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鐸金聲：明清的徽州書(shu) 院

作者：李琳琦（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明清徽州書(shu) 院文獻整理與(yu) 研究”負責人、安徽師範大學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七月初四日癸卯

          耶穌2024年8月7日

書(shu) 院是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和學術傳(chuan) 播陣地，也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形成於(yu) 唐、五代，前後存在了一千多年。書(shu) 院的數量成為(wei) 衡量宋代以後區域教育發展程度和學術發展水平的重要標誌。書(shu) 院的發達，對明清徽州的學術發展、教育繁榮和人才培養(yang) 起到了重要作用。

書(shu) 院分類分層

民國《重修婺源縣誌》言：“聞諸故老，婺在昔四郊書(shu) 院常相望，鄉(xiang) 先正集徒講學聲相聞。”其實，不隻婺源一縣如此，徽屬其他各縣亦然，故康熙《徽州府誌》雲(yun) ：“新安講學書(shu) 院較他郡為(wei) 多。”明末閹黨(dang) 禁毀書(shu) 院，其黨(dang) 張訥也曾疏言：“天下書(shu) 院最盛者，無過東(dong) 林、江右、關(guan) 中、徽州。”據不完全統計，徽州在宋元時期共存在書(shu) 院42所，明清時期則有93所。從(cong) 目前的資料來看，徽州最早的書(shu) 院是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績溪人胡忠在龍井建立的桂枝書(shu) 院，比歐陽修主政潁州時創建於(yu) 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的潁州西湖書(shu) 院還早40多年。明清時期，徽州知名的書(shu) 院有府屬紫陽書(shu) 院、古紫陽書(shu) 院，歙縣的鬥山書(shu) 院、問政書(shu) 院，休寧縣的還古書(shu) 院、海陽書(shu) 院，婺源縣的紫陽書(shu) 院、福山書(shu) 院，祁門縣的東(dong) 山書(shu) 院、神交精舍，黟縣的碧陽書(shu) 院、中天書(shu) 院，績溪縣的潁濱書(shu) 院等。書(shu) 院的發達，成為(wei) 明清徽州社會(hui) 一道亮麗(li) 的風景線。

從(cong) “主創者”來看，明清徽州眾(zhong) 多的書(shu) 院可劃分為(wei) 民辦和官辦兩(liang) 種類型，而以民辦書(shu) 院為(wei) 主體(ti) 。官辦和民辦的劃分，是僅(jin) 就“主創者”而言的，如果從(cong) 經費來源和經營管理來看，徽州除府屬紫陽書(shu) 院外，大體(ti) 均可劃歸民辦序列。因為(wei) 這些書(shu) 院的經費來源主要是民間捐輸，特別是徽商的資助；在經營管理上，所實行的是民間自主經營管理的模式。這也是明清徽州書(shu) 院的重要特色之一。

如府屬古紫陽書(shu) 院係由歙戶部尚書(shu) 曹文埴同歙紳鮑誌道、程光國等倡議，於(yu) 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複建：其建造經費，徽州兩(liang) 淮鹽商動支了“營運項下款銀”，同時諸商個(ge) 人還“捐銀八千兩(liang) ，鮑誌道又獨力捐銀三千兩(liang) 以助成工”；建成後的章程規定“山長以邑人公議延請，官吏俱不為(wei) 經理，院中司匣一人、司事二人皆公舉(ju) ”。又如黟縣碧陽書(shu) 院，係由知縣謝廷傑於(yu) 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創建，但碧陽書(shu) 院章程規定：“山長以邑人公議延請，經費由典商領本生息，官吏俱不為(wei) 經理。院中司事二人，由公舉(ju) ；司匣，每都一人，各舉(ju) 。”再如被稱為(wei) 休寧“一邑之學”的海陽書(shu) 院，係由知縣王佐於(yu) 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創建，但海陽書(shu) 院也是“請縣申詳，其山長聽邑人公議延聘，膏火支放不經官吏”。

明清時期，徽州書(shu) 院大體(ti) 可劃分為(wei) 四個(ge) 層級。第一層級，“凡肄業(ye) 者由學政於(yu) 六縣生童中挑送”，為(wei) 一府“俊秀者”所提供的講學會(hui) 文之所，與(yu) 府學比肩，為(wei) 徽州的最高學府。府屬紫陽書(shu) 院和古紫陽書(shu) 院屬於(yu) 此類。第二層級，是“聚一邑之秀良者於(yu) 其中”，為(wei) 一縣“俊秀者”所提供的講學會(hui) 文之所，與(yu) 縣學比肩，為(wei) 各縣的最高學府。上述列舉(ju) 的各縣知名書(shu) 院大多屬於(yu) 此類。第三層級，是聘名師“以教鄉(xiang) 之俊秀者”，為(wei) 一鄉(xiang) 或一族之“俊秀者”講學會(hui) 文之所。一部分鄉(xiang) 裏書(shu) 院和宗族書(shu) 院屬於(yu) 這種類型。第四層級，是塾學、義(yi) 學性質的書(shu) 院，為(wei) 鄉(xiang) 族子弟提供啟蒙和初級教育。如黟縣黃村黃氏家族建“集成書(shu) 院”，“創會(hui) 立規，課子侄輩讀書(shu) 其中”；休寧的率溪書(shu) 院是率口程氏家塾；婺源的玉林書(shu) 院是項氏為(wei) “鄉(xiang) 子弟肄業(ye) ”所建。

助推學術演變

書(shu) 院與(yu) 學術傳(chuan) 播結下了不解之緣，二者相互推動、互為(wei) 因果。這一點在徽州地區表現得尤為(wei) 明顯。

徽州書(shu) 院促進了宋元時期“新安理學”的形成。徽州是程朱理學的故鄉(xiang) ，其書(shu) 院的興(xing) 起與(yu) 發展和徽州士儒研究與(yu) 傳(chuan) 播理學的關(guan) 係最為(wei) 密切。自朱子於(yu) 南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回徽州省墓、講學，特別是南宋理宗後朱子學正統地位的確立，徽州地區出現了一大批“篤誌朱子之學”的名儒碩士，並形成了頗具影響力的“新安理學”派別。

作為(wei) 朱子嫡傳(chuan) 的新安理學家，他們(men) 以發揮朱學義(yi) 理、光大朱子之學、傳(chuan) 播朱子思想為(wei) 己任。為(wei) 此，紛紛創辦書(shu) 院，或主持書(shu) 院講學，將書(shu) 院作為(wei) 光大和傳(chuan) 播程朱理學的重要陣地。如休寧程大昌建西山書(shu) 院，“以淑學者”；休寧吳儆建竹洲書(shu) 院，“與(yu) 其徒窮搜經史，四方負笈至者歲數百人”；婺源的胡一桂建湖山書(shu) 院，遠近師之者甚眾(zhong) ；婺源的胡炳文建明經書(shu) 院，四方聞風來學者雲(yun) 集；休寧的程逢午“與(yu) 族父若庸講明正學”，“薦授紫陽書(shu) 院山長”。

徽州書(shu) 院推動了明中後期徽州的學術思想由理學到心學的轉變。明代中葉，陳獻章遠承陸學餘(yu) 緒，提出“君子一心，萬(wan) 理完具”“為(wei) 學須從(cong) 靜坐中養(yang) 出端倪”的思想，反對朱子的“格物窮理”之學。這標誌著朱子學統一局麵的結束，也是明代心學思潮的開始。獻章而後，明代心學分為(wei) 王守仁的“陽明學派”和湛若水的“甘泉學派”。陽明學派“宗旨致良知”，甘泉學派“宗旨隨處體(ti) 認天理”。兩(liang) 派相互融通、互為(wei) 唱和，就門庭興(xing) 旺和影響廣大而言，甘泉學派遠不及陽明學派。

心學興(xing) 起後，特別是王守仁的“致良知”學說的出現，迅速傳(chuan) 至全國，“學其學者遍天下”，心學遂取代程朱理學而成為(wei) 明中後期占全國主導地位的學術思潮。而徽州這個(ge) 程朱理學的故鄉(xiang) ，在明中後期“天下尊王子也甚於(yu) 尊孔子”的社會(hui) 思潮衝(chong) 擊下，也成了王學流布的地域。湛若水親(qin) 往徽州，先後在鬥山、天泉、中天等書(shu) 院講學；王守仁高第鄒守益、王艮、錢德洪、王畿、劉邦采、羅汝芳等亦先後前來徽州，依托徽州書(shu) 院主講盟會(hui) 。每次會(hui) 講，少則“聽講數百人”，多則“聽講幾千人”。在王、湛心學的強大攻勢下，恪守程朱、無所創新的新安理學家毫無還手之力，而新安後學則耳目一新，於(yu) 是紛紛轉向“致良知”一途，“崇尚《傳(chuan) 習(xi) 錄》，群目朱子為(wei) 支離”。王、湛心學遂逐漸取代朱子學而成為(wei) 徽州學術思想的主流。

徽州書(shu) 院促成了清初徽州程朱理學的中興(xing) 。清朝建立後，大力倡導程朱理學。借朝廷倡導之東(dong) 風，一批在明後期沉寂的新安理學家們(men) ，又以“負擔道脈”為(wei) 己任，決(jue) 心重振徽州的朱子之學。為(wei) 此，他們(men) 采取了兩(liang) 方麵措施：一是紛紛前往徽州各地書(shu) 院主講，“非朱子之言不發於(yu) 口”，一意宣傳(chuan) 程朱理學，奪回被心學控製的書(shu) 院講壇；二是製定書(shu) 院講會(hui) 會(hui) 規、會(hui) 約，規定“會(hui) 友必擇”，非程朱信徒不得入會(hui) ，要求講會(hui) 內(nei) 容“總括以尊朱宗孔之大旨”，從(cong) 製度上保證程朱理學在書(shu) 院講會(hui) 中的獨尊地位。通過新安理學家們(men) 的同心倡率，清初徽州書(shu) 院“春秋集講，文物衣冠，彬彬一堂，盡去舊習(xi) ，化為(wei) 尊孔宗朱壇席”。

徽州書(shu) 院又為(wei) 清中葉徽派樸學的興(xing) 起提供了“舞台”。清乾隆後，徽派樸學興(xing) 起。江永的從(cong) 訓詁以求義(yi) 理的新的治經方法一經出現，就引起了徽州學者們(men) 的極大興(xing) 趣。乾隆年間，江永講學紫陽書(shu) 院，戴震與(yu) 同郡鄭牧、汪肇漋、方矩、程瑤田、金榜等人即從(cong) 江永受學，繼之他們(men) 聚集在歙縣大商人汪梧鳳的“不疏園”中探討問難，這些人後來都成為(wei) 徽派樸學的幹城之將，其中以戴震得江永之學最全、成就最大。在徽派樸學“魁碩迭起”的同時，具有號召力的新安理學家則相繼辭世。清代，新安理學的中興(xing) 至此結束，徽州書(shu) 院講壇遂逐漸被徽派樸學家所占據，如淩廷堪曾主講紫陽書(shu) 院、汪龍應聘主講古紫陽書(shu) 院等。這些樸學家們(men) 以經史訓詁教授生徒，從(cong) 而使徽州學風為(wei) 之一變，“其所學者，訓詁詞章之末”也。

助力教育發展

從(cong) 宋代起，徽州“俗益向文雅”，特別是宋室南渡後，“新安比之鄒魯，博雅之儒，彬彬如也”，從(cong) 此徽州“文風昌盛”“名臣輩出”，開始躋身於(yu) 中國文化教育發達的區域行列。到明清時期，徽州各種教育機構星羅棋布，致有“山間茅屋書(shu) 聲響”“後漸戶誦家弦矣”，形成了教育高度繁榮的局麵，被譽為(wei) “文獻之邦”“東(dong) 南鄒魯”。誠如曾國藩所言，徽州的“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

書(shu) 院既是明清時期徽州教育繁榮的表現之一，又在徽州教育繁榮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助力作用。徽州書(shu) 院層級的形成，構建起在傳(chuan) 統的社學、塾學、官學之外，與(yu) 其平行而又互補的另一條教育係統。徽州書(shu) 院這條教育係統，具有三方麵的功能：

一是為(wei) 徽州的蒙學教育，或者說“小學”教育的普及添磚加瓦。明清徽州眾(zhong) 多的書(shu) 院，有很大一部分是為(wei) 普及鄉(xiang) 族子弟教育服務的。除上文所列舉(ju) 的之外，還有如明代婺源的桂岩書(shu) 院，是由桂岩的戴氏所建，“割田購書(shu) ，以訓鄉(xiang) 族子”；明代休寧商山吳繼良“構義(yi) 屋數百楹，買(mai) 義(yi) 田百畝(mu) ”建義(yi) 學以供鄉(xiang) 族子弟讀書(shu) 其中，名之曰明善書(shu) 院；祁門的李源書(shu) 院，明弘治年間李汛建，“以助族之子弟能讀書(shu) 者”；清代婺源周溪項儒珍“為(wei) 鄉(xiang) 子弟肄業(ye) ”建玉林書(shu) 院等。

二是為(wei) 優(you) 秀的童生和府縣官學不能容納的生員提供肄業(ye) 場所，即承擔所謂的“中學”和“大學”教育職能。童生是指完成啟蒙教育尚未考中府縣官學成為(wei) 生員的學子，童生參加生員的選拔考試稱童試；生員則是指通過了童試選拔而進入府縣官學讀書(shu) 的學子。清代徽州府六縣每次應童試的總童生有八千人左右，而徽州府學和六縣縣學的錄取有定額，平均錄取率隻有2.3％左右。

大量落選的童生，特別是想再次參加童試的優(you) 秀童生就學無門。此外，府學、縣學規模有限，能容納生員在校就讀的人數有限，所以新一屆生員進校而往屆生員就得離校，這些離校的往屆生員也就沒有了固定的肄業(ye) 場所。所以，徽州人建書(shu) 院，其目的之一就是解決(jue) 這一問題。同治《祁門縣誌》載：祁門“儒學弟子員凡二百，而學舍僅(jin) 百之十”，於(yu) 是知府留誌淑和知縣洪晰“作學舍五十間、文會(hui) 所三間、仰止亭一間、庖四間，以居諸生講肄其中，榜曰‘東(dong) 山書(shu) 院’”。又如徽州府屬紫陽書(shu) 院，“向取內(nei) 外課生（員）、童（生）六十人給予膏火”，到清嘉慶年間，由於(yu) 歙商程光國和其子的資助，“紫陽書(shu) 院內(nei) 外課膏火生、童始取一百二十人”。再如府屬古紫陽書(shu) 院，“肄業(ye) 正額生監八十人，童生四十人”；黟縣碧陽書(shu) 院，“正額生監四十人、童生二十人”。由此，徽州學子“學之地，自府縣學外”，就是“多聚於(yu) 書(shu) 院”了。

三是講會(hui) 與(yu) 課藝並行，將學術與(yu) 功利統一到書(shu) 院的教育教學之中。書(shu) 院建立的目的本是為(wei) 傳(chuan) 播思想、發明學術，所以聚眾(zhong) 講學、自由研討是書(shu) 院教育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清初，雖然書(shu) 院的講會(hui) 之風一度頗為(wei) 盛行，但遭到封建統治者的壓製，在清政府的引導下，康熙中期以後漸行廢止。於(yu) 是清代的絕大多數書(shu) 院，“師儒所教率不出時文帖括”，“書(shu) 院專(zhuan) 究製藝，不務實學，乃一無足稱矣”。課藝、應舉(ju) 成為(wei) 清代書(shu) 院最主要的教學活動，書(shu) 院特有的講學與(yu) 研究風氣幾至無存。

在銓選入仕，學者“舍科第無他途”的情況下，徽州書(shu) 院自然不能超脫舉(ju) 業(ye) 的影響，所以徽州書(shu) 院同樣圍繞科舉(ju) 考試製定了嚴(yan) 格的課藝製度，如府屬紫陽書(shu) 院、古紫陽書(shu) 院和祁門東(dong) 山書(shu) 院都開設有“大課”“小課”，並對開課時間、考試內(nei) 容、成績評定和獎懲等作出具體(ti) 規定。然而，與(yu) 全國大多數舉(ju) 業(ye) 書(shu) 院不同的是，徽州書(shu) 院並未完全變成“獵取科名”的場所，亦即並未完全變成科舉(ju) 的附庸，而是在課舉(ju) 子業(ye) 的同時，仍然堅守傳(chuan) 統的講會(hui) 製度，將講會(hui) 與(yu) 課藝統一於(yu) 書(shu) 院的教育教學活動之中。據休寧《還古書(shu) 院誌》記載，直到乾隆年間，徽州書(shu) 院每年仍在實行春秋會(hui) 講製度，如“（乾隆）四年己未仲秋，會(hui) 講三日，會(hui) 友五十五人”；“五年庚申仲秋，會(hui) 講三日，會(hui) 友五十八人”；“六年辛酉仲春，會(hui) 講三日，會(hui) 友三十九人”；“六年辛酉仲秋，會(hui) 講三日，會(hui) 友四十三人”。徽州書(shu) 院這種講會(hui) 與(yu) 課藝並行、學術與(yu) 功利並舉(ju) 的辦法，既提高了徽州學子的學術水平，又滿足了他們(men) 應舉(ju) 入仕的現實需要，從(cong) 而為(wei) 明清時期的徽州培養(yang) 出大量人才。

綜上可知，對徽州書(shu) 院的研究，為(wei) 我們(men) 深入了解宋以後中國學術思想演變提供了視角；為(wei) 我們(men) 係統認識明清區域教育史，特別是區域間各層級教育組織形式之間的關(guan) 係提供了標本；也為(wei) 中國當代教育的轉型升級，特別是眾(zhong) 多高校“書(shu) 院製”教育的實施和完善提供了曆史鏡鑒。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