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靖傑 著《發天意而正名號——公羊學語境中的董仲舒名論》出版暨序言

書(shu) 名：《發天意而正名號——公羊學語境中的董仲舒名論》

作者：張靖傑

出版社：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4年1月

【作者簡介】

張靖傑，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哲學係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學文學博士，複旦大學哲學學院博士後，上海市“超級博士後”（2022），美國洛約拉馬利蒙特大學（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哲學係訪問學者（2020），上海交通大學董仲舒國際儒學研究院副研究員，中華孔子學會(hui) 董仲舒研究委員會(hui) 理事。已在Religions、《哲學與(yu) 文化》《孔子研究》《江海學刊》《哲學分析》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漢代儒家‘名’的政治思想及其價(jia) 值研究”負責人，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董仲舒傳(chuan) 世文獻考辨與(yu) 曆代注疏研究”課題組成員。

【內(nei) 容簡介】

作為(wei) 公羊先師、漢代大儒的董仲舒發明《春秋》經義(yi) ，承先秦儒家之“正名”，提出“深察名號”的主張。本書(shu) 立足對《春秋繁露》等董仲舒傳(chuan) 世文獻的比較對勘，考論《深察名號》篇之真偽(wei) 與(yu) 文本麵貌。經由對《深察名號》篇的文本細讀，探賾董仲舒順天、應人以真物的名學理論，及其以正名為(wei) 方法、以心性為(wei) 內(nei) 在基礎、以教化為(wei) 最終目的的文本脈絡。《春秋》尤重名例，董仲舒所申述的“五號”與(yu) “五科”之說即可視作對《春秋》由“名”見“義(yi) ”，以“名”寓褒貶的貫徹，董子辭更是研究《春秋》辭法不可略過的重鎮。總之，“名”在董仲舒的思想中貫通經學與(yu) 義(yi) 理兩(liang) 大畛域、溝通天道與(yu) 人事之際、範圍心性之內(nei) 與(yu) 教化之外，其名號學說更是先秦儒家“正名”觀念向漢代及之後的“名教”思想演變的中間環節。

【目  錄】

緒論

第一節 研究主題的選擇第二節 研究綜述第三節 研究內(nei) 容與(yu) 框架

第一章 《深察名號》篇文本考釋

第一節 辨真偽(wei)

第二節 征文獻

第三節 明移篡

本章小結

第二章 董仲舒名號學說的思想淵源

第一節 名號探原

第二節 孔子“正名”析論

第三節 名辯思潮的遺產(chan)

第四節 援名入儒——《荀子·正名》篇探析

本章小結

第三章 順天應人以真物：名號學說的經學與(yu) 哲學闡釋

第一節 “天”：建基於(yu) 《春秋》的形上本體(ti) 建構

第二節 “名”何以成為(wei) “天人之際

第三節 “名倫(lun) 等物不失其理”：董仲舒的“物”哲學

本章小結

第四章 名學視域下的心性與(yu) 教化

第一節 “以心之名，得人之誠”——董仲舒“心”論解義(yi)

第二節 董仲舒人性論決(jue) 疑——以孔子、孟子與(yu) 荀子為(wei) 參照

第三節 教為(wei) 政本——董仲舒的“教化”觀念

本章小結

第五章 “正名以名義(yi) ”——董子《春秋》名例三題

第一節 董子《春秋》王義(yi) 考

第二節 董子《春秋》君義(yi) 考

第三節 董子《春秋》臣義(yi) 考

本章小結

第六章 名號學說視域下的董子辭

第一節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作為(wei) 解經門徑的《春秋》辭

第二節 董子《春秋》辭論：觀念與(yu) 方法

第三節 董子《春秋》辭法：常辭與(yu) 變辭

本章小結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序 言】

靖傑的書(shu) 稿《“發天意”而“正名號”——公羊學語境中的董仲舒名論》即將出版了，這本書(shu) 是在他博士論文《“發天意”而“正名號”——董仲舒〈深察名號〉篇文獻考辨與(yu) 經學詮釋》基礎上修改完成的。2021年9月，靖傑在上海交通大學哲學係餘(yu) 治平教授的精心指導下完成了這部博士論文。之後進入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成為(wei) 白彤東(dong) 教授的博士後，繼續從(cong) 事董仲舒政治哲學的研究。餘(yu) 治平教授在董仲舒及秦漢哲學方麵有精深的造詣，白彤東(dong) 教授則是諸子學、政治哲學尤其法家研究方麵的權威。靖傑既得名師的指導，自身又非常用功，在名學研究上作出了持之以恒的努力，所以他的研究成果逐漸得到了學界的認可，近年以《漢代儒家“名”的政治思思及其價(jia) 值研究》為(wei) 題，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現在已經入職上海大學哲學係，成為(wei) 一名青年教師，將來成為(wei) 中國哲學研究方麵的後起之秀是可以展望的。我長期從(cong) 事中國古代名學研究，尤其是“名”與(yu) 政治思想關(guan) 係的研究，曾以此為(wei) 中心撰寫(xie) 了博士論文，[曹峰：《中國古代における“名”の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本東(dong) 京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後來還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一書(shu) 。[曹峰：《中國古代“名”政治思想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可能是這個(ge) 原因，餘(yu) 治平教授邀請我參加了靖傑的博士論文答辯。我對於(yu) 他的研究主題和近年成果一直抱有濃厚的興(xing) 趣，也非常期待在他這個(ge) 領域做出更大成就，所以當靖傑請我給他的書(shu) 稿撰寫(xie) 序言時，便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名學研究，本來是個(ge) 非常小眾(zhong) 的領域。因為(wei) 所謂名學，在二十世紀的學人看來，就是以公孫龍子、惠施、墨辯為(wei) 代表的那些人關(guan) 心的話題，他們(men) 雖然在諸子百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規模很小，討論的事情也和經世致用沒有太大的關(guan) 係，後來就漸漸隱入曆史塵煙，成為(wei) 絕學。一直到了二十世紀才絕學複興(xing) ，因為(wei) 名學之中有著類似西方邏輯學、知識論的東(dong) 西。對於(yu) 西學而言，邏輯學、知識論恰恰是他們(men) 的基礎和命脈所在，所以清末民初打開國門的知識分子，認為(wei) 既然要向西方學習(xi) ，就要研究他們(men) 之所以強大的科學思維，學習(xi) 科學思維背後最為(wei) 根本的東(dong) 西，那就是西方的思維方式和論說方式。於(yu) 是嚴(yan) 複、王國維等人紛紛熱衷於(yu) 翻譯西方的名學（邏輯學）著作，胡適在美國挑選《先秦名學史》作為(wei) 自己的博士論文。在向西方學習(xi) 邏輯學、知識論的同時，中國人早已有之的類似的東(dong) 西也被發掘出來，以證明中國人在這方麵並非空白。於(yu) 是，沉寂兩(liang) 千多年的名家名學一時間成為(wei) 熱門的話題，成為(wei) 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men) 不否認，以公孫龍子、惠施、墨辯為(wei) 代表的名家名學中確實存在著類似西學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極為(wei) 珍貴，值得認真對待、深入探究。然而，事實上，名學在中國古代極為(wei) 複雜，各家各派都熱衷於(yu) 討論“名”，因此有著非常廣泛的話題。孔子、荀子、《公孫龍子》《尹文子》講“正名”，老子講“無名”，黃老道家和法家講“刑名”，儒家、黃老道家和法家講“名分”，儒家講名聲、名譽，董仲舒講“名號”，秦漢魏晉講“名教”。最為(wei) 流行的正名論、刑名（形名）論、名實論幾乎都有兩(liang) 套話語體(ti) 係，一套是以公孫龍子、惠施、墨辯為(wei) 代表的、今天所謂知識論邏輯學意義(yi) 上的名學，另外一套是流行於(yu) 其他各家的、今天所謂政治學倫(lun) 理學意義(yi) 上的名學。同樣，被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和班固在《漢書(shu) ·藝文誌》中塑造出來的“名家”，其實也由兩(liang) 批人組成，一批是二十世紀絕學複興(xing) 後大方光芒的名家，以公孫龍子、惠施、墨辯為(wei) 代表，另外一批是以《尹文子》《鄧析子》為(wei) 代表將名學與(yu) 政治相結合的名家，講求形名參同、名實相副以及尊卑名分。此外從(cong) “名”的使用上來看，也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類，雖然都基於(yu) 名稱這個(ge) 本義(yi) ，但一部分走向“名”作為(wei) 語言在使用時所產(chan) 生的各種問題，這是孔子、荀子、公孫龍子、墨辯以及《呂氏春秋·正名》篇關(guan) 注的問題，另一部分走向“名”作為(wei) 一種身分（“身分”和現代通用的“身份”有所不同，含義(yi) 更為(wei) 寬泛，與(yu) 一個(ge) 人的政治、經濟、道德定位有關(guan) ）標誌與(yu) 法律製度對社會(hui) 管理產(chan) 生的影響，這是《管子》《韓非子》以及《呂氏春秋·審分》篇關(guan) 注的問題。[李巍也有一種二分法，他把作為(wei) 名稱的“名”歸結為(wei) “指稱性的名”，把尊卑名位及附屬於(yu) 其上的名聲名號歸結為(wei) “指導性的名”，參見李巍：《春秋大義(yi) 與(yu) 黃老思潮——〈春秋〉“以道名分”說探析》，《社會(hui) 科學戰線》2019年第4期。]

總之，先秦秦漢之際“名”的思想，其內(nei) 容之複雜、對當時社會(hui) 所產(chan) 生影響之巨大，都是無法否認的思想史現實，然而，受製於(yu) 西學理論、框架、方法的二十世紀中國哲學史、思想史寫(xie) 作，在材料的選擇和使用上，顯然存在很大的問題。在名學研究上，最大的特點就是不顧思想史的實際情況，過分地強調以公孫龍子、惠施、墨辯為(wei) 代表的名家名學，而有意忽視其他的材料，有意忽視其他材料所具有的政治學內(nei) 涵，或者有意將其他相關(guan) 材料也朝知識論、邏輯學的方向去解釋。所以，如果說二十世紀的名學研究存在著嚴(yan) 重偏差，恐怕並非誇大不實之詞。

目前的名學研究顯然出現了巨大的轉變，論域被大大拓寬，從(cong) 僅(jin) 具知識論、邏輯學價(jia) 值的狹義(yi) 名學轉為(wei) 包括政治學、倫(lun) 理學價(jia) 值的廣義(yi) 名學。這種轉變，這一方麵和世紀之交對於(yu) 二十世紀中國哲學研究方法論的強烈反思有關(guan) ，也就是說，研究方法、概念使用、材料選擇、問題意識自身是否存在問題，這個(ge) 過去不存在問題的地方，其實存在很大的問題，這就使得中國哲學催生出不少新的命題和新的領域。另一方麵也和近幾十年不斷湧現的新出土文獻的刺激有關(guan) 。過去，我們(men) 從(cong) 事研究時，眼光和觀念受製於(yu) 傳(chuan) 世文獻，隻能看到那些被曆史反複淘汰、被後人層層詮釋之後留下的東(dong) 西，這些材料果然就能反映古人全麵而真實的麵貌嗎？這是值得懷疑的。現在馬王堆帛書(shu) 、睡虎地秦簡、郭店楚簡、上博楚簡、清華簡、北大簡、安大簡等新材料一次又一次地衝(chong) 擊著我們(men) 的視野，讓我們(men) 得以直接和兩(liang) 千年前的古人握手。我之所以會(hui) 從(cong) 事中國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就是因為(wei) 上個(ge) 世紀九十年代閱讀馬王堆帛書(shu) 《黃帝四經》的時候，發現裏麵出現頻率最高的概念，不是“道”不是“法”，而是“名”，那麽(me) 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呢？我試圖從(cong) 當時的名學研究論著中尋求答案，結果卻是失望的，因為(wei) ，《黃帝四經》裏麵關(guan) 於(yu) “名”的論述，顯然和以公孫龍子、惠施、墨辯為(wei) 代表的名家名學沒有直接關(guan) 聯，雖然大量使用“刑名”，卻和《韓非子》筆下作為(wei) 君主馭臣之術的“形名參同”之術也無法直接對應。《黃帝四經》裏麵的“名”，從(cong) 宇宙生成的角度看，是道生萬(wan) 物之後的必然產(chan) 物，是萬(wan) 物差異性、規定性之表征；從(cong) 認識世界的角度看，是高明的統治者用來“見知”天下大勢、決(jue) 定行動方案的認知工具；從(cong) 管理世界的角度看，“名”（包括“刑名”“名刑”）就是一種規範和標準，其性質和“法”最為(wei) 接近。毫無疑問，《黃帝四經》裏麵的“名”思想是一種典型的政治學說，既然過去的名學研究無法為(wei) 我提供有效的參考，那就隻能另辟蹊徑，從(cong) 政治思想的角度對其作出全新的考察。以《黃帝四經》“名”思想研究為(wei) 契機，我後來進而擴展到考察古代關(guan) 於(yu) 人名物名使用的禁忌，“名”與(yu) “法”的密切關(guan) 係，道家“無名”和“有名”之間的張力，孔子“正名”學說的真實內(nei) 涵，荀子政治學說中“正名”的重要地位，《管子》四篇與(yu) 《韓非子》四篇對於(yu) “名”的認識和使用，《呂氏春秋》對流行於(yu) 戰國末年“名”思想的概括，《尹文子》對於(yu) 戰國時期“名”思想的集大成，等等一係列問題。結果發現“名”的政治思想是個(ge) 尚未開掘的富礦，裏麵可以探索的新材料、新問題實在是太多了。這種由新材料激發的名學研究新視角新觀念，不僅(jin) 可以扭轉以往名學研究的偏差，拓寬名學研究的範圍，也必將對思想史哲學史寫(xie) 作框架的轉變、研究視野的調整發生重要的影響。

這一影響波及的範圍不僅(jin) 止於(yu) 哲學史、思想史，也波及到法學史。過去的法學史，毫無疑問會(hui) 對“法”的問題作出大量的分析和討論，但是與(yu) “法”的觀念及其表達最為(wei) 接近的“名”，卻長期得不到重視，實在是一件遺憾的事情。也曾有學者敏感到這一點，例如日本學者津田左右吉提出名家和法家其實無別，“對照法家和名家，這兩(liang) 家幾乎可以看作是一家，將名家和法家作名稱上的區別，實在是件奇怪的事，司馬談對名家的解釋恐有失當之處吧。”[津田左右吉《道家の思想と其の展開（道家的思想及其展開）》，東(dong) 京：岩波書(shu) 店1939年版，第255頁。中文為(wei) 筆者所譯。]說司馬談之名家定義(yi) 失當，這是因為(wei) 二十世紀的人隻知道以公孫龍、惠施、墨辯為(wei) 代表的、與(yu) 西方邏輯學比較接近的“知識型名家”，而司馬談對“知識型名家”雖有所論及，但卻是持批判和否定態度的。在司馬談的心目中，值得肯定的是另外一種名家，即其理論有益於(yu) “治”，可以為(wei) 君主專(zhuan) 製主義(yi) 提供服務的“政論型名家”，這種名家在作用和功能上確實和法家有重合之處。[“知識型名家”“政論型名家”兩(liang) 種名家是筆者所分，參見曹峰《中國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序言”及上編第三章“兩(liang) 種名家”。]

可喜的是，中國法史學界已經意識到了這個(ge) 問題。最近湖南大學蔣海鬆先生出版了一部名為(wei) 《“法”與(yu) “名”》的書(shu) 籍，[蔣海鬆：《“法”與(yu) “名”》，知識產(chan) 權出版社，2023年。]標誌著法律史學界開始認真地、全麵地審視這個(ge) 問題。在給此書(shu) 所撰寫(xie) 的《序》中，中國法史學界的權威俞榮根教授遺憾地指出：“一個(ge) 靠學研中國古代法思想史吃飯的人，一生竟未能有正麵研析‘名’在中國古代法中地位與(yu) 作用的專(zhuan) 論。”他認識到“名思想是傳(chuan) 統法典的樞紐與(yu) 靈魂，也是中國古代法哲學能立於(yu) 世界法哲學之林的根基，這一研究有助於(yu) 深入探尋禮法中國的基因與(yu) 底蘊所在。”因而對我曾經做過的一些開拓性的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jia) 。同時指出蔣海鬆先生此書(shu) 是“法學界首次對名這一傳(chuan) 統法哲學核心範疇進行較為(wei) 係統的著作，頗有創發之功。”因此，我相信，有法學史界的加入，名思想的研究將會(hui) 更加專(zhuan) 精和深入，同時可以預見，將來必然會(hui) 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格局的改變產(chan) 生影響。

華東(dong) 師大的苟東(dong) 鋒教授也一直在關(guan) 注中國古代名思想，已經出版了兩(liang) 部專(zhuan) 著《孔子正名思想研究》[苟東(dong) 鋒：《孔子正名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名教與(yu) 名學——儒家價(jia) 值理想的實踐機製研究》[苟東(dong) 鋒：《名教與(yu) 名學——儒家價(jia) 值理想的實踐機製研究》，商務印書(shu) 館，2023年。]。如果說，先秦時期，“名”還是各家各派的共同話題，那麽(me) 到了漢代以後，“名”幾乎成為(wei) 儒家學說的專(zhuan) 利。因此，從(cong) 先秦直到民國以前，從(cong) 孔子、孟子、荀子直到曆代儒家學者是如何討論名思想的，這絕對是一個(ge) 非常龐大的研究對象。這些年苟東(dong) 鋒教授在這個(ge) 領域做了大量的開拓性工作，他認為(wei) 古代儒者主要從(cong) 三個(ge) 方向論“名”：一是從(cong) 名言文字的層麵，二是從(cong) 人倫(lun) 名分的層麵，三是從(cong) 名譽名聲的層麵，他希望構建這三者間的內(nei) 在結構，使儒家名學變得更明確和係統。他提出，由孔子實質創立的儒家名學在先秦以後發展為(wei) 以名教為(wei) 形式的實踐形態，其基本任務是設法使人產(chan) 生踐行儒家價(jia) 值理想的道德動力。他還進一步提出，“名”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名”實際上是中國哲學最重要的觀念，許多重要的命題都是通過“名”展開的，因此“名”是中國哲學的“底本”，因此苟東(dong) 鋒致力於(yu) 創建“新名學”，從(cong) 而使名學在新的時代煥發出更大的活力。可以說，苟東(dong) 鋒教授把名學研究從(cong) 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帶入到哲學的創構之中，從(cong) 而為(wei) 這門研究注入了活水。

總之，二十一世紀之後，名學研究範圍被大大拓寬了，“名”不再僅(jin) 是知識論研究的靜止的、冷冰冰的對象，我們(men) 越來越認識到，“名”在中國古代是一種火熱的、活生生的東(dong) 西，“名”作為(wei) 一種可以改造世界、塑造人生的強大力量，還有很多值得考察和探討的地方。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尤其是青年學者開始關(guan) 注這個(ge) 領域，研究成果正在不斷地增長。靖傑的研究，正是在這樣一種學術史背景下形成的，其意義(yi) 和價(jia) 值在於(yu) 對名學領地的新拓展和對名學內(nei) 涵的新詮釋。

我在拙著《中國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的《結語》中曾經寫(xie) 過這樣一段話：“至於(yu) 《春秋繁露》和《白虎通》之名號論為(wei) 什麽(me) 會(hui) 被創立，其內(nei) 容屬於(yu) 什麽(me) 性質，劉劭的《人物誌》為(wei) 何會(hui) 納入到名家之中，這些問題本書(shu) 尚未檢討，留待今後的考察。”這些內(nei) 容本應是中國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之所以未加考察，一方麵是因為(wei) 我將重心放在了先秦，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前諸子百家的名學上。另一方麵，漢以後的名學顯然發生了重大的轉變，與(yu) 經學及儒家政治形態、社會(hui) 意識關(guan) 係更為(wei) 密切，而我在這方麵的專(zhuan) 業(ye) 訓練相對薄弱，因此就擱置了下來。所以當我聽到靖傑以公羊學視野下《春秋繁露》的“名號論”為(wei) 主題撰寫(xie) 博士論文的時候，我是非常高興(xing) 的。因為(wei) 這是一項前人沒有做過的工作，又是名學史研究的重要一環，如果能夠做好，對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研究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yi) 。在那篇博士論文中，靖傑很好地總結了漢以前與(yu) “名”相關(guan) 各種思想史現象，對《深察名號》篇文獻的性質和特征做了詳盡的考辯，對董仲舒名號論的經學基礎，對董仲舒思想體(ti) 係中“名”與(yu) “天”、心性、教化的特殊關(guan) 係，《春秋繁露》所見“正名”用例以及“董子辭”這一特殊的春秋筆法做了全麵、係統的討論，我當時就覺得受益匪淺，認為(wei) 對名學研究有實質性的推動，現在靖傑在精心修改、大量充實的基礎上，出版這部專(zhuan) 著，使得學界能夠全麵了解名學在秦漢以後出現的實質性轉變，了解儒學思想史中名學的地位和影響，毫無疑問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yi) 。

《春秋繁露》裏麵為(wei) 什麽(me) 會(hui) 有《深察名號》篇？這篇獨特文章的重要性，過去幾乎沒有全麵認真地探討過。董仲舒名學在中國名學史上，顯然起到承前啟後的關(guan) 鍵性作用。過去以知識論、邏輯學為(wei) 主線的名學研究幾乎完全不關(guan) 注此文，而研究董仲舒的學者如果沒有名學史的意識，也很難理解董仲舒為(wei) 何要創作此篇，我想靖傑此書(shu) 的價(jia) 值就在於(yu) 致力說清這一問題。如靖傑所言，可以用“正名以名義(yi) ”來概括《深察名號》篇的名學主張，就是說董仲舒的“名”不僅(jin) 指稱對象，也包含著“名”對對象之行為(wei) 與(yu) 道義(yi) 的要求，那就是德性。所以“王號”與(yu) “君號”各有“五科”，即五種德性，如果缺乏這五種德性，則“不全於(yu) 王”“不全於(yu) 君”。相應地，“諸侯”“大夫”與(yu) “士”之名，亦內(nei) 在包含了各自的德性與(yu) 職分規定。靖傑又將董仲舒的《春秋》詮釋與(yu) 《深察名號》篇中“王號”“君號”、乃至“諸侯”“大夫”“士”之名加以互證，以進一步說明《深察名號》篇為(wei) 董子真篇，名號學說為(wei) 貫通董子思想與(yu) 經學兩(liang) 大畛域的樞要。

董仲舒的名學確實很有特色，首先這是將名號理論和身分製度結合起來的典範，我們(men) 發現孔子的“正名”主要是在探討語言以及名稱使用的重要性，就是說孔子意識到語言以及名稱使用的不嚴(yan) 謹，會(hui) 導致政治的混亂(luan) ，這就是《論語·子路》篇“必也正名乎”的要義(yi) 所在，其最終歸節點在“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yu) 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即君子需要嚴(yan) 格管理自己的言行，從(cong) 而使言行保持一致。這一點荀子做了忠實的繼承，荀子的《正名》篇要求君子對自己的“心”能夠嚴(yan) 加管理，“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從(cong) 而避免“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避免“用名以亂(luan) 名”“用實以亂(luan) 名”“用名以亂(luan) 實”之“三惑”。而《呂氏春秋·正名》篇也對孔孟一係的正名理論做了積極回應，“名正則治，名喪(sang) 則亂(luan) 。使名喪(sang) 者，淫說也。說淫則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亂(luan) 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這同樣是對政治場合中語言表達之恰當準確與(yu) 否的清醒認識。然而，我們(men) 可以明顯地發現，這條線索的正名理論和身分製度並沒有直接的關(guan) 聯，《論語·子路》篇的“必也正名”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並沒有掛上鉤，將兩(liang) 者視為(wei) 天然相關(guan) 是漢以後的事情。《荀子·正名》也沒有和身分製度聯係起來，荀子關(guan) 於(yu) “分”有大量的討論，但唯獨在《正名》篇沒有涉及。我們(men) 在《管子》《韓非子》《慎子》《尹文子》、馬王堆帛書(shu) 《黃帝四經》等黃老道家、法家的著作中，卻可以發現大量的把身分和名分關(guan) 聯起來的論述。值得注意的是，《呂氏春秋》既從(cong) 語言與(yu) 名稱使用的角度討論了“名”的政治作用，那就是《正名》篇，又從(cong) 身分、職分、名分的角度闡述了“名”的政治作用，那就是《審分》篇，此篇說“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呂氏春秋》同時展現這兩(liang) 條“名”思想線索，而且將其設置為(wei) 前後相鄰的兩(liang) 篇，顯然認為(wei) 這都是“名”思想的體(ti) 現。可是《呂氏春秋》又把《正名》置於(yu) 《先識覽》的最後一篇，把《審分》篇置於(yu) 《審分覽》的第一篇，顯然又有刻意區分的意思在裏麵。那麽(me) ，這兩(liang) 者是在何時何地由誰開始合流的呢？這還需要做大量深入的研究，但不管怎麽(me) 說，董仲舒的“深察名號”論顯然起到了關(guan) 鍵的作用。

《深察名號》篇中，董仲舒引用了《論語·子路》篇“君子於(yu) 其言，無所苟而已”。可見他對語言使用與(yu) 政治影響的關(guan) 係有深刻的認識。同時，他又界定了從(cong) “天子”到“民”的五種“號”，即“故號為(wei) 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wei) 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號為(wei) 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yi) ，使善大於(yu) 匹夫之義(yi) ，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cong) 上而已。”可以看出，這不同於(yu)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不是一個(ge) 廣義(yi) 的社會(hui) 倫(lun) 理體(ti) 係上的名號係統，而是大一統政治體(ti) 製下的明確的身分規定與(yu) 德性要求。所以可以說董仲舒以他獨特的方式，把《呂氏春秋》中《正名》與(yu) 《審分》兩(liang) 套體(ti) 係融合在了一起。[《春秋繁露》中“考功名”一篇，可以說繼承的就是身分製度意義(yi) 上的名學。即君主專(zhuan) 製體(ti) 製下的政府管理係統和考核製度。]這裏麵既有先秦儒家名學的影子，也有先秦黃老道家、法家名學的影子。

如魏際昌所言，先秦各家的名學最終都可以歸結為(wei) 訓詁學。[曹峰：《通過訓詁談“名學”：魏際昌的“名學”研究》，《諸子學刊》第26輯，2023年5月。]在《深察名號》篇中，我們(men) 也可以看到訓詁學的痕跡，例如他詳細地列舉(ju) 了“王”的含義(yi) ，“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遍；德不能匡運周遍，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yu) 王。”此外，“士者，事也；民者，瞑也”也是類似的表達。可見在董仲舒這裏，“名”並不是隨人的主觀意誌可以隨意發揮、製定的對象。必須首先通過嚴(yan) 格的語言審定，可以說這是對先秦名學基本特征的尊重。當然這種名稱審定也有著深刻的政治意義(yi) 。春秋公羊學看上去是一種儒家政治思想，但其實質是經學，經學的基底歸根結底是語詞訓詁，董仲舒之所以有其獨特的“辭法”與(yu) “辭論”，歸根結底又是對先秦名學的尊重和繼承，所以如果我們(men) 說是先秦名學塑造了董仲舒的思想特征，恐怕也不算誇大。

在古人心目中，名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指事符號，而是對事物性質的把握。掌握了名，就掌握了事實判斷和價(jia) 值判斷，從(cong) 而可以預判對象最終的結局。因此中國古代曾經有過極為(wei) 發達的人名物名禁忌。[參見曹峰：《中國古代“名”政治思想史研究》上編第一章“關(guan) 於(yu) ‘名’的政治禁忌”。]這正是董仲舒要在這篇文章中大講特講“性”的原因吧，“性”與(yu) “名”的關(guan) 係，可以說是先秦名學的要害，公孫龍子、惠施、墨辯等典型的“知識型名家”，雖然未必使用“性”字，但他們(men) 討論的問題無不在於(yu) “名”能否準確地把握物性。《荀子》也論及“名”與(yu) “性”的關(guan) 係，但並不詳盡。而董仲舒則對此問題有了更為(wei) 豐(feng) 富的討論，董仲舒所述“名”與(yu) “性”可能直接上承中國古代對於(yu) 名可以把握事物性質的信仰。所以《深察名號》論首先提到：“名生於(yu) 真，非其真，弗以為(wei) 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然後就開始大段描述談“性”的問題，應該說這不是偶然的。《深察名號》同時提到，《春秋》在“辨物之理，以正其名”上恰恰是最為(wei) 較真的。這樣《春秋》在名學上就具有了權威地位。

那麽(me) “名”來自於(yu) 何處呢？董仲舒也說的很清楚，來自於(yu) 天。“名”的來曆，在《深察名號》論之外的傳(chuan) 世文獻裏麵很少談及，僅(jin) 僅(jin) 在《老子》首章裏麵提到“無名”“有名”同出於(yu) “道”，《鶡冠子·環流》的宇宙生成論裏麵，提到“名”來自於(yu) “一”和“氣”。現在我們(men) 通過出土文獻發現，古人對這個(ge) 問題有著很深的興(xing) 趣，上博簡《恒先》和《鶡冠子·環流》一樣，在一個(ge) 以“恒先”以及“或”與(yu) “氣”為(wei) 起點的生成過程中，把“名”嵌入到了生成環節之中。馬王堆帛書(shu) 《黃帝四經·稱》也說“有物將來，其形先之。建以其形，名以其名。”可見道家從(cong) 形而上的角度，對於(yu) “名”的由來以及“名”的作用有認真的思考。關(guan) 於(yu) “名”和“天”的關(guan) 係，僅(jin) 在郭店楚簡《語叢(cong) 一》中可以看到“有天有命有物有名”的說法，《語叢(cong) 一》的性質較難斷定，學界大多認為(wei) 這是一部帶有儒家傾(qing) 向的語錄，如果是儒家的文獻，那麽(me) 看來儒家也對“名”的來源有過探索。不管怎樣，董仲舒一方麵繼承了這些說法，另一方麵也借此將“名”納入了他以天為(wei) 最高本體(ti) 的思想體(ti) 係之中。

近年公布的清華簡《五紀》對我們(men) 理解董仲舒的名號論也有很大幫助，清華簡《五紀》描述的是以“後”為(wei) 代表的古代聖王在使天下由大亂(luan) 到大治時，所做的種種重建世界格局和秩序的工作，這個(ge) 世界格局非常龐大，天地人鬼均在其間，“後”所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為(wei) 他們(men) 設置名號。人所麵對的宇宙存在著一個(ge) 巨大的鬼神體(ti) 係，天地日月星辰無不代表神靈，神靈的名號各自不同，德性各自不同，祭祀的時間也各自不同。“凡群神之號：天其號曰蒼皇，高畏，上甲有子。地其號曰降魯，天合有土，上甲有戌。四荒同號曰天荒，有光司晦，上甲有申。四冘同號曰天冘，行猶有倫(lun) ，上甲有午。四柱同號曰天柱，建安有常，上甲有辰。四維同號曰天維，行望四方，上甲有寅。東(dong) 司同號曰秉禮，司章，元辰日某。南司同號曰秉信，司時，元辰日某。西司同號曰秉義(yi) ，司正，元辰日某。北司同號曰秉愛，司度，元辰日某。四維同號曰行星，有終，日某。南門其號曰天門、天啟，建正，秉信位順及左右征徒，日某。北鬥其號曰北宗、天規，建常，秉愛，匡天下，正四位，日某。”可想而知，在世界格局的重建中，名號係統的由誰設立、由誰掌握是一件極為(wei) 重要的事情，這也應該是古代名稱禁忌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董仲舒所要深察的名號，毋庸置疑也是這一類關(guan) 乎國體(ti) 的根本大事。董仲舒很有可能了解《五紀》這一類闡述天道的文獻，同時受其影響，在其天道體(ti) 係中，也必然會(hui) 加入名號的內(nei) 容。按照這一思路，再去翻檢傳(chuan) 世文獻一些我們(men) 所忽視的地方，或許可以讀出新的深意，如《國語·魯語》說“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大戴禮記·五帝德》所謂“使禹敷土，言名山川，以和於(yu) 民”，可以說講的都是名號係統的建立。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董仲舒幾乎可以視為(wei) 先秦名學的集大成者，先秦名學均匯聚於(yu) 此，又被他提煉出一套完整的思想體(ti) 係。這裏麵有作為(wei) 語言的“名”，其使用方法是訓詁的手段，在保證價(jia) 值取向的前提下，董仲舒將其和《春秋》經學特殊的“辭論”“書(shu) 法”關(guan) 聯起來。這裏麵有用來審查物理和人事的“名”，掌握了這種“名”就可以把握事物的性質，也就是“真”。而“名”之所以有此功能，正因為(wei) “名”直接來自於(yu) “天”，獲得了最高的合法性保證。這裏麵還有代表政治身分、責任以及道德義(yi) 務、名譽的“名號”，這是一套政治與(yu) 價(jia) 值緊密相關(guan) 的符號係統，一旦建立，就可以使名號的承擔者發揮自約束與(yu) 自我管理的功能，而這正是大一統後漢王朝所急需的東(dong) 西，這套價(jia) 值符號體(ti) 係集名稱、身分、德性、名譽於(yu) 一體(ti) ，並以《春秋》公羊學關(guan) 於(yu) 名辭規範的說明作為(wei) 旁證，對後世儒家中國產(chan) 生了極大的影響，漢以後以名教治國，正是這套價(jia) 值符號體(ti) 係發揮作用的體(ti) 現。

靖傑通過考察《深察名號》文本，通過探討董仲舒名號係統的思想淵源，通過分析董仲舒名學和心性與(yu) 教化的關(guan) 係，通過闡明董仲舒“正名以名義(yi) ”的過程，同時結合《春秋》公羊學特殊的語言使用方法，對董仲舒的名學思想做了全麵而完整的研究，有史以來第一次搭建了董仲舒名學體(ti) 統的完整構架，其學術價(jia) 值值得高度肯定。就像靖傑在書(shu) 中說的那樣，《深察名號》篇圍繞名號乃及心性議題的討論皆是為(wei) 了推行儒家的王道教化張本。就名號學說本身而言，“名”是溝通天人之際的樞要，是將天道規律轉換為(wei) 人道秩序的工具，也是將“心”與(yu) “性”接榫到儒家教化議題的關(guan) 鍵。“名”既是溝通董學中經學與(yu) 哲理兩(liang) 個(ge) 麵向的樞要，也是“天人之際，合而為(wei) 一”的關(guan) 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後的董仲舒研究、漢代思想史研究、儒學思想史研究、名學史研究、乃至中國哲學史思想史寫(xie) 作，我認為(wei) 都有必要重視和參考這些結論。

在董仲舒如何以集大成的方式全麵吸收先秦名學各家各派、各條線索的有用元素，如何使其名學體(ti) 係有效地納入到其天道論中，從(cong) 而為(wei) 大一統王朝的政教體(ti) 係服務，等等方麵，我覺得靖傑還存在力有未逮之處，因此在這篇序言中，結合靖傑的研究，談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但無論如何，靖傑目前所做的工作已經值得予以高度評價(jia) ，也期待靖傑能夠在今後的研究中作出更多重要的學術貢獻。

曹峰

2023年12月4日於(yu) 中國人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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