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兼”論思想述源

作者：姚海濤（青島城市學院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發布，原載 《臨(lin) 沂大學學報》2024年第4期

摘  要：思想觀念尤其是核心觀念的形成有其所屬流派的殊異性，也有觀念自身發展的內(nei) 在邏輯。論到“兼”這一概念，切不可視之為(wei) 墨家專(zhuan) 利。客觀地講，荀子才是先秦“兼”論的集大成者。從(cong) 理論淵源看，荀子“兼”論導源於(yu) 墨子兼愛學說，而似與(yu) 先秦《管子》、儒家中庸學說等相涉。從(cong) “兼”論來源的廣泛性，可窺探荀子批判熔鑄百家學術於(yu) 一爐的學術風格。若在儒墨之爭(zheng) 背景下對荀子“兼”論進行審視，可見孟子與(yu) 荀子有著截然不同的處理策略。孟子對墨家的壯大透露出了深深的憂慮與(yu) 不安，並作出了相當過激的批判，甚至有人身攻擊的傾(qing) 向。與(yu) 之不同的是，荀子對墨子既有剛性批判，又有柔性解構。具體(ti) 到墨子“兼愛”之說，則主要運用了柔性解構的方法。

關(guan) 鍵詞：荀子；墨子；“兼”論；兼愛；述源

引言

思想家往往有其核心思想概念以及由概念聯綴而成的特殊話語係統。清代學者章學誠《文史通義(yi) ·說林》雲(yun) ：“古者文字無多，轉注通用，義(yi) 每相兼。諸子著書(shu) ，承用文字，各有主義(yi) ，如軍(jun) 中之令，官司之式，自為(wei) 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靈修’，莊周之‘因是’，韓非之‘參伍’，鬼穀之‘捭闔’，蘇張之‘縱衡’，皆移置他人之書(shu) 而莫知其所謂者也。佛家之根塵、法相，法律家之以準、皆各、及其、即若，皆是也。”[1]正因如此，一提到“仁”，便知是儒家核心概念；一提到“道”，便知是道家核心觀念；一提到“空”，便知是佛家核心概念。此等觀念，不一而足，茲(zi) 不論列。一言以蔽之，儒釋道三家用語之所以迥殊，自然有其思想邏輯、詮顯方式、曆史傳(chuan) 承諸多方麵的原因。

若套用前文所述之邏輯，提到“兼”這一概念，大多會(hui) 聯想到墨家與(yu) 墨子。學界因而將“兼愛”之說視為(wei) 墨子專(zhuan) 利，進而將墨子視為(wei) “兼”論之唯一代表。實事求是地講，“兼愛”屬墨子標誌性學說。此固然有其不可易之理，但若將墨子視為(wei) “兼”論之唯一代表者，則有失偏頗。因為(wei) 此說遮蔽了其他學派、學者的相關(guan) “兼”論之說，尤其無視荀子“兼”論思想殊異之處與(yu) 重大思想貢獻。

墨子是“兼愛”思想之創辟者，殆無可疑。某一思想一旦產(chan) 生之後，遂立即進入思想史領域成為(wei) 一種公共產(chan) 品，成為(wei) 天下之公器。由此延伸開去，這一思想可能會(hui) 成為(wei) 其他學者、學派思想的基礎性材料甚至成為(wei) 思想再造的原點。基於(yu) 此，作為(wei) 思想史意義(yi) 上的術語之襲用、詮釋與(yu) 發展，通常並非僅(jin) 局限於(yu) 此學派內(nei) 部，亦會(hui) 不時衝(chong) 決(jue) 學派樊籬，成為(wei) 公用概念與(yu) 話語。“兼”即是這樣一個(ge) 概念。借鑒他者學說是荀子撰作以形成自身思想的重要學術路徑。“兼”論思想①是荀子對先秦百家思想進行批判與(yu) 熔鑄的重要理論成果[2]。這一成果是百家爭(zheng) 鳴時代風雲(yun) 際會(hui) 與(yu) 荀子個(ge) 人哲理運思雙向奔赴所共同催生者，是時代思想趨於(yu) 整合之勢與(yu) 荀子批判熔鑄同頻共振的思想結晶。

梳理一概念之進展，要先看其字源學意義(yi) 。“兼”字初義(yi) 於(yu) 《說文解字》中表述甚明。其雲(yun) ：“兼，並也。從(cong) 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3]在後來的漢字語境中，作為(wei) 單字之“兼”，由最初“持二禾”，不斷發展為(wei) 多重意思：“同時進行幾件事或具有幾樣東(dong) 西”，“兼並，吞並”，“盡，竭盡”，“連詞，表示並列。和，與(yu) 。”[4]思想脈絡層麵的“兼”在初義(yi) 基礎上，伴隨著經典書(shu) 籍及其作者的不斷層積、闡發，發展出一眾(zhong) 引伸義(yi) ，呈現出多樣性、豐(feng) 富性、複雜性的特點。要想了解荀子“兼”論的思想來源，需要走進荀子之前的古籍中，去一探究竟。

一、荀子之前的古籍中“兼”字線索鉤沉

（一）《尚書(shu) 》《周易》《論語》之“兼”

《詩經》中無“兼”字。《尚書(shu) 》“兼”字出現3次：“兼弱攻昧，取亂(luan) 侮亡”，[5]88“文王罔攸兼於(yu) 庶言”，[5]275“賓稱奉圭兼幣”[5]299，分別出自《商書(shu) ·仲虺之誥》《周書(shu) ·立政》和《周書(shu) ·康王之誥》。其意依次為(wei) 兼並、兼有、和。

《周易》中“兼”字出現4次，分別為(wei) ：隨卦六二《象》“係小子，弗兼與(yu) 也”[6]68，艮卦《象》“兼山，艮”[6]194，《係辭下》“兼三才而兩(liang) 之，故六”[6]256，《說卦》“兼三才而兩(liang) 之，故《易》六畫而成卦”[6]259。觀《周易》四“兼”，無甚高論，僅(jin) 用“兼”之本義(yi) 。《道德經》中“兼”字僅(jin) 出現1次：“大邦不過欲兼畜人，小邦不過欲入事人。”[7]此處“兼”是“聚起來”的意思，亦用“兼”之本義(yi) 。《論語》中“兼”字亦僅(jin) 出現1次。《先進》篇中有“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其中的“兼人”，鄭玄注為(wei) “子路務在勝尚人。”[8]朱熹解為(wei) “勝人”，張敬夫解為(wei) “勇為(wei) ”[9]122，楊伯峻認為(wei) ，當以後解為(wei) 上，並為(wei) 了照顧“兼”之本義(yi) ，以現代白話釋為(wei) “仲由的膽量卻有兩(liang) 個(ge) 人的大，勇於(yu) 作為(wei) 。”[10]可見，在《尚書(shu) 》《周易》《論語》中，“兼”僅(jin) 為(wei) 漢字中之一普通用字而已，出現頻率較低，明顯未得到思想家的重視。直到墨子出現，這種狀況才得到了徹底的改變。

（二）《墨子》之“兼”

《墨子》一書(shu) ，《漢誌》著錄有71篇，而後有佚失，今存僅(jin) 53篇。從(cong) 今本《墨子》可見，“兼”字出現高達132次。[11]47“兼”字出現頻次之高，遍布篇目之廣，可稱之為(wei) 前無古人，後所少見。此亦足見“兼”為(wei) 墨子所常言，已經構成其哲學話語係統中的核心概念。墨子“兼”字用例之多，不僅(jin) 遠超前人，也達到了讓後來者（如《孟子》《莊子》等）望塵莫及的程度。可以說，墨子大大開拓了“兼”字的構詞，充實了“兼”字的意義(yi) ，難怪後人提及“兼”，總要歸功於(yu) 墨子。墨子言“兼”，用語較為(wei) 廣泛且富有創造性，如“兼王之道”“兼愛”“兼而愛之”“兼而利之”“兼惡”“兼而憎之”“兼相愛、交相利”“兼則善”“行兼”“兼以易別”“以兼為(wei) 正”“執兼”“兼士”“兼君”等等，不一而足。要言之，墨子言“兼”，主在“兼愛”，其論“兼”最突出的理論貢獻正是“兼愛”學說。“兼愛”一語，突破了儒家仁愛的血緣親(qin) 情倫(lun) 理之愛，是一種超越了現實層麵，而走入理想層麵、境界層次的大愛。現實人的愛隻能是有親(qin) 疏遠近之仁愛，隻有宗教之愛才能超越等級、血緣等。此亦不難窺見墨家的兼愛思想確乎具有宗教性的特點，與(yu) 基督教的博愛觀念十分相似。

（三）《莊子》之“兼”

《莊子》中“兼”出現17次，有“兼懷萬(wan) 物”，“兼濟道物”，“兼忘天下”，“兼愛無私”等語。“兼”出現頻率雖不低，遣詞造句亦屬精當恰切，但在意義(yi) 闡發方麵，實並無多大突破。其中較有哲理的一段當屬《天地》篇所雲(yun) ：“故通於(yu) 天地者，德也；行於(yu) 萬(wan) 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yu) 事，事兼於(yu) 義(yi) ，義(yi) 兼於(yu) 德，德兼於(yu) 道，道兼於(yu) 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wei) 而萬(wan) 物化，淵靜而百姓定。”[12]此處連用5個(ge) “兼”字，皆為(wei) 兼有、統領、統率之義(yi) 。技、事、義(yi) 、德、道、天，此六者，依次超拔躍升，彼此之間存在統屬關(guan) 係。在《莊子》以道觀物、道舉(ju) 萬(wan) 事的哲理運思中，“兼”獲得了某種意義(yi) 的提升。由於(yu) 其理論重點不在“兼”，而在“道”，故“兼”之思理意蘊躍升幅度並不太大。

（四）《孟子》之“兼”

檢索《孟子》中的“兼”，約有12次。其意義(yi) 維度也未有突破，並無明顯理論特色可言。概括來說，主要有四種用法。一，加倍。如“前日於(yu) 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兼金”，趙歧注為(wei) “兼金，好金也。其價(jia) 兼倍於(yu) 常者，故謂之兼金。”[13]217此“兼”義(yi) 為(wei) 加倍。兼金在價(jia) 值上高於(yu) 普通之金。二，兼懷、兼並。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shou) 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luan) 臣賊子懼。”[13]380焦循《孟子正義(yi) 》引《荀子·非相》“兼術”楊倞注“兼容之法”，指出“君子之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13]381此是兼懷、兼並之意。需指出的是，兼並不純指武力占領之，亦可涵有兼容、兼懷等以德懷柔的意思。三，同時、都。如“宰我、子貢善為(wei) 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yu) 辭命，則不能也。’”[13]176意謂孔子將德行與(yu) 文辭同時具而有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13]472意謂周公想同時以夏、商、周三代之王為(wei) 榜樣。魚和熊掌，生和義(yi) “二者不可得兼”（2次）[13]648“人之於(yu) 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yang) 也。”[13]653“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13]737以上諸句，“兼”蘊含都、全、同時諸意。四，墨子“兼愛”之說（2次）。孟子在批評墨子時提到其“兼愛”思想，（1）“墨氏兼愛，是無父也。”[13]377（2）“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wei) 之。”[13]758孟子沿襲了“兼”字傳(chuan) 統用法，由於(yu) 其所用“兼”較為(wei) 全麵，某種意義(yi) 上已經集齊了“兼”字所有的語義(yi) ，為(wei) 進一步實現“兼”的學術思想層麵突破奠定了良好的語料學基礎。

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兼”最初為(wei) 普通漢字，後在典籍中不斷被展現、闡釋，到了《墨子》《孟子》《莊子》諸典籍，運用頻次上升，重視程度提高，尤其在《墨子》中被大量而廣泛的使用，並從(cong) 哲理上進行詮解，一變而成墨家原創性的理論學說。至此，“兼”字應用不斷擴大，思想意義(yi) 不斷延伸的脈絡朗顯開來。通過對古籍中“兼”字的梳理，可以看到“兼”字隨著時代而發展，隨著思想家視野而轉化，大致經曆了從(cong) 無視到重視，由本義(yi) 到引申義(yi) ，由普通字詞到哲理概念的邏輯發展曆程。具體(ti) 而言，《墨子》一書(shu) 是“兼”字使用的一道分水嶺，在其之前的典籍中，出現寥寥無幾。在其之後的《莊子》與(yu) 《孟子》中，“兼”出現頻率明顯高起來。

二、荀子“兼”論思想淵源與(yu) 理論背景審視

（一）荀子“兼”論源自墨子而超越墨子

據佐藤將之統計，今本《荀子》“兼”字，出現頻次達76次之多，在先秦西漢思想文獻中僅(jin) 次於(yu) 《墨子》的132次。[11]47不由得讓人感歎：荀子竟然如此重視“兼”概念。《荀子》中有兼權、兼利、兼術、兼覆、兼服、兼製、兼臨(lin) 、兼並、兼聽、兼技、兼官、兼人、兼容、兼愛等大量“兼”組成的複合詞，且詞義(yi) 背後蘊示了豐(feng) 富的思想內(nei) 涵。

勿庸諱言，荀子“兼”論並非思想原創，而與(yu) 墨子“兼愛”說密切相關(guan) 。荀子作為(wei) 百家爭(zheng) 鳴的終結者，對當時幾乎所有思想流派與(yu) 思想家進行過批判式解讀與(yu) 熔鑄式改造。墨子作為(wei) 墨家之創始者，其思想自然也盡數進入了荀子思想視域。若謂荀子不受墨子影響，獨立地提出“兼”論，既不符合曆史史實，也不符合思想發展的內(nei) 在邏輯。熊公哲《荀卿學案》中即明確講到，“荀子之學，其參於(yu) 墨子者，固亦多矣。是故墨子以可用為(wei) 善，而荀子以益理為(wei) 中；墨子以中利為(wei) 義(yi) ，而荀子以兩(liang) 得為(wei) 兼。”[14]若謂荀子“兼”論純屬全盤接受並襲用墨子“兼愛”，恐亦有失學術公允。平心而論，荀子“兼”論化用而非完全蹈襲墨子之“兼”，是古木發新枝，是闡發式的學術創造。

不可否認，荀子對墨子多有批判。今本《荀子》如《非十二子》《富國》《樂(le) 論》諸多篇章皆有批駁甚至譏諷墨子與(yu) 墨家之語。如對其“私憂過計”的批評，對其“非樂(le) ”的批駁，對其“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jian) 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的批判。批判一麵既多，使得人們(men) 經常忽略了荀子對墨子尚有熔鑄一麵的思想事實。荀子對墨子確乎有大量批判，但批判的目的不止於(yu) 批判，而在於(yu) 融通、超越。對於(yu) 墨子的某些合理化的觀點，荀子還是接納並融通貫注到自己哲學體(ti) 係之中。其中顯明者，莫過於(yu) “兼”。

此外，再如《荀子·正論》“興(xing) 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15]316一語與(yu) 《墨子》“興(xing) 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句相關(guan) 性極大。此處語言極為(wei) 相似，僅(jin) 加兩(liang) 個(ge) “同”字。《墨子》“興(xing) 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句出現頻次極高，經檢索，凡14見。在《尚同》1見：“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xing) 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6]此外，類似語於(yu) 《兼愛》3見，《非攻》1見，《節葬》1見，《天誌》1見，《明鬼》2見，《非樂(le) 》3見，《非命》1見，《非儒》1見。“興(xing) 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所引發的不僅(jin) 僅(jin) 是字句層麵的相似，背後顯示的則是荀子對墨子功利主義(yi) 傾(qing) 向某種程度的讚同。這也凸顯了荀子實持有限度的功利主義(yi) ，與(yu) 孟子“何必曰利”式的完全摒棄功利的道德理想主義(yi) 具有根本性不同。可以說，荀子的功利主義(yi) 是對孟子道德理想主義(yi) 與(yu) 墨子極端功利主義(yi) 的糾偏，是走了兼二者而一之的“中庸”之道。

再如，公認為(wei) 是墨子術語的“兼愛”在《荀子·成相》中即出現，《荀子·富國》中亦有“兼而愛之”“兼而利之”等語。鍾泰在解釋“兼而愛之，兼而製之”時，便認為(wei) “‘製’亦‘利’字之訛。兼愛、兼利語本《墨子》。”[17]由此可見，“兼愛”語本於(yu) 墨子，而荀子借用之。不能忽視荀子對墨子某些思想、術語、概念，甚至語言存在著借鑒、化用、熔鑄的一麵。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麵，荀子“兼”論與(yu) 墨子“兼愛”學說密切相關(guan) ；另一方麵，荀子“兼”論又自有其獨特的理論運思，有其超越墨子“兼愛”論的思想魅力。同時，這也構成了荀子批判熔鑄墨家學派的重要證據之一。

荀子“兼”論無疑受到墨子“兼愛”思想之影響。而令人振奮的是，荀子“兼”論不但不比墨子遜色，而且出於(yu) “墨”而勝於(yu) “墨”，還具備了相當深刻的哲理意涵，甚至達到了墨子所未曾觸及的哲學高度、思想廣度與(yu) 理論深度。

（二）荀子“兼”論的其他可能來源

1.《管子》

《管子》一書(shu) ，“兼”字用例，在所多有。考慮到此書(shu) 為(wei) 稷下作品匯編的性質以及荀子長期居於(yu) 稷下遊學、講學的史實，當有借鑒《管子》話語之可能。正如胡家聰所認為(wei) 的：“《管子》書(shu) 係稷下‘百家爭(zheng) 鳴’的投影。”[18]審如是，則《管子》一書(shu) 所述及內(nei) 容，當與(yu) 荀子居稷下學宮時，有共同之話語背景。《管子》一書(shu) 既有表達墨家學說的“兼愛”，又有兼官、兼覆、兼載等話語。其用法與(yu) 《荀子》用例基本無別。僅(jin) 其用例未若荀子頻繁，其意蘊未及荀子深邃，其體(ti) 製未及荀子係統罷了。正如學者指出的那樣，“《管子》《莊子》等書(shu) 都提到過‘兼愛’。……凡此皆可看出墨家思想的影響。”[19]75早在《管子·版法》中，稷下學者便留下了“兼愛無遺，謂君”[20]119的表達。《管子·版法解》中則進一步解讀為(wei) ，“明君兼愛以親(qin) 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20]1119君主兼愛無遺的胸懷正是良善政治之本源。

另外，被學者視為(wei) 稷下學著作的《黃帝四經》中“‘兼愛’一詞多可以用‘公’字來替代，因此，《四經》的‘兼愛’，一方麵是對道的形容，另一方麵也是主要方麵，是指法度的公正無私。在這點上，《管子》《文子》與(yu) 《四經》接近。”[19]76《黃帝四經》雖與(yu) 《管子》關(guan) 聯甚密，其相關(guan) 的“兼”思想對荀子“兼”論是否有直接性的影響，則未可輕言，尚需更加紮實的證據。

2.儒家中庸之道

荀子“兼”論與(yu) 儒家固有的“執兩(liang) 用中”式的中庸之說亦有理論聯係②。“執其兩(liang) 端，用其中於(yu) 民”[9]22本身即契合荀子的兼權之道。中庸之道構成了荀子“兼”論的重要儒家思想傳(chuan) 統。加之荀子“兼”論所涵攝的領域廣泛，遠遠超過墨子兼愛之說，可視為(wei) 中庸之道泛化的理論成果。

在荀子這裏，中庸之道已經轉化為(wei) 具體(ti) 化運用：術。荀子在原則性“道”的基礎上，更加注重靈活性的“術”層麵，比中而行，是中庸之道，是禮義(yi) 之統，是治國法則，也是處世之術。“兼”論可在各個(ge) 層麵鋪展，無論是“知者之舉(ju) 事”中的“滿則慮嗛，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15]111，還是“治氣養(yang) 心”中的“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誌；庸眾(zhong) 駑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禍災；愚款端愨，則合之以禮樂(le) ，通之以思索”[15]25-27等等，無一不是兼顧原則性與(yu) 靈活性的表現，無一不是道術之合一。

“兼愛”一詞，固然可以視為(wei) 墨子之專(zhuan) 有名詞，但其不可獨占此詞。此詞可為(wei) 包括荀子在內(nei) 的先秦諸子所使用、改造、利用與(yu) 發揮，而成為(wei) 其思想中之一重要概念。荀子選用此詞的來源是開放的，既來自墨子，也來自稷下道家，亦受儒家中庸之道的啟發，甚至可能來自莊子等。可以肯定的是，之前各家關(guan) 於(yu) “兼”的論述，極大地啟發了荀子，為(wei) 其熔鑄、綜合打下了基礎，而荀子的熔鑄、創造才是其“兼”論的內(nei) 在根源。

三、儒墨之爭(zheng) 背景下的“兼”論審視：孟荀的不同處理策略

（一）孟子對墨家的擔憂與(yu) 抨擊

若將視角置諸儒墨之爭(zheng) 甚至百家爭(zheng) 鳴的時代背景之中來審視，荀子“兼”論的理論批判與(yu) 超越意味就更濃烈了。據《孟子·滕文公下》所言，“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13]377孟子所處之戰國中期，儒家在百家爭(zheng) 鳴中並不占優(you) 勢，當時楊、墨之學才是頡頏齊飛的顯學。楊、墨之學據孟子言：“楊氏為(wei) 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shou) 也。”[13]377楊、墨的標誌性學說分別是為(wei) 我與(yu) 兼愛。如果說楊朱的“為(wei) 我”達到了個(ge) 人主義(yi) 的極致，墨子“兼愛”則達到了集體(ti) 主義(yi) 的頂峰。勢同水火的兩(liang) 派對當時學界的吸引力竟達到了平分秋色的程度。孟子對楊、墨異端作出了無君、無父的理論評價(jia) 後，將之俱歸於(yu) 禽獸(shou) 之道。孟子還不無憂慮地提到，當時思想界的流動情況是：“逃墨必歸於(yu) 楊，逃楊必歸於(yu) 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yu) 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cong) 而招之。”[13]825趙佑《溫故錄》雲(yun) ：“此節乃孟子自明我今之所以與(yu) 楊墨辯者，有如追放豚然，惟恐其不歸也。”[13]826學者往往在逃離墨家、楊朱一派道家之後，才會(hui) 歸於(yu) 儒家。在學者的向心力方麵，儒家僅(jin) 居於(yu) 墨家、楊朱派之後，屬第三序列。這樣的歸屬路徑與(yu) 學界位置，讓孟子滿心憂慮。

在孟子等儒家人物的不斷努力下，到了戰國末期，爭(zheng) 鳴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據《韓非子·五蠹》雲(yun) ：“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21]443再據《韓非子·顯學》雲(yun) ：“世之顯學，儒、墨也。……故孔、墨之後，儒分為(wei) 八，墨離為(wei) 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複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複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21]453-454如《韓非子》一書(shu) 記載，戰國末期思想界“不歸楊，則歸墨”的局麵被儒墨之爭(zheng) 所取代，楊朱一派衰落，儒家地位上升。墨家學派之所以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是，其與(yu) 儒家思想方麵的親(qin) 緣與(yu) 淵源關(guan) 係：“皆稱先王兼愛天下”，“俱道堯、舜”。另外一個(ge) 原因則是，其代表性學說“兼愛”在彼時亂(luan) 世有著浸潤、鼓舞人心的宗教性作用。如此看來，墨家學說仍然風靡，孟子的擔心並未解除，純粹的批判式解構、一味的情緒化抵製已然不能奏效。

（二）荀子對墨子“兼愛”的柔性解構

荀子是儒家，重視血緣親(qin) 情紐帶作用，重視君臣上下分別，當然不可能接受墨家一視同仁的“兼愛”之“愛”。於(yu) 是，他另辟蹊徑，對“兼愛”進行了別樣的“圍剿”。一方麵，對墨子天誌、明鬼、非樂(le) 、節葬等學說進行無情而強硬的指摘，可稱為(wei) 剛性批判；另一方麵，對墨子“兼愛”說進行了隱性批判，可稱之為(wei) 柔性解構。

柔性解構表現之一，荀子將“兼愛”之“兼”，以同情之了解並進行了擴大化解釋與(yu) 哲理性運用，使其成為(wei) 一種方法論。僅(jin) 從(cong) “兼”字使用數量來看，墨子當仁不讓地成為(wei) 先秦諸子中最多者。其使用雖多，但其所論及者基本是“兼愛”之義(yi) 。兼愛之說為(wei) 墨子核心觀點，固然有強調之必要，但亦可以看出，墨子論“兼”維度較為(wei) 單一，遠未及荀子論“兼”所達之廣度與(yu) 深度。在先秦諸子中，荀子論“兼”字在數量上僅(jin) 次於(yu) 墨子，而遠超他人。荀子論“兼”較為(wei) 集中且係統，將“兼”置於(yu) 整個(ge) 先秦學術史的角度加以運用、架構，集政治哲學、道德哲學與(yu) 認知哲學於(yu) 一體(ti) ，兼顧到了本體(ti) 與(yu) 方法、德性與(yu) 知識等諸多層麵，具有係統建構與(yu) 思想貫通的特點。易言之，荀子“兼”論是在墨子兼愛說、儒家中庸說等的基礎上，進行批判熔鑄之後，以一種十分巧妙的方式創造而出的新“兼”論。

比如荀子兼權之道強調與(yu) 時遷徙，與(yu) 世偃仰，因事變應。即便在喪(sang) 禮中亦有兼權之道。荀子認為(wei) ，“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yu) ，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yi) 之美者也。故文飾、粗惡，聲樂(le) 、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ju) 而代禦。”[15]353此處的“禮”為(wei) 喪(sang) 禮，其中的損益兼用是為(wei) 了平衡賢與(yu) 不肖者的哀情，是“稱情而立文”，是為(wei) 了平衡生者與(yu) 死者，使既不致於(yu) “隘懾傷(shang) 生”，又不至於(yu) 淪為(wei) 禽獸(shou) 。

荀子指出，兼製天下對於(yu) 統治者是一種考驗。如春秋首霸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知、大決(jue) 、大節，因而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荀子說：“兼並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15]284此正所謂，打天下易，守天下難。此處“凝”有凝聚、鞏固、穩定義(yi) 。荀子列舉(ju) 了齊國兼並宋國、燕國兼並齊國、趙國兼並上黨(dang) 而不能“凝之”的曆史事實，說明兼並一國不難，難的是守住民心。倘若能“得之則凝”，則“兼並無強”。兼人之國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能夠凝聚民心。

荀子“兼”論已經成為(wei) 一種方法論，下可與(yu) 百姓日用之禮相聯，上可與(yu) 統治者治理天下、凝聚民心相涉，成為(wei) 一種上下貫通、形式靈活、方法多樣、運用廣泛的新“兼”論。

柔性解構表現之二，荀子不再回避“兼愛”一詞，在思想中直接引而用之。孟子出於(yu) 對墨家的忌諱，雖有“兼所愛”“兼所養(yang) ”的講法，但對其“兼愛”這一詞匯始終諱莫如深，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以與(yu) 其保持距離。荀子的理論心胸更加豁達，不再回避作為(wei) 墨子學說專(zhuan) 用名詞的“兼愛”，采用更加超越的態度，直接用之以表述自身思想。如《富國》篇“兼而愛之”，《成相》篇“泛利兼愛德施均”，均是此例。如此，墨子“兼愛”中的合理性因素被借鑒而用之，不僅(jin) 視為(wei) 人與(yu) 人之間關(guan) 係的法則，也化為(wei) 了社會(hui) 治理層麵的方法，且主要是將其從(cong) 國家、社會(hui) 治理層麵進行運用，極大地減少了血緣家族方麵可能與(yu) 仁愛帶來的衝(chong) 撞。為(wei) 了更加順適地實現這一點，荀子雖然與(yu) 孔孟一樣講仁愛，但其重點已經轉向了社會(hui) 層麵的兼愛。若如墨子一樣隻講“兼愛”固然溫暖，但終與(yu) 現實相隔懸遠。荀子以兼覆、仁厚之禮政以實現全麵管理，將墨子“兼愛”說之一義(yi) 而擴充為(wei) 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權之、兼而製之、兼而利之等多義(yi) ，使之更為(wei) 理性、全麵、係統，也更具可操作性的製度化意義(yi) 。

柔性解構表現之三，荀子並未像孟子那樣針鋒相對地批判墨子“兼愛”之說，僅(jin) 在《非十二子》中以“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等語概括批判之，而將理論批判的“火力”集中於(yu) 墨家的其他學術、政治觀點。如墨子所謂的天誌、明鬼在荀子《天論》天人相分的思想中被駁斥的無處落腳。墨子非樂(le) 的思想在《樂(le) 論》中以多處“先王立樂(le) 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進行了正麵駁斥。至於(yu) 節葬，在《正論》中對“太古薄葬，棺厚三寸”的世俗之說進行了側(ce) 麵反駁，在《禮論》中對喪(sang) 禮進行的大量細致的記錄與(yu) 描述則從(cong) 實際上，對墨子節葬之說進行了打擊。如此一來，墨子成為(wei) 荀子思想體(ti) 係中處處被動挨打的“遊魂”，失去了依托與(yu) 止泊處。

荀子以正麵駁斥與(yu) 側(ce) 麵反駁相結合的方式，以剛性批判與(yu) 柔性解構的方法對墨家進行的反擊，既體(ti) 現出了荀子的學術策略，也彰顯出其思想自信，以差等與(yu) 兼愛間的平衡，隱性化解了二者可能的緊張，體(ti) 現出了荀子先秦思想集大成者的理論擔當與(yu) 思想創造。

結語

綜上，從(cong) 荀子“兼”論述源可見，其青出於(yu) 藍而青於(yu) 藍，已然達到了包括墨子在內(nei) 的先秦諸子所不曾到達的高度，具備了相當豐(feng) 富而完善的思想內(nei) 容。作為(wei) 戰國學術思想合流的重要擔綱者，荀子“兼”論汲取了墨家“兼愛”學說，熔鑄了儒家中庸、仁愛、禮義(yi) 、權變等思想，並將儒墨各家之說融會(hui) 貫通、冶為(wei) 一爐，更加之以獨特的理論思考與(yu) 創造，終成包蘊豐(feng) 厚、綜合創新而又獨具特色的新“兼”論。因此，提到“兼”這一概念，不僅(jin) 應當想到墨子與(yu) 墨家，也當想到荀子與(yu) 儒家。

注釋：
 
①作者曾撰《荀子“兼”論大義述》一文，將荀子“兼”論概括為一個思想體係，涵蓋“兼覆、仁厚之禮政”，“權、兼別、兼利之法則”，“兼人、寬容之術治”三大層麵。現從思想史文本的脈絡中思考荀子“兼”論的思想淵源，而成此《荀子“兼”論思想述源》，恰似“前傳”。此二文可謂姊妹篇，合觀可也。
 
②需要注意的是，中庸之道是儒家乃至中國文化長久以來的思想傳統，其並不以《中庸》的成書始成立。《中庸》一文正是對儒家中庸之道的描摹，是中庸思想高度發展的結晶。《中庸》與《荀子》的時間先後與思想聯係，學者多有探討。從時間上來看，《中庸》後於《荀子》；從思想關聯來看，《荀子》影響到了《中庸》。具體可參見：1.佐藤將之.《荀子》與《中庸》：荀子思想對宋學影響的一形態[C].朱子學與21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0（1）：577-593。2.梁濤.荀子與《中庸》[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2(5)：73-7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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