦頤沒有“名”的理論探討，邵雍言之也少，程顥、程頤也不及），走出了漢唐“名”的政治化、經學化的藩籬，開創了更為(wei) 凸顯“名”的德性化、義(yi) 理化的宋代“名學”。

“不聞性與(yu) 天道而能製禮作樂(le) 者末”：“名”的德性化

在名教方法上張載凸顯“名”的德性化。

從(cong) 命名看，強調名教“性與(yu) 天道”形上根基。就命名基礎，張載突出“性與(yu) 天道”對製定禮樂(le) 名教的根本地位。他說：“不聞性與(yu) 天道而能製禮作樂(le) 者末矣。”（《正蒙·神化篇》）因此，張載將命名建基於(yu) 貫穿“性與(yu) 天道”本體(ti) （太虛之氣），提出“有此氣則有此象可得而言；若無則直無而已……，是無可得名”（《橫渠易說》），強調沒有形上德性本體(ti) （氣之生生）實有，就不能產(chan) 生具體(ti) 現實（“象”）可命名，命名就是指稱基於(yu) 形上德性本體(ti) 的具體(ti) 現實。就如何命名，張載說“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故語道至於(yu) 不能象，則名言亡矣”（《正蒙·天道篇》），揭示了命名路徑在意會(hui) 形上本體(ti) ——道（道言推行）如其所是地指向其具體(ti) 現實（象）而獲得命名。正是以此命名進路，張載提到道、易、神和仁義(yi) 、春夏秋冬的命名就是意會(hui) 形上本體(ti) ——道和理（理言當然不容已）如其所是地指稱其具體(ti) 現實（事為(wei) 和行動）。

從(cong) 用名看，凸顯“名”導引“德性化”名教的功用。就用名指向，張載認為(wei)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正蒙·大易篇》），指出德性化命名各有所指的言辭貫通為(wei) 道和理的經典義(yi) 理體(ti) 係，既指向名教“趨時盡利”的現實之宜，更內(nei) 蘊著道和理的形上根基。就如何用名，張載提出學習(xi) 經典言辭明理和養(yang) 德以成就儒家“德性化”名教。一是突出以言辭義(yi) 理證悟性體(ti) 、道體(ti) ，“誌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ti) ，故禮亦至焉”（《正蒙·樂(le) 器篇》），表明學習(xi) 《詩》中名物就可明理自見本體(ti) 成就禮樂(le) 之事；一是講“以理義(yi) 戰退私己”，強調以言辭義(yi) 理製私欲養(yang) 德。

“天下義(yi) 理隻容有一個(ge) 是”：“名”的義(yi) 理化

強調名教方法上“名”的德性化的同時，張載還凸顯名言方法上“名”的義(yi) 理化。

從(cong) 命辭看，強調辭存變化之理。就命辭目的，張載指出言辭是用來表達變化之理的，他看到變化之理（形上）命辭的困難，指出“形而上者，得辭幾得象矣。神為(wei) 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橫渠易說》）。就如何命辭，為(wei) 解決(jue) 從(cong) 具體(ti) 現實表達形上的困難，張載凸顯了一實指事異名、德出而異名、一理因行而名等的命辭進路。從(cong) 命辭結果看，既通達了理的“一貫”，又有現實的時位之宜（義(yi) ）。辭雖各有所指，但又貫通為(wei) 整體(ti) 的（氣之生生）義(yi) 理體(ti) 係，所謂“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正蒙·大易篇》）。

從(cong) 釋義(yi) 看，凸顯“天下義(yi) 理隻容有一個(ge) 是”。就釋義(yi) 目標，張載指出“《易》言‘理於(yu) 義(yi) ’，一也，求是即為(wei) 理義(yi) ”（《橫渠易說》），強調釋義(yi) 就是求變化之理，即求真相（“求是”），他還明確反對真相（是）的主觀相對性，強調客觀唯一性。就如何釋義(yi) ，張載一方麵強調“參詳比較”，提出“隻是要學，曉夕參詳比較，所以盡義(yi) 。惟博學然後有可得以參較琢磨……學愈博則義(yi) 愈精微”（《經學理窟》）；另一方麵，反對執著於(yu) 文字，注重“心解”“自我意會(hui) ”，所謂“心解則求義(yi) 自明，不必字字相校”（《經學理窟》）。就釋義(yi) 結果，張載指出獲得了天地變化之理就會(hui)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cong) 來，胸中瑩然無疑”（《經學理窟》），挺立禮樂(le) 名教德性化的本真生命，從(cong) 容中道地隨遇而安。

宋代“名學”開創的理論審視

張載“名”的德性化和義(yi) 理化傾(qing) 向和二程多有契合。二程一是同樣凸顯命名強調“名”基於(yu) 貫通“性與(yu) 天道”的德性本體(ti) （天理），用名突出識名物性情（程頤重積累貫通、程顥重反身體(ti) 認）從(cong) 而意會(hui) 自得、自明貫通“性與(yu) 天道”的天理。二是同樣也強調名言方法“名”的義(yi) 理化。張載和二程開創的“名學”在南宋得到廣泛傳(chuan) 播。一方麵，名教方法上，胡宏、朱熹、陸九淵等作了總體(ti) 一致而內(nei) 部又有分歧的展開；另一方麵，名言方法上，不僅(jin) 形成義(yi) 理闡發為(wei) 主的經解，更出現了《北溪字義(yi) 》《性理字訓》等解釋字詞義(yi) 理的辭書(shu) 。

張載和二程等開創的宋代“名學”，借助凸顯孔孟思想資源（尤其是《易》和《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中形上論和方法論思想資源，將漢唐儒學建基於(yu) 天命天道為(wei) 根基的儒家禮樂(le) 名教推進到建基於(yu) 貫通“性與(yu) 天道”的德性本體(ti) 。一方麵，凸顯禮樂(le) 名教（“名”）與(yu) 至道真常一體(ti) 不二，又在性分之內(nei) ，且主要訴諸自得功夫，有力地批判了佛道“名”是人世施設、與(yu) 至道真常相隔、自得以超言絕象的“名學”，彌補了漢代“名學”（包括唐代）形上論天道、性命未貫和自得功夫無法比肩佛道的不足。

另一方麵，更是重塑和強調了《易》和《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中德性本體(ti) 論和自得方法論的麵向，並由於(yu) 本體(ti) 論上理氣、心性關(guan) 係理解的分歧和自得方法上進路的差異，有了明清儒家“名學”的新開展。尤其隨著近代西方知識方法的引入，此一舊“名學”範式長期將宋代“名學”斥責為(wei) 中國近代科學進步的障礙。然而，我們(men) 當前在新“古今中西之變”下重新審視，拋開其傳(chuan) 統形而上學、獨斷論和自得方法的神秘色彩，開掘其萬(wan) 物一體(ti) 的整體(ti) 生機主義(yi) 、人與(yu) 世界互動而非主客對立靜觀、科學與(yu) 人文結合等的精神資源，無疑，作為(wei) 古典的宋代“名學”非但不是科學進步的障礙，恰恰可以為(wei) 人類文明新形態塑造“活”的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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