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純齋主人】《春秋》三傳通讀入門之一 ——前言(1)《春秋》是一部什麽樣的書?

欄目:經學新覽
發布時間:2024-07-05 17: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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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傳(chuan) 通讀入門之一

——前言(1)《春秋》是一部什麽(me) 樣的書(shu) ?

作者:三純齋主人

來源:“三純齋”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四月廿五日丙申

          耶穌2024年6月1日

 

寫(xie) 在前麵的話:

 

這是我將之前的讀書(shu) 筆記做了初步校對以後,重新開始連載。不出意外的話,大概要連載一年多。這一版跟前麵那一版相比,主要是修訂了第一遍一些明顯的錯誤,也校對修訂了一些錯別字。

 

當初開始第一遍的時候,我是自己邊讀邊整理,一方麵我是初學者,見解粗淺,另一方麵也想著如講故事那樣,能盡量做到通俗易懂,壓根沒有想過成稿啊出版啊這些事。所以,我的文字可能不夠精煉,甚至用專(zhuan) 業(ye) 角度看大白話、口水話太多,這次修訂,我盡量力所能及的將語言壓縮一下,也給願意看的各位朋友盡量節省點時間。

 

隻是有點遺憾,以前的那個(ge) 風格雖然囉嗦,但接地氣,可能修訂以後的,有點嚴(yan) 肅古板無趣了——但人生就是這樣,有得必有失,怎麽(me) 可能兼得啊?

 

另外,有朋友曾推薦定名為(wei) 《<春秋>三傳(chuan) 比義(yi) 》,李均宏老師建議定名為(wei) 《<春秋>三傳(chuan) 通釋》,不過我覺得這些名字都有點張揚,所以還是沒敢用。我給這些資料的定位是,適合《春秋》及三傳(chuan) 的入門愛好者來讀的文字,甚至中學生都能理解——所以,這個(ge) 不是什麽(me) 專(zhuan) 業(ye) 的學術書(shu) 稿,隻是一個(ge) 業(ye) 餘(yu) 愛好者閑來無事消磨時間的產(chan) 物罷了。我不奢望能出,如果有一天真意外出版,那也算如陳忠實先生當年說的,有一本在去世後能墊在頭底的書(shu) 了。

 

好了,還是不囉嗦了,就此開始新一輪炒冷飯吧……

 

《春秋》是一部什麽(me) 樣的書(shu) ?

 

這個(ge) 問題放開了說,可以洋洋灑灑寫(xie) 幾萬(wan) 字的文章來論述,這裏我粗淺地談下自己的理解。

 

春秋,既可解釋為(wei) 春夏秋冬四季中的春季和秋季——由此引申出用“春秋”二字代指一年。也可解釋為(wei) 中國曆史上一個(ge) 特殊的時期即所謂的“春秋戰國時期”中的前半段。還可解釋為(wei) 一本書(shu) ——即《春秋》。正是由於(yu) “春秋”二字可以指代年份,所以,大概在三千年前,魯國史官按照時間順序逐年記載的、以魯國曆史事件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一部書(shu) ,就以《春秋》命名——其實不隻是魯國,當時別的國家也有類似的也叫《春秋》的史書(shu) ,但魯國的這部《春秋》後來經過孔子修訂以後傳(chuan) 承了下來,成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儒家的重要典籍,所以後人提到《春秋》,一般都默認指的就是這部魯《春秋》。這部書(shu) 的記事方式也開創了中國史書(shu) 體(ti) 裁的一個(ge) 重要派別,即“編年體(ti) ”史書(shu) 。《春秋》就是公認的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編年體(ti) 史書(shu) 。也正由於(yu) 《春秋》一書(shu) 記事的時代,大致與(yu) 東(dong) 周前半段時間上相匹配,所以東(dong) 周的曆史在史學界習(xi) 慣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段,前一個(ge) 階段就被以“春秋”命名,後一個(ge) 階段即戰國。

 

今天我們(men) 說的《春秋》一書(shu) ,一般認為(wei) 是孔子依據魯國史官記載的史料整理修訂而成。所以嚴(yan) 格說,《春秋》不是孔子原著,隻是他對已有資料的修訂整理。

 

世界上應該沒有哪個(ge) 民族像中華民族這樣重視對曆史事件的記錄了。得益於(yu) 漢字的存在且其變化規律清晰可溯,我們(men) 有文字記錄的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甚至更早的曆史也可以隨著甲骨文的辨識而日益被了解。在孔子之前,史官是一個(ge) 非常特殊的職位,掌握著客觀記載國家大事的權力,任何人都無法幹預。所以後世有“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一說,無論是齊的太史兄弟還是晉的董狐,之所以名垂千古就是因為(wei) 不畏強權秉筆直書(shu) 如實記載了史實。

 

在孔子以前的時代,修史是屬於(yu) 官方壟斷的事,私人是沒有資格來修史的。孔子修《春秋》,打破了官方修史的壟斷權,開創了私人修史的先河。其後果就是曆史事件既有官方正史的記載,也開始有稗官野史的記載,甚至有時候官方記載和民間記載大相徑庭乃至截然相反。此時後人要了解曆史的真相,就比較費勁。不像孔子之前的曆史,因為(wei) 一件曆史事件隻有官方一種記述,一看就知道是怎麽(me) 回事——實際上,我們(men) 今天也完全可以猜測,這種官方唯一話語權講述的也未必真的就是客觀的史實——除非所有史官都是齊太史、晉董狐這樣的人。

 

我們(men) 都知道孔子是很尊崇禮儀(yi) 。所謂的“禮”,在當時就是社會(hui) 各個(ge) 階層處理各種事時要遵循的行為(wei) 規範。作為(wei) 沒有修史資格的私人去修史,這顯然是違反禮的——孔子自己也說:“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見他清楚修《春秋》的行為(wei) ,是僭越——那他為(wei) 何還要做這件事呢?

 

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有這樣一段記敘: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yu) 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這段話意思說,魯哀公十四年春天,魯國人在大野這個(ge) 地方狩獵……這次狩獵捕獲了麒麟,孔子歎息說:“我的‘道’走到了盡頭了啊!(注:即他的主張到了窮途末路了根本沒法推行)”……孔子說:“怎麽(me) 辦!怎麽(me) 辦!君子最擔憂的就是死後沒能留下一個(ge) 好的名聲啊。我的主張沒法實現,我能給後世留下什麽(me) 啊!”於(yu) 是就根據魯國的史書(shu) 作了《春秋》一書(shu) ,上起於(yu) 魯隱公,下至魯哀公十四年,一共記載了魯國十二個(ge) 國君時期的曆史。

 

這是司馬遷對孔子作《春秋》緣由的解釋。孟子對孔子作《春秋》一事的起因有過更詳細的解釋,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可見,孟子認為(wei) ,孔子雖然知道自己做了違反禮製的事情,但這是迫不得已。因為(wei) 當時已經禮崩樂(le) 壞,社會(hui) 失去了正常的倫(lun) 理秩序,在孔子看來,能讓社會(hui) 體(ti) 係重歸正軌更重要、意義(yi) 更大。如何讓社會(hui) 重歸正軌?孔子認為(wei) ,就是“道”——即正確的行事標準和社會(hui) 運行準則。所以,孔子要通過《春秋》的文字,闡述他認為(wei) 的“道”、闡述他對社會(hui) 治理的觀點和看法,最後達到影響他人、影響社會(hui) 的目的。

 

《春秋》是如何實現孔子這個(ge) 目的呢?後人認為(wei) ,孔子修訂《春秋》,在記述魯國史實的同時,文字上特意做了藝術處理,《春秋》雖然記事文字非常簡練,但是每個(ge) 字都很講究,有著所謂的“微言大義(yi) ”。所以後人就有“春秋筆法”一說,意思是文字不能隻看表麵的敘述,要琢磨文字後麵暗含的意思。孔子就是通過這種春秋筆法,來傳(chuan) 遞他的思想。《春秋》除了記事記史,還隱晦地傳(chuan) 遞著孔子對曆史人物和事件的臧否,塑造了一套孔子認為(wei) 合乎儒家道德規範的評價(jia) 標準體(ti) 係。對此,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裏說了一段話,他說:

 

周道廢弛,孔子為(wei) 魯司寇,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wei) 天下儀(yi) 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長於(yu) 治人。撥亂(luan) 世反之正,莫近於(yu) 《春秋》……夫不通禮義(yi) 之旨,至於(yu)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yi) 之大宗也。

 

這段話意思說,那個(ge) 時候周王室開始衰微,周公此前製定的禮儀(yi) 規矩,影響日益衰微。孔子當時在魯國擔任司寇一職。但是諸侯們(men) 害他,大夫們(men) 排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建議當政者聽不進去,他的主張也難以實現。於(yu) 是就把二百四十二年的魯國曆史按照自己的是非道義(yi) 標準做了評判,以此希望作為(wei) 天下人的行為(wei) 準則。他之所以在這部書(shu) 裏貶低(行為(wei) 不合乎禮法的)天子、斥責(不守規矩)的諸侯、聲討(胡作非為(wei) )的大夫,就是為(wei) 了闡明正確的王道……孔子修訂的《春秋》這部書(shu) ,往大了說,闡明了夏禹、商湯、周文王這樣的古代聖王的治國理念,往小了說,講明了為(wei) 人處世的原則,分清了難以分清的事物,製定了是非的評判標準,讓做事猶猶豫豫的人有了行事的準則,使人們(men) 知道什麽(me) 是善什麽(me) 是惡什麽(me) 是賢良什麽(me) 是不肖。保存了已經滅亡國家的文化曆史,延續了已經要滅絕的家族世係,彌補了社會(hui) 運行中存在的弊端,讓已經荒廢的好的東(dong) 西重新得以興(xing) 起。這些都是先王之道非常重要的內(nei) 容啊……《春秋》讓人能明辨是非,所以有助於(yu) 治理人民。要說能對社會(hui) 起到撥亂(luan) 反正作用的,沒有比《春秋》更好的書(shu) 了……如果做人不通曉禮義(yi) 的要旨,就會(hui) 君王沒有君王的樣子,臣子不守臣子的規矩,做父親(qin) 的不像父親(qin) ,做兒(er) 子的不像兒(er) 子。君王沒有君王的樣子,就會(hui) 出現以下犯上。做臣子的不守臣子的規矩,就會(hui) 惹來殺身之禍。做父親(qin) 的不像父親(qin) ,就是不守倫(lun) 理道德。做兒(er) 子的不像兒(er) 子就是不孝敬父母。這四種行為(wei) ,都是天下最大的過錯。有這四種行為(wei) 的人,怎麽(me) 批判懲罰他們(men) 都不為(wei) 過。所以說《春秋》這本書(shu) ,闡述的就是禮義(yi) 的根本。

 

讀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會(hui) 感覺幾乎整篇都在高度頌揚《春秋》。我猜有兩(liang) 方麵原因,一者,《春秋》確實禁得起這樣的表揚,尤其在司馬遷時代,以董仲舒為(wei) 代表的漢儒將《春秋》拔高到了一個(ge) 新的高度,為(wei) 後世兩(liang) 千年《春秋》的地位做了一個(ge) 定論;另一方麵,也不乏太史公夾帶私貨——畢竟《春秋》具有史書(shu) 的成分,而太史公最大的心血也是著了我們(men) 熟知的《史記》。太史公對《史記》的期待,某種程度上恰如孔子對《春秋》的期待,都希望能做到教化人心,讓人能明辨是非,知道什麽(me) 該做什麽(me) 不該做,什麽(me) 是對什麽(me) 是錯。所以褒揚《春秋》其實也是在抬高自己的作品吧。

 

也正是因為(wei) “《春秋》者,禮義(yi) 之大宗也”,所以孟子後來評價(jia) 說:“孔子做《春秋》而亂(luan) 臣賊子懼。”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司馬遷也說“《春秋》之義(yi) 行,則天下亂(luan) 臣賊子懼焉。”從(cong) 孟子和司馬遷的這個(ge) 觀點來說,似乎孔子修訂《春秋》達到了他的目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如此,就不好評價(jia) 了——反正後世“臣弑君、子弑父”這樣的亂(luan) 臣賊子依然屢見不鮮。想來如果太史公地下有知,恐怕也隻能對此歎息一句:“嗚呼!惜乎《春秋》之義(yi) 不行,致使天下亂(luan) 臣賊子無所懼矣!”

 

正是因為(wei) 後世對孔子修訂的《春秋》——為(wei) 了方便,後麵我們(men) 就按照慣例直接稱呼為(wei) 《春秋》——有這樣高的評價(jia) ,後來《春秋》就被列為(wei) 儒家的五經之一,所以《春秋》也叫《春秋經》。過去說“四書(shu) 五經”也罷、“六經”“十三經”也罷,但怎麽(me) 排,《春秋》都是“經”之一。

 

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稱為(wei) 《經》的要麽(me) 作者是聖王賢哲——如《黃帝內(nei) 經》的作者假托是黃帝、《易經》的作者說是周文王;要麽(me) 是有宗教背景,如《金剛經》《道德經》乃至《聖經》《古蘭(lan) 經》。總之,能被稱為(wei) “經”的典籍,其文字傳(chuan) 遞的理念,就是人們(men) 應該遵守的思想、道德乃至行為(wei) 準則。

 

但一說起《春秋》,我們(men) 往往還會(hui) 同時聽到《春秋左氏傳(chuan) 》《春秋公羊傳(chuan) 》《春秋榖梁傳(chuan) 》——不僅(jin) 僅(jin) 會(hui) 提到“經”,還會(hui) 提到相對應的“傳(chuan) ”。其實不僅(jin) 是《春秋》,儒家的很多經典都是即有“經”又有“傳(chuan) ”的,例如《易經》就有相對應的《易傳(chuan) 》。

 

這就引出一個(ge) 問題:什麽(me) 是經,什麽(me) 是傳(chuan) ?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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