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尊孔崇儒下的儒學與(yu) 社會(hui)

作者：陳霞（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

來源：《曲阜碑刻視域下的孔子與(yu) 曆代中國》

隨著孔子、儒學在漢代地位的提升，以及漢統治者尊孔崇儒的重視，漢代社會(hui) 尊孔之風也逐漸興(xing) 盛。從(cong) 曲阜漢代碑刻來看，在魯地，無論是以魯相為(wei) 代表的官僚階層，還是以孔子後裔為(wei) 代表的孔氏家族，甚至是魯地的平民百姓，都自覺地給予孔子應有的尊重，並自覺繼承孔子學術，發揚儒學，對孔子思想、儒家觀念在社會(hui) 中的傳(chuan) 播與(yu) 推廣做出了重要貢獻。本節即根據曲阜漢碑所涉及的社會(hui) 各階層，分析儒學對漢代的影響。

一、魯國四相：“闡弘德政，恢崇一變”

魯國四相，是指在“孔廟三碑”中所提到的四位先後任職於(yu) 孔子故裏的魯相：乙瑛、平、韓敕、史晨。這四位魯相，隻是漢代曆任魯相中的幾位，由於(yu) 官職較低，他們(men) 的具體(ti) 事跡在文獻中幾無記載。然而，作為(wei) 孔子故裏的地方官員，他們(men) 卻身體(ti) 力行地為(wei) 孔子儒學的承繼與(yu) 弘揚盡心盡力，為(wei) 發揮儒學在漢代社會(hui) 中的作用盡職盡責，以期達到“闡弘德政，恢崇一變”之儒家理想。他們(men) 的名字也隨著矗立在孔廟中的石碑，曆經千年，永不泯滅。

四位魯相，其生平事跡，除“孔廟三碑”之外，幾無其他文獻記載。

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今山東(dong) 禹城)人。其事跡，僅(jin) 見於(yu) 《乙瑛碑》。

平，乙瑛的繼任者。乙瑛在上報朝廷請置百石卒史之後不久即卸任，皇帝詔書(shu) 下來時，已是平任職時期。魯相平根據詔書(shu) 要求，主持選拔出孔龢出任第一任百石卒史。其事跡，除了《乙瑛碑》之外，亦無他載。

韓敕，字叔節，時人尊稱為(wei) 韓明府。《永壽二年韓敕禮器碑》記載其為(wei) “河南京”人，至於(yu) 其生平事跡，除該碑之外，亦別無其他文獻記載。根據碑文，韓敕在任職期間，主要做了以下幾件事：其一，“複顏氏亓官氏邑中繇發”,複，在這裏指免除徭役的意思，此舉(ju) 也就是說免除了孔子舅家顏氏與(yu) 妻家亓官氏兩(liang) 族的徭役；其二，“造立禮器”;其三，“修飾宅廟”;第四，“更作二輿，朝車威熹”,添造了輿車；第五，“宣抒玄汙，以注水流”,疏通、整治孔廟內(nei) 的水流通道。韓敕的行為(wei) “上合紫台，稽之中和；下合聖製，事得禮儀(yi) ”,辦理得非常合體(ti) 、合禮，以至於(yu) “四方士仁，聞君風耀，敬詠其德，尊琦大人之意，逴彌之思。乃共立表石，紀傳(chuan) 億(yi) 載”。而且，在這幢碑的碑末、碑陰及碑側(ce) ，還記載了一份詳細的捐資名單，也是此次魯相韓敕發起的造置孔廟禮器活動的協助者。從(cong) 這份名單來看，參與(yu) 者包括了山東(dong) 、河南、江浙等地近百人，這些人所捐之錢從(cong) 一百到三千不等，因捐資者地位、身份不同，稱呼亦各異。從(cong) 這份捐資名單來看，在魯相韓敕的引領帶動下，一批官僚、士大夫競相尊孔，支持在孔廟造置禮器。這其中既有韓敕個(ge) 人的引領，更有當時社會(hui) 尊孔崇儒之風的影響。

史晨，字伯時，河南人。《建寧二年史晨前後碑》記載他於(yu) 建寧元年(168)四月十一日到官。碑文記載他在上報給朝廷的奏書(shu) 中說：“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弘德政，恢(崇)一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魯國乃周公封國、孔子故裏，作為(wei) 古聖先賢之地的地方長官，史晨自覺擔起重任，並生發出“闡弘德政，恢崇一變”之政治理想。於(yu) 是，在他到任之後，即擇令日拜謁孔子，並考察孔廟及孔子祭祀情況，從(cong) 而發現一些問題：其一，“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即孔廟管理製度不完備；其二，“臣伏見臨(lin) 璧雍日，祠孔子以大牢，長吏備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而)本國舊居，複禮之日，闕而不祀”,即孔子祭祀之禮不完備；其三，“無公出酒脯之祠”,即祭祀時無公費置辦供品。鑒於(yu) 以上情況，史晨上奏朝廷，請求在曲阜孔廟亦行春秋饗禮，並“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煙祀”,由國家擔負春秋二祭中的費用。不僅(jin) 如此，在禮器置辦完備之後，史晨還在孔廟組織了一次大型的禮樂(le) 演習(xi) 活動。這次活動，不僅(jin) 有魯國及周邊州郡的重要官員、孔氏後裔中的傑出子弟參加，更有眾(zhong) 多低等官吏、儒生等參加，正如碑文所載，“國縣員(冗),吏無大小，空府竭寺，鹹俾來觀”,“並畔宮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諧，蕩耶反正，奉爵稱壽，相樂(le) 終日”。這在當時的魯國，甚至周邊地區，都是一件極為(wei) 轟動的大事。另外，史晨祭祀孔子之後，“部史仇誧、縣吏劉耽等”又對闕裏牆垣進行整修，“補完裏中道之周左廧垣壞決(jue) ，作屋塗色，修通大溝，西流裏外，南注城池”。在此過程中，還避免了勞民傷(shang) 財，“恐縣吏斂民，侵擾百姓，自以城池道壖麥給令，還所斂民錢材”。除此之外，史晨還在“昌平亭下立會(hui) 市”,方便孔瀆和顏母井兩(liang) 地百姓酤買(mai) 酒肉祭祀孔子；“瀆井，複民飭治，桐車馬於(yu) 瀆上，東(dong) 行道，表南北，各種一行梓”;“假夫子塚(zhong) 顏母開舍及魯公塚(zhong) 守吏凡四人，月與(yu) 佐除”。看來，史晨在任職期間，圍繞著孔子祭祀與(yu) 孔子廟、百姓生活，做了不少事情，獲得了官吏、民眾(zhong) 的擁護與(yu) 愛戴。

從(cong) 以上四位魯相的事跡來看，他們(men) 針對孔子祭祀及孔廟的一係列舉(ju) 措，一方麵是基於(yu) 自孔子歿後魯地曆來的尊孔崇聖的傳(chuan) 統，他們(men) 作為(wei) 地方官，自然有一份職責所在；更為(wei) 重要的是基於(yu) 漢代以來孔子儒學地位的上升。漢代統治者對孔子祭祀逐漸重視，孔子祭祀的規格亟待提升。這前後四位魯相，對當時的孔子祭祀與(yu) 孔子廟管理都做出了各自的貢獻。在他們(men) 的上傳(chuan) 下達中，必然會(hui) 引發統治者對闕裏孔廟的思考；他們(men) 在孔廟進行的一係列活動，也必然會(hui) 影響社會(hui) 各個(ge) 階層對孔子與(yu) 儒學的認識。作為(wei) 為(wei) 政一方的基層官吏，他們(men) 是所轄區域中民眾(zhong) 的思想、行為(wei) 的引領者，他們(men) 的行為(wei) 會(hui) 對孔子思想與(yu) 儒學在漢代的宣揚及推廣產(chan) 生重要影響。

二、孔子後裔：“祖述家業(ye) ”“紹聖作儒”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shu) 》,訂《禮》《樂(le) 》,讚《易》,作《春秋》,在中國文化史上有著重要地位。正如柳詒徵先生所評價(jia) 的那樣：“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chuan) ；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自孔子歿後，孔氏家族子孫也謹遵先祖遺訓，遵禮守德，詩書(shu) 傳(chuan) 家。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七世單傳(chuan) 。到西漢時期，孔子後裔已傳(chuan) 至九代。漢初，高祖過魯祀孔，封孔騰為(wei) “奉祀君”,孔騰即孔子九世孫。據《闕裏誌》記載，孔騰為(wei) 孔鮒之弟,他們(men) 的父親(qin) ，為(wei) 《史記·孔子世家》所載“子高生子慎”中的“子慎”。後世關(guan) 於(yu) 子慎的名字有很多說法，《孔氏祖庭廣記》《闕裏誌》《孔子世家譜》等文獻記為(wei) “謙”。在此我們(men) 遵照以上文獻稱之為(wei) 孔謙。《史記·孔子世家》又載：“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wei) 陳王涉博士，死於(yu) 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嚐為(wei) 孝惠皇帝博士，遷為(wei) 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其中，“子襄”即為(wei) 孔騰。另外，根據《孔叢(cong) 子·敘書(shu) 》記載，孔謙除了長子、中子以外，還有第三個(ge) 兒(er) 子：

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始有三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為(wei) 宋公；中子之後奉夫子祀，為(wei) 褒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事高祖，有功封蓼侯。

其中，這位官拜魏相、生有三個(ge) 兒(er) 子的“九世”,據學者考證，必指孔謙無疑,隻是這裏的“九世”是以孔子父親(qin) 叔梁紇為(wei) 第一代計算世係的。孔謙的三個(ge) 兒(er) 子，分別是長子孔鮒(字子魚)、次子孔騰(字子襄)、三子孔樹(字子文)。可見，至漢代，孔氏家族開枝散葉，家丁興(xing) 旺。據《孔氏祖庭廣記》《闕裏誌》等文獻記載，到東(dong) 漢末，孔子後裔已傳(chuan) 至二十代。不僅(jin) 如此，孔子後裔深受漢代統治者重視，像孔謙子孫或征為(wei) 博士，或封爵，或任官，他們(men) 大都遵禮守德，敦篤好學，恪守家訓，弘揚家學。

曲阜所存漢代碑刻，其中涉及孔子後裔的墓碑有五幢，分別為(wei) 《永興(xing) 二年孔謙碑》《永壽元年孔君墓碑》《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建寧四年博陵太守孔彪碑》《漢故豫州從(cong) 事孔君之碑》，涉及孔子十九世孫孔宙、孔彪、孔君，二十世孫孔謙、孔褒。其中，孔宙為(wei) 孔彪之兄,同時也是孔褒、孔謙的父親(qin) 。因此，四人同屬孔氏家族的一支。此外，東(dong) 漢著名文學家、位居建安七子之首、因“讓梨”而婦孺皆知的孔融，也是孔宙的兒(er) 子，也屬於(yu) 這一支。曲阜曾有《孔融墓碑》,但現在碑已不存，隻在文獻中存有部分殘留碑文。這幾位雖然不是孔子的嫡係後裔，但其言行舉(ju) 止均不離孔子之教。根據碑文所記載，可以發現他們(men) 在一些方麵存有共性：

第一，“帥禮”遵德，品行高尚。

孔宙，《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記載：“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資醇嘏，齊聖達道。……閨閾之行允恭，德音孔昭。”孔彪，《建寧四年博陵太守孔彪碑》記載：“君諱彪，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潁川君之元子也。君少履天資自然之正，帥禮不爽，好惡不愆，考衷度衷，修身踐言。龍德而學，不至於(yu) 穀。”孔褒，《漢故豫州從(cong) 事孔君之碑》記載，“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也。”碑文記載了孔褒、孔融兄弟二人爭(zheng) 擔罪責的事跡。由於(yu) 碑文殘毀嚴(yan) 重，敘述已不詳，但能辨識出“後會(hui) 事覺”“臨(lin) 難引□，各爭(zheng) 授命”等字樣。對於(yu) 此事的來龍去脈，《後漢書(shu) ·鄭孔荀列傳(chuan) 》有記載：

山陽張儉(jian) 為(wei) 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wei) 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jian) 。儉(jian) 與(yu) 融兄褒有舊，亡抵於(yu) 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jian) 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wei) 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jian) 得脫走，遂並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zheng) 死，郡縣疑不能決(jue) ，乃上讞之。詔書(shu) 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yu) 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

可見，孔褒兄弟正如碑文所稱讚的那樣，“臨(lin) 險有勇”,實為(wei) 仁義(yi) 之人。

孔謙，《永興(xing) 二年孔謙碑》記載他“字德讓者，宣尼公廿世孫，都尉君之子也，幼體(ti) 蘭(lan) 石自然之姿，長膺清妙孝友之行。……年卅四，永興(xing) 二年七月遭疾不祿。”孔謙年三十四即因病去世。但從(cong) 有限的碑文中可以看出，孔謙有孝、友等品德。孔君，由於(yu) 《永壽元年孔君墓碑》殘毀嚴(yan) 重，甚至於(yu) 連墓碑主人的真實姓名也無從(cong) 得知，其事跡所知不多。不過，根據僅(jin) 存的碑文，可知其為(wei) 孔子十九世孫，而“好學”“履方約身”“德施州裏”等記載，也顯示這位孔君是孔氏家族中品學出眾(zhong) 之人。

第二，出仕為(wei) 官，為(wei) 政以德。

碑文記載的這幾位孔子後裔，均出仕為(wei) 官，且秉承孔子思想，為(wei) 政以德。孔宙由於(yu) 品德高尚，名聲顯耀，“遂舉(ju) 孝廉，除郎中、都昌長”。在他任職期間，“祗傳(chuan) 五教，尊賢養(yang) 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皋己”,實行德政，並有著強烈的責任心。因此，在三年之後，便升遷為(wei) 元城(今河北大名)令。這時，泰山地區爆發了公孫舉(ju) 等人領導的農(nong) 民起義(yi) ，孔宙因此被擢升，調任為(wei) 泰山都尉，負責平定起義(yi) 軍(jun) 。然而，孔宙並沒有以武力強製鎮壓，而是“以文修之”,采取道德教化的方式。最終，“旬月之間，莫不解甲服罪”(《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很快平定了起義(yi) 軍(jun) 。此次平定起義(yi) 軍(jun) ，應該是孔宙為(wei) 政生涯中最為(wei) 閃亮之處。為(wei) 此，明朝時期的都穆評價(jia) 孔宙：“其事實不見史傳(chuan) ，然碑稱其齊聖達道，德音孔昭，又稱其治泰山旬月之間，民皆解甲服罪，可謂無愧聖人之後者。”

據《建寧四年博陵太守孔彪碑》,孔彪也因品學出眾(zhong) 被“前後聘召”,“舉(ju) 孝廉，除郎中、博昌長”,後“遷□京府丞”“拜尚書(shu) 侍郎”。他為(wei) 人正直，“無偏無黨(dang) ，遵王之素，薦可黜否”。正因為(wei) 如此表現，孔彪後又被擢升為(wei) 治書(shu) 禦史、博陵太守。在任職博陵之初，當地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百姓常有“饑饉”之苦，因此當地多有“草竊”。竊賊以劉寧、張丙等人為(wei) 首，“白日攻剽，坐家不命”,給當地百姓造成極大威脅。孔彪“敷五教以博施，削四凶以勝殘”,“抍馬蠲害，醜(chou) 類已殫”,采用恩威並用、文武兼施之策，逐漸平息了盜寇作亂(luan) ，從(cong) 而使得博陵一地“路不拾遺，斯民以安”。孔彪為(wei) 政，“發號施憲，每合天心”,“人之所惡，不以強人；義(yi) 之所欲，不以禁人”,故“百姓樂(le) 政，而歸於(yu) 德。望如父母，順如流水”。孔彪又遷任下邳相、河東(dong) 太守等職，後因病辭官。四十九歲時去世。

除了孔宙、孔彪之外，據《漢故豫州從(cong) 事孔君之碑》,孔褒也因道德高尚、“博學多識”等原因被察舉(ju) 為(wei) 孝廉。據《永興(xing) 二年孔謙碑》,孔謙則“弱冠而仕，曆郡諸曹史”,年紀輕輕即出仕做官，曾在郡中各個(ge) 部門為(wei) 官。從(cong) 《永壽元年孔君墓碑》中“朝廷□□□□□五官掾守長史兼行相事”的記載，也可看出他曾出仕做官，而且在為(wei) 政期間“德施州裏”。

第三，祖述家業(ye) ，研治《春秋》。

《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記載孔宙“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少習(xi) 家訓，治嚴(yan) 氏《春秋》”。《永興(xing) 二年孔謙碑》記孔謙“祖述家業(ye) ，修《春秋》經，升堂講誦，深究聖指”。《漢故豫州從(cong) 事孔君之碑》也記孔褒“治家業(ye) 《春秋(經)》”。此外，《永興(xing) 元年乙瑛置守廟百石卒史碑》記載第一任百石卒史孔龢，“修《春秋》嚴(yan) 氏經，通高第”。可見，作為(wei) “文化巨人”孔子的後裔，他們(men) 尤其注重傳(chuan) 承“好學”之家風，受漢代政治的影響，多研治《春秋》。這是儒學在漢代社會(hui) 發展的一個(ge) 顯著特征。

根據文獻記載，《春秋》特別是《公羊春秋》,在漢代是一部備受關(guan) 注的經典著作。《春秋》經主要有《公羊》《榖梁》《左氏》《鄒氏》《夾氏》等五種傳(chuan) 本，經與(yu) 傳(chuan) 不僅(jin) 互為(wei) 表裏，而且前者賴“傳(chuan) ”而傳(chuan) 。就《春秋公羊傳(chuan) 》而言，漢初傳(chuan) 授者主要為(wei) 齊之胡毋生和趙之董仲舒。漢武帝時期，漢初大封諸侯而帶來的地方勢力的坐大，嚴(yan) 重威脅著西漢的中央集權。漢武帝一改漢初的“無為(wei) 而治”,崇尚儒學，希望用儒家思想來解決(jue) 西漢政治問題。而《春秋公羊傳(chuan) 》中的“大一統”理論，正好符合了漢代加強中央集權、重建並穩定漢代統治秩序的迫切需要，董仲舒據此所上“天人三策”,受到漢武帝的讚賞，書(shu) 中的一些思想成為(wei) 西漢的統治學說。因此，自西漢中葉到東(dong) 漢之末，《春秋》,尤其是《公羊春秋》備受關(guan) 注，也多為(wei) 學者所研習(xi) 。由於(yu) 董仲舒在漢代的學識與(yu) 地位，兩(liang) 漢《公羊》博士大都是董仲舒一係。據《漢書(shu) ·儒林列傳(chuan) 》記載，董仲舒之後，其弟子名位鹹達者有數名：“蘭(lan) 陵褚大，東(dong) 平贏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wei) 昭帝諫大夫，授東(dong) 海孟卿、魯眭孟。”眭孟在魯地教授，其弟子有百餘(yu) 人，但能“質問疑誼，各持所見”者，唯有嚴(yan) 彭祖與(yu) 顏安樂(le) 兩(liang) 人。“孟死，彭祖、安樂(le) 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yan) 之學。”上述碑文中說孔宙、孔龢都治嚴(yan) 氏《春秋》,應指此時嚴(yan) 彭祖所傳(chuan) 授的《公羊春秋》。

可見，東(dong) 漢時期，隨著孔子與(yu) 儒學地位的提升，孔子後裔一方麵秉承祖訓，帥禮遵德，修身踐言，不廢家業(ye) ，為(wei) 儒學的發展、孔子地位的進一步提升盡了自己的一份職責；另一方麵，他們(men) 也深受那個(ge) 時代政治與(yu) 學術的影響，體(ti) 現出顯著的治學特色。

綜觀以上，兩(liang) 漢時期，由於(yu) 封建國家政治大一統的需要，孔子所開創的儒學以其治國理政之學之特質，被推尊為(wei) 國家的意識形態。為(wei) 此，統治者對孔子、儒學的重視均有了很大提升。孔子祭祀也被納入國家祭祀體(ti) 係之內(nei) ，漸成定製。同時，無論是地方官員，還是孔子後裔，他們(men) 作為(wei) 民眾(zhong) 思想、行為(wei) 的引領者，身體(ti) 力行地踐行孔子之教，為(wei) 儒學在社會(hui) 中的普及與(yu) 實踐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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