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一統誌》 中的“大一統”理念

作者：牛傳(chuan) 彪（曲阜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七月十六日乙卯

          耶穌2024年8月19日

中國古代“大一統”思想自產(chan) 生伊始即與(yu) 王朝正統、華夷觀念緊密相連。自元代突破“華夷辨防”，賦予“大一統”疆域“大規模統一”之新意，疆域“大一統”與(yu) 推崇統緒、正朔建製“統於(yu) 一”等共同成為(wei) 王朝正統闡釋的重要話語。明初政製多有承元，正統闡釋中除宣揚複先王之舊外，亦標榜“君主華夷”的“大一統”。天順朝編纂的《大明一統誌》（以下簡稱《一統誌》）最能直觀展現明人的“大一統”理念。

傳(chuan) 統內(nei) 夏外夷式的天下秩序

王朝“疆理之製”是其疆域一統圖景的直觀體(ti) 現。《一統誌》較其前身《寰宇通誌》多了官方闡釋本朝“疆理之製”的話語，即其中《圖敘》所稱：“惟我皇明，誕膺天命，一統華夷，幅員之廣，東(dong) 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而疆理之製，則以京畿府州直隸六部，天下分十三布政司……以統諸府州縣，而都司衛所則錯置於(yu) 其間，以為(wei) 防禦……而邊陲之地，都司衛所及宣慰、招討、宣撫、安撫等司與(yu) 夫四夷受官封、執臣禮者皆以次具載於(yu) 誌焉。”將明疆理之製放到曆代疆理脈絡中闡釋，旨在表明“我皇明一統之盛冠乎古今”。其所謂本朝幅員四至與(yu) 明官修《元史》所載元朝疆域近似，疆域一統承元的意味明顯。涉及疆域管理體(ti) 製時，明人又區分內(nei) 地、邊陲與(yu) 四夷的不同。《一統誌》卷次排列及書(shu) 寫(xie) ，也照此內(nei) 外有別、先夏後夷的原則進行。

由此“疆理”概述及正文書(shu) 寫(xie) 可知，明代“大一統”疆域大致分為(wei) 三個(ge) 圈層。第一圈層為(wei) 腹裏核心疆域，即兩(liang) 京十三布政司府州縣直接管理疆域。第二圈層即邊陲，大體(ti) 分布在遼東(dong) 至陝西的北邊長城沿線轉而至川西、西南一線，此地帶是華夏與(yu) 四夷少數民族毗連地帶，也是少數民族聚集地。第一圈層、第二圈層皆在兩(liang) 京十三布政司及部分都司衛所轄境之內(nei) 。第三圈層為(wei) 外夷，包括邊陲之外明朝施行羈縻統治的女直、西番及嘉峪關(guan) 以西諸衛等民族地區與(yu) 域外朝貢諸國，即所謂“四夷受官封、執臣禮者”。《一統誌》雖將羈縻地區與(yu) 朝鮮等國同列為(wei) 外夷，但朝廷是將羈縻地區視為(wei) 明朝版圖的，這在明帝詔敕中有充分體(ti) 現。

直接統轄的核心疆域—羈縻統轄疆域—域外朝貢等國的層次即是《一統誌》所示明代“一統華夷”圖景，與(yu) 明朝皇帝詔敕多用“天下一統”字樣相合，是傳(chuan) 統中國內(nei) 夏外夷天下秩序的再現。此“一統”秩序華夷交融，又內(nei) 外區分明顯。將版圖內(nei) 的羈縻地列入“外夷”，明顯是從(cong) 文化、禮製的角度而非從(cong) 國家治理的政治角度區分內(nei) 外，屬於(yu) 傳(chuan) 統華夷觀念的範疇。第三圈層的“外夷”與(yu) 第二圈層邊緣及其以裏的“內(nei) 夷”也區分明顯。第二圈層各邊與(yu) 第三圈層間多立“界碑”，“凡外夷不得擅入，入則即同犯邊”。

華夷“無間”與(yu) “有別”

在明代“大一統”的政治話語中，常有“華夷無間”字眼，與(yu) 《一統誌》呈現的華夷“有別”並存。實際上，二者闡釋的側(ce) 重點不同，故並不抵牾。

“華夷無間”意指“華夏”與(yu) “四夷”皆為(wei) 天下一統秩序中的子民，無貴賤之別，朝廷皆一視同仁進行撫育安養(yang) 。如明太祖所稱：“朕既為(wei) 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有時候，明朝君主也用“華夷一家”“胡漢一家”“四海一家”之類的話語表述“華夷無間”，尤其明前期諸帝的詔敕文書(shu) 中涉及此類話語較多，而且稱“華夷一家”格局繼承於(yu) 元，因天命轉移，由“元君主宰”變為(wei) “大明主宰”。“華夷無間”話語為(wei) 傳(chuan) 統懷柔遠人理念之體(ti) 現，與(yu) 唐朝君主所用“四夷可使如一家”等話語極為(wei) 近似。

“華夷有別”側(ce) 重在生業(ye) 、文化、禮儀(yi) 不同基礎上的治理之道有所差異。對於(yu) “華夏”，自然要“行中國之道”，采用華夏禮製治理；對待“四夷”，則要順其性，多用懷柔，不必苛求過細。前者如明太祖提倡治中國“複先王之道”；後者如其所稱：“蠻夷之人，其性無常，不可以中國治之，但羈縻之足矣”等。華夷治理有別的理念，與(yu) 前代也多有相通。

華夷治理之道上的區分在《一統誌》中有充分體(ti) 現。內(nei) 地漢人為(wei) 主體(ti) 聚集地域，製度、經濟、文化最為(wei) 發達，社會(hui) 發展完善，為(wei) 兩(liang) 京十三布政司府州縣管理格局。邊陲作為(wei) “夷夏”毗連地帶及諸夷聚集地，實行都司衛所體(ti) 製與(yu) 土官管理相結合，土流相雜。各地因人群族屬、生業(ye) 、風俗與(yu) 信仰不同，衛所、土官兩(liang) 套體(ti) 製多能因地製宜、因時變化。軍(jun) 、政兩(liang) 係統管理單位也具有可轉換性。“邊外”羈縻地區，女直與(yu) 嘉峪關(guan) 以西地域設羈縻衛所管轄，各統其屬，以時朝貢。關(guan) 西諸衛中因哈密衛處西域要道，朝廷欲其迎護朝使，統領諸番，封其首領為(wei) 王。西番吐蕃故地兼用軍(jun) 政與(yu) 宗教相結合的管理體(ti) 製，封授各派、各地大小僧俗首領。凡受封的僧俗首領皆須為(wei) 朝廷撫治屬民、安定地方、定期朝貢。羈縻之外的外夷地區，朝廷僅(jin) 行朝貢而不設治。

“內(nei) 治外安”是明“大一統”的政治目標

“內(nei) 治外安”是明朝君臣孜孜營求的華夷交融“大一統”秩序的政治目標。“內(nei) 治”指華夏核心地域的最佳治理效果，“外安”指四夷地域通過朝廷的“撫安”達至最佳“安靖”狀態。由《一統誌》及《明實錄》諸書(shu) 可知，明朝君臣尤其注意追求“內(nei) 治外安”中的如下幾點。

其一，持續性追求明朝君主主導的“華夷一統”，以融匯華夷。明帝詔書(shu) 頻頻用“君主華夷”“統一華夷”“主宰華夷”等話語表述本朝的“天下一統”。其中的“夷”不隻是列入版圖的“內(nei) 夷”“羈縻外夷”，還包括“撫輯”的域外職貢諸國。朱元璋征雲(yun) 南、招討西番等地及朱棣北征、遷都北京、遣鄭和下西洋及陳誠使西域等行動，皆是在不同層次追求華夷一統。其後雖然明朝在北整合受挫，但並未放棄“君主華夷”的政治話語。土木之變後，“主宰華夷”“撫馭華夷”“統禦華夷”等字樣仍在景泰、成化、弘治、嘉靖等朝詔敕中頻現。明天順年間編纂《一統誌》，即是此承前啟後標榜“華夷一統”脈絡中的一環。

其二，講求華夷各安其生。明朝君臣深知華夏四夷與(yu) 內(nei) 外治亂(luan) 多有關(guan) 聯，故對四夷多講求順性懷柔，使其各安其生。如洪武三年（1370），中書(shu) 省臣奏請遷徙西北歸附“諸虜”於(yu) 內(nei) 地，明太祖則認為(wei) ，“凡治胡虜，當順其性”，“失其本性，反易為(wei) 亂(luan) ，不若順而撫之……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洪武七年，中書(shu) 省奏征收新入版圖的播州宣慰司貢賦，明太祖回複“當以靜治之，苟或擾之，非其性矣”。“馭夷之道，撫安為(wei) 先，撫之不從(cong) ，而後臨(lin) 之以威”，為(wei) 明朝君主對待四夷的基本策略。

其三，華夷各有定分，“居中國撫輯四夷”。明朝君臣抱持“內(nei) 夏外夷”、各尊本位的傳(chuan) 統理念，認為(wei) “居天地之中”的“中國”處於(yu) 統治地位，“居天地之偏”的“四夷”為(wei) “中國”撫輯的對象，不可錯位。“居中國撫輯四夷”是明帝主導的華夷一統秩序“內(nei) 治外安”狀態中最基本的原則。明太祖雖承認元朝正統，但又多次強調“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與(yu) “四夷順附”。此類話語也常見於(yu) 明帝詔敕中，且多將“主中國”與(yu) “天命”“祖德”相連。明朝君臣多講“內(nei) 安諸夏，外撫四夷”，若“四夷”無大的威脅，似乎並不過多追求對其征討或直接治理。

元明清“大一統”一脈相承，更好地顯示了中華文化的連續性與(yu) 統一性。與(yu) 元清相比，明“大一統”秩序中傳(chuan) 統華夷思想稍顯濃厚，強調華夏主宰，突出對“四夷”的撫育安養(yang) ，羈縻地區在明代也多未實現化外為(wei) 內(nei) 。至清朝前中期，方將“外夷”中的新舊藩蒙古各部、西域新疆、慕化各藩列入“內(nei) 域”，與(yu) “外域朝貢諸國”明顯區分。遼東(dong) 邊外的羈縻衛所地域作為(wei) 清祖龍興(xing) 之地，也自動成為(wei) 中國直轄疆土。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明中後期軍(jun) 製運作與(yu) 東(dong) 南濱海地域社會(hui) 研究”（20BZS056）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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